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是，应用在他们身上的试验，当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在甘地问题上，你觉得要问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甘地是由虚荣心——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坐在祈祷用的席上以单纯的精神力量动摇帝国的谦卑、赤身的老人——所推动的，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要给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必须极其详细地研究一下甘地的行为和著作，因为他的全部生活都是一种朝圣，其中每一行为都有意义。但是这部写到二十年代为止的不完整的自传，却是对他有利的有力证据，尤其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他可能会叫作放荡的生活方面，而且使你想到，在这位圣人或者半圣人的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如果他本人愿意的话很可能成为一个能获得杰出成就的律师、行政官员，也许甚至是企业家。
这部自传[1]最初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是在印刷很差的一家印度报纸上读到它的开头几章的。这几章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而甘地本人在当时并没有给我这种好印象。与他有关的一些事情如自己织布、“灵魂力量”、素食主义等等都是没有吸引力的，他的中世纪式纲领在一个落后的、饥饿的、人口过多的国家显然是行不通的。同样明白的是，英国人在利用他，或者以为自己在利用他。严格地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国大党人，他是敌人，但是由于在每次危机中他总是竭尽全力防止发生暴力行为——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防止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可以把他当作“咱们的人”。在私下，这一点有时是坦率承认的。印度百万富翁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甘地叫他们忏悔，他们自然喜欢他而不喜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后者一有机会就要把他们的钱夺走。这种打算从长久说有多牢靠，颇可怀疑；正如甘地自己说的，“说到最后，骗人者只骗自己”。但是无论如何，为什么几乎总是温和地对待他，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他有用。英国保守党人只有在他对另外的征服者实际上实行不抵抗时，才真的生了他的气，如在一九四二年[2]。
但是我可以看出，即使那样，以一种感到又好玩又不以为然的口气说到他的英国官员也是有点儿真正喜欢他和赞赏他的。从来没有人说过他腐败，或有任何庸俗的野心，或者说他做了什么出于害怕或恶意的事。在判断像甘地那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似乎从本能上就应用高标准，因此，他的有些美德就几乎放过去了而没有注意。比如，甚至从自传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自然地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他的遇刺身亡后来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对自己的生命稍为珍惜的公共人物就会安排更加充分的警卫。而且，他似乎完全没有爱·摩·福斯特[3]在《印度之行》里言之有理地称为积习难改的印度弊病——猜忌多疑（正如为英国弊病的虚伪）。虽然，毫无疑问，他很精明，能够察觉别人的不老实，但是他似乎总是尽可能地相信别人是本着良心行动的，而且有善良的天性，可以由此打动他们。而且，虽然他出身于贫苦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道路开始并不顺利，而且在体型相貌上大概并不出众，但是他没有妒忌或者自卑的毛病。肤色的歧视，他是在南非 一九四九年一月《党见评论》
* * *
[1] 《我的检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著，由他的秘书、印度独立运动家和作家德赛译成英文。
[2] 指二战期间日军侵印。
[3] E.M.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著有《印度之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等。
[4] 梵文，守贞。现在一般转写为brahmacharya，印度教修行中四个人生阶段里的第一个，以禁欲、守贞为特色。
[5] 甘地造的梵文词，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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