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的性质
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流行很广,它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宗教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在图书目录里通常列入传记类,也有时列入文学类。爱读这部书的人不只有文艺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化史家,还有关心一般文化的普通读者。一般爱好者多半把它作为传记来看。歌德这个人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他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化高峰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西方发生过深广的影响,《谈话录》对他这个人作了细致亲切而大体忠实的描绘。读了这部书,对于恩格斯屡次评论过的“伟大的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的两面性格可以有较具体的认识。对于文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专门学者来说,《谈话录》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 这个最屈辱的对外依赖时期,正是文学和哲学领域最辉煌的时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最兴盛的时期。(3)
这种情况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提到的文艺发展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不平衡,马克思举了古希腊为例。(4)歌德时代的德国是一个近代的例子。
怎样解释这种不平衡呢?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一个长久争论的重大问题。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和哲学之类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述发展不平衡是否就要推翻这个基本原则呢?决不能推翻。歌德的例子最便于说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上引《德国状况》中那段文字的末尾,提到歌德和席勒到晚年都丧失了早年的叛逆精神。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 歌德的文艺观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文艺须从客观现实出发。爱克曼初到魏玛第一年(一八二三年),歌德就根据这个基本原则向他进行了多次恳切的忠告,劝他不要学席勒那样从抽象理念出发,而要先抓住亲身经历的具体个别的客观现实事物的特征。特别是在一八二三年九月十八日的谈话里,他说: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境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作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趁便说一句,德文的“诗人”(Dichter)指一般文学创作者,不限于诗歌作者。这段引文除强调文艺应从客观现实出发这个基本原则之外,还提出了两个要点:
首先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一个特殊具体事物经过诗人的处理就带有普遍性,普遍性就是事物的特征或本质。歌德经常强调“特征”这个概念。他在编辑他和席勒的通信集时曾写出一段感想:“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2)他还指出这就是席勒和他自己的分别所在,席勒从“一般”出发,创作出来的是寓意诗,其中“特殊”只是用来作为“一般”的一种例证;而他自己的诗则是从“特殊”入手,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他认为这种程序才“符合诗的本质”。一八二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对爱克曼也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这“一般”就是普遍性,也就是“特征”或本质。在“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这个原则后来经过黑格尔发挥,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就发展成为“典型”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3)这里强调的也正是歌德所指出的分别。
其次是文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歌德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根据自然“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即艺术作品),所以文艺对自然不应无所剪裁和熔铸,流于自然主义。歌德在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谈话里说得最透辟。他根据对鲁本斯一幅貌似违反自然的风景画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经过诗人对自然材料加工而“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是生糙的自然原来所没有的,所以歌德有时把艺术作品称为“第二自然”。其次,更重要的是诗人须有“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这就戳穿了“为文艺而文艺”的荒谬观点。我们说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歌德反对这一点,他所说的“较高的意旨”当然只能指诗人的理想,即他要从特殊中显出的一般、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还说,“艺术应该是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要求艺术所处理的自然“在道德上使人喜爱”。因此,他经常强调诗人和艺术家应具有伟大的、健全的人格和魄力,认为近代文艺的通病在软弱,其根源在于作家缺乏伟大的人格(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三日谈话)。由此可见,艺术不但要反映客观现实,而且要反映作者的主观世界或内心生活,这二者还必须融会统一起来,成为“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歌德在上引一八二七年四月十八日的一段谈话之后又说:
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
这种“心智”正是作者内心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具有这种心智,才关心到“较高的意旨”,才能使艺术成为“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歌德所说的“道德的”(Sittlich)指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实际上还是“政治”范围里的事,但他所了解的“政治”是狭义的,即官僚政客们所干的勾当,因此他鄙视“政治”而重视“道德”,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的倾向。根据他的道德观点,他要求美与善的统一,主张文艺所表现的应该限于健全的、光明的、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反对写消极的、软弱的、阴暗的方面,他反对雨果,就因为雨果爱写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这就抹煞了揭露性文艺推动变革的积极作用,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就是歪曲现实,粉饰太平。不过他侧重健全、刚强、能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文艺这个基本主张却是值得赞扬的。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这三种文艺创作方法的关系和区别是近三百年来经常争论的问题。作为历史上的流派,这三者是顺序出现的,而后一种总是对前一种的反抗和变革。作为创作方法的实质,三者既有分别而又互相关联,单纯地、生硬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免有流弊,所以给文艺作品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总是不妥的。歌德和席勒是首先提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区别的。歌德在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谈话里说过下面一段很重要的话:
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已传遍全世界,引起许多争执和分歧。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为了针对我来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想向我证明: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实在是浪漫的,说我的《伊菲革涅亚》由于情感占优势,并不是古典的或符合古代精神的,如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史雷格尔弟兄抓住这个看法把它加以发挥,因此它就在世界传遍了,目前人人都在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是五十年前没有人想得到的区别。(4)
这段引文主要只提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分别,即前者从客观世界出发,后者从主观世界出发,席勒把前者称为“素朴的”,后者称为“感伤的”。在这段引文之前,歌德还指出古典主义着重“鲜明的轮廓”,而浪漫主义则不免“暧昧模糊”。在一八二九年四月二日的谈话里,歌德又指出一些分别:
……我把“古典的”叫作“健康的”,把“浪漫的”叫作“病态的”。这样看,《尼伯龙根之歌》就和荷马史诗一样是古典的,因为这两部诗都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古代作品之所以是古典的,也并不是因为古老,而是因为强壮、新鲜、愉快、健康。如果我们按照这些品质来区分古典的和浪漫的,就会知所适从了。
这里所说的“健康的”和“病态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的分别,这种分别在任何文艺流派中都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这里专就实质来谈古典和浪漫的分别,指出这与时代的古今无关。
如论时代古今,西方文艺流派的演变确实是从古典主义转到浪漫主义,又转到现实主义。在歌德时代,“现实主义”这个名称才初露头角。实际上,歌德所推尊的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古典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归根到底,文艺上基本区分只有从客观现实出发和从作者主观内心生活出发这两种。歌德认为这种区分与时代无关,这是不正确的。文艺只能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浪漫运动在西方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强烈要求个性自由、以自我为中心驰骋热情幻想的产物,它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歌德把自己摆在古典主义一边;席勒则说他不是古典的而是浪漫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例如他反对文艺从主观世界出发,而他的一些主要作品,从《葛兹》《威廉·麦斯特》到《浮士德》,差不多全是利用书中人物来写精神方面的自传,所以基本上还是从主观世界出发的。再如他反对“病态的”和“软弱的”而推尊“健康的”和“有生命力的”,这是考虑到文艺的教育作用,在认识上他是正确的;可是在实践上并没有做到,他的《少年维特》就是“软弱”“感伤”和“病态”的典型代表。在当时诗人中,歌德特别赞赏拜伦,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西方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就已开始暴露弱点和病态。在多数诗人心中悲观失望很突出,颓废主义已在萌芽。浪漫主义在德国初出现,很快就转变为消极的、病态的。耶拿派诗人和理论家便是明证。我们还应记起颓废派祖师爷霍夫曼就是歌德的同时人。上文已提到的史雷格尔还公开宣扬滑稽玩世,把一切看成儿戏。歌德对这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是深恶痛嫉的,所以他提出健康的、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古典艺术作为一种补偏救弊的方剂,用心是可嘉的,尽管他自己没有完全做到。文艺必须从客观世界出发,也必须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情感,这就是现实主义(歌德所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应该结合起来。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让浮士德(代表浪漫主义)和海伦后(代表古典主义)结了婚,就暗示着这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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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别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五十三节、四十六节。
(2) 重点是引用者所加。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 耶拿派浪漫派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史雷格尔弟兄先把这个区别在德国传开来,后传到英、法、北欧和俄国。拿这种标签来标志文艺时代和流派,遂成为一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