对于一个仍有政治前途的政治家来说，要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是很困难的；而且在一个五十岁才是个婴孩，七十五岁才入中年的职业里，任何人只要没有实际上丢过脸蒙过耻都会觉得自己仍有前途，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例如，一本像齐亚诺[1]日记一样的书，如果作者仍旧有声望的话就不会出版。但是，这么说对温斯顿·丘吉尔是公正的：他不时出版的政治回忆录一直大大超过一般的水平，不论从文学素质来说还是从坦率性来说都是如此。丘吉尔多才多艺，除了其他身份以外，他还是个新闻记者，对文学有真正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不怎么有识别能力，而且他还有永不休止、追根究底的头脑，对具体事实和动机分析都有兴趣，有时包括他自己的动机。总的来说，丘吉尔的作品更多的像是普通人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作品。当然，他目前这本书有些章节给人以从一篇竞选演讲里摘出来的外表，但它也显示了作者十分愿意承认错误。
这本书是系列著作的 该书写到一九四〇年阴暗的冬天结束，当时沙漠中意想不到的胜利和大批意军被俘的好消息被德国轰炸伦敦和海上沉船日增的坏消息所抵消了。你读书至此不免心中反复会问：“丘吉尔能够放开说话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些回忆录中主要引起兴趣的部分肯定是在以后才会出现，那就是丘吉尔告诉我们（如果他决定告诉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那里采取的政策是不是他本人赞成的，还是罗斯福强加于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本卷和前卷的口气都显示，在适当时机，他是会把比他迄今透露的要多的真相告诉我们的。
不论一九四〇年是不是任何哪个人的最得意时刻，它肯定是丘吉尔的最得意时刻。不论你对他有多么不同的意见，不论你对他和他的党没有在一九四五年竞选中取胜感到多么高兴，你不得不钦佩他，不仅钦佩他的勇气，而且钦佩他大度的胸怀和待人的真诚，这甚至在这种正式的回忆录中都表露了出来，而这部回忆录远远不像《我的早期生活》那样涉及个人。英国人民总的来说摒弃了他的政策，但是他们对他总是抱有好感，这从他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里流传的关于他的传闻的口气中可以看出。没有疑问，这些传闻常常是道听途说</a>的，而且有一些是不能见诸笔墨的，但是它们在得到传播这一点就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敦刻尔克撤退时，丘吉尔发表了他常常被引用的战斗讲话，据传说，在为广播作录音时，他实际说的是：“我们将在海滩上奋战，我们将在街头奋战……我们将向那些婊子养的扔酒瓶，这是我们手里剩下的惟一东西。”——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检查官当然在这关键时刻按了键子。你可能认为，这个传闻是不确实的，但是在当时，大家认为这一定是确实的。这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位坚强而幽默的老人非常合适的恭维，他们不会接受他当和平时期的领袖，但是在灾难时刻他们认为他是他们的代表。
写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九日；
刊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纽约《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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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leazzo Ciano（1903—1944），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之婿，曾任外交部长，后因与墨不和外逃，被捕后遭处决。
[2] Paul Reynaud（1878—1966），法国政治家，一九四〇年时为法国总理。
[3] Stafford 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驻苏联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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