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亚德·吉卜林_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真是很遗憾，艾略特先生在为这部吉卜林诗选[1]作序的长篇论文中，竟然会采取这样的辩解的态度，不过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你甚至还没有谈到吉卜林之前，你就先得清除一个由两批连他的作品都没有读过的人所制造的神话。五十年来吉卜林处于这种成为一种代称的特殊地位。在文学界的五代人的时期里，每一个开明之士都鄙视他，但到了这个时期结束时，这些开明之士十之有九都已为人遗忘，而吉卜林在某种意义上却仍在那里。艾略特先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个事实，因为在答复那些说吉卜林是一个“法西斯分子”的肤浅而又常见的指责时，他犯了相反的错误：在无法为他辩护的方面为他辩护。明知吉卜林的人生观总的来说是任何有教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原谅的而仍说能够，这是没有用的。例如，当吉卜林写到一个英国士兵为了要勒索钱财而用捶衣棒打一个“黑鬼”时，说他这么写只是以记者身份，而不一定赞同他所写的事情，这是没有用的。在吉卜林的作品中，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迹象表明他不赞同这种行为——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种很明确的虐待狂气质，大大地超过了那一类作家必然会有的残暴狂。吉卜林的确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者，他的确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在审美上令人反感的。最好是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设法弄清楚为什么他仍流传至今而瞧不起他的有教养的人却这么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但是，关于“法西斯分子”的指责仍需回答，因为不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若要对吉卜林有所了解， 因为风在棕榈树中吹拂，

寺庙的钟声在告诉你，

“回来吧，你这个英国兵

回到曼德莱吧！”

然而，这都不是“菲利克斯·伦德尔”或“冰柱挂在墙头上”那种意义上的诗。也许，你如果把吉卜林简单地称为一个好的蹩脚诗人，就会比在“韵文”和“诗”这些词语中间玩把戏更能满意地给他定位。他是个诗人，就像哈里埃特·皮彻尔·斯陀[12]是个小说家一样。这种作品的存在本身就能告诉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些情况，一代又一代的人认为它们太庸俗，然而还是继续有人阅读。

英国有大量的好的蹩脚诗，我认为它们全都是在一七九〇年以后出现的。这种蹩脚诗有——我有意选择多种类型——《叹息桥》、《小伙子，当全世界都还年轻的时候》、《轻步兵的冲锋》、布莱特·哈特[13]的《军营中的狄更斯》、《约翰·摩尔爵士的葬礼》、《真妮吻我》、《拉佛尔斯顿的凯斯》、《卡萨比安卡》等等。这些诗都流露柔情蜜意，也许不一定就是这几首，但是这一类诗却能够为那些有能力看出它们毛病在哪里的人提供真正的享受。如果要编一本好的蹩脚诗选集，你可以收集到不少材料，只不过这种诗一般都妇孺皆知，不值得再印。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没有必要硬说“好”诗能够真的受人欢迎。这是，而且必然是，极少数的人所欣赏的，是各种艺术中最不被容忍的。也许这话需要一定的限定。真正的诗有时把自己伪装为某种别的东西才可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你可以在英国今天仍旧有的民间诗歌中，如儿歌童谣和帮助记忆的押韵诗中，看到这种例子。还有当兵的编的歌词，包括那些配合军号的歌词。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文明是那样的一种文明，你一提到“诗”就会引起讥笑，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听到“上帝”一词时会感到的那种厌恶感。如果你能拉手风琴，你可以到最近的一家酒吧间去，五分钟内就会博得听众的欢迎。但是要是你建议向这同一批听众朗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们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不过，好的蹩脚诗如果事先制造了适当的气氛是能够打动最意想不到的听众的，几个月以前，丘吉尔在他的一篇广播讲话中引用了克拉夫[14]的诗《努力》造成了显著的效果。我同一些肯定不能说是诗歌爱好者的人们一起听这次讲话，我相信讲话中插进这首诗打动了他们，并没有引起他们不好意思。但是如果引用的是一首比这首诗好的诗，就是丘吉尔也不可能成功。

就韵文作者受欢迎而言，吉卜林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而且现在仍旧是受欢迎的。在他生前，他的有些诗已超越了读者的范围，超越了学校儿童朗诵奖、童子军歌唱、软皮书籍、烙花和日历的世界，而进入到了歌舞厅的大世界。尽管如此，艾略特先生认为，他的诗作值得编集，这就承认了别人都有然而总是不能诚实地承认的一种口味。像好的蹩脚诗这种东西居然能存在，这一事实说明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有一种感情上的重叠。知识分子不同于普通人，但是不同只存在于他的个性中的某些部分，即使这样也不是永远如此。但是一首好的蹩脚诗的特点是什么？一首好的蹩脚诗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的优雅的纪念碑。它用难以忘记的方式——因为韵文是一种帮助记忆的手段——把几乎人人都有的感情记录下来。像《小伙子，当全世界都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诗，不论它可能多么自作多情，它的优点是，这种感情是“真正”的感情，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迟早也有它所表达的思想；如果你正好知道这首诗的话，它就会再度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而且似乎比上次更加感人。这种诗可以说是一种押韵的成语，而且事实是，肯定受欢迎的诗常常是格言式和警句式的。只要举吉卜林的一个例子就够了：

发白的手紧抓住缰绳，

马刺松开了靴跟；

温柔的声音高呼“再转身”！

鲜红的嘴唇令钢刀失色：

不论下地狱还是登宝座，

单身旅行最迅速快捷。

这是一种表现很有力的庸俗思想。可能不真实，但是反正是人人都会有的思想。你迟早会有机会感觉到单身旅行是最迅速快捷的。这种思想就现成地存在那里，而且可以说是在等待着你。因此很可能，这句诗你听到过一次后，你就会记住不忘了。

吉卜林作为一个好的蹩脚诗诗人所以有魅力的一个原因，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是他的责任感，这使他有可能保持一种世界性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吉卜林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是个保守派，这在今天已不存在了。如今自称为保守派的人不是自由派，就是法西斯派，或者法西斯派的同谋犯。他认同于当权派，不认同反对派。这发生在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身上，我们看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但是这的确有这样的好处，使吉卜林对现实有一定掌握。当权派总是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做？”而反对派却没有义务承担责任或者作任何真正的决定。凡是反对派已有恒久地位和年金收入的地方，如在英国，它的思想的品质就相应堕落。此外，凡是在开始时对人生采取悲观反动观点的人往往为事实所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乌托邦从来不会实现，而吉卜林所称的“陈腐之见”总是要回来的。吉卜林出卖给了英国统治阶级，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感情上。这就扭曲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并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它把他引到了愚蠢行为和虚荣势利的深渊，但是他由于至少作了尝试，想象一下行动和责任是怎么样的，从而也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他不机智，不“勇敢”，不想震惊资产阶级，这对他极为有利。他写的基本上是陈词滥调，由于我们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中，他说的话大部分是有效的。甚至他最愚蠢的错误比起同一时期的所谓“开明的”言论如王尔德的警句和《人与超人》末尾的格言来，也显得不那么浅薄，不那么令人生厌。

一九四二年二月号《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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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斯·艾略特选编的《吉卜林诗选》。——原注

[2]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英国人与南非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的战争。

[3] 旧时世界地图中的英国和它的属地及殖民地都涂成粉红色。

[4] Cecil Rhodes（1853—1902），英殖民主义者，在南非开采钻石矿致富，后任开普殖民地总理，津巴布韦独立前的旧名罗得西亚（Rhodesia）即以他命名，在牛津大学</a>设罗兹奖学金。

[5] 布林普上校是英国著名政治漫画家大卫·罗在三十年代创作的一个典型的保守分子形象。

[6] 南非西南部一小城，当时英军里往往把体面降职的军官调到那里的驻地。

[7] 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文学和社会评论家，著有评论作品《阿克瑟尔的城堡》等。

[8] 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说中首创自然主义风格，代表作有《埃斯特·沃特斯》。

[9] 以下六行都是吉卜林极具代表性的诗句，分别出自六首不同的诗：“Bad of East and West”（1889)、“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The English g”（1891）、“The Female of the Species”（1911）、“Mandy”（1890）、“DaneGeld”（1911）。

[10] 古代英格兰为向丹麦进贡或筹措抗丹军费而征收的一种年度税，后作为土地税而沿袭征收。

[11] Paul Kruger（1825—1904），布尔战争中与英军对垒的布尔人军队总司令，战败媾和退隐瑞士。

[12]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陀夫人。

[13] Bret Harte（1836—1902），美国小说家和韵文作家，以其描写矿工和开垦者生活的作品著称。

[14] 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英国诗人，著有《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