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探索无意识_人类与象征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陵墓的入口。

梦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

人类会使用口语或者书面语来表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人类的语言充满了象征，但也经常运用一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描述性内容的符号和图像，它们其中有些是缩写或者一些单词首字母的大写组合，例如，UN（联合国）、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些是人们熟悉的商标、专利药品名称、徽章或者标志。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通过常见的使用方法或特定目的而获得了公认的含义。但这些东西并非象征。它们只是符号，除了表示它们所代表的对象之外，再无其他。

我们所称作的象征是一个术语、一个名称，或者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画面，其除了传统和明显的意义之外，还有特定的内涵。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一些模糊的、未知的或者隐藏的内容。比如，克里特岛上的许多遗迹都刻有双锛图案，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物体，但我们不知道它的象征意义。再举一例，有个印 人类精神上的“双性”的物理形象：一个带有染色体的人类细胞。所有的生物体都有两套染色体，分别来自父母双方。

“厌新主义”是一种对新思想的非理性恐惧和憎恨，它是公众接受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障碍，它还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1925年，一位名叫斯科普斯(Scopes)的美国教师因讲授进化论而受审。在审判中，律师克拉伦斯·达罗(rence Darrow)为斯科普斯辩护。

上图为斯科普斯。

反达尔文的例子再比如这幅漫画，出自1861年出版的英国杂志《重拳》(Punch)。

美国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以轻松的态度看待错误观念，他曾写道，他的伯母担心“到处都在漏电”。

无意识的过去和未来 Past and future in the unconscious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概述了我研究梦的原理，因为当我们想要研究人产生象征的能力时，梦被证明是最基本又最容易接触到的材料。处理梦的两个基本要点是： 我已经讨论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受控制的”思想，和在梦中产生的丰富意象之间有趣的对比。现在你可以看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已经剥离了许多想法中情感的能量，我们不能再对这些想法做出反应。我们在言语中使用这些想法，当别人使用它们时，我们则做出常规的反应，但它们不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额外做点什么，把某些东西带回我们身上来，以足够有效地使我们改变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梦的语言”所做的，它的象征意义有如此多的精神能量，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它。

例如，有一位女士以她愚蠢的偏见和对理性论证的顽固排斥而闻名。即使和她争论一夜都无济于事，她根本就听不进去。然而，她的梦似乎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有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女主人在迎接她的时候说：“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他们正在等着你。”女主人把她领到门口，将门打开，梦者走了进来——进入了一间牛棚！

这个梦的语言很简单，即使傻瓜也能理解。这个梦直接打击了她的妄自尊大，这位女士最初不愿意承认它的意义。然而不论如何，她已经明白了其中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得不接受了它，因为这个自找的笑话总是不经意地在她脑海中蹦出来。

灵魂进一步的形象化，两个例子：上图，地狱般的恶魔降临到圣安东尼面前，16世纪德国艺术家格伦沃尔德(Grünewald)的画作；

上图，一幅19世纪的日本三联画，中间一幅，一名被谋杀男子的鬼魂击倒了凶手。

意识形态的冲突，孕育了许多现代人的“恶魔”。上图，美国漫画家加汉·威尔逊(Gahan Wilson)创作的一幅漫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影子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死亡机器。

俄罗斯杂志《鳄鱼》(Krokodill)的一幅漫画展示了“殖民主义”，一只恶魔般的狼被各个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旗帜驱赶到海里。

这些来自无意识的信息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我们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其他人会刺激我们或使我们感到沮丧，办公室或社交生活中的事件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些事情诱导我们不能走上适合自己个性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对我们意识的影响，我们的意识几乎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它们面前，并受到来自它们的干扰。尤其是对一个内心的外倾态度让其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外部事物上的人，或者对一个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格感到自卑或怀疑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意识越受偏见、错误、幻想和幼稚愿望的影响，已有的间隙会被扩得越大，最终成为神经症的解离，产生一种或多或少的虚假生活，远离健康的本能、自然和真理。

梦的一般功能是试图通过产生梦的材料来恢复我们的心理平衡。这种材料以微妙的方式重建整体的心理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梦在我们精神构成中的补充（或补偿）作用。它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有不切实际想法或对自己评价过高的人，或那些制订与实际能力不符的宏伟计划的人，会梦到飞翔和坠落。这样的梦补偿了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同时警示他们当前道路上的危险。如果梦的警示被忽略，则真正的意外可能会取而代之，受害者可能会从楼梯上摔下来，或遭遇一场车祸。

我记得一个案例，这个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事情。作为某种补偿，他对危险的登山产生了近乎病态的热情。他在寻求“超越自我”。一天晚上，他梦到自己从一座高山的山顶上走下来，进入一片空旷的地带。但他把这个梦讲给我的时候，我立刻看到了他的危险，便试图强调危险的警示，并试图劝说他克制自己。我甚至告诉他，那个梦预示着他将在一次山难中去世。但这都是徒劳的。6个月后，他“踏入了空中”。一位山区的向导看到他和一个朋友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用绳子把他们自己放下去，他的朋友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而他也跟着这位朋友的路线向下走。据向导说，他突然松开了绳子，“好像要往空中跳”。他落在了朋友的身上，二人一同摔下去死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自视甚高的女士，她在日常生活中趾高气扬，但她会做噩梦</a>，是各种各样令她感到可耻的事情。当我发现她做这些梦的时候，她愤怒地拒绝承认。于是，她的梦变得有威胁性，充满了关于她过去独自在树林里散步的回忆，她常常在那里沉浸在深情的幻想中。我看到了她的危险，但她对我的多次警告都置若罔闻。不久之后，她在树林里遇到一个色狼的野蛮袭击，要不是有些人听到她的尖叫前来解救，她可能就被杀掉了。

两个例子，展现了个体意识受到影响：广告（上图，20世纪60年代美国广告强调“社交性”）

和政治宣传（上图，法国1962年公投海报，呼吁投上“赞成”的一票，但被贴上了反对派的“反对”）。类似这样的许多影响，可能导致我们以不适合我们个人本性的方式生活，而随之而来的精神不平衡必须由无意识来补偿。

这里并没有魔法。这位女士的梦告诉我，她对此类冒险有种隐秘的渴望——就像登山者无意识地寻求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而获得满足感一样。显然，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她断了几根骨头，而他失去了生命。

因此，梦有时候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警示。这并不一定是奇迹，或者某种形式的预知。生活中的很多危险都有很长的无意识历史。我们一步步地向它们靠近，没有意识到正在累积的危险，但我们在意识上没能注意到的东西经常被我们的无意识所感知，而无意识可以通过梦传递信息。

梦经常用这种方式警告我们，但它们似乎也经常不这么做。因此，如果说总有一双仁慈之手及时制止我们，这种说法是可疑的。或者更加乐观地说，这个仁慈的机构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这双神秘之手甚至可能指向毁灭之路——梦有时候被证明是陷阱，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它们的行为有时候就像讲给克洛伊索斯国王(King Croesus)的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说如果他能越过哈利斯河(Halys River)，他将摧毁一个强大的王国，而当他在渡河之后的战斗中被彻底击败，他才发现神谕中的王国指的是他自己的。

我们不能天真地对待梦。它们起源于一种并非完全属于人类的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气息——一种美丽、慷慨和残酷的女神精神。如果要描述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在古代神话或原始森林的语言中，而不是现代人的意识中，去接近它。我不否认文明社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取得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巨大的丧失，而我们几乎还没开始估量这种丧失的规模。我把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进行比较，部分目的是说明这些得失的平衡。

原始人比他们“理性的”现代人后辈更受本能的支配，后者则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在这个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意识从人类心灵深处的本能层次，甚至最终从作为精神现象的基础的肉体中分离出来。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失去这些基本的本能层次，它们仍然是无意识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可能只能以梦的意象的形式表达自己。这些本能现象——人们可能并不总能认出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的特征是象征性的——在我所说的梦的补偿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幅由美国的罗兰·B.威尔逊(Rond B.Wilson)创作的漫画，灯塔看守人显然对自己的孤独感到有点不安。他的无意识使用补偿功能产生了一个幻觉的伙伴，看守人跟这个伙伴承认（漫画的配文所示）：“不仅如此，比尔，我昨天又发现我自己跟自己说话了！”

德尔斐神谕，雅典国王埃勾斯(Aegeus)在问询，图案来自一幅花瓶画。来自无意识的“信息”常常和神谕的话语一样神秘而模糊。

为了心理的稳定，甚至生理的健康，无意识和意识必须被完整地连接起来，从而达成一种平行的关系。如果它们被分开或“解离”，心理障碍便随之出现。在这方面，梦的象征是人类从本能到理性的重要信息载体，它们的解释丰富了意识的贫乏，从而使意识学会重新理解被遗忘的本能语言。

当然，人们一定会质疑这个功能，因为它的象征经常被忽视或不被理解。在正常生活中，理解梦通常被认为是多余的。可以用我在东非一个原始部落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令我惊讶的是，这个部落的人们否认他们做过梦。但通过耐心、间接的交谈，我很快发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做梦，但他们确信自己的梦没有意义。“普通人的梦毫无意义。”他们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唯一重要的梦是部落首领和巫医的梦，这些梦都关系到部落的福祉，因此受到高度的推崇。唯一的缺点是，酋长和巫医都不再做有意义的梦了。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开始于英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地区长官——管理他们的英国官员——已经接管了“大梦”的功能，而“大梦”迄今为止一直指导着这个部落的行为。

当这些部落的人承认他们有梦，但认为它们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些现代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不理解梦，就认为梦对自己没有意义。但即使一个文明人有时也会注意到，一个梦（他甚至可能不记得了）可以使他的情绪变好或变坏。梦其实被“理解”了，但只是以一种阈下的方式。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才会想要理解梦，那就是当一个梦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定期重复出现时。

我在这里想对不明智或不合格的梦的分析补充一点警告。有些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平衡，对他们的梦进行诠释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片面的意识和一个相应的非理性的或“疯狂的”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如果不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二者将不会结合在一起。

荣格（右四）1926年与肯尼亚埃尔贡山(Elgon, Kenya)部落成员的合影。荣格对原始社会的 但我必须指出，象征并不只在梦中出现。它们以各种精神表现的形式出现。有象征的想法和感受，象征的行为和情境。即使是无生命物体，似乎也常常与无意识合作，安排出某种象征的模式。有很多可靠的故事讲到时钟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刻停止摆动，其中一个是腓特烈大帝无忧宫里的钟摆，当皇帝去世时它就停了。其他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当死亡发生的时候，镜子碎了，或者一幅画掉了，或者正经历情感危机之人的房子里发生了无法解释的轻微的破裂。即使怀疑论者拒绝相信这些报告，但这样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它们在心理上的重要性。

象征是无意识中自发产生的（尽管它们后来可能会被有意识地阐述）。上图是古埃及十字章(ankh)，生命、宇宙和人类的象征。

相比之下，航空标志则是有意识设计的符号，而不是象征，见上图。

同样常见的飞行梦境，见于一幅19世纪的绘画，由英国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ke)创作，画作名为《哦，我梦到了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无生命的物体有时似乎会带着某种象征意义“行动”。上图，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大钟，它的主人在1786年去世时，大钟就停了。

然而，还有许多象征（包括最重要的那些）在其性质和起源上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这些主要是宗教意象。信徒认为它们是神圣的起源，它们已经被揭示给人类。怀疑论者直接说它们是被编造出来的。其实两者都是错误的。的确，正如怀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数世纪以来，宗教的象征和概念一直是细致且相当意识化的阐述的对象。正如信徒所暗示的那样，它们的起源也深植于过去的神秘之中，并不来自人类。但它们实际上是“集体的表象”，源自原始的梦和创造性想象。因此这些意象是无意识自发的表现，而不是有意的发明。

这个事实对梦的解释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我稍后会做说明。有人会相信，基本的想法或情感是自己已知的，只是被梦“伪装”起来了；很明显，如果你认为梦是象征性的，你将会用不同于这样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上面这种情况下，释梦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你只能找到自己已经知道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尽可能多地学习象征，然后当你分析一个梦的时候，再把这些象征全都忘掉。”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所以我把它定为一条规则，以提醒自己永远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梦并正确地做出解释。我这样做是为了检视我自己的联想和反应的流动，否则它们会在我的病人不确定和犹豫时占据主导。尽可能准确地获得梦的特定信息（即无意识对意识心理所带来的），对分析师来说有着治疗上的巨大意义，想要彻底探索梦的内容，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和弗洛伊德合作的时候，我做的一个梦便说明了这一点。我梦到我在“自己的家里”，很明显是在二楼，这是一间舒适宜人的客厅，里面摆放着18世纪风格的家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房间，对此感到很惊艳，开始想知道1楼是什么样子。我从楼梯下去，发现这个地方相当黑暗，墙壁上镶着板，笨重的家具旧到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更加感到惊讶和好奇。我想更多地看看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于是我下到地窖，发现有一扇开着的门，里面是一道石阶，通向一间有拱顶的大房间。地板是大块的石板，墙壁似乎很古老。我检查了墙上的泥灰，发现里面混有一些碎砖，显然这些墙体源于罗马时期。我变得越来越兴奋。我在一个角落的石板上看到一个铁环，我拉起石板，又看到一段狭长的台阶，通向一个类似于洞穴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史前的墓穴，里面有两颗头骨、一些骨头和陶器碎片。然后我醒了。

190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格霍茨利(Burgh?lzli)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

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如果他遵循了我的方法，探索这个梦的具体联系和背景，他会听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但我担心他会否定这个说法，以逃避一个确实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梦其实是对我一生的一个简短总结，更具体地说是我的心智发展过程。我在一座有着200年历史的房子里长大，我们家里的家具大多都是300年前的物件，而我迄今为止最大的精神冒险，就是研究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当时重大的新闻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而在之前不久，我一直活在父母的中世纪观念中，对他们来说，世界和人类仍然是由神圣的全能神和天意所统治。那个世界已经过时了，在遇到了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之后，我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变得相对起来。正是因为如此，一楼是那么寂静、黑暗，显然没有人居住。

当我在解剖学研究所做助理的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从最初对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趣中开始发展了起来。我对化石人的骨头感兴趣，尤其是对被多次讨论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还有更加具有争议的杜布瓦猿人(Dubois'' Pithecanthropus)的头骨。事实上，这些是我对梦的真实联想，但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头骨、骨架或尸体，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主题。他怀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我预测他会早逝。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对不来梅所谓的铅地窖(Bleikeller)的干尸感兴趣，1909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在去乘船的路上一起去过那里。

荣格的母亲和父亲。荣格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兴趣使他远离了父母的宗教世界（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正如他在与弗洛伊德共事时所做的梦显示的那样。

所以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通过那之前不久的一些经历，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弗洛伊德的观念和背景与我的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猜想他会觉得我的内心世界很奇怪，担心如果告诉他，可能会失去和他的友谊。我对自己的内心感到不确定，也为了逃避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他理解我非常个人化又完全不同的心理构成，因此我在讲自己的“自由联想”的时候，几乎自动地对他撒了谎。

我必须为这几段相当冗长的叙述道歉，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将自己的梦境告诉弗洛伊德时陷入的困境。但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在一个人参与真正的梦的分析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个人差异。

我很快意识到弗洛伊德是在寻找我的某种“不相容的愿望”。因此，我试探性地提出，我梦到的头骨可能是我的某些家庭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我可能希望他们死去。这个说法得到了他的认可，但我对这种“假”的解决方案并不满意。

当我试图为弗洛伊德的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时，我突然被一个直觉弄糊涂了，它是关于主观因素在心理理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直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当时只想着如何摆脱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困境，于是我走了一条捷径，也就是撒谎。这既不优雅，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有和弗洛伊德发生致命争吵的风险——出于很多原因我都觉着不能有这样的后果。

我的直觉由对一个事实的突然又最意想不到的领悟构成，这个事实是我的梦所表达的我自己、我的生活</a>和我的世界，我的整个现实，而不是另一个陌生的心灵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理论结构。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这是我的梦，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梦意味着什么。

这一冲突说明了梦的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与其说它是一种可以按照规则来学习和应用的技巧，不如说它是两个人之间辩证的交流。如果把梦当作一种机械的技术来处理，那么梦者的个体精神人格便会消失，治疗问题将会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工作中的两个人——分析者还是梦者——哪一个会主导另一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放弃了催眠治疗，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希望疗愈的过程能从病人自己的人格中发展出来，而不是从我的建议中，这些建议只会产生短暂的效果。我的目的是保护病人的尊严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在与弗洛伊德的交流中，我 人们可能会猜想，这个孩子是在她的宗教教育中接触到了这种思想。但她几乎没有宗教背景，她的父母名义上是新教徒，但事实上，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a>。尤其不可能的是，这种有关复原的晦涩意象曾被完整地解释给这个女孩听。无疑，她的父亲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神话概念。

12个梦中，有9个受到了破坏和恢复主题的影响。这些梦都没有显示出具体的基督教教育或影响的痕迹，相反，它们更接近古代神话。这种关系被 救世主的总体思想属于世界性和前基督时期的主题，即英雄和救助者虽然被怪物吞噬，但奇迹般地再次出现，竟战胜了吞噬他的怪物。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主题是何时何地产生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代人似乎都知道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起源”于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一个英雄神话。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意识层面思考自己所说的话。英雄的形象是一种原型，自古就有。

由儿童创造的原型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儿童没有直接接触过有关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案例中，女孩的家庭对基督教传统也只有肤浅的了解。当然，基督教的主题可以由诸如上帝、天使、天堂、地狱和魔鬼这样的概念来代表，但这个孩子对待它们的方式指向了一个完全非基督教的起源。

让我们以 自然地，如果在看到这些象征后，只是把它们置于一旁不加理会，将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只会使旧的神经症状态复位，而破坏整合的尝试。不幸的是，那些少有的不否认原型存在的人，几乎总是只把它们当作纯粹的词语，而忘记了它们有生命力的现实。于是，当它们的精神性（不合理地）被抛弃时，无限替代的过程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很容易从一个原型滑到另一个原型，任何东西都可以意味着任何东西。原型的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互换，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们的精神性是一个事实，而且代表了一个原型事件的价值。

我们必须把这种情感价值牢记在心，并允许其贯穿于整个释梦的理智过程。这种价值太容易失去了，因为思维和情感是截然相反的，以至于思维几乎自动地抛弃了情感价值，反之亦然。心理学是唯一需要考虑价值因素（例如情感）的科学，因为它是现实事件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心理学经常因为这个原因被指责为不科学，但批评者们没有理解，在科学和实践的意义上给予情感以适当考虑是必要的。

疗愈分裂 Healing the split

我们的智力创造了一个主宰自然的新世界，并给它创造出无数可怕的机器。机器无疑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甚至看不到摆脱它们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会被它们所奴役。人类一定会沿着自己科学和创新头脑的冒险旅程继续前进，并欣赏自己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人类的天才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倾向，即发明出越来越危险的东西，因为它们代表着越来越好的大规模自杀手段。

考虑到世界人口迅速增长的狂潮，人类已经开始寻找方法来控制这股不断高涨的洪水。但是，大自然可能是预见到我们所有的尝试，而让人类与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为敌。例如，氢弹可以有效地阻止人口过剩。尽管我们骄傲地控制着自然，但我们仍然是它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本性。尽管过程缓慢，但我们似乎正不可避免地招致灾难。

我们再也没有可以求助的神灵了。世界上那些大宗教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贫血，因为乐于助人的精灵已经逃离了森林、河流和山脉，也逃离了动物，而“神-人”则消失在无意识中，我们愚弄自己，以为他们败退于过去的遗迹之中过着不光彩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被理性女神主宰，她是我们最大也最悲惨的幻觉。我们让自己确信，借由理性的帮助，我们已经“征服了自然”。

但这仅仅是一个口号。因为所谓的征服自然带来人口过剩的自然事实，使我们不知所措；还给我们增添了麻烦，由于心理上的欠缺，我们无法在新的情境下做出必要的政治安排。人们还是一样会争吵，会想方设法要比别人优越。那么，我们如何谈得上已经“征服自然”呢？

20世纪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纽约。

另一座末日中的城市——1945年的广岛。虽然人类似乎已经获得了对自然的控制，但荣格一再指出，人类还没有获得对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控制。

任何改变都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只有人类个体才能经历这种改变，并将其进行到底。改变的确必须从个人开始，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人能够袖手旁观，等某个别人去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既然似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问问自己，我们的无意识是否碰巧知道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当然，在这方面，意识心理似乎做不了任何有用的事情。今天的人们痛苦地发现，无论是他的伟大宗教还是他的各种哲学，似乎都不能为他提供那些强有力的令人鼓舞的思想，不能使他在面对当今世界的情况时获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我知道佛教徒会说什么：人们只要遵循佛法的“八正道”，并对“我”有真正的洞察力，事情就会变好。基督徒告诉我们，如果人们相信上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理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人们聪明又通情达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仅凭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基督徒常常问，为什么上帝不向他们说话，就像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认为的那样说话。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时，总是想起一位拉比（即犹太教中有学问的老师），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过去上帝经常向人们显现，而现在却没有人看到他。拉比回答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能鞠躬鞠得足够低了。”

这个答案一针见血。我们被自己的主观意识所迷惑和纠缠，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一个古老的事实，即上帝主要通过梦和幻象来说话。佛教徒将无意识的幻想世界抛弃，将其视为无用的幻想；基督徒把教会和《圣经》放在他自己和他的无意识之间；而理性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他的意识并不是他的全部心灵。尽管70多年来，无意识在任何严肃的心理学研究中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科学概念，但这种无知一直存在至今。

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上帝一样，把自己当作对自然现象的好坏的评判者了。我们不会把植物学建立在有用的和无用的植物这一过时的划分上，也不会天真地把动物学建立在无害的和危险的动物的区分上。但我们仍自以为是地认为，意识是有意义的，而无意识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认识在科学里会被一笑置之。例如，微生物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

不管无意识是什么，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其产生的象征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从未用过显微镜的人成为微生物学的权威；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真研究过“自然形成的象征”，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称职的评价者。对人类灵魂的普遍低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理性主义都不愿意重新审视它。

尽管天主教会认同存在“由上帝送来的梦”(somnia a Deo missa)，但天主教的大多数思想家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去理解梦。我怀疑新教中有没有哪条论述或教义，会屈尊承认上帝的声音(vox Dei)在梦中被察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一个神学家真的相信上帝，他以什么权威说上帝不能通过梦说话呢？

伦勃朗(Rembrandt)的画作《沉思中的哲学家》(Philosopher in Contemtion, 1632)。这位内省的老人为荣格的信念提供了一个意象，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探索自己的无意识。

不能忽视无意识，它像星星一样自然、无限、强大。

我对自然形成的象征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梦和梦的象征并不是愚蠢和无意义的。相反，梦为那些不怕麻烦去理解梦的象征的人提供了最有趣的信息。诚然，这些结果与当下处处关心买和卖的世俗逻辑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的商业生活并不能详尽地解释生命的意义，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也不能通过银行账户得到满足。

在一个所有可用的能量都被用来研究自然的人类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则极少被关注。人的本质即心灵。尽管人们对意识的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心理中真正复杂和不为人知的部分，即产生象征的部分，实际上仍未被探索。尽管我们每天晚上都从那里接收信号，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不怕麻烦地去探索，因为要破译这些通信似乎太过乏味。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人类最伟大的工具，即心灵，很少被人想到，而且常常被直接怀疑和轻视。“这只是心理上的”往往意味着：没什么。

这种巨大的偏见究竟从何而来？很明显，我们一直忙于思考自己所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去问无意识心灵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证实了大多数人对心灵的蔑视。在人们面前，心灵完全被忽视了，它现在变成了道德垃圾的垃圾场。

这种现代立场当然是片面和不公正的。它甚至不符合已知的事实。我们对无意识的实际认识表明，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就像自然本身一样，至少是中性的。它包含了人性的各方面——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深刻与愚蠢。对个体和集体象征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一个尚未被熟练掌握的任务。但终于有了一个开始。早期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而它们似乎为当今人类许多至今未解问题指出了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