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版自序_敦煌往事

《敦煌往事》动笔于中国事变发生不久后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秋，同年在《改造》十月刊上发表。出于种种原因，成书十分仓促，瑕疵百出。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日后若有机会，定要仔细修改一番。幸而得了这个机会，于是整个夏天都埋头于案前，总算使这份初稿改头换面，内容也充实到了原来的近三倍，我也终于达成了最初的计划。

数年来，我对敦煌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终于彻底释怀，单从这一点来看，此次修改于我而言算是一大幸事。关于作品本身，初稿中对英国探险队回程之前的记述较为详尽，对后来法日两国探险家的描述却十分粗略，尤其是对于日本探险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本粗糙至极、令人贻笑大方的拙劣之作。经本次修改，书稿终于初具雏形，本人甚感欣慰。

我对西域的兴趣始于日本学者堀谦德先生的《解说大唐西域记</a>》。大家应该都有过学习东方史的经历，随着政权的更迭变化，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所在的中亚地区，如突厥斯坦等地区，其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光是这些名字就让人应接不暇，其对应的文字也十分生僻，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为太过复杂，很多人学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而堀先生的作品对玄奘</a>三藏</a>旅行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可以说是我的入门读物，它让我收获了梦想和知识，也激发了我对西域的兴趣，对此我感激不已。

后来我又从羽溪了谛先生的《西域之佛教》、渡边海旭先生的《欧美之佛教》等著作中受到了启发。坦白说，当时我只是把西域看作佛教东渐过程中途经的一个区域罢了。

我至今还记得，读了《大唐西域记》后，我对刻画了孙悟空形象的《西游记</a>》，以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等作品，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昭和初年（1926年），我 我想在书中塑造一位能够代表新兴日本的杰出青年，所以借用了橘先生的故事并且刻意未使用先生的本名，特在此声明。

西域地区的地名历来十分棘手，比如，读出“乌鲁木齐”四个字并不困难，但根据读音写出“乌鲁木齐”四个汉字却并非易事。要查证古时候对应的名称，着实令人头疼。吐鲁番、库车、喀什、和阗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考证、确认它们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本书中，为了尽量避免混乱，统一用故事发生时的名称表示。

关于敦煌，既可以写作“燉煌”，又可以写作“敦煌”，两种写法均可见于中国的地理书中，而且大部分书籍都是两者并用。“燉”更具西域色彩，或者说更具有异域风情，我也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使用较为熟悉的汉字更能方便读者阅读，因此刻意使用了“敦”字。

每每著书，总要蒙受师友关照，此次更是给诸位师友添了很多麻烦。除了松本博士和青山为我提供的帮助，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石田干之助教授，因为这本书对于我这纯粹的学术门外汉来说的确比较困难，而石田教授在文献方面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在一高读书期间，石田曾是我的同窗，此次他愿意为我提供恳切的指导，不仅仅是因为昔日的交情，更是为了敦煌。而我从他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很多启发。毫无疑问，若仅凭我一人之力，从茫茫文献中收集资料，结局必然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我这样的外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致掌握文献信息，全仰仗于他的帮助。

外行的悲哀就在于仅仅对手头的书有所了解。而很多文献即便想尽办法搜集，也未必能入手。另外，由于很多文献属于珍贵典籍或珍本，所以连借阅都十分困难，这也是一大难题。这时，庆应义塾大学</a>教授圆乾治先生以及帝国图书馆司书冈田温怀着满腔热情，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帝室博物馆鉴查官秋山光夫、东洋文库主事岩井大慧同样也给予了特殊关照。绘画大师中村不折还让我参观了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数十卷敦煌经卷，让我对古代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本书的装帧、照片拍摄、书稿誊清以及其他出版相关事宜则全权托付给了青山、日下部兄弟、浅野一也、国安芳雄等人，特此附记，以示感谢。另外，此书写作过程中，还劳烦冈田详细调查了参考文献的出版社、刊行年份等信息，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松冈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