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_歌德谈话录

1827年1月4日（谈雨果和贝朗瑞的诗以及近代德国画家；复古与反古）

歌德很赞赏雨果的诗。他说：“雨果确实有才能，他受到了德国文学的影响。他的诗在少年时期不幸受到古典派学究气的毒害。不过现在他得到《地球》的支持，(1)所以他在文坛上打了胜仗。我想拿他来比曼佐尼(2)。他很能掌握客观事物，我看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拉马丁(3)和德拉维尼(4)这些先生们。如果对他进行正确的考查，我就看得很清楚，他和类似他的一些有才能的青年诗人都来源于夏多布里昂(5)。这位很重要的、兼有演说才能和诗才的诗人。要想看到雨果的写作风格，你最好读一读他写拿破仑的《两个岛》(6)。”

歌德把这首诗放在我面前，然后走到火炉边，我就读起来。他说：“雨果没有顶好的形象吗？他对题材不是用很自由的精神来处理的吗？”然后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你且只看这一段，多么妙！”他读了暴风雨中的电光从下面往上射到这位英雄身上那一段。“这段很美！因为形象很真实。在山峰上你经常可以看到山下风雨纵横，电光直朝山上射去。”

我就说：“我佩服法国人。他们的诗从来不离开现实世界这个牢固基础。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诗译成散文，把本质性的东西都保留住。”

歌德说：“那是因为法国诗人对事物有知识，而我们德国头脑简单的人们却以为在知识上下功夫就显不出他们的才能。其实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才能的力量。我们且不管这种人，我们没法帮助他们。真正有才能的人去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许多青年诗人在干诗这个行业，却没有真正的才能。他们所证实的只是一种无能，受到德国文学高度繁荣的吸引才从事创作。”

歌德接着说：“法国人在诗的方面已由学究气转到较自由的作风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在大革命之前，狄德罗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已在设法打破陈规</a>了。大革命本身以及后来拿破仑时代对这种变革事业都是有利的。因为战争年代尽管不容许人发生真正的诗的兴趣，暂时对诗神不利，可是在这个时代有一大批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培育起来了，到了和平时期，这批人觉醒过来，就作为重要的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了。”

我问歌德，古典派是否也反对过贝朗瑞(7)这位卓越诗人。歌德说：“贝朗瑞所作的那种体裁的诗，本是人们所惯见的一种从前代流传下来的老体裁；不过他在很多方面都比前人写得自由，所以他受到学究派的攻击。”

话题转到绘画和崇古派的流毒。歌德说：“你在绘画方面本来不充内行，可是我要让你看一幅画。这幅画虽然出于现在还活着的一位最好的德国画家之手，你也会一眼就看出其中一些违反艺术基本规律的明显错误。你会看出细节都描绘得很细致，但是整体却不会使你满意，你会感到这幅画的意义不知究竟何在。这并不是因为画家没有足够的才能，而是因为应该指导才能的精神像其他顽固复古派的头脑一样被冲昏了，所以他忽视完美的画师而退回到不完美的前人，把他们奉为模范。

“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是冲破一种受拘束的习套作风而回到自然和自由的。而现在画家们却不感谢他们，不利用他们所提供的便利，沿着顶好的道路前进，反而又回到拘束狭隘的老路。这太糟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头脑竟会冲昏到这种地步。他们既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从艺术本身获得支撑力，于是设法从家教和党派方面去找这种支撑力。没有这两种东西，他们就软弱到简直连站都站不住了。”

歌德接着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

话题转到前代德国诗，我提到弗勒明(8)。歌德说：“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有一点散文气和市民气，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他接着说：“说来有点奇怪，尽管我写了那么多的诗，却没有一首可以摆在路德派的‘颂圣诗’里。”我笑了，承认他说得对，同时心里在想，这句妙语的含义比乍看起来所能见到的要深刻得多。

* * *

(1)　雨果是法国浪漫派的重要诗人，“古典派学究气”指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派布瓦洛的《诗艺》之类所提倡的风尚。《地球》是支持浪漫派的刊物。

(2)　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当时意大利的最大诗人和小说家，写过两部历史悲剧和一部著名小说《约婚夫妇》。他是自由民主的拥护者。

(3)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消极浪漫派诗人，政治活动家。

(4)　德拉维尼（Casimir Dvigne，1793—1843），法国诗人，写过讽刺复辟王朝的作品。

(5)　夏多布里昂（Francois-Ro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派先锋，他的诗擅长修辞雄辩，在这一点上对雨果和其他法国浪漫派诗人都发生过影响。

(6)　诗见雨果的《曙光歌集》。

(7)　贝朗瑞（Pierre-Jean de Beranger，1780—1857）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较大的一位进步诗人，他反对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派（即“学究派”），发扬民间诗歌传统，用比较自由的方式写出一些清新爽朗的诗歌，反映新兴的巴黎市民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歌德谈论法国作家时，多次提到和予以高度评价的只有莫里哀和贝朗瑞两人。

(8)　弗勒明（Paul Fleming，1609—1640），十七世纪早期德国青年抒情诗人，其诗集名《宗教诗和世俗诗》，因此下文歌德联想到自己的诗没有宗教气味，由此可以看出歌德对基督教的态度。

1827年1月15日（宫廷应酬和诗创作的矛盾）

我把话题转到《浮士德》 …………

* * *

(1)　梭瑞（F. J. Soret，1795—1865），瑞士人，魏玛宫廷教师，同歌德往来很密，也记录了歌德的一些谈话，爱克曼在其《谈话录》补编里采用了梭瑞的一部分笔记。

(2)　贺拉斯（Horace，前65—前8），罗马诗人，写过讽刺诗、田园诗和《诗艺》。

1827年1月31日（中国传奇</a>和贝朗瑞的诗对比；“世界文学”；曼佐尼过分强调史实）

在歌德家吃晚饭。歌德说：“在没有见到你的这几天里，我读了许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传奇(1)，现在还在读它。我觉得它很值得注意。”

我说：“中国传奇？那一定显得很奇怪呀。”

歌德说：“并不像人们所猜想的那样奇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理查生(2)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a>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房屋内部和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例如‘我听到美妙的姑娘们在笑，等我见到她们时，她们正躺在藤椅上’，这就是一个顶美妙的情景。藤椅令人想到极轻极雅。故事里穿插着无数的典故，援用起来很像格言，例如说有一个姑娘脚步轻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没有损伤；又说有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三十岁就荣幸地和皇帝谈话，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接着说：“我看贝朗瑞的诗歌和这部中国传奇形成了极可注意的对比。贝朗瑞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假使这种题材不是由贝朗瑞那样具有大才能的人来写的话，就会引起我的高度反感。贝朗瑞用这种题材却不但不引起反感，而且引人入胜。请你说一说，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 “他极深入地研究了我的尘世生活的变化过程以及我的精神状态，并且也有本领看出我没有明说而只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东西。他正确地指出，我在魏玛做官的宫廷生活头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意大利，在那里带着创作的新热情抓住了塔索的生平，用这个恰当的题材来创作(3)，从而摆脱了我在魏玛生活中的苦痛阴郁的印象和回忆。所以他把我的塔索恰当地称为提高了的维特(4)。

“关于《浮士德》，他说得也很妙，他指出不仅主角浮士德的阴郁的、无餍的企图，就连那恶魔的鄙夷态度和辛辣讽刺，都代表着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

……我们一致认为安培尔先生一定是个中年人，才能对生活与诗的互相影响懂得那样清楚。所以我们感到很惊讶，前几天安培尔先生到魏玛来了，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活泼快乐的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我们和他多来往了几次，还同样惊讶地听他说，《地球》的全部撰稿人（这些人的智慧、克制精神和高度文化教养是我们一向钦佩的）都是年轻人，和他的年纪差不多。

我说：“我很理解一个年轻人能创作出重要的作品，例如梅里美在二十岁就写出了优秀作品。但是像这位《地球》撰稿人那样年轻就能如此高瞻远瞩，见解深刻，显出高度的判断力，这对于我却完全是件新鲜事。”

歌德说：“对于像你这样在德国荒原上出生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就连我们这些生在德国中部的人要得到一点智慧，也付出了够高的代价。我们全部过着一种基本上是孤陋寡闻的生活！我们很少接触真正的民族文化，一些有才能、有头脑的人物都分散在德国各地，东一批，西一批，彼此相距好几百里，所以个人间的交往以及思想上的交流都很少有。当亚·韩波尔特来此地时，我一天之内从他那里得到的我所寻求和必须知道的东西，是我在孤陋状态中钻研多年也得不到的。从此我体会到，孤陋寡闻的生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但是试想一想巴黎那样一个城市。一个大国的优秀人物都聚会在那里，每天互相来往，互相斗争，互相竞赛，互相学习和促进。那里全世界各国最好的作品，无论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艺术的，每天都摆出来供人阅览；还试想一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首都里，每走过一座桥或一个广场，就令人回想起过去的伟大事件，甚至每一条街的拐角都与某一历史事件有联系。此外，还须设想这并不是死气沉沉时代的巴黎，而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当时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之类人物已经在三代人之中掀起的那种丰富的精神文化潮流，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再看到的。这样想一想，你就会懂得，一个像安培尔这样有头脑的人生长在这样丰富的环境中，何以在二十四岁就能有这样的成就。

“你刚才说过，你可以理解一位二十岁的青年能写出梅里美所写的那样好的作品，我毫不反对你的话，但是总的来说，我也同意你的另一个看法：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写出好作品要比做出正确判断来得容易。但是在我们德国，一个人最好不要在梅里美那样年轻时就企图写出像梅里美的《克拉拉·嘉祚尔》(5)那样成熟的作品。席勒写出《强盗》《阴谋与爱情》和《费厄斯柯》那几部剧本时，年纪固然还很轻，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三部剧本都只能显出作者的非凡才能，还不大能显出作者文化教养的高度成熟。不过这不能归咎于席勒个人，而是要归咎于德国文化情况以及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在孤陋生活中开辟道路的巨大困难。

“另一方面可举贝朗瑞为例。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是一个穷裁缝的后裔。他有一个时期是个穷印刷学徒，后来当个低薪小职员。他从来没有进过中学或大学。可是他的诗歌却显出丰富的成熟的教养，充满着秀美和微妙的讽刺精神，在艺术上很完满，在语言的处理上也特具匠心。所以不仅得到整个法国而且也得到整个欧洲文化界的惊赞。

“请你设想一下，这位贝朗瑞假若不是生在巴黎并且在这个世界大城市里成长起来，而是耶拿或魏玛的一个穷裁缝的儿子，让他在这些小地方困苦地走上他的生活途程，请你自问一下，一棵在这种土壤和气氛中生长起来的树，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

“所以我重复一句，我的好朋友，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想迅速地幸运地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种很昌盛的精神文明和健康的教养在他那个民族里得到普及。

“我们都惊赞古希腊的悲剧，不过用正确的观点来看，我们更应惊赞的是使它可能产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而不是一些个别的作家。因为这些悲剧作品彼此之间尽管有些小差别，这些作家之中尽管某一个人显得比其他人更伟大、更完美一点，但是总的看来，他们都有一种始终一贯的独特的性格。这就是宏伟、妥帖、健康、人的完美、崇高的思想方式、纯真而有力的观照以及人们还可举出的其他特质。但是，如果这些特质不仅显现在流传下来的悲剧里，而且也显现在史诗和抒情诗里，乃至在哲学、辞章和历史之类著作里；此外，在流传下来的造型艺术作品里这些特质也以同样的高度显现出来，那么我们由此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那些特质不是专属于某些个别人物，而是属于并且流行于那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

“试举彭斯(6)为例来说，倘若不是前辈的全部诗歌都还在人民口头上活着，在他的摇篮旁唱着，他在儿童时期就在这些诗歌的陶冶下成长起来，把这些模范的优点都吸收进来，作为他继续前进的有生命力的基础，彭斯怎么能成为伟大诗人呢？再说，倘若他自己的诗歌在他的民族中不能马上获得会欣赏的听众，不是在田野中唱着的时候得到收割庄稼的农夫们的齐声应和，而他的好友们也唱着他的诗歌欢迎他进小酒馆，彭斯又怎么能成为伟大诗人呢？在那种气氛中，诗人当然可以做出一些成就！

“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德国人和他们比起来，现出怎样一副可怜相！我们的古老诗歌也并不比苏格兰的逊色，但是在我们青年时代，有多少还在真正的人民中活着呢？赫尔德尔和他的继承者才开始搜集那些古老诗歌，把它们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然后至少是印刷出来，放在图书馆里。接着，毕尔格尔和弗斯(7)还不是写出了许多诗歌！谁说他们的诗歌就比不上彭斯的那样重要，那样富于民族性呢？但是其中有多少还活着，能得到人民齐声应和呢？它们写出来又印出来了，在图书馆里摆着，和一般德国诗人的共同遭遇完全一样。也许其中有一两首还由一个漂亮姑娘弹着钢琴来唱着，但是在一般真正的人民中它们却是音沉响绝了。当年我曾亲耳听到过意大利渔夫歌唱我的《塔索》中的片段，我的情绪是多么激昂呀！

“我们德国人还是过去时代的人。我们固然已受过一个世纪的正当的文化教养，但是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我们德国人才会有足够多和足够普遍的精神和高度文化，使得我们能像希腊人一样欣赏美，能受到一首好歌的感发兴起，那时人们才可以说，德国人早已不是野蛮人了。”(8)

* * *

(1)　斯塔普弗（P. A. Stapfer）的法文译本出版于一八二六年。

(2)　安培尔（J. J. Ampère，1800—1864），法国文学家和史学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在电学方面有些发明。

(3)　歌德的剧本《塔索》是用意大利十六世纪诗人塔索（T. Tasso，《耶路撒冷的解放》的作者）的生平来影射自己在魏玛宫廷的苦闷生活。

(4)　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角。

(5)　指一八二五年梅里美假托西班牙女演员克拉拉·嘉祚尔的名义所发表的《克拉拉·嘉祚尔戏剧集》。

(6)　彭斯（R. Burns，1759—1796），英国苏格兰的农民诗人，近代西方少数伟大的工农出身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诗歌至今还在苏格兰民间传诵着。

(7)　弗斯（Johann Heinrich Voss，1751—1826），研究希腊古典文艺的德国学者，译过荷马史诗，写过民歌体的反映农民生活的抒情诗，曾任耶拿大学教授。

(8)　在这篇谈话里，歌德从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到诗歌同时代和民族的一般文化的密切关系。他拿德国同法国和英国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深深感慨了当时德国诗人脱离人民和民族文化的孤陋境地。

1827年5月4日（谈贝朗瑞的政治诗）

歌德家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安培尔和他的朋友斯塔普弗。谈论很活跃、欢畅，谈到多方面的问题。安培尔告诉歌德许多关于梅里美、德·维尼(1)和其他重要文人的事情。关于贝朗瑞也谈得很多，歌德经常想到贝朗瑞的绝妙的诗歌。谈论中提到一个问题：是贝朗瑞的爽朗的爱情歌还是他的政治歌比较好。歌德发表的意见是：一般地说，一种纯粹诗性的题材总比政治性题材为好，正如纯粹永恒的真理总比党派观点为好。

他接着又说：“不过贝朗瑞在他的政治诗歌方面显示了他是法国的恩人。联盟国入侵法国之后，法国人在贝朗瑞那里找到了发泄受压迫情绪的最好的喉舌。贝朗瑞指引他们回忆在拿破仑皇帝统治下所赢得的光辉战绩。对拿破仑的伟大才能贝朗瑞是爱戴的，不过他不愿拿破仑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在波旁王朝统治下贝朗瑞似乎感到不自在。那一批人当然是孱弱腐朽的。现在的法国人希望高居皇位的人具有雄才大略，尽管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参加统治，在政府里有发言权。”

…………

* * *

(1)　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浪漫派诗人，其作品感伤色彩很重，带点哲理意味。

1827年5月6日（《威廉·退尔》的起源；歌德重申自己作诗不从观念出发）

歌德家举行 (3)　歌德在《海伦后》（后并入《浮士德》第二部）里写浮士德和古希腊海伦后结了婚，生的儿子叫作欧福良，代表诗人拜伦。海伦后代表古典美，浮士德代表浪漫精神，两人的结婚代表古典美与浪漫精神的统一。

(4)　拜伦在一八二三年参加希腊解放战争，次年病死在希腊的密梭龙基，年仅三十六岁。此事轰动一时。歌德当时正在写《海伦后》，所以把它写进诗里。

(5)　参看第207—210页。

(6)　希腊戏剧的合唱队男女分工，轻快部分归女声唱，较严肃的部分归较年老的男声唱。《浮士德》下卷只有青年女子合唱队，没有男声合唱队，所以较严肃的部分仍由女声合唱队来唱。

(7)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都把理性（Vernunft）和知解力（Verstand）严格分开，理性是先验和超验的，根据绝对或最高原则来下判断；知解力（过去误译为“悟性”）是根据经验的，以归纳和演绎的方式来就经验事实做出结论，参看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三日谈话。此外，西方美学家又常把知解力和想象力（Phantasie，Imagination）严格分开，前者用于散文，用于常识和经验科学领域之类实事求是的论述；想象用于诗和艺术的虚构。实际上过去所讲的超验理性根本不存在，至于知解力和想象虽有分别，文艺也不能单凭想象而不要知解力（即不能单凭形象思维而不要抽象思维）。

(8)　这篇谈话重申歌德的一些基本文艺观点，即从现实出发，要使作品如实地反映现实，但并不排除艺术虚构。歌德说明了《海伦后》何以要用拜伦代表海伦后（古典美）和浮士德（浪漫精神）结合所产生的近代诗艺，作为全诗的结局。

1827年7月25日（歌德接到瓦尔特·司各特的信）

歌德最近接到瓦尔特·司各特的一封信，感到很高兴。今天他把这封信拿给我看，因为英文书法他不大认得清楚，就叫我把信的内容译出来。他像是先写过信给这位著名的英国诗人，(1)而这封信就是答复他的。司各特写道：

我感到很荣幸，我的某些作品竟有幸受到歌德的注意，我从一七九八年以来就是歌德的赞赏者之一。(2)当时我对德文虽然懂得很肤浅，却够大胆地把《葛兹·封·伯利欣根》译成英文了。在这种幼稚的尝试中，我忘记了只感觉到一部天才作品的美并不够，还要精通作品所用的语文才能把作品的美显示给旁人看。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幼稚尝试有点价值，它至少可以显示出我能选择一部值得惊赞的作品来译。

我曾从我的女婿洛克哈特(3)那里听到关于您的情况。这位年轻人有些文学才能，他在和我家结成亲属关系之前几年，就已荣幸地拜访过德国文学之父了。您不可能记得那么多向您致敬者之中的每一个人，但是我相信，我的家庭中这个年轻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敬仰您。

我的朋友品克的霍浦爵士不久以前本来有访问您的荣幸，我原想通过他写信给您，我后来又想通过预定要到德国去旅行的他的两位亲戚带信给您，可是他们因病未能成行，以致过了两三个月才把信退还给我。所以老早以前，还在歌德那样友好地向我致意以前，我就已冒昧地设法结识他了。

凡是赞赏天才的人们知道一位最大的欧洲天才典范在高龄受到高度崇敬，在享受幸福而光荣的退隐生活，都会感到非常欣慰。可怜的拜伦勋爵的命运却没有让他获得这样的幸运，而是在盛年就剥夺了他的生命，使一切对他的希望和期待都落了空。他生前对您给他的荣誉曾感到荣幸，对一位诗人深怀感</a>激，而对这位诗人，现代一切诗人都深怀感激，感到自己不得不用婴儿的崇敬心情来仰望着他。

我已冒昧地托特劳伊特尔和伍尔茨图书公司把我为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所试写的传记(4)寄给你，这位人物多年来对他统治过的世界起过大得可怕的影响。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有应当感谢他的地方，因为他使得我拿起武器打了十二年的仗(5)，当时我在一个英国民兵团服役，尽管长期跛腿，我还是变成了一个骑马、打猎和射击的能手。这些好手艺近来有些离开我了，而风湿病这种北方天气的祸害已侵袭到我的肢腿了。不过我并不抱怨，因为我虽放弃了骑射，却看到儿子们正在从骑射中找得乐趣。

我的长子现在掌管着一个轻骑兵连，这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总是够高的地位了。我的次子最近在牛津大学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在他走进世界以前，先在家里待几个月。由于老天爷乐意要他们的母亲抛开人世，我最小的女儿在管理家务。最大的女儿结了婚，已有她自己的家庭了。

承垂询到我，我的家庭情况就是如此。此外，尽管曾遭受过巨大损失，我还有足够的家资使我生活得很称意。我承继了一座宏大的老邸宅，歌德的任何朋友来这里会随时受到欢迎。大厅里摆满了武器，这甚至配得上雅克斯特豪生(6)，还有一只猎犬守着大门。

不过我忘记了在世时曾多方努力使人们不要忘记他的那一位(7)。我希望您能原谅这部作品中的一些毛病，考虑到作者本意是想在他的岛国成见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忠诚地描述这位非凡人物。

这次一位游客提供我写信给您的机会来得很突然，也很偶然，他不能等，我没有时间再写下去了。我只能祝愿您保持健康和休养，向您表示最诚恳、最深厚的敬意！

瓦尔特·司各特

一八二七年七月九日，爱丁堡

我已说过，歌德看到这封信很高兴。不过他认为这封信对他表示那样高度崇敬，是由于作者的爵位和高度文化教养使他这样有礼貌。

他提到瓦尔特·司各特那样和蔼亲切地谈他的家庭情况，这显示出兄弟般的信任，使他很高兴。

他接着说：“我急于想看到他答应寄来的《拿破仑传》。我已听到许多对这部书的反驳和强烈抗议，我敢说它无论如何是值得注意的。”

我问到洛克哈特，问他是否还记得这个人。

歌德回答说：“还记得很清楚，他的风度给人不会很快就能忘掉的深刻印象。从许多英国人乃至我的儿媳谈到他的话来看，他一定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有很大希望的青年人。

“此外我感到有些奇怪，司各特没有一句提到卡莱尔(8)的话，卡莱尔对德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司各特一定知道他。

“卡莱尔值得钦佩的是，在评判我们德国作家时他总是特别着眼到精神的和伦理的内核，把它看作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卡莱尔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道德力量，他有许多预兆未来的东西，现在还不能预见到他会产生什么结果或发生什么影响。”

* * *

(1)　歌德曾于一八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写信给司各特。

(2)　信中对歌德有时用第三人称，表示尊敬。

(3)　洛克哈特（I. G. Lockhart，1794—1854）写过《瓦尔特·司各特传》，这是英国最著名的传记之一。

(4)　指司各特所写的《拿破仑传》。

(5)　指英国参加的围攻拿破仑的战役。

(6)　葛兹·封·伯利欣根的堡垒。司各特景仰中世纪的骑士，在住房陈设乃至一般生活方面都喜欢模仿中世纪传奇人物。

(7)　指拿破仑，下文指司各特的《拿破仑传》。

(8)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德国文学的热情宣传者，译过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写过《席勒传》《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历史》《英雄和英雄崇拜》等。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屡次对他做过评介。

1827年10月7日（访耶拿；谈弗斯和席勒；谈梦和预感；歌德少年时代一段恋爱故事）

今晨天气顶好。八点钟以前我就陪歌德乘马车到耶拿去，他打算在耶拿待到明晚。

到达耶拿还很早，我们就先到植物园。歌德浏览了园里的草木，看到一切井然有条，欣欣向荣。我们还观看了矿物馆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收藏，然后就应邀乘车到克涅伯尔先生家(1)吃晚饭。

克涅伯尔先生很老了，走到门口去拥抱歌德时几乎跌倒了。席间大家都很亲热活跃，不过没有谈什么重要的话。这两位老朋友都沉浸在重逢的欢乐中。

饭后我们乘车向南走，沿着莎勒河往前行驶。我早先就熟识这个地区，但是一切都很新鲜，仿佛不曾见过似的。

回到耶拿街上时，歌德吩咐马车沿着一条小溪前行，到了一座外观不大堂皇的房子门前就停下来。

他说：“弗斯从前就住在这里，我带你来看看这个带有古典意味的场所。”我们穿过房子走进花园，里面花卉不多，名品种很少。我们在果树荫下的草地上走着。歌德指着果树说：“这是为恩涅斯丁(2)而栽的。她老家在欧亭，到了耶拿还忘不了家乡的苹果。她曾向我夸奖这种苹果多么香甜。这是她儿时吃的苹果，原因就在此！我和弗斯夫妇在这里度过许多欢畅的良宵，现在我还爱回忆过去那种好时光。像弗斯那样的人物不易再碰到了，现在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德国高等文化发生深广的影响。他的一切都是健康而坚实的，所以他对古希腊人的爱好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自然的，对我们这些人产生了顶好的结果。像我这样深知他的好处的人简直不知道怎样怀念他才够分。”

到了六点钟左右，歌德想起该是到旅馆去过夜的时候了。他原已在挂着熊招牌的旅馆里预定了房间。分配给我的房间很宽敞，套间里摆着两张床。日落未久，窗户上还有亮光，我们觉得不点烛再坐一会儿是很惬意的。

歌德又谈起弗斯，说：“无论对耶拿大学还是对我自己，弗斯都很有益。我本想把他留下来，但是海德尔堡大学向他提供了很优厚的条件，凭我们这里不宽裕的经济情况无法和它竞争。我让弗斯走了，心里很难过，幸好我得到了席勒。我和席勒的性格尽管不同，志向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彼此都觉得没有对方就根本无法过活。”

歌德接着向我谈了席勒的一些逸事，颇能显出席勒的性格特征。

他说：“席勒的性格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痛恨人们有意或确实向他表示任何空洞的尊敬和陈腐的崇拜。有一次考茨布要在席勒家里替席勒正式举行庆祝，席勒对此非常讨厌，感到恶心，几乎晕倒了。(3)他讨厌陌生人来访。如果他当时有事不能见，约来客午后四时再来，到了约定的时间，他照样怕自己会感到糟心甚至生病。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显得很焦躁甚至粗鲁。我亲眼看见过一位素昧平生的外科大夫没有经过传达就闯进门来拜访他，他那副暴躁的神色使那个可怜的家伙惊慌失措，抱头鼠窜了。

“我也说过，而且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和席勒的性格很不同，尽管志向一致。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心理方面，也表现在生理方面。对席勒有益的空气对我却像毒气。有一天我去访问他，适逢他外出。他夫人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我就在他的书桌旁边坐下来写点杂记。坐了不久，我感到身体不适，愈来愈厉害，几乎发晕。我不知道怎么会得来这种怪病。最后发现身旁一个抽屉里发出一种怪难闻的气味。我把抽屉打开，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些烂苹果，不免大吃一惊。我走到窗口，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才恢复过来。这时席勒夫人进来了，告诉我那只抽屉里经常装着烂苹果，因为席勒觉得烂苹果的气味对他有益，离开它，席勒就简直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4)

歌德接着说：“明天早晨我带你去看看席勒在耶拿的故居。”

这时上了灯，我们吃了一点晚饭，然后又坐了一会儿，闲谈了一些往事。

我谈起我在少年时代做过一次怪梦，到第二天早晨，这个梦居然成了真事。

我说：“我从前养过三只小红雀，把整个心神都灌注在它们身上，爱它们超过爱任何东西。它们在我房间里自由地飞来飞去，我一进门，它们就飞到我手掌上。有一天中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故，我走进房间里，有一只小红鸟掠过我头上飞了出去，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当天整个下午，我到所有的房顶上去找它，可是终于失望，一直到天黑，小红鸟连影子也见不到。我就带着悲痛上床睡觉了。睡到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还在附近逛来逛去，找那只失去的小红鸟。突然间，我听到它的叫声，看到它在我们住宅的花园后邻家的屋顶上。我召唤它，它鼓翼向我飞来，好像在求食，可是还不肯飞到我手掌上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飞快地穿过花园跑回到房子里，用盒子装满小米，再跑回去，举起它爱吃的食物给它看，它就飞到我的手掌上来了。于是我满心高兴地把它带回房子里，同它的两个小伙伴放在一起。

“我醒来时天正大亮，我赶快穿起衣服，匆匆忙忙地穿过小花园，飞奔到我梦见小红鸟落脚的那座房子。小红鸟果然在那里！一切经过就和我梦见的完全一样。我召唤它，它转过身来，却不肯马上飞到我手掌上。我赶快跑回家，搬出鸟食，等它飞到我手掌上，然后我就把它同另外两个小红鸟放在一起了。”

歌德说：“你那段少年时代的经历倒是顶奇特的。不过自然界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奥妙。我们都在神秘境界中徘徊着，四周都是一种我们不认识的空气，我们不知道它怎样起作用，它和我们的精神怎样联系起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灵魂的触角可以伸到身体范围之外，使我们能有一种预感，可以预见到最近的未来。”

我说：“我最近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正在沿埃尔富特公路散步回来，大约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魏玛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一种预感，仿佛到了剧院的拐角就要碰见一个经年没有见面而且许久不曾想念过的人。想到我会碰见她，我心里有些不安。没想到，到了剧院的拐角，我果然碰见了她，正是在十分钟以前我在想象中看见她的那个地方，这使我大为惊讶。”

歌德回答说：“那也是一件怪事，而且并非偶然。刚才已说过，我们都在神秘而奇异的境界中摸索。此外，单是默然相遇，一个灵魂就可以对另一个灵魂发生影响，我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和一个熟人一道散步，我心里在沉思某一事物时，他马上就向我谈起那个事物。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能一声不响，单凭他的意力操纵，使正在谈得很欢的一群人突然鸦雀无声。他甚至还能在这一群人中间制造一种困难气氛，使他们感到不安。我们身上都有某种电力和磁力，像磁石一样，在接触到同气质或不同气质的对象时，就发出一种吸引力或抗拒力。如果一位年轻姑娘无意中碰巧和一个存心要谋害她的男子待在同一间黑屋里，尽管她不知道他也在那里，她心里也可能很不安地感觉到他就在那里，栗栗危惧起来，力图逃脱这间黑屋，跑回家去。”

我插嘴说：“我知道有一部歌剧，其中有一场就表演一对远别很久的情人无意中同待在一间黑屋里，彼此本来不知道对方也在那里，可是没有多久，磁力就发挥作用，把这两人吸引到一起，那位年轻姑娘很快就倒在那年轻男子怀抱中去了。”

歌德接着说：“在钟情的男女中间，这种磁力特别强烈，就连距离很远，也会发生作用。我在少年时代，像这样的事例经历过很多。有时我孤零零一个人在散步，渴望我所爱的那位姑娘来给我做伴，一心一意地想念着她，直到她果然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在房子里闷得慌，忍不住走到这里来了。’

“我还记得从前我住在耶拿这里头几年中的一段经历。我到这里不久又爱上一个女子。那时我远游回来已经有好几天，因为每夜都被宫廷事务拖住，抽不出时间去看我爱的那位女子。我和她相爱已引起人们注意，所以白天我不敢去看她，怕惹起更多的流言蜚语。等到第四天或第五天晚上，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走上到她家的那条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她家门口。我轻步登上楼梯，正准备进她房子里，却听见里面人声嘈杂，显然她不是单独一个人在家。我就悄悄地下了楼，很快又回到黑暗的街头，当时街上还没有点灯。我心里既烦躁又苦痛，在这个镇市里四面八方地乱冲乱闯，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又闯回到她家门口，一直在想念着她。最后我终于准备回到我的孤独的房子里去，又穿过她家门前，望见她房里灯已熄灭，就自言自语地说，她也许出门了，但是在这黑夜里她到哪里去呢？我在哪里能碰见她呢？我又逛了好几条街，碰见了许多人，往往碰见的人模样和身材很像她，但是近看又不是她。我当时已深信强烈的交感力，单凭强烈的眷恋就可以把她吸引到我身边来。我还相信我周围有无形可见的较高的精灵，于是我向他们祷告，请求把她的脚步引向我，或是把我的脚步引向她。这时我又自己骂自己说：‘可是你真傻呀！你不想再尝试一次，回到她那里去，却在央求什么征兆和奇迹！’

“这时我已走到大街尽头的空地，到了席勒从前住过的那所小房子，心里忽然想要朝宫殿方向转回去，然后转到右边的小道。我朝这个方向还没有走上一百步，就看见一个女子向我走来，体形完全像我梦寐以求的那个人。偶尔有窗口射出微弱的灯光，照得街道还有点亮。当晚我已多次因体形类似受了骗，所以不敢冒昧地向她打招呼。我们两人走得很靠近，胳膊碰到了胳膊。我站住不动，巡视着周围；她也采取这种姿势。她开口道：‘是你？’我认出她的口音，就说：‘终于见到啦！’欢喜得流泪。我们的手紧握住了。我说：‘哈，我的愿望到底没有落空，我万分焦急地四处找你，我心里想，一定会把你找到。现在我可快活啦！多谢老天爷，我的预感成了现实啦！’她说：‘你这人真坏，为什么不来？今天我听说你回来已经三天了，今天我哭了一个下午，以为你把我忘掉了。刚才，一个钟头以前，我突然又非常想你，说不出来多么焦躁。有两位女友来看我，老待着不走。她们一走，我马上抓起帽子和大衣，有一股力量迫使我非出门在黑夜里走走不可，要走到哪里，我也没有个打算。你经常盘踞在我心坎里，我感觉到你一定会来看我。’她说的是真心话。我们紧握着手，紧紧地拥抱着，让对方了解到别离并不曾使我们的爱情冷下来。我陪她走到门口，走进她家里。楼梯黑暗，她走在前面，捉住我的手拉着我跟她走。我说不出地欢喜，不仅因为我终于再见到她，而且也因为我的信心和我对冥冥中无形影响的预感都没有落空。”

歌德的心情显得顶舒畅。我就是再听他继续谈几个钟头也是乐意的，可是他逐渐感到疲倦了，我们就到套间，不久就上床睡觉了。(5)

* * *

(1)　参看第5页正文和注①。

(2)　弗斯夫人。

(3)　考茨布这位新起的剧作家对歌德和席勒所宣传的古典主义表示反对，所以他替席勒庆祝是虚伪的。

(4)　文学家和艺术家往往借喝酒、抽烟来振奋精神，烂苹果发过酵，有点酒味，可能起刺激和振奋的作用。

(5)　这篇记录得很生动的谈话，表明歌德对西方一向流行的占梦、异地交感、“天眼通”、无形神力之类迷信仍感到津津有味，尽管他的科学训练养成了他基本上倾向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和席勒的个性差异和亲密友谊也是西方文艺界传诵的佳话。歌德在少年时代有不少的恋爱经历，从这篇谈话所叙述的那件事例也可以想见一般。这里谈到的女子据说就是著名的夏洛蒂·封·施泰因夫人（Frau Charlotte von Stein，1742—1827），参看一九三〇年《万人丛书》英译本中所载的英国评论家哈夫洛克·霭理斯（Havelock Elis）的序文。施泰因夫人有一点文名。歌德给她的书信集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发表过。

1827年10月18日（歌德和黑格尔谈辩证法）

黑格尔来到魏玛。歌德对黑格尔这个人很尊敬，尽管对黑格尔哲学所产生的某些效果不太满意。今晚他举行茶会招待黑格尔，准备今晚离开魏玛的泽尔特也在座。

关于哈曼(1)谈得很多，黑格尔是主要发言人。他对这位才智非凡的哲学家发表了一些深刻的见解，要不是他对哈曼进行过最仔细、最认真的研究，就不会有那样深刻的见解。

后来话题转到辩证法的本质。黑格尔说：“归根到底，辩证法不过是每个人所固有的矛盾精神经过规律化和系统化而发展出来的。这种辩证才能在辨别真伪时起着巨大的作用。”

歌德插嘴说：“但愿这种伶巧的辩证技艺没有经常被人误用来把真说成伪，把伪说成真！”

黑格尔说：“你说的那种情况当然也会发生，但也只限于精神病患者。”

歌德说：“幸好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使我没有患精神病！因为在研究自然时，我们所要探求的是无限的、永恒的真理，一个人如果在观察和处理题材时不抱着老实认真的态度，他就会被真理抛弃掉。我还深信，辩证法的许多毛病可以从研究自然中得到有效的治疗。”

大家谈得正欢，泽尔特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就离开了。我们明白泽尔特对于要和歌德告别感到很难过，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来避免告别时的悲伤。(2)

* * *

(1)　哈曼（I. G. Hamann，1730—1788），德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

(2)　这篇短兵相接的谈话生动地说明了歌德和黑格尔在哲学观点上的基本对立。歌德从自然科学出发，倾向唯物主义，坚持实际观察和实验，所以反对黑格尔的从“理念”出发的辩证法，认为它不免颠倒真伪。不过从歌德在自然科学方面强调有机观和综合法来看，以及从他在美学方面强调艺术与自然、特殊与一般，以及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对立统一来看，他的思想中也有很明显的辩证因素，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黑格尔宣扬的那种辩证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