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佩·格·沃德豪斯辩_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一九四〇年初夏德军通过比利时境内迅速向前推进时，他们的俘获物中有佩·格·沃德豪斯先生[1]，在战争初期他一直生活在勒土基的别墅里，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已身处危境。当他被俘带走时，据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也许在这以后我要写一本严肃的书。”他暂时处于软禁之下，从他后来说的话看，他似乎受到了相当友善的对待，驻在附近的德国军官常常来“串门洗个澡或者参加社交聚会”。

一年多以后，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有消息传来沃德豪斯已经获释，住在柏林的阿德隆饭店。 那篇文章和广播主要是谈沃德豪斯被拘留的经历，不过它们的确包含了几句关于战争的话。下面是一些大致的内容：

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很难发作任何一种好斗的情绪。就在我对某一国家开始感到一些好斗的情绪时，我就会遇到一个正派的家伙。我们一起出去，这样就失掉了任何好斗的想法或情绪。

不久之前，他们看了一下我们列队行进，得到了正确的结论；至少，他们把我们送到了当地的疯人院。我在那里呆了四十二个星期。可以为拘禁说许多好话。它使你不上酒店，让你有时间读书。主要缺点是你很久不能回家。我再见到妻子时，为了保险起见，最好随身带一封介绍信。

在战前的日子里，我身为英国人不免感到有些自豪，但是如今，我在这个英国人成堆的疯人窝里呆了几个月，我就不大有把握了……我要求德国作的惟一让步是给我一块面包，并且告诉大门的守卫闭一只眼睛，其余就不必管我了。作为回报，我准备交出印度，一套签名的书，以及在暖气管上烤土豆片的秘诀。这个建议的有效期一直到下星期三。

上述 如果我对沃德豪斯心态的分析可以接受，那么他在一九四一年是有意识帮助纳粹宣传机器的看法就不能成立了，而且甚至是滑稽可笑的。可能他是因为答应早日释放他（他是在几个月后快到六十岁生日时获释的）的诱惑而作广播的，但是他当初不可能认识到他这么做会有损英国利益。我在上面曾经设法说明，他的道德观仍是一个公学学生的道德观，而依照公学行为准则，战时叛国行为是所有罪行中最不可宽恕的。但是他怎么可能不了解他干的事会在宣传上使德国人大大得利，而且会为自己招来一阵猛烈谴责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有两点你必须考虑到。一是沃德豪斯完全缺乏——从他出版的作品来看——政治意识。说什么他的书中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完全是胡说八道。书里一点也没有一九一八年后的各种倾向。在他的作品中，对于阶级区别问题始终有一种不安的意识，在不同时期里都零星分散地提到过社会主义，虽然他对社会主义是无知的，但不是完全不友好的。在《傻瓜的心》（一九二六）中，有一个关于一个俄国作家的很可笑的故事，似乎是受到当时苏联国内的激烈宗派斗争的启发。但是书中提到苏维埃制度的话都只涉及不足道的小事，而且考虑到时间，并不十分有敌意。沃德豪斯的政治意识就大概到此为止，这是就他的作品中能发现的而言。就我所知，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使用“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这种词汇。在左翼圈子里，甚至在任何一种“开明的”圈子里，在纳粹电台上发表广播讲话，同纳粹打任何交道，在战时就像在战前一样令人震惊。但是这是一种在几乎十年期间里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思想习惯。你应该记住，大部分英国人民近到一九四〇年的时候，对那场斗争还一直是麻木无知的。阿比西尼亚、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长串的罪行和侵略都在他们的意识旁边滑过，或者只是隐约地被注意到，因为外国人之间的争吵“不关咱们的事儿”。这种普遍的无知状态，你可以从下面这一事实中衡量出来：普通英国人把“法西斯主义”视为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当这一词用在德国时，他们竟感到迷惑不解。沃德豪斯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东西表示他了解得比他的一般读者更多一些，或者对政治更有兴趣一些。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沃德豪斯正好是在战争达到绝望阶段时被俘的。我们如今都已忘记这些事情了，但是在这以前，关于战争的情绪一直特别淡漠。说不上有什么仗在打，张伯伦政府不得人心，著名的政论</a>家暗示我们应该尽快作出妥协媾和，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工党分部都在通过反战决议。当然，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军队历经艰辛从敦刻尔克撤离，法国垮台，英国孤立无援，伦敦弹如雨下，戈培尔宣布要把英国“夷为平地”，使之成为“一片废墟，陷于贫困饥饿”。到一九四一年年中，英国人民明白了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抗敌情绪要比以前强烈得多。但是沃德豪斯在这一年里是在拘留营中度过的，他的俘获者待他似乎不错。他错过了战争的转折关头，在一九四一年，他的反应仍是一九三九年的。在这方面，不止他一个是如此。在这个时期里有好几次德国人把被俘英国兵带到话筒前面，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讲了至少同沃德豪斯一样失策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引起注意。甚至像约翰·艾默里那样的不折不扣的英奸后来引起的义愤也比沃德豪斯少。

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说家说了一些无害的蠢话会引起这样的喧嚷？你必须在宣传战的肮脏需要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在沃德豪斯的广播方面有一点几乎肯定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日期。沃德豪斯是在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前两三天获释的，在那时候，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一定已经知道了进攻迫在眉睫。尽量拖延美国参加战争极其重要，事实上，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对美国的态度确是变得比以前更加和解了。德国很难希望打败俄国、英国和美国加起来的力量，但是如果他们能很快地把俄国解决掉——他们大概是这么打算的——美国就可能永远不会插手了。释放沃德豪斯只是个小动作，但是对美国孤立主义者却是不错的小让步。他在美国有名气，而且他——至少德国人是这么计算的——在憎厌英国的美国公众中间是很吃香的，因为作为一个“漫画家”，他取笑脚穿鞋罩、眼戴独目镜片的可笑而又愚蠢的英国人。在话筒之前，可以相信他能多少破坏一些英国的声望，而他的获释可以向世人表明，德国人不错，知道怎样以绅士风度对待他们的敌人。他们的计算大概是这样，虽然沃德豪斯只广播了大约一个星期，这一点说明他不负他们的期望。

但在英国一边，也在打同样的虽然是相反方向的算盘。在敦刻尔克后两年来，英国的士气主要依赖于这样的感觉：这不仅是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而且也是一场普通老百姓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取胜的战争。上层阶级由于他们的姑息政策和一九四〇年的败绩而声誉扫地，一种拉平社会地位的过程似乎已经发生。在人们的心目中，爱国主义和左翼情绪是连在一起的，许多能干的记者都在努力把这种联系系得更紧。普里斯特利[13]一九四〇年的广播和《每日镜报》上“卡桑德拉”的专栏文章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鼓动宣传的很好例子。在这种气氛中，沃德豪斯成了一个理想的替罪羊。因为大家普遍觉得有钱人是奸诈不忠的，而沃德豪斯正像“卡桑德拉”在他的广播中竭力指出的那样是个有钱人。但他又是那种可以随意攻击而无虞后果的有钱人，攻击他对社会结构不会有造成损害的危险。谴责沃德豪斯不像谴责比弗布鲁克[14]。他不过是个小说家，不论他的进账可能有多大，不是属于拥有阶级。即使他的进账一年达五万英镑，他也不过在外表上像个百万富翁。他是个圈外的幸运儿，碰上了财运，通常是极为短暂的财运，就像赛马中了头彩。因此，沃德豪斯的失言成了很好的宣传缺口，可以有机会“揭露”一个有钱的寄生虫而不至引起人们对真正举足轻重的任何寄生虫的注意。

在当时绝望的处境中，对沃德豪斯所做的事表示愤慨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事过境迁之后三四年再写他，而且让大家仍保持他有意识叛国的印象，那就不可以原谅了。在这场战争中，很少有比目前追查叛徒和英奸的事更加令人在道德上感到恶心了。从最好的方面来说，这基本上是有罪的人惩罚有罪的人。在法国，各种各样的小耗子——警官、卖文为生的记者、同德国兵睡过觉的女人——受到了追捕，而大耗子却毫无例外地逃脱了。在英国，对英奸进行最激烈攻击的是在一九三八年执行姑息政策的保守党人和在一九四〇年主张这一政策的共产党人。我在这篇文章中竭力要想说明，可怜的沃德豪斯只是因为作品成功和侨居国外使他有可能在思想上仍停留在爱德华国王时代，以致成了一场宣传试验中的试验品，我认为现在应当是结束这个事情的时候了。如果伊兹拉·庞德被美军当局逮到枪决，这会产生确立他诗人名声几百年的效果；即使在沃德豪斯身上，如果我们把他逼得远走美国并且放弃英国国籍，我们就会造成自己痛感羞耻的结果。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真的要惩罚在关键时刻败坏国民士气的人，那么就在国内，就有别的罪人更值得花力气追查。

写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刊于

一九四五年七月第二期《风车》

* * *

[1] P. G. Wodehouse（1881—1975），生于英国的小说家，后入美籍，以描绘爱德华国王时代英国绅士的滑稽小说著称。

[2] 《每日镜报》一专栏作家的笔名。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作悲观预言的特洛伊国王之女。

[3] 沃德豪斯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没有他的贴身男仆杰弗斯简直寸步难行。

[4] 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长期旅居意大利，对海明威等一代作家极有影响，二战时为法西斯广播，战后以叛国罪受起诉，后被作为精神错乱病人拘禁，代表作有《比萨诗篇》等。

[5] John Amery（1912—1945），英国右翼政治家，为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任印度大臣的保守党爱国议员利奥·艾默里之子。热烈崇拜希特勒，战时在德国广播，号召英国战俘为德国对英俄作战，并在欧洲占领区各地为德国政权公开辩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英军以叛国罪处决。——原注

[6] 挪威政客维德康·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1945）在二战初期德军入侵后与德合作，任傀儡政府首脑，德国投降后以叛国罪被处决，“吉斯林”后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7] 当时英国上层阶级流行在皮鞋上面盖有呢制鞋罩保暖。

[8] 伦敦繁华中心。

[9] 瓦尔杜街昔日是假古董店集中的地方，今为英国电影业中心。瓦尔杜街英语意为仿古英语或老式英语。

[10] Jerome K. Jerome（1859—1927），英国幽默作家，著名作品有《三人同舟》。

[11] Ringgold ‘Ring’ Lardner（1885—1933），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

[12] Alfred Damon Runyon（1880或1884—1946），美国短篇小说家，作品多以百老汇为背景，下层社会人物为刻画对象。

[13] J.B.Priestley（1894—198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作品以倒换时空关系著称，代表作《巡官登门》。

[14] William Maxwell Beaverbrook（1879—1964），英国报业巨子，拥有《每日快报》等多家报纸，战时曾任飞机生产大臣和供应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