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放者沙皇：大改革的时代_俄罗斯帝国史

你赢了，伽利略。

——《钟声》，1858年2月15日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终于等来了改革，俄国将会和自己以及欧洲和解。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1 遗产

上层崩裂，下层腐坏。

——保罗·瓦卢耶夫

尼古拉一世驾崩的消息一经宣告，万众欢腾。1855年3月4日，圣彼得堡大学</a>教授、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在给莫斯科的同事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个半神半人的卡尔梅克人，如飓风一般呼啸而过，他就是个祸害，是压路机，是锉刀，整整三十年，贻害了整个俄国，他阉割思想，使数以千计的风骨之人凋零……这身着军服的文化人，集俄国最卑劣的本性于一身，如今终于归西了……如果现在没有那么恐怖、灰暗，如果未来没有那么神秘，令人迷惑，大家都会喜笑颜开，陶醉于幸福之中。”当时有个人说，这封信口耳相传，让所有人都凝聚在了一起。

卡维林说，未来充满神秘，令人迷惑。确实，新皇帝内心也很忐忑。谁都知道他欣赏农奴制，喜好军事操练，那可是祖辈遗传下来的癖好。不过，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仍试图说服他那些斯拉夫派的朋友，说沙皇将会成为改革者。他之所以如此乐观，乃是基于历史经验。他半开玩笑地解释道，在俄国，好皇帝和坏皇帝彼此相继：彼得三世——坏皇帝，叶卡捷琳娜——好皇帝，保罗一世——坏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好皇帝，尼古拉一世——坏皇帝，新人就会是个好皇帝。霍米亚科夫理论的推论核心可以在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中找到：每个新登基的皇帝统治之初，都会对遗留下来的境况进行修正。前任的政策若是导致危机，皇帝就会做出改变。杰出的政治家尼古拉·布恩盖也验证了这个趋势，他后来就积极参与了“大改革”，他在写到亚历山大三世的时候说：“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初正是动荡之时。”换句话说，套用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想只“对表面修修补补”，然后把“动荡时代”遗留给后人。

尼古拉一世留下的遗产特别沉重。

1854年，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在一首名为《俄罗斯》的诗中勾勒出国家凋敝的可怕景象：

肮脏龌龊的不公，令人恻然，

它的封印就是农奴制，

是渎神的谄媚，有毒的谎言，

是无所作为、卑鄙可耻的懒惰，

是无数无耻的行径。

诗人也是斯拉夫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他认为上帝爱俄罗斯：“啊，你根本就不值得被选上！”而被选中者的那副面孔也确实不怎么好看。

米哈伊尔·波果金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引用了霍米亚科夫的诗，他说：“要把‘有毒的谎言’从你的御座边赶走，要让苦口的、赤裸的真理走上前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说</a>：“所有人都在撒谎，谁都知道，但仍然继续撒谎，大家都在扪心自问撒谎究竟要撒到什么时候。”库尔兰省省长、后当上大臣的保罗·瓦卢耶夫是改革时代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在尼古拉一世死后说，现行国家组织的一个特点是“在各个层面上都见不到真理……在我国，行政管理讲究的就是形式，官方普遍都在撒谎”。他还采用我们引用过的一句话来归纳了自己的观点：“上层崩裂，下层腐坏。”

谎言成风导致了领导阶层的分化解体，这不可能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1869年9月29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和道德皆已沉沦</a>，我们就套着这枷锁成长……我们弯腰弓背，只能听天由命。”米哈伊尔·波果金提到了谎言成风所导致的一个主要结果：“君主受漂亮报告的蛊惑，对俄国的真实现状并无正确的概念。”尼古拉·布恩盖说得更厉害：“……尽管皇帝很想了解真相，但他对国家现状的了解很不准确，更不用说了解知识界和人民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了。”

被尼古拉一世任命为负责农民事务的参谋长帕维尔·基谢廖夫将军是那个时代最为睿智的高官，呼吁让他担任大臣的呼声很高，他于1828年1月写道：“一个国家既无资财，又无实业……那和泥足巨人也就没什么两样了。”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经济上的落后状况也就凸显了出来。帕维尔·基谢廖夫提到了亚历山大一世二十五年的统治期留下的遗产。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期，局势恶化得更厉害。赤字一路上涨。1849年，赤字超过了2800万卢布，1850年是3800万，而预算只不过是2000万多一点。那一年，财政委员会决定向参政院隐瞒赤字，使之“不致损害国家信誉”。东方战争期间，赤字的增加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很大一部分预算（多达42%）都用在了军队身上。从战争可以看出，俄军的武器装备和对手的根本没法比。舰队大部分都是帆船，面对英法两国的蒸汽船根本不堪一击。克里米亚战争还暴露出帝国的另一个弱点。屈斯汀早已注意到俄国的惨败正是因为双方差距过大。事实上，差距过大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俄国缺少公路。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建造了963俄里的铁路。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修建了8500英里的铁路。不算芬兰、波兰沙皇国和高加索地区，俄国只拥有5655俄里的公路。

结果就导致从佩列科普运送粮食到辛菲罗波尔需耗时一个月之久：车队每小时的行进速度是四俄里。从莫斯科派往克里米亚的增援部队有时要走三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而英法两国的援军经由海路到达前线仅需三个星期。还有一个数字很可怕，那就是战争大臣车尔尼雪夫在一份名为《1825至1850年陆军行政管理历史检视》的报告中提供的士兵病亡数目，从而让人对吞噬了俄国很大一部分预算的陆军的状况到底如何有了一定的了解。尼古拉一世在位二十五周年发布的这份文件指出，二十五年间，1062839名“下级士兵”死于疾病。同时，还有30233人在波斯战争、土耳其战争、高加索战争、镇压波兰叛乱、干预匈牙利的战争中阵亡。那时候，军队共计有2600407名士兵；40%的“下级士兵”因病死亡。显然，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阵亡士兵和病亡士兵会占有这样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让整个社会都知道了这个数据。

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得不可思议。从数字来看，绝对值是在增长；所以，铁的产量是在翻倍。但相对值则揭示了所谓增长明显的不足之处：在同一个时期，英国的铁产量增加了三十倍。尼古拉·布恩盖在呈递给皇帝的文件中解释了落后的原因：“政府只能勉强容忍社会在实业和商贸上的主动性，它更倾向的是国有企业。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末期，只有三十家股份公司。”

比统计数据、对尼古拉一世所作所为的指责更有说服力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俄国输了这场战争。俄国并没有被占领，也没有四分五裂：它的对手体量还不够大，而且，它们也没有这样的计划。战败也证明了俄军身上存在弱点，这是俄国大军唯一的属性，对这个体制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一旦战败，专制体制就丧失了其合法性。”这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俄国（以及非俄国的）历史上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都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这个说法表明了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缺乏仁政，突出了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的内在动机。

一旦战败，作为专制体制典范的专制君主也就丧失了合法性。1831年，费奥多尔·秋切夫在他那首名为《夺取华沙之际》的诗中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可疑之处：“上帝会将”俄国托付给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乃是“宇宙的命运，大地的轰鸣，是天空之声……”但我们知道，1855年，皇帝在诗人面前声望扫地：“你不是沙皇，而是丑角。”身为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的大诗人无法因战败一事原谅皇帝：“我觉得自历史出现以来就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只因某些白痴愚蠢的行为，帝国和整个世界便坍塌和崩溃了。”

尼古拉一世当然不是白痴。秋切夫话里满是爱情失望的苦涩之感。在十二月党人的火光映照下登基的皇帝设定了两个大目标：保持政治体制原封不动，如有必要，压制所有社会自治的诉求；以及做好准备，实施农民改革，但社会绝不能参与其中。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体制和这个世界的资源已经彻底耗尽，用秋切夫的话说，就是崩溃了。

遗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遗产让他别无选择：皇储必须通过最终导致他死亡的那个体制，坚决采取措施补救。没人能预知明天如何，也极少有人感受到时间紧迫。从尼古拉·布恩盖档案中那份文件的命运来看，可知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份文件是写给亚历山大三世的，布恩盖在他手下担任财政大臣，之后又任大臣会议主席一职。亚历山大三世突然病故，也就无暇阅读大臣的评注了。尼古拉·布恩盖于是将文章稍作整理，又呈递给了新登基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后来他又当了皇帝的老师。罗曼诺夫王朝末代皇帝也就见到了这份文件。

2 上层革命

革命最好起于上层，而非下层。

——亚历山大二世，1856年3月30日

皇帝的这句话指的就是解放农民。还要再等五年，俄国才会废除农奴制。农民解放之后，也将实施其他改革，以期改变俄国的面貌。尽管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都一致承认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革的评论却观点各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归纳了指责亚历山大二世的那些说法：“他施行的所有大规模改革都已行之晚矣，本意是想施行仁政，制定却过于仓促，执行的时候又无多大诚意，或许，司法和军事改革是两个例外。”1906年4月24日，也就是在20世纪俄国 1865年4月，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可笑至极的扼颈的审查制度终于有所放松。后来长年担任审查员的阿列克谢·尼基坚科说，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也“遭到了删减”。他特别引用了一句话：“亚当·斯密让企业自由成为人民致富的基石。”审查员划去了“基石”一词，因为“基石就是基督，所以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这个修饰词”。1857年，费奥多尔·秋切夫向参政院成员和外务大臣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提交了一份名为《论俄国审查制度》的文章。费奥多尔·秋切夫既是诗人，也是外交官，而且常年在外国文学领域担任审查员，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他写道：“审查的职能是限制，而非引导。但对我们来说，文学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问题不在于压制，而在于导向。”

在为审查制度订立新的规定时，秋切夫的意见得到了考虑。对书籍（小册子不在列）和某些报纸的出版发行不再进行预先审查。此外，还设立了“编辑负责制”来应对出版事务。

1863年6月18日，有关大学的新规定相当程度上拓宽了学院自由的空间，赋予学生自行解决科学问题、组成圈子、组建协会的权利。取消了入学考试，但期末考试变得更严格。大学水准得到了提高。

对帝俄至关重要的军事改革进行了整整十年。1861年被任命为战争大臣的德米特里·米留京着手重组军队系统，我们知道，东方战争暴露了俄国军队的种种缺点，令人心服口服。甚至在改革之前，政府就关闭了军垦区和征募十二岁以上儿童服役二十五年的各区学校。1859年，陆军的义务兵役制改为十五年，海军为十四年。

德米特里·米留京也改革了中央行政体系：战争部不再负责军队生活的细节问题。国家被划分成各个军区，军区是中央和部队之间的中间链条。这个结构在俄国一直延续至今。训练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设立了专项训练制度。军事改革的顶峰之作是1874年1月1月引入了所有人均需参与的军队义务兵役制。服役时间固定为十五年，其中六年为现役，九年为后备役。我们说过，司法改革已经取消了针对平民的体罚制度。军队改革则废除了笞刑，使用“猫鞭”（三尾鞭）来惩罚军人。1864年，基于司法改革原则，设立了军事法庭。

3 普遍不满的情绪

解放农民的那一刻很重要，因为它种下了针对政府的 1856年，斯拉夫派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在一封写给儿子伊万的信中提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我们至少还有未来，欧洲没有未来。”1861年，革命者尼·舍尔古诺夫和米·米哈伊洛夫写道：“我们的人民是落后了，但这拯救了我们。我们应该感恩，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毫无出路的状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教训。我们不想要他们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贵族精神、他们的国家原则，也不要他们的皇权。”照《致年轻一代》作者的意思，1861年之后，皇权将资本主义引入了俄国，这样的责任自然也落到了欧洲身上。

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名为《致陌生人》的随笔（1880年至1881年发表于《祖国纪事》上）中对亚历山大的改革作了总结。这位俄国作家住在外国，他对俄国与西方之间、资本主义和俄国发展道路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听见两个少年争论不休。一个穿着短裤，一个什么都没穿。前者是德意志人，后者是俄国人。两人差别很大：穿短裤的少年活得有滋有味，干净卫生，饿了就吃，国家和他所住的村庄都很有秩序；没穿短裤的少年生活得很糟糕，肚子饿得咕咕叫，还被人揍得不轻。但后者还是认为，首先，“我们国家的生活更让人心动”：其次，德意志人“为了一个铜板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了一个铜板，为了利润，为了玛门，抛弃了自己的灵魂，把它卖给了魔鬼。穿短裤的少年反驳道：“别人把你们说得更糟：说你们出让自己的灵魂，连一个子儿都不要。”俄国小子对此的回答用的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典型说法：“既然什么都不要就给了别人，那我也能再拿回来啊……”

1861年1月，《图书阅览室报》在增刊上刊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65年，这部著作在巴黎出版后不久，书评就已刊登在俄国媒体上。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分析了改革旧制度的种种尝试，结果却以革命作结，他还认为不可能通过拯救君主制来让臣民的命运得到改善，除非国家由天才型的人物来领导，而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水深火热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又再次流行了起来。

19世纪60年代，对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感兴趣倒是完全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帝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来实施改革。既然每个人都还记得他的父亲，那这一点就显得更为准确了。1857年6月24日，普鲁士驻彼得堡的大使秘书库尔特·冯·施吕策尔在日记中写道：“人们用闻所未闻的方式诋毁皇帝……尼古拉一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少在1854年之前，他还戴着权力的光环，大家都很欣赏他的力量，认为他精力充沛，还说他采取如此严厉、如此残酷的措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一切都变了。人们现在说的是温柔、和气，因为皇帝也确实温和、和善。可只要他有一次显得专断，命令下得粗暴了一点，大家就会面面相觑，心里纳闷：有谁招惹他了？可老皇帝就能这么做。而他呢？”1858年1月2日，库尔特·冯·施吕策尔写道：“不满情绪很普遍。皇帝不再是精力充沛、残忍暴虐的，军官们还给现在的君主起了个绰号：‘老女人’。”

4 “新人们”

革命，血淋淋的，而且残酷无情，必须无一例外地彻底改变当代社会的所有基础，消灭现有秩序的拥护者。

——摘自宣言《年轻的俄国》，1862年

1862年5月，彼得堡和该省的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份名为《年轻的俄国》的宣言。宣言开头是这么说的。“俄国进入了革命时代。”这次不再是“上层革命”，而是残酷无情的人民革命。宣言说：“你要记得，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凡是反对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警方并未找出该文的作者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后者是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因宣传革命获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被关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在牢房里，用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了大学生小圈子里争论的那些理念，一个名叫谢尔盖·涅恰耶夫的人也会参加这些讨论，十五年后，涅恰耶夫举世闻名。英国历史学家蒂博·沙穆里认为，扎奇涅夫斯基毫无疑问能预见到自己的这份宣言会对俄国激进圈产生轰动效应，对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创造了一种革命趋势，也就是所谓的‘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对革命先辈记忆犹新，但他也发出了警告：“……我们将会更加紧密结合，不仅1848年可怜的法国革命者，还有1792年了不起的恐怖主义者，都会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为了推翻现有秩序，就必须流比法国雅各宾派多三倍的血，那我们也不会畏惧……”因此，俄国的雅各宾派发誓要比法国同行提高至少三倍的效率。

一年后的1863年，《当代人报》发表了小说《怎么办？》。作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但监狱的审查官还是让这本书流了出去，因为他觉得这书写得很糟糕，枯燥乏味，不会有什么读者。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任何一本书会对社会产生如此强有力、如此持久的冲击。《怎么办？》真真正正地成了革命圣经。列宁后来也承认“它彻底改变了我”，由此让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书名所提的那个问题给出了回答：必须发动革命。而且，他还列出了哪些人可以用，还对他们发号施令。这本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俄国弥漫着普遍不满的情绪。民众各阶层对改革均持悲观态度，所有人都想让改革变得更好。只有一个群体彻底抛弃改革，倾向革命。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要给自己找一个名称。首先，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词，叫作raznotchintsy（各等级）。指的是某个在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社会阶层。该阶层集合了在大学就读的教士、商人、小资产阶级家的孩子。19世纪下半叶，大学生大多出身于贫民家庭。他们享受着四分之三的政府奖学金，或慈善机构拨付的助学金。1866年，行文极其冗长啰唆的作家彼得·波波雷金很快就在小说和剧本中对时下的主题做出了回应，他发明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阶层）这个词，以及由该词派生的intelliguent（知识分子）、intelliguentny（知识分子特色的）这些词。后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编纂的《袖珍词典》将这个词当作了“精神的、心灵的”一词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阶层”这个词还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社会阶层，激进的文学批评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840—1868)认为该阶层是历史的发动机。知识分子阶层由“各等级”构成，他们和“悔悟的贵族”、在人民面前意识到自己“犯错”的地主家的孩子成为盟友。教育并非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具备的属性，比如，该阶层就从未完成过学业。相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属于该阶层。一方面，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抱持反动派的观点，所以该阶层也不会接受他们。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是“宗教人士”，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解放人民。为此，发动革命就是绝对必须的。

知识分子阶层成员的出身分属于各个“等级”，并没有归属感；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却游离于外。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差异”，便开始将自己称为“新人”。其中一人尼古拉·舍尔古诺夫提到宣告尼古拉一世死亡那一刻在自己心中引发的情绪：“在这个时代必须活着才能理解‘新人’的激情和欢愉。要相信天空在他们的头顶上是张开的，要相信一普特重的石头落到了每个人的胸口；他们突然间就拥有了高度、气魄，他们想要飞翔。”

1862年，伊万·屠格涅夫给俄语语库又添加了一个新词：虚无主义者。他给自己的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冠以这个称号。作家认为巴扎罗夫就是极具影响力的激进的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的拙劣翻版，巴扎罗夫成了虚无主义者的典型，他要摒弃一切，摒弃整个世界。巴枯宁有一句格言：摧毁的精神就是创造的精神。这句话成为“新人”、虚无主义者、知识分子阶层的纲领。1860至1870年间，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袖德米特里·皮萨列夫将这个纲领概括成了几个要点：“……必须砸碎能砸碎的东西；能承受住打击的就有价值，碎片四溅的就只不过是些旧物，不如丢弃；不管怎么说，必须抡圆了砸，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会是坏事。”

自19世纪初起，约瑟夫·德·迈斯特便警告说，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大学里的普加乔夫”。后者是在该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人”猛然脱离国家组织，摆脱国家，以解放人民为己任。他们丝毫不曾怀疑自己拥有领导的权利：一方面，因为他们希望人民过得好；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给人民想要的东西，即便后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的库尔兰省省长彼得·瓦卢耶夫在《俄国的思想》一书中写了尼古拉一世死后许多书里都在说的话：“……我们这儿处处都弥漫着想要用武力来播种善的欲望。”这位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当政时期担任大臣的瓦卢耶夫此处影射的就是国家机关。但敌视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观察到了这种趋势。伊万—拉祖姆尼克写道，“俄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而且说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面旗帜”。

别林斯基的崇拜者都把他称作“愤怒的维萨里昂”，照列宁的说法，他是“这方面的先行者，用我们解放运动中的各等级人士将贵族彻底排除了出去”。别林斯基曾定义过作家在俄国社会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别林斯基写道，我们的公众认为俄国作家就是向导、捍卫者和拯救者，使之不受邪恶的专制政体的毒害。这位批评家得出结论：所以，作家书写得不好，公众是乐意原谅的，而书写得有害，公众就不会原谅。

涅克拉索夫用诗句表达了别林斯基的话：“你不可能成为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换言之：艺术占 俄国城市，包括首都在内，经常会成为纵火的目标，大家对此都已习以为常。但1862年5月28日，当彼得堡的主要商业场所阿普拉克辛市场着起大火的时候，所有人都相信已经开始了。更何况《年轻的俄国》宣言还在城里流传，呼吁杀人放火。“当局彻底没了方向。以前，在彼得堡根本就没人纵火。”彼得·克鲁泡特金回忆道。每个人都很确定：有人在帝国的都城纵火。上头坚信纵火者就是虚无主义者和波兰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前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和许多人一样都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新人”的向导，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请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呼吁纵火者停手。始终都没找到纵火者：也许是恐怖分子，也许是警方的挑拨，也有可能是商人干的：把自己的店铺烧了，再找保险公司拿钱。

政府采取了措施。他们认为宣言的作者，那些虚无主义者，才是始作俑者。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审判就是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后者被控撰写名为《致老爷希望你们好的农民……》的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份宣言对农民说，1861年的皇家宣言没法给他们任何自由，在某些国家，比如法国或英国，沙皇都要听命于人民的权力，因为人民选了他们，如果对他不满意，可以把他给换掉。最后，作者请“老爷手下的农民”私下统一意见，为自己获取自由，并出于这个理由，把依附于国家和皇家的农民以及士兵全都团结起来。等到全都准备妥当之后，就发出信号，发起总攻。

1864年5月17日，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警方日志《圣彼得堡市警方新闻》宣布，5月19日上午8点，在海关广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公开判决。”《怎么办？》的作者“被判处七年劳役，之后流放西伯利亚。法庭本来是想判十四年苦役的，但皇帝给他减了一半刑期”。四天后，尼基坚科写道，他问了有关系的一名元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法律上是否有罪，这次审判他有何感想。元老回答道：“他们没找到法律上的证据，但道德上自然对他是完全不利的。”

历史学家如今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认为有极大的可能，宣言的作者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就是给赫尔岑写匿名信的那个人，这封信于1860年发表在了《钟声》上。”信的作者试图说服报纸的总编辑，“只有斧子才能拯救我们”，并要求赫尔岑“呼吁罗斯拿起斧子”。

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参政院缺乏证据，但他们坚信必须让这个令政权惶惶不可终日的“新人”的向导得到惩罚。

政治审判，新规出台之前关闭圣彼得堡大学，暂时关闭成人主日学校，激进报纸《当代人》和《俄国之语》暂停出版八个月，甚至就连斯拉夫派机关报《日子》也都被禁四个月，该报从1855年创刊至今已有十年，现在关停了。改革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导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由各等级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宣称有权引领人民走向幸福，和他们视为仇寇的当局进行竞争。

1860至1870年，《英国文明史</a>》作者亨利·托马斯·巴克尔对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影响甚巨，他发现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已成为“智识革命”时代的先行者。60年代对俄国来说是一个相似的时代，但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革命”更为适合。“碎布改良”的支持者、“改革者”、“不耐烦的人”的支持者都想要马上向前跳跃，不管会有多少人成为牺牲品，但最后总归会以“极端进步主义者”落败收场。这些人都会被罚服苦役、坐监、流放。但“智识的”胜利还是站在他们一边。革命观念仍然活着。只是，“序幕的序幕”已经落下。1861年1月波兰沙皇国内部爆发的叛乱让俄国社会团结在了当局周围。亚历山大·赫尔岑支持波兰人，再次喊出了那句口号“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但他很快就在俄国失去了威望。

1866年4月，皇帝在彼得堡的夏宫散步时，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向其开枪射击。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幸的是，他没打中。”1这名激进分子开枪没中，当时一个名叫科米萨罗夫的工匠碰巧在那儿，便推开了刺杀者的手。卡拉科佐夫被拽到亚历山大二世的面前，皇帝便问了一个理所应当的问题：“你肯定是波兰人吧？——不是，我是纯种的俄罗斯人。——那你为什么要杀我？”皇帝问道，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俄罗斯人想要把俄罗斯的沙皇给杀了。刺杀者的回答是：“那你给了农民什么自由？”卡拉科佐夫的枪声使俄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N. Troickij,《Podvig Nikja Klju?nikova》, Prometej, no 9, p. 59.

刺杀之后一个礼拜，尼基坚科写道：“让俄国沉浸于悲伤之中的这项大罪……表明我国社会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恐怖的弑君行为无疑诞生于虚无主义的巢穴之中，而且会在这巢穴里日渐成熟，具有排他性的唯物主义只知道砸碎一切，那些受到唯物主义污染的人对任何道德准则都嗤之以鼻……”

阿列克谢·尼基坚科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赞成审查制度的自由派教授，他搞错的是：年轻的俄国将会扩大知识分子阶层的队伍，只会对遭其领袖谴责的那些道德准则嗤之以鼻。各等级的道德准则完全是以为民众服务为宗旨的。卡拉科佐夫被处死。谢尔盖·涅恰耶夫遭审判，被控杀害与之密谋的同伙，被判二十年苦役。年轻人对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提出的纲领踊跃响应，所以这些事件在这些年轻人的内心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彼得·拉夫罗夫有上校军衔，在军事学校教书，他追随革命运动的时间相对较晚。他于1868年遭到逮捕后被流放至沃洛格达省，便开始在彼得堡的报纸上发表《历史书简》，后来这些书简经过审查，于1870年结集出版。那个时候，作者已逃往国外。

1861年，赫尔岑呼吁学生“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向人民！”彼得·拉夫罗夫给知识分子阶层的纲领制定了理论和科学的基础。他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批评方式进行思考的个体。拉夫罗夫以农民革命为目标，认为只有人民大众达到很高的觉悟，农民革命才会到来。1869年8月，涅恰耶夫从瑞士进入俄国的时候，身上带了一张并不存在的“世界革命联盟”的会员卡，署名者是巴枯宁。除此之外，他还带了《革命者教义》一书，书上盖有秘密组织“人民正义”的印章，但该组织同样也不存在。他身上还有一份趁1870年2月19日农民解放九周年之机组织革命的计划。半个世纪之后，列夫·托洛茨基说服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将德国革命的日期定在1923年11月7日，那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

彼得·拉夫罗夫丝毫没有冒险家的特质。他的纲领的关键字就是“宣传”。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都能理解他的呼吁。《历史书简》的成功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与之媲美。大学城出现了自学圈：年轻人准备“走向人民”，他们学习各种手艺，可以让他们在农村有用武之地。这位民粹主义历史学家写道，“走向人民的渴望（就是）集体卢梭主义的行为”。

1874年夏被称为“荒唐之夏”，年轻人“走向人民”，前往农村。这些宣传员对人民毫无概念，也丝毫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虽然其中有些人是地主家的孩子），所以他们很快就被农民扭送给了当局。在一份呈递给皇帝的报告中，司法大臣帕伦伯爵提供了一组数据：770人被捕，其中612人是男青年，158人是女青年。265名嫌疑分子遭到拘留，其余人等交保之后获得释放。只有53名宣传员没有遭到逮捕。

彼得·拉夫罗夫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后者长期从事宣传，倾向于煽动，目的是引发即刻的行动，而彼得·特卡乔夫则呼吁夺取权力。拉夫罗夫对他们都很提防：占据权力可以，但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革命，没法实现社会转变。

“走向人民”的失败标志着彼得·拉夫罗夫的理念失败。年轻革命者重新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新兴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以及“人民意志”，其核心是由“乡村十字军运动”的参与者组成的。

1878年1月24日，二十七岁的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刺杀彼得堡省省长特列波夫将军，将其击伤。她很快就遭到了逮捕。1878年8月4日，同样也是二十七岁的谢尔盖·克拉夫琴斯基（假名是谢·斯捷普尼亚克）在首都相当热闹的大街上用匕首刺死了宪兵队首领梅赞采夫，且成功逃离。

革命恐怖浪潮由此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宪兵、检察官、大臣遭到枪杀，或者被匕首刺杀，有时也会得手。随后，炸弹上台。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该团体的首领是尼古拉·伊舒京，团体名为“组织”。占据其核心地位的是一个内部党派，名字同样简洁生动，叫作“地狱”。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组织都想要转型成政党。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运动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参与者都会学涅恰耶夫，用虚构的名字来制造恐慌。宣布恐怖主义行为的宣告上会签上“革命民粹党执行委员会”的大名，再盖上左轮枪、匕首、斧头的大印。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在日记中写道：“秘密社团想要恫吓整个行政管理体制，这些狠毒的计划开始奏效。”

薇拉·扎苏里奇之所以向特列波夫将军开枪，是因为他下令鞭打一个遭到逮捕的名叫博戈留波夫的大学生。她知道，法律禁止对贵族使用体罚。因此，开枪就成了一种对违背法律的行为奋起抗议的方式。薇拉·扎苏里奇遭到审判，但陪审团宣判其无罪。主持庭审的阿纳托里·科尼汇报说，审判前夜，司法大臣帕伦伯爵得知陪审团会判恐怖分子无罪而备感错愕。“这起事件很可恶，政府仍然有权期待法庭和你们提供特殊的服务。”科尼回答道：“伯爵，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阿格索对国王说的那句话：‘陛下，法庭只提供判决，不提供服务。’”

作为俄国法学教授和最耀眼的法学家，科尼并没有忽视扎苏里奇的罪行“在英国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全体英国人的法律意识发展得很不错……”陪审团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社会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国惨胜，欧洲诸国迫使俄国息战又剥夺了它好不容易获得的战果，于是俄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科尼写道：“我们的陪审员对社会的趋势都极其敏感。”无罪判决一经宣布，法庭一片欢腾：“太好啦！乌拉！太不可思议了！”人们甚至还说要“夺取巴士底狱”。

70年代后五年，恐怖主义行为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具备了相当活跃的反对运动的特征，从而使民众对激进分子抱有某种好感。各种运动消停下来之后，适应了改革之后的生活，正如1879年6月彼得·瓦卢耶夫向皇帝说的那样，对政府打压一小撮犯罪团体的行为，社会上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完全不予支持。

鲍里斯·契切林提到了当时的氛围，他是这么说的：“(……)反对思想始终都能指望自己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这儿，必须得有胆识，独立的个体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支持政府的导向。因为作家一旦带有官方印记，瞬间就会在社会上失去所有的影响力。”契切林教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观点代表的是相反的舆论，故而激起了“灵魂主子”的愤怒。鲍里斯·契切林还说，除了政府的审查制度之外，还出现了“自由宪兵”，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亲政府和反革命的观点打入冷宫。我们发现在虚无主义刚诞生的时候，出现了具有“反虚无主义”倾向的小说。这些小说作者当中，不乏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如尼古拉·列斯科夫、阿列克谢·皮先斯基、帕维尔·梅尔尼科夫—佩切尔斯基，但这些人都完全被从文学史上抹掉了。

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极具影响力的经理和所有者阿列克谢·苏沃林使用秘写法将1880年2月20日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交谈的内容记在日记本中，这一天又出现了一起恐怖主义行为，就是希波利特·穆罗捷茨基刺杀“高等执行委员会”主席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理由是后者与革命运动作对。《群魔》的作者大受震动，便问苏沃林：如果您和我偶然走在街上，听见有人正在酝酿炸毁冬宫，那我们是否应该向警察告发，阻止密谋者的行动？苏沃林回答道：“不行，我不会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我也不会。”作家解释说，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向警察告发的理由很充分。“动机有理有据。”但不去告发的理由就微不足道了：“只是因为担心被人当作是告密者……自由派是不会原谅我的。他们会折磨我，而我也会生不如死。”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提到冬宫有可能会爆炸。事实上，1880年2月5日，皇帝一家人穿过餐厅的时候，餐厅就发生了爆炸。大量近卫军士兵被杀，伤者更多。卡拉科佐夫的枪声成了刺杀解放者沙皇的 俄国政府采取激进措施镇压起义，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么做根本不够。在解放农民的筹备工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尼古拉·米留京被从国外召回彼得堡，亚历山大二世想听听他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波兰的上层阶级是不可能打垮的，为了俄国的利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农民改革，以此来吸引底层阶级。受召参与制定这方面法律的尤里·萨马林认为这样会削弱“什拉赫塔的影响力”，但他指出，这项改革，“波兰人完全不能参与”。在尤里·萨马林看来，改革的目的是“把新的保守因子注入波兰社会当中……”尼古拉·米留京有一个更具爆炸性的说法：“面对革命形势，只能采取革命措施。”

1864年2月19日，农民解放宣言发表三周年之际，亚历山大二世签订了向波兰农民免费发放土地的法律。和俄国农民不同的是，波兰农民无需回购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其唯一的义务就是缴清土地税）。国家负责和波兰贵族地主结账，尤里·萨马林着重指出“这么做有利于他们”。

从本质上来看，这项措施确实具有革命性：事实上，法律是以起义军“革命政府”的决策为基础的，由于还在打仗，这项决策并未起效。沙皇政府想以此为契机，建立自由农民阶层（著名的“保守因子”），削弱已丧失物质基础的什拉赫塔。尼古拉·米留京向鲍里斯·契切林解释道：“压制波兰，让它归附俄国，是一个难以完成的梦想；相反，借助农民改革，就能安宁二十五年，也许更久。身为政治家，夫复何求？”

波兰将会安宁四十年，一直到 英法两国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针对波兰的谈判之外，但普鲁士没有。我们说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了。但战胜者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其中一个就是参与冲突的皮埃蒙特，意大利就是以它为中心统一起来的。普鲁士是另一个战胜者，虽然它没出兵打过仗。和俄国结盟，普鲁士便得以形成日耳曼帝国，这和以前的方式完全一样，那时候，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之下，从勃兰登堡开始，普鲁士由此形成。

普鲁士是欧洲唯一一个支持俄国政府镇压波兰起义军的国家。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采取了友善的中立政策。但俄国战败之后，普鲁士的政府人士当中就出现了拆解帝俄的计划：波罗的海诸省（连同彼得堡）在普鲁士和瑞典之间瓜分，恢复纵贯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大波兰”，其余地方则在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间分配。博文广识的哈克斯豪森男爵大力支持这些计划，斯拉夫派就从中得到了启发。作者讨论了俄国（一亿人口）的发展前景。英国的盟友普鲁士则致力于让欧洲远离这个危险。

拆解俄国的计划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政策中那些持之以恒的趋势，后来这些趋势成了德国的政策，到了20世纪40年代，德国还设法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趋势还让人可以了解对另一项政策的抵制程度有多厉害，提出这项政策、后又加以实施的正是奥托·冯·俾斯麦。照俾斯麦的说法，若想以普鲁士为核心，“用铁与血”统一德国的话，就必须同俄国确立友好的关系。他写道：“和法国，我们根本不可能会有和平；如果自由主义的废话或王朝的那些蠢事不会歪曲这场游戏的话，那和俄国，根本就不需要战争。”

外交政策的两个概念也在彼得堡发生了冲撞。俾斯麦提到自己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大使的那个时期，他特别指出了“年轻一代的反德趋势”，他指的就是尼古拉一世之后的那些外交官，特别是戈尔恰科夫亲王。这些反德情绪并不仅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说的那样，“半数俄国官员和所有药剂师清一色都是德意志人”。斯拉夫派再三声称德意志人是斯拉夫人的敌人。这话主要是指奥地利，但普鲁士势力的增强也开始让外交官和军人坐立不安起来。

亚历山大二世即便在和法国亲近的那段时期，也仍然是“亲德”的坚定支持者。1860年，俄国驻法国大使基谢列夫伯爵向皇帝提出了正式和法国结盟的计划，亚历山大二世在页边写道：“反对谁呢？”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似乎是欧洲安宁的壁垒。而且，俄国沙皇对自己的舅舅威廉王储相当尊敬，1861年，威廉王储登上王位，十年后，又成了德意志皇帝，名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再三说道：“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众多臣民及高官不同，他对我们有好感……我们可以认为在他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当中，不太会让俄国来反对我们。”离开彼得堡之前，普鲁士大使向沙皇道别，他对沙皇说很遗憾要离开这个他很喜欢的国家，亚历山大二世立刻就建议他转而为俄国服务。但俾斯麦另有打算。

对俄国外交政策定位问题的讨论到1863年就结束了。当时，只有普鲁士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军。亲身见证这些事件的奥托·冯·俾斯麦认为他在彼得堡的使命之一就是对抗他所谓的戈尔恰科夫的“亲波”政策。沙皇向这位普鲁士大使解释说，波兰作为叛乱的温床，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支持，所以存在一个想要恢复到1815年局势的计划。但又不可能让波兰人俄国化，因为他们信仰天主教，俄国行政部门也缺少这样的经验。“俾斯麦说他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普鲁士大使说到了自己反对俄波关系正常化的理由，说得很简洁：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关系好，就会使俄法关系得到强化。

1863年初，普鲁士将军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普鲁士不得对波兰起义军提供直接或间接的任何援助，如有需要，需从边境一侧积极参与对叛军的镇压。对俾斯麦而言，阿尔文斯莱本协议（最终定名）不具军事价值，而有外交价值。“铁血宰相”承认，俄军若无普鲁士的援助，仍可打败波兰叛军。对于这一点，俄国政府内部反对和普鲁士接近的人，尤其是戈尔恰科夫亲王和康斯坦丁大公都很清楚。签订协议的决定是亚历山大二世做出的。俾斯麦得出结论：“协议可以说是虽败犹胜，赢了一局。”俄国政府内部两种趋势，即反波君主制一派和亲波泛斯拉夫一派之间的冲突，以前者胜出而告终。

在没有普鲁士援助的情况下，俄军镇压了波兰的叛乱。但普鲁士获得了俄国的同意，夺取了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省，作为签订阿尔文斯莱本协议的报酬。1864年，普军冲入丹麦，以援助同胞之名，向少数族裔德意志人伸出援手，这些德裔民众都生活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很久以来，普鲁士就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这两个丹麦省份的诉求。戈尔恰科夫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俄国完全无法忍受环带成为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成了古典教育的狂热支持者（支持增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习时数），反对学习自然科学，认为那是“革命者”的发电机；他发声支持专制君主，成了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使命就是解放斯拉夫兄弟。以前，俄国从来没有一个政论家对国家政策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后来也很少有记者会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力。卡特科夫在和瓦卢耶夫大臣辩论的时候，声称会停办《莫斯科新闻报》。亚历山大二世于是当起了“和事佬”。1866年夏，住在莫斯科的沙皇和卡特科夫见了面，要他恢复报纸出版。1870年初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列举了这位《莫斯科新闻报》编辑的功绩：“谁在领导整个俄国？谁让大臣们上上下下？……谁将俄国人从波兰人的手中拯救了出来？……是米哈伊尔·尼基弗里奇·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在字里行间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一旦发现皇帝有悖于他所理解的俄国的利益，政论家就会批评皇帝。这儿所涉及的首先就是外交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舆论大多都站在了他的一边。这一点在1863年尤其明显，当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其社论中呼吁粉碎波兰起义，还指责赫尔岑，我们说过，赫尔岑在伦敦的《钟声》上发声，支持波兰人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当国家和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俄国舆论选择国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则紧随其后，抛弃了赫尔岑。不过，卡特科夫认为波兰叛乱只是一场战斗，和自由无关，而和权力有关，“从叛乱的起源和特征来看，这就是一场耶稣会的阴谋”。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斯拉夫倾向源于他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认为，和斯拉夫的敌人德国发展友谊对帝俄很危险。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观点反映了俄国大多数人的看法。1870年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支持普鲁士（尽管官方态度是保持中立）。舆论则站在法国一边。忠于事实的编年史作者阿列克谢·尼基坚科在1871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有机会走过的所有社会当中，都表达了对旗开得胜的普鲁士人的敌视，对法国遭遇不幸的同情。无论男女，无论普通人还是受过教育的人，一律都持此观点。”另一个同时代的人言简意赅地归纳了当时的局势：“在法国战败，德军得胜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和舆论从未出现过如此龃龉的情况。”

普鲁士得到增强、变成帝国，使俄国旧有的敌视之上又多了一层恐惧。观点各异的人都表达了反德情绪。米哈伊尔·巴枯宁痛斥“德国沙皇”，即罗曼诺夫家族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他讲起了“两百年的德国桎梏”，认为“最好和德国人开战”，甚至还说“斯拉夫人必须这么做”。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2)是中亚战争和土耳其战争中战功赫赫的英雄，他也兴致勃勃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白色将军”的诸多肖像来看，这位身着白色军服的年轻指挥官骑坐于一匹白色骏马上，1917年之前，这些肖像一直装点着俄国的住宅。这位英雄广受欢迎，所以他的观点也就有了分量。对斯科别列夫将军而言，一切都很清楚：“没错，我国到处都是外国人！他们的手伸得到处都是。我们成了其政策的玩偶，阴谋的牺牲品，武力的奴隶……如果你们问我这些外国人、滑头货、阴谋家、敌人当中，哪些人对俄国人和斯拉夫人最危险，我会对你们说……是德国人。我要再三向你们重复，我们的敌人就是德国人，你们千万别忘了！”1

1：Général M. D. Skobelev,《My ne xozjaeva v sobstvennom dome》, Isto?nik, Nos 5—6, 1993,p. 59.

1875年春，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恢复得这么快感到惴惴不安，于是着手准备接下来的冲突，正如俾斯麦所说，这么做是为了让“病恹恹的法国恢复不了健康”。一旦德法爆发战争，俾斯麦就会悄悄地通知和自己相同立场的那些大国。奥地利觉得这对威廉一世的帝国并没什么好处，但它自己又太弱，没法反对柏林的计划。虚弱的意大利就更是如此了。现在就剩下俄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俄国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坚决反对和法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在这一点上，战争大臣米留京支持他的看法，宫廷里的人都称之为“敌德派”。1875年5月，戈尔恰科夫给俄国大使们发了一封通告，宣称经过俄国的努力，欧洲的战争威胁消失了。英国不愿让彼得堡政府独占和平的荣耀，便表示反对预防性战争的计划。

在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时，俾斯麦把所有的过错都扔到了戈尔恰科夫身上，如德国首相所写，戈尔恰科夫毫无理由地指责他想要和法国开战的企图。俾斯麦解释道：“唯一可以确保俄国友谊牢不可破的就是正在统治的皇帝本人。”当戈尔恰科夫成功让亚历山大二世了解到德国政策的危险性时，俄国的政策便开始发生了改变。俾斯麦亲王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于是向戈尔恰科夫发出了如下警告：“我坦白地对您说，谁是我的朋友，那我就是他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那我就是他的敌人。”

戈尔恰科夫被列入俾斯麦的敌人之列。亚历山大二世则是潜在的盟友。德国首相千方百计将俄国的政策导向东方。叶甫根尼·塔尔列写道：“聪明的俾斯麦竭尽所能想点燃俄土战争，而后来愚蠢无能的威廉二世则想推动俄日战争。”俄国政策的东方战略不仅将彼得堡的注意力从欧洲事务上引了开去，还让俄国和奥地利对着干，而且俾斯麦也同样让奥地利转向东方，向后者承诺会帮助它夺取巴尔干的土地，以此来抚慰奥地利丧失意大利土地之痛。炮制“三皇协议”的俾斯麦让其中的两方彼此争斗，自己则抽身事外，同时表明自己会支持俄国和奥地利。俾斯麦灵活的外交手腕使得在俄国人的口中，“德意志”成了专门指称奥地利的词语，从而让奥地利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直接对手。

俄国的舆论出其不意地倒向俾斯麦一边。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想法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后者认为那是解放战争，可以让被穆斯林压迫的斯拉夫人获得解放。但在斯拉夫派看来，冲突所要达成的那些目标实在太过庞大。19世纪60年代的后五年，《俄国与欧洲》一书的作者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坚信：“或迟或早，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和欧洲的战争（或至少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战争）都难以避免，因为事关东方问题，也就是说事关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事关对沙皇格勒的占领，而在欧洲看来，这都是俄国的狼子野心，而在每个名副其实的俄国人看来，这是他们历史使命的绝对要求。”

这位斯拉夫派的理论家挑明了这个难题：一定要解决东方问题，如此才能解放遭受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人，夺取君士坦丁堡。既然欧洲不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决，那战争就不可避免。对达尼列夫斯基和其他斯拉夫派而言，解决这个地缘政治难题具有神秘的价值感：这样做，就能达成俄国的“历史使命”。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将东方问题视为欧洲和亚洲、海滨地区和大草原的战斗。但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并不认同这种阐释。他断言这并不是东方和西方的战斗，而是罗马—日耳曼世界和希腊—斯拉夫世界的战斗。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将使俄国成为未来“泛斯拉夫联盟”的核心，以此来和“解体的”罗马—日耳曼文明抗衡。俄国有志于创造斯拉夫人民年轻的崭新文明。达尼列夫斯基写道，到了那个时代，土耳其人由于占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所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不遗余力抵挡“罗马—日耳曼的压迫”和“西方的异教”。在出现斯拉夫人天然的捍卫者俄国之前，奥斯曼帝国还是有用的。

米哈伊尔·巴枯宁所梦想的“伟大自由的斯拉夫联邦”囊括了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的自由人民，他的这个目标和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联盟”的目标完全一致：就是“帮助我们惨遭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兄弟”。1862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只要还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受到德国、土耳其或其他国家的桎梏”，我们就不会插剑入鞘。

自1864年起即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俄国特使，后又于1867年起担任大使（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待了近十三年）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就是斯拉夫派计划的现实版。他认为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地区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即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就能确保俄国南部边界的安全，在黑海发展贸易。俄国的这位外交官将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视为削弱奥斯曼帝国政策的可靠盟友。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的计划的要点是这样的：恢复俄国的威望，强化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影响力，和英国、法国、奥地利的影响做斗争，对最高朴特施加影响力，弱化俄国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盟友关系。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计划与外务大臣戈尔恰科夫所主导的俄国的官方政策相左，而后者受到了沙皇的支持。但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还是保住了位子。而这得益于宫廷、战争部以及媒体对他的支持。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高光时刻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1875年夏，巴尔干人起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人民起义，该地位处奥斯曼帝国的西北部。翌年，起义军打到了保加利亚。1877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入了反抗土耳其的战争。

这场巴尔干人点燃的火灾当中，每一处着火点之所以越燃越旺，都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土地属于土耳其人来到之后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耕作的农民或是东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穆斯林占了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因此，暴动首先具有社会特征，是一场反对地主横征暴敛的起义。苏丹新课税种等于是在火上浇油。洛多皮山区的保加利亚人暴动遭到了令欧洲震惊的残酷镇压，也是属于同一种性质。巴什波祖克这个词也就成了土耳其野蛮残暴的同义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土耳其军队并没有压制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义军。俄国那时候并不认为有必要和奥斯曼帝国开战来解决东方问题：只要说服塞尔维亚和黑山参战，为其提供物质支持，让志愿军援助即可。1876年，黑山和塞尔维亚相继向土耳其宣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对塞尔维亚人说：“你们只要宣战，俄国就会跟进。”

19世纪60年代初在莫斯科创建的斯拉夫委员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目的是推动泛斯拉夫主义的理念。其行动多次和官方政策相悖，但得到了政府内部斯拉夫派圈子的支持。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入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对斯拉夫委员会的行为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斯拉夫委员会对“十恶不赦的恐怖暴行，女孩子们被活活烧死”，还有巴什波祖克的肆意掠夺提出了指控，说这一切都是“在古老伟大的东正教沙皇国废墟上安营扎寨的亚洲人”，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杰作，都是因为“整个西欧合力”，才得以让奥斯曼帝国存在下去。

捐赠物资像雪片般飞向斯拉夫委员会，以援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但官方禁止地方自治局用自己的钱支援南部的斯拉夫人。教会组织筹款，公务员也捐出了一定比例的薪水。委员会仅靠自己（其他捐赠物资直接寄往黑山、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就筹得了一百五十多万卢布，以解决巴尔干人暴动之需。

俄国始终都和土耳其保持和平，但在莫斯科邻近委员会的地方开设了一处征兵办公室，志愿者们（基本上都是退役军人）都在此报名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参战军人数量达到六千。中亚战争英雄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将军也亲自前往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米兰亲王任命他为军队统帅。很快就发现，人数不多、训练差、装备差的军队（塞尔维亚并无常规军）根本不敌作战经验丰富的土耳其士兵。必须拯救塞尔维亚。

“巴尔干暴动”有好几个着火点，但没能连成一片。俄国的斯拉夫派没有明白的是，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反抗土耳其压迫的全国性的东正教运动。巴尔干半岛的两大主力民族，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有时不亚于和土耳其人的敌对关系。保加利亚人对希腊人的憎恨胜于对土耳其人的憎恨。1873年，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31—1891)继达尼列夫斯基之后，在一篇名为《泛斯拉夫主义和希腊人》的文章中说，保加利亚的教员向学生灌输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的憎恨之情，对学生说“苏丹的政府如慈父一般，将保加利亚人从希腊人手中拯救出来”，因此要对苏丹政府效忠。

巴尔干地区的动荡为“东方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篇章：奥斯曼帝国崩溃再度成了一种威胁，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1875至1876年，欧洲各国的外交行动相当密集，目的就是维系奥斯曼帝国，并迫使其进行有利于基督徒的改革，也就是说让最高朴特放松对巴尔干地区的压榨。他们要求土耳其人赋予当地人自治权，扩大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领土。让保加利亚独立的计划正在拟定之中。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显得特别活跃：他代表俄国参加了君士坦丁堡的会议，且在欧洲多方走动，试图让西方各国明白，必须对土耳其“实施牵制”。

“欧洲各国协调一致”（“六大国”指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大多支持压制土耳其，迫使其在巴尔干地区实施改革。法国新生的共和国尽管仍然动荡不定，但也做了很多工作。意大利并没有自己的东方政策。普鲁士支持俄国。1876年夏，亚历山大二世在赖希施塔特和弗朗茨—约瑟夫会晤，最终和奥匈帝国达成了谅解。

而英国则反对俄国的政策。俄国的舆论对此义愤填膺。1876年8月25日，阿列克谢·尼基坚科写道：“这项任务最棘手之处就是如何驯服英国，英国就是一头狂吠的狗，只想着扑向俄国。”巴尔干危机日益严峻之时在瑞士游历的尼基坚科发现到处都是敌人：“如今，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竟已成了同义词，我总是能时时处处看见许多英国人，这让我很害怕。我就对自己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冒出一个巴什波祖克或切尔卡斯人，向我扑来。”

俄国对英国的不满是有根据的。托利党党魁迪斯雷利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千方百计反对削弱奥斯曼帝国的提议。俄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对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后者遭到废黜和杀害。政变的谋划者就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他坚决不愿对基督徒作出让步。1876年5月坐上皇位的穆拉特五世在当年8月遭到推翻。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反对改革。被任命为大维齐尔的米德哈特帕夏制定了宪法，并于1876年12月颁布。令欧洲震惊的是，土耳其竟然成了议会君主制国家。因此，正如苏丹政府所指出的那样，对扩大基督徒民众的权利进行讨论就没了方向：帝国内的所有人自此以后都拥有相同的权利。

1877年3月起，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在欧洲兜了一圈，去了柏林、维也纳、罗马、巴黎。他的提议处处都受到了欢迎。只是，伦敦并没认可。但由于大多数国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伊格纳季耶夫便召开了一场会议。他向土耳其提议的改革计划再次获得采纳。苏丹得到国会的支持，否决了这项提议。亚历山大二世对此的回复就是宣战，他在宣言中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考虑受压迫基督徒的呼声。

只有俄国投入了战争，它只和罗马尼亚签订了盟约。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过去了二十二年。在这段时间内，俄国已进行了改革，军队的指挥官是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军队得到了重组（1874年，六年服役期和所有人义务服兵役的规定得到了确立），装备现代化，依照欧洲式样设计了新军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以为俄军可以轻易击败土军。但许多事情仍然未变，尤其是对冷兵器的信奉，刺刀也仍然是步兵的主力武器。著名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米哈伊尔·德拉戈米洛夫将军认为“火器为自保之用，而白刃对应的是个人的牺牲……牺牲的象征就是刺刀，唯此一家”。受这种流布极广的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教士兵射击射得远、射得快就是道德上的堕落之举。

俄国的军事干预受到了普鲁士的欢迎，奥地利对此也并不怎么害怕。但担心俄国人征服浩罕的英国已不再恐惧，他们认为对土战争会让俄国的注意力从中亚转开。对土战争获得了俄国社会的热烈赞许。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仍然是俄国历史上的英勇篇章，但这场由尼古拉一世发动的东方战争的意义仍晦暗未明。1877年战争的目标就要高尚得多了：俄国是为了拯救斯拉夫兄弟。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他说：“从俄国一方来看，斯拉夫民族突然出现的利益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利益……”

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在广播里宣布对德战争胜利，他特别宣告：“斯拉夫人民为自身的生存和独立所进行的百年战斗，以对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的胜利而告终。”伟大的卫国战争因此不仅是民族的要求，还将占据和19世纪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同等的地位。1995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断言：“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在19世纪只发动了一场战争，那就是巴尔干地区的解放战争。”在他看来，征服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不能算是战争。

挑起与奥斯曼帝国敌对态度的俄国统帅和舆论坚信，这场冲突短时期内将会以俄国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他们没把土耳其军队当回事。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开启：高加索地区和多瑙河诸省。在高加索地区，由洛里斯—梅利科夫指挥的军队于1877年5月占领了阿尔达汉要塞，阻断了土属亚美尼亚的道路，并继续向埃尔祖鲁姆进军。7月，俄军失利，被迫撤退，解了卡尔斯之围。6月底，俄军主力部队越过多瑙河，匆忙穿越保加利亚北部地区，陷入巴尔干地区的山口，与土军展开了血腥的战斗。

土军之顽强并非是令俄军震惊的唯一原因。保加利亚的那些富农比解放者过得要好得多，和这些人遭遇也令俄军很吃惊。进入崎岖难行的山区，俄军身后还带着大量的辎重，他们本以为土耳其人已经使保加利亚满目疮痍（官方宣传就是这么说的），什么都找不到。可是，他们发现这个亟待解放的国家竟然仓廪实，牛羊多，完全可以确保军队的给养。自此之后，保加利亚人不群起反抗土耳其人（战前的俄国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事实上，也只有少数人自愿加入俄军。

哈森坎普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相信在高海拔地区，到处都是蜂拥而来的志愿者：得花时间组建新的分队。我们现有六支部队，可是，直到今天，一个保加利亚人都没来加入。”

6月，俄军快速推进，但8、9两月，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俄国对土耳其的要塞，比如希普卡、普列夫纳都耳熟能详，于是派出步兵强攻要塞，结果损失惨重。官方的情报——“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静”——显得颇为讽刺。1月，局势发生变化：在极端严酷的冬季气候之下，俄军士兵发动三次进攻，夺取了普列夫纳，迫使土军的奥斯曼帕夏投降。巴尔干地区的最高峰从此以后就被抛在了身后。俄军士兵面前的这条路径直通往沙皇格勒。先头部队在距君士坦丁堡10至15公里处停了下来。军队司令部迁往圣斯特凡诺。1月19日，在哈德良堡决定休战。1878年2月19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圣斯特凡诺签订和约。此时，还在集结兵力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再次包围卡尔斯，夺下了这座要塞，这样就可以再次向埃尔祖鲁姆进军。

军事史学家亚·克列斯诺夫斯基在对战争进行总结的时候写道：“俄军的指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惨不忍睹，到 俄国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尽管亚历山大亲王驳斥了塞尔维亚和希腊要求因保加利亚重获统一而获得补偿的说法，但他还是下台出国了。《百科词典》的解释是：“由于失去了俄国皇帝的保护，亚历山大觉得还是有必要放弃王位……”亚历山大三世的传记作者说，巴滕贝格亲王请求皇帝援助，但“亚历山大三世对此予以了拒绝：他无法原谅巴滕贝格亲王的背叛”。亚历山大亲王的悲剧源于他不愿成为俄国在保加利亚的附庸：他想要成为拥有全权的保加利亚君主。

和保加利亚断交标志着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影响力的衰落。英国人在土耳其发号施令。1881年，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私下签订了联合条约。1883年，罗马尼亚投入了明显反俄的“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让斯拉夫派倍感失望，也证实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悲观失望的结论：“南部和西部的所有斯拉夫人无一例外都是民主派和宪政派。”

亚历山大三世得到的教训相当悲观。1899年，皇帝向“俄国唯一忠实的朋友，黑山的尼古拉亲王”祝酒。可是，在其他情况下，崇尚和平的沙皇说的是，俄国只有两个朋友：军队和舰队。小小的黑山是巴尔干地区的忠实盟友，军队和舰队则始终都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1887年1月，保加利亚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援助，以抵制俄国人，并支持萨克森—科堡的斐迪南作为保加利亚王位的候选人。斐迪南亲王得到了奥地利和英国的支持，但亚历山大三世反对他。法国外交大臣弗卢朗要保加利亚人必须感激俄国人让他们挣脱了土耳其的桎梏，故而拒绝援助。法国寻求接近俄国，所以坚持认为感激可以作为政治的基础。俾斯麦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这位德国首相在其垂暮之年写道：“俄国的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宗教和血缘关系上的，他们的理念是必须将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甚至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这些生活在奥匈帝国边境两侧名称不同的人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们和俄国绑在一起，这并不合理。”俾斯麦亲王说出了真相，一个世纪之后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被解放的民族并不感激，而是苛求。”但俄国的外交界并没有放弃这种传统的观点，一成不变地要求“被解放的民族”感激涕零。

在巴尔干地区的失败表明了俄国外交的孤立状态。它的传统盟友——德国和奥匈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所实施的政策也不能被认为是友好的。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了“三皇同盟”，但他并没有什么信心。而“三国同盟”即所谓的“和平联盟”，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想要在欧洲事务上发出决定性的声音。俾斯麦认为必须始终都做两手准备，1887年，他向俄国建议签订“互保协定”：双方中的一方若同 维特向尼古拉二世建议“使农民成为真正自由的个体”，让他们可以离开村社，赋予其其他社会阶层享有的所有权利。维特的结论是：“这封信对皇帝造成何种效果，我不知道，因为皇帝后来就不再和我谈这个话题了。”

1906年实施的改革以1898年提出的计划为基础。另外，维特认为，斯托雷平从他那儿“偷走了”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认为，彼得·斯托雷平所在的阵营相信，土地的共有性质（村社）和自由农民、个体化地主的缺失，乃是俄国农业落后的原因。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表明这种解决俄国生活最重要问题的方式有极多的反对者。

他们想要掌控和引导普遍的不满情绪，但各式政党还是出现了，由此可见日益严峻的危机是如何影响了国家的。20世纪之前，俄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秘密社团、地下组织自然是存在的。“人民意志”就是最早出现的所谓“党派”。其成员有时自称“分部成员”。但要等到党派真正诞生，才会出现parti?sty这个词，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称，意思是积极分子。

1898年3月，社会民主派的圈子出现在俄国的各大城市， 对日战争和革命的震动对俄国的财政造成了相当严厉的打击。必须要有钱。对俄国而言，法国就是个庞大的市场。银行业的“基督徒群体”由巴黎银行和低地国家银行领衔，其负责人是E.奈茨兰，谢尔盖·维特找他们谈了话。 “右翼暴行”导致局势更为恶化。1905年10月创建，由杜布罗文博士</a>领导的俄罗斯人民联盟组织了屠杀犹太人，对“俄国的敌人”搞政治暗杀：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代表赫尔岑斯坦和约罗斯都遭到了暗杀，还有一起针对维特的暗杀。

受害者如此众多，却并没有刷新公众对革命的希望：后者会满足社会各阶层最微小的诉求。革命被认为是一种善行，革命者之死乃是必要的牺牲，让未来更美好，也可以让代表反动势力的内在的恶昭然若揭。革命英雄主义弥漫在时代的空气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七个被绞死的人》颂扬了激进分子以及死于当局之手的受害者的深刻人性。保卫部彼得堡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逮捕了一群激进分子，其中有两名女性。他在回忆录里援引了检察官的话，而检察官的职责就是帮助处死激进分子：“必须了解这些人会怎么死去……没有一丝叹息，没有一丝悔恨，没有一句祈祷，没有丝毫的脆弱……他们登上绞刑架，嘴角扬着笑容。这都是真正的英雄。”

当时另一个受欢迎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也讲到了英雄们的英雄主义情怀。人们到处都在说着《猎鹰之歌》里的话：“我们为勇者的癫狂唱诵赞歌！勇者的癫狂乃是生活的智慧！”高尔基大声宣称癫狂就是智慧，成功地表明“猎鹰”英勇的死亡远高于“游蛇”在尘世上卑微的生存。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建功立业，这样的英雄行为和革命相近。

190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杜马让选举法的制定者大为失望，他们和沙皇一样，以为农民会成为君主制的有利依靠。杜马太“左”，连进步主义媒体都称之为“人民公社杜马”。社会民主党抵制选举（后来承认这是一个错误），胜利的党派是立宪民主党，在478个席位中占据179席，之后是农民党团，占据97席。

约瑟夫·黑森说过，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这么说杜马的召开的：“历史会留存俄国人民光辉时刻的光辉记忆……这是我国生活新时代的最初时刻。”但他也承认，“从明天起，杜马和政府之间将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公开战争”。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轻易就夺取了权力。他们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计划书中，要求废除“第二院”（国家大臣会议），创建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他们没用“立法院”这个说法，而是用了“立法权”一词。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评估了党内同志的行为之后观察到，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是反对宪法（“基本法”）的。立宪民主党坚持将“人民意志”放在法律之上，但又接受专制政体的原则，将沙皇意志放在了法律之上。这两种倾向都想要创建俄国的法制。可是，1906年春，如马克拉科夫所说，尼古拉二世想要“忠实扮演立宪君主的新角色”，而立宪民主党也受到胜利的激励，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身上的责任。彼得·斯托雷平以戈列梅金政府的名义，和立宪民主党党首帕维尔·米留科夫进行协商。他提议杜马议员进入政府，但对战争大臣、海军大臣、宫廷大臣和内政大臣的任命仍是皇帝的职责。斯托雷平毫不掩饰，说自己将会负责内政事务。米留科夫对此断然拒绝。

前内政大臣特列波夫被任命为宫廷元帅，也站在他这一边进行磋商，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斯托雷平及其提议失信。他同意政府完全由杜马议员构成的观点。特列波夫将军之所以提出这个阴险的计划，是因为他确信立宪民主党内阁将会和皇帝发生激烈的冲突，皇帝会被迫任命一名军事独裁者。他曾说过“别吝惜子弹”，现在他就准备担任这个职务。

协商不成，杜马和政府无法合作，导致议会在成立之后不到三个月便被解散了。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回首往事，这样概括了当时的形势：立宪民主党作为胜利者，要求政府投降。解散杜马和任命彼得·斯托雷平担任首相一职是当局做出的回应。立宪民主党似乎在国内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力。失去委任之后，议员们便齐聚维堡，草拟“维堡呼吁书”，促使人民进行“消极抵抗”。马克拉科夫写道，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不幸、更无用的举措了。这一招既无法激励任何人，也无法吓唬任何人……”

新的选举让杜马变得比第一届更左。社会民主党人脱颖而出，占据了65席；与社会革命党人（有37名代表）关系密切的“劳动党”则有104名成员。“左翼集团”在杜马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共占518席。但对只占99席的立宪民主党来说就是个挫折。“右翼集团”，如“十月党”的保守分子和“黑色百人团”，占据54席。余下的席位则由小党团的代表占据，这些小党团会随心所欲地改变观点。

第二届杜马和第一届一样，弥漫着不耐烦的气息。第二届杜马和政府再次发生冲突，这届杜马认为自己才代表了“人民意志”。阿列克谢·苏沃林在日记中写道：“杜马里根本就没人。匪徒，搞破坏的人如云，但没人能够统治……”《新时代》的编辑在论及被人民选出的人的精神状态时说：“杜马喜欢大肆羞辱各部大臣。有个议员说：‘我不害怕城里的警察，对大臣就更不怕了。他们才应该感到害怕。’”

解散第一届杜马和选举第二届杜马将彼得·斯托雷平放到了俄国舞台的台前。一方面，他担任的是大臣会议主席；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他是俄国唯一一位拥有出色演讲口才的大臣，这让他能挑战杜马里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由于感觉到“左翼集团”的压力，再加上立宪民主党对前者的推波助澜，斯托雷平觉得有必要让那些议员对城市警察和大臣感到畏惧，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大胆给出了回应：“你们吓不倒我们！”

首相的警告针对的是杜马内大多数中左派议员，后者千方百计想要阻挠改革，认为改革来得太迟，而且也不充分。但激进的反动派也在大力反对斯托雷平的政策和他本人。其中一个就是由杜布罗文出版的机关报《俄国旗帜报》。面对首相的挑战，杜布罗文的报纸宣称：“但愿斯托雷平知道俄国的东正教人民对他说的‘你们吓不倒我们’这句话只会报以嗤笑。我们再也不能允许用承诺的外国宪法和立宪民主党的胡言乱语来让俄国公民昏昏欲睡了。不，一切都已表明，和现在的斯托雷平政府进行政治大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

如果“右翼”并未出其不意地得到皇帝的支持，《俄国旗帜报》在面对“左翼”的攻势时，也只能站稳脚跟而已。1907年6月4日，尼古拉二世给俄罗斯人民联盟主席杜布罗文发去一封电报：“谨向俄罗斯人民联盟的主席和所有成员宣布，他们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对他们想要辅佐皇室，为亲爱的祖国着想的忠诚和热忱之心聊表谢意。我保证，如今，所有真正忠诚于我、深爱祖国的俄国人都会紧密地团结在皇座的周围。通过不断地扩大队伍，他们就能帮助我让我们伟大神圣的俄国再次恢复和平，改善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命运。但愿俄罗斯人民联盟能真正地支持我。但愿你们能为全人类服务，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合法和秩序的楷模。尼古拉。”

这篇写给“黑色百人团”组织的赞词太出其不意，颂扬得太过分，结果使得阿列克谢·苏沃林认为那是份伪作，虽然他是个君主主义者，但并没将这封电报刊登在他主办的《新时代报》上。他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我们的君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好的政党。”

第二届杜马解散之后，尼古拉二世给杜布罗文寄去了这份电报。第二届杜马也没比第一届杜马持续的时间长：1907年6月3日，由于违反10月17日宣言，政府禁止了这届杜马。尼古拉二世一下子又不喜欢这届杜马了。彼得·斯托雷平还在想着怎么合作，而“子弟党”没有这个意愿。因此大多数议员不愿谴责革命，却都愿意去谴责右翼的暴行，或者说是“政府的恐怖暴行”。解散杜马的借口是杜马拒绝将社会民主党议员交给警方，警方此前在军队中遇见该政治组织的代表，于是就逮捕了他们。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联系，但为了推动警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部彼得堡分处便命人去煽动挑拨，把议员们来了个“瓮中捉鳖”。

第二届杜马议员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对当局的这次“夺权行动”（指解散议会）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议会并未如斯托雷平所愿，它拒绝处理俄国的大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

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并不意味着俄国“议会制”的终结。已经确定会进行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新议会必须于1907年11月1日召开。但前两届议会的经验让政府吸取了教训，从而修改了选举法。政府在逐渐适应议会体制，试图在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找到合作之道。第三届杜马内部，右翼既有大地主代表，也有最极端的民族主义代表，共获得33.2%的票数；10月17日党捍卫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占34.8%；立宪民主党失去了在前两届议会中的领导地位。新的选举法大大限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革命党派在第三届杜马也有代表，其中就有布尔什维克（其中四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马丁·马利亚是如此概述当时局势的：“1907年之后，俄国就有普鲁士类型的议会存在了，议会由保守分子领导，可以和仍然相对开放的专制政体合作。”当时有一个心怀敌意的人作了一些预言，但没有成真。1906年，《俄国的未来》一书的作者是这么写的：“俄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国家杜马后来很快就成了疯人院……在接下来几年，俄国国家杜马的会议会令人想起制宪会议，着实让人震惊。”

第三届杜马一直持续到其委任期结束，之后就开始了第四届，直到1917年才选出这一届。之后，要到1993年才会成立杜马。

广泛全面分析俄国革命的十卷本《红轮》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讲到了1907年6月3日的“夺权行动”：“……为了保存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即便是下达敕令要求修改，但这么做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宣言还在。但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让议会运转起来的方式。”

第一次发表政府讲话时，斯托雷平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改革计划，如取消加诸各群体身上的限制，不得对其刁难，转变自治方式，设立地方法庭、收入税等。在所有这些改变当中，彼得·斯托雷平将解决农民问题放在了最核心的地位。无论是第一届杜马还是第二届，都不愿去操心这个事，只是提出建议，要求没收贵族土地。

趁着第一届杜马解散、第二届杜马选举之间的当口，斯托雷平采取了一些措施（基本法第87条赋予了他这项权利），改变了农民在俄国的状况。1906年10月5日，颁布敕令，将农民放在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地位上。1906年11月9日的敕令赋予农民离开村社的权利，但同时又保留他们当下拥有的土地。其他所有的敕令都涉及了农民问题的方方面面。但第二届杜马拒绝将这些特别敕令转变成法律。

杜马农业委员会成员、立宪民主党党员切尔诺科夫和斯托雷平交谈之后，向该党的代表进行汇报：“斯托雷平对农业问题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他说：‘以前我只相信，若想拯救俄国，就必须取消村社；现在我更坚信这一点。若非如此，任何宪法对俄国都不会有任何用处。’”在第二届杜马开会期间捍卫11月9日法律的彼得·斯托雷平宣称该法“只是取消农民对村社的强制依附关系，由此将个体从与人的自由概念和人的劳作概念不相容的奴役状态中抽取出来”。杜马的左派多数派拒绝批准这项法律，右派少数派也是如此，但理由不同。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是到第三届杜马才通过的，1910年6月14日获尼古拉二世批准。左派议员、立宪民主党和右派大多数议员表达了反对。大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律的议员都是“十月党人”，他们得到了温和右派和民族主义团体（如波兰“科沃派”）的支持。

当时的文件、同时代的亲历证词、历史学家的分析都可以让人一窥俄国“农民问题”不可思议的复杂性。20世纪末的事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纪初的那些事件。从1906年至1916年这十年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农民都想摆脱村社的束缚，获得自由耕作者的地位。1916年，近两百万家庭离开米尔，前往农庄，即村庄外的农场，或作为独立的地产主，仍然留在村庄的外围地带。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消失。后继者也丝毫没有鼓励耕作者进入个体耕作的世界。当时出现了势力强大的游说集团，由集体农庄的主席和国营农场的经理组成，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制定农业改制的法律，不愿意让耕作者以个体的形式劳作。杜马中农业党的一个领导人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言简意赅地讲述了自己的纲领：“不应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不能成为商业的对像。”这个声明是写给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此人是周报《明日报》的出版人，与之相比，阿列克谢·苏沃林的《新时代》简直就像左派出版物。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阐述了土地的“俄罗斯概念”：“土地属于上帝，土地属于人民，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属于国家，很神圣，人类在上面休养生息……”

1995年，土地私有制的反对者一字一句地复述了九十年前彼得·斯托雷平的无数敌人所持的论点。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在陈述</a>自己的农业改革计划时，对所有“俄罗斯概念”的支持者（无论什么时代）作出了回答：“只要农民仍然贫穷，只要他们还无法享受到土地为个体所有，只要他们还被村社的钳子紧紧钳住，那他们就仍然是奴隶，任何成文法都无法让他们享受到公民自由的好处。”

身为君主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的彼得·斯托雷平认为，只要将公民自由、国家意义、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出现“真正的自由”；而传达这种“真正自由”的就是“小地主……劳动者，他们拥有个人的尊严感”，为村庄带去“文化、教育和满足感”。

将没有土地的农民转运至乌拉尔山以外（西伯利亚、远东、中亚），是斯托雷平农业改革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1906年至1913年间，约350万农民就这样越过了乌拉尔山脉。

首相成为右派和左派的攻击目标，因为他的计划“着重于强者”。斯托雷平的反对者援引了1908年12月5日他在杜马的讲话。面对有人说农民嗜酒，把全部土地都喝没了，以此来散布恐慌情绪的说法，斯托雷平是这么回答的：“当我们在为整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时候，头脑中所想的必须是强者和智者，而非弱者和酗酒者。”左派由此声称斯托雷平着重考虑的是“富农剥削者”，右派则说他“在乡村引发分裂”，意思就是说他反俄罗斯、反国家。

彼得·斯托雷平提出反驳，指出“强者在俄国占大多数”。毫无疑问，农业改革所提供的可能性首先吸引的就是最活跃的人，他们拥有主动性，是最“强”的农民：必须要果断，拥有强大的个性，才能挣脱米尔束缚，放弃自己的小块土地，前往一万公里外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开始新的生活。法国经济学家埃德蒙·泰利1913年前往俄国，他提到这个国家在六年的时间里(1906—1912)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指出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给农民分摊土地、向农民贷款方面。这位法国观察者认为：“还要再等上二十年，1861年解放农民期间授予村社的1.3亿公顷土地才会最终转变成私人财产……不过，如今推动的力度很大，改革全面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能排除的是，埃德蒙·泰利已听说过彼得·斯托雷平那些有名的话：“给我二十年，我就能改变俄国的面貌。”

斯托雷平的行动结出了果实；1907年，最后几处火源熄灭了；第三届杜马采纳了农业法，吸纳了议会生活的规则；对日战争和革命之后，俄国开始医治伤口。同时，彼得·斯托雷平也逐渐失去了尼古拉二世的信任和支持。1909年，首相提到格拉西莫夫将军，说革命已遭镇压，皇帝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听闻此言，尼古拉二世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革命……我们确实有过混乱，但那不是革命……再说了，如果掌权者精力更旺盛，胆子也大，混乱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年来，我身边要是有像敦巴泽上校那样的人，局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皇帝夏宫雅尔塔的指挥官敦巴泽上校因其对犹太人的疯狂镇压而名声在外。这样的比较只会让斯托雷平不悦。他对格拉西莫夫将军说：“皇帝怎么会这么快就忘了自己经历的那么多危险？可他当时还想尽办法要避开危险，让国家摆脱艰难的处境。”

1911年9月1日，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剧院受伤，伤情危重。尼古拉二世也在那儿看戏。9月5日，首相去世。杀手德米特里·波布罗夫是社会革命党党员，也是保卫部的特工。他和犹太人的关系让他的恐怖主义行为又多了一层现实性。波布罗夫立刻受到审判，并被处死。彼得·斯托雷平遇刺的情况一直都没彻底弄清楚。他的敌人数量众多，从而使各式各样自相矛盾的传闻显得亦真亦假。革命党人对这个“平息”国家，使之走上改革之路的人相当痛恨，因为这样会使革命变得毫无用处。右派认为斯托雷平这么做是有意要削弱君主政体。中间派，尤其是立宪民主党担心大臣会议主席会阻止他们获得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也是斯托雷平不共戴天的敌人帕维尔·米留科夫回忆说，保护首相最力的就是“沙皇，他不喜欢受到外界意志的左右”。他的结论是：“他受召前来，使俄国摆脱了革命，如俄国的托马斯·贝克特那样，度过了自己的岁月。”

1917年革命之后，帕维尔·米留科夫才提到了这位英国大法官(1118—1170)，恼怒的国王亨利二世没料到没人愿意帮他摆脱掉这个胆大妄为的顾问，于是就将他杀害了事。但波布罗夫开枪刺杀斯托雷平之后，皇帝参与杀害首相的传言就出现了，只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些怀疑罢了。

对彼得·斯托雷平所起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表达了想要理解20世纪俄国历史的强烈意愿。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这么不停地擦拭着革命之镜，他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蕴藏着许多可能性，而斯托雷平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象征。他的主人公乃是命运的宠儿，他为这位主人公绘制了一幅肖像：“黑色礼服，排扣一直扣到下颏，身体挺拔好似大理石雕像，身上洋溢着一股神秘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信，因为他既非腐朽不堪的老头，亦非魔鬼、低能儿，他英俊帅气，知道自己有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说得斩钉截铁：“斯托雷平……是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的两个潜在对手斯佩兰斯基和维特拥有过人的才能，但斯托雷平拥有的特质他们并没有，治国的智慧和政治才干在他身上结为了一体。”派普斯援引了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的说法，后者将斯托雷平视为“欧洲最杰出的人物”。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论述尼古拉二世两位名臣的时候，找到了更好也更简洁的表达方式：“维特能拯救专制体制，斯托雷平能拯救立宪君主制。”

去世之前不久，斯托雷平制订了一项改革计划，以期为法制国家、君主立宪制确立牢固的基础。这项计划中的法律可以保障公民权利（废除通过行政命令将人流放的做法），进行警界改革、自治改革（特别是对地方自治局赋予很多权利），设立社会保障部、健康与劳动部。1956年，斯托雷平的计划第一次公之于世。我们将此视为“上层革命”的计划。但要实行的话，还必须有个“上层”。索尔仁尼琴是这么写斯托雷平的：他拥有“当沙皇的品质”。但合法的沙皇是尼古拉二世。立宪君主制的潜在拯救者像维特一样，开始让皇帝不堪重负，也就变得没什么用处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斯托雷平遇刺之时，另一个“拯救者”出现在了宫廷内，此人好商量得多，而且似乎更有效率，这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他的出现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沙皇和人民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

16 十字路口

钟声响起，俄国黯淡，

沙皇冠冕坠落。

群氓会忘记冠冕之

背负

许多人将会以鲜血和死亡

为食。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30

年轻的诗人对这个传奇的王朝作出了可怕的预言：当时，文学作品中时见这样阴郁的预感和预言。20世纪初，“颓废之风”盛行，所有人都看破了未来的红尘。大家都在说结局会很悲惨：1905年的革命和“血腥星期天”，1908年的地震将墨西拿夷为平地，恐怖暗杀，处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得毫不含糊：斯托雷平遇刺是一条分界线；从那一刻起，俄国必将走向革命。

苏联历史学家坚信马克思给了他们一把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钥匙，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不可避免，这就是历史法则的要求。

既无法证明，也无法驳斥这样的论断。思考什么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事实才值得关注。从中可以看出，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经历了一段相当繁盛的时期。

如今，这段时期被称为俄国文化上的“白银时代”。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西方世界第一次跟着俄国，借用它的风格、品味和精神的价值。”

在艺术、音乐、文学、绘画、戏剧领域，勘探出了新的道路，对新的形式进行了实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亲历了这段正在成型的改变过程，他抱怨“公共道德水准的降低”；他哀叹道：“夸张的场景和情感供不应求，紧紧攫住了大众，廉价剧院、藏污纳垢之所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准提高的结果和象征。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拿薪水的人有了通过工会、合作组织、保险公司等更多的可能性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教育同样有很大的进步。最好的证据就是军队新兵的文化水准大幅提高。1875年，21%的士兵会读写；1913年，比例达到73%。

经济持续发展。当然，和欧洲各国相比，俄国始终落后。但由于主要的障碍已经排除，农业改革为新的经济前景打开了一条通路。

俄国生活的活力让对手颇感意外。1904年，奥地利人胡戈·甘茨出版了一本名为《俄国衰落》的书。一个不知其名的俄国领导人对奥地利人说，俄国的衰落不可避免，“虽然肌肉发达，但得了治不好的心脏病”。1906年，德国人鲁道夫·马丁得出结论：“俄国对革命的谋求，很长时间以来使之被排除在了……有影响力的大国之外……”他还不无满意地说命运有利于德意志帝国，“使之意外获得机会，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

法国人埃德蒙·泰利对俄国的未来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有一个假设，认为“1912年至1950年，‘欧洲大国’的发展与1900年至1912年相似，而‘到本世纪中叶，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俄国都将控制欧洲’”。

从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来看，统计数据都展现出俄国巨大的活力。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数据即可：1902年至1912年的十年间，该国人口从1.393亿增长到了1.711亿。人口和面积（占欧洲的54.1%，尚未包含在亚洲所占之地）在欧洲排名第一。在世界的眼里，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大国，会有伟大的未来，但由于政治问题太多，前景黯淡。

一个国家要实施激进的改革，从“旧体制”进入新时代，自然会存在困难。但俄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难题，那就是宫廷，宫廷抵制变革，依靠的是自感权力渐少的土地贵族阶层中最为保守的人士。

卡尔·波普尔指责哲学家——柏拉图、卢梭——没有很好地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实，这位英国思想家认为要扪心自问的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政治体制该如何确立，才不至于让无才无德之人犯下太多的错误”。

俄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体制。斯托雷平遇刺之后，由当过十年财政大臣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措夫领导政府。尽管他没有维特或斯托雷平的魄力，但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官员，懂得如何很好地领导官僚机构。杜马同样也在如此运转。人们指责杜马秉持保守主义，右派议员过多，这说得没错。但杜马并不仅仅是要限制专制权力，它还要培养公民的政治意识。

在政府体制内部，沙皇占据了中心地位。他所签署的声明改变了权力的性质，权力已不再专制。尼古拉二世内心里是拒绝承认这一点的。皇后断然否认对专制体制的任何限制。沙皇的性格、皇后的性格始终都与宫廷格格不入，两人于是被迫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建议和慰藉。

亚历山大一世对神秘学和通灵术很感兴趣。尼古拉一世对有关俄国伟大前景的神秘预言也有很大兴趣，波兰数学家和通灵者赫内—弗龙斯基(1778—1853)曾在一封信里向他阐述过这个问题。亚历山大二世将大量时间耗费在通灵术和占星术上。他对德国通灵者兰姆斯多尔夫男爵兴趣不小。亚历山大三世以及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玛丽亚也是如此。20世纪初，对星宿的兴趣变得愈来愈疯狂。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特征，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前夕卡廖斯特罗的巨大成功。所有人都想一窥未来，向亡者求告，洞察东方的秘密，当时，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布拉瓦茨卡娅夫人（维特的侄女）的《裸露的伊西斯》以及其他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乔治·葛吉夫（高加索人）的魔力，以及布里亚特人彼得·巴德马耶夫具有魔力的秘药也莫不如此。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对法国江湖医生和催眠术士菲利普特别痴迷。阿列克谢·苏沃林回忆了他们相遇的情景：“黑山的阿娜斯塔霞在尼斯的时候对通灵喜欢到痴迷。她把菲利普推荐给了皇后。皇后将他召来，让他令通灵桌动起来，于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幽灵现了身，开始给尼古拉二世提建议。”讽刺的语调反映了苏沃林对通灵桌的看法；讽喻皇帝和父皇幽灵“对话”，表明在沙皇的近臣中间，有人想要让广大的公众一窥宫廷的秘密。

杜马解散之后，1907年6月3日，苏沃林写了这则日记，那时候，对君主大肆贬低还挺流行。菲利普和尼古拉二世及亚历山德拉的见面发生于1901年9月的贡比涅，皇帝夫妇在法国的时候就住在那儿。俄国宫廷早已通过有名的法师帕普斯，听说过江湖术士菲利普无边的法力，帕普斯写过许多深奥难懂的论文。在彼得堡，帕普斯大获成功，对师父菲利普大肆吹捧。

和菲利普的见面几乎持续了整整一晚上，给皇帝夫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得知菲利普因非法行医而和法国司法部存在纠葛之后，尼古拉二世便请求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向这名法师发放执照。部长想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便向共和国总统卢贝提出请求。但即便有共和国总统的保护，如果不通过必要的测试和考试的话，菲利普似乎还是无法成</a>为医生。

没关系！尼古拉二世邀请菲利普去了皇村。法国的江湖郎中就这样获得了军医的职位和上校军衔。他给皇帝夫妇提供的鼓励和慰藉不会没有价格。皇后信法师信得五体投地。法师向皇后宣布说她怀孕了，她对这话深信不疑，身体还真的开始发福。但九个月之后，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这并不会动摇他们对菲利普法力的信奉。

国内对沙皇和皇后痴迷法师的反应可以反映出尼古拉二世在俄国的状况。秘密警察是反对菲利普的。保卫部驻巴黎的代表拉奇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他是个江湖郎中，是坏蛋。彼得·斯特鲁威在斯图加特发行的革命报纸《解放报》说他是“催眠士和秘术师”。当国家正陷入深重危机之时，“在宫廷的幽深迷宫之中，俄国沙皇竟将国际秘术师揽至膝上，期待着听取秘术师的启示”。这份革命报纸对皇后客厅里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宫廷同样也反对这名“法国江湖郎中”。

由于公愤太大，菲利普在彼得堡实在待不下去了。但直到1905年他去世之前，他仍然和皇后保持着密切的通信，皇后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朋友”。缺了法国人的慰藉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补偿；俄国的慰藉者出现了，此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亚历山德拉也称之为“亲爱的朋友”。

俄国历史上无疑没有哪个名号能比拉斯普京更响亮了。也许只有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可与之媲美。悲剧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在了此人的身上：他是西伯利亚的农民，却一路直达皇庭，还有权力、性、阴谋、暴死，以及不久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无数著作、电影都在专门描绘拉斯普京，描绘他的秘密、天分、欢宴。不过，秘密依旧。

尼古拉二世近期的传记作者在论及他的时候写道：“作为20世纪的术士，他早已在使用电话和电报”；书中还说：“他无疑拥有某些超人的天赋。”

1905年11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天选之人，格里戈里，托博尔斯克省人。”拉斯普京的传记作者提到，1903年，他第一次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结识了许多人，所以第二次旅行时就遇见了皇帝夫妇。“天选之人”说明他给皇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拉斯普京照料患血友病的皇太子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能力惊人，竟能通过电报远距离止血，仅凭这一点，西伯利亚农民最终就和整个王朝联系在了一起。

拉斯普京在皇帝夫妇生活中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有一个解释是这么说的，即尼古拉二世从中得到了满足，他认为拉斯普京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沙皇和人民之间直接联系的化身。拥有魔法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乃是俄国人民的象征，他全身心忠于沙皇，成为君主制的强大力量。

尼古拉二世向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解释了拉斯普京出现的理由：“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他宗教信仰虔诚，因为真诚，所以很讨皇后的喜欢，她相信拉斯普京为我们家和阿列克谢祈祷所具有的力量……”皇帝还说：“但这件事完全属于我的私事。我很吃惊的是，竟然有人这么喜欢干涉和他们无关的事情。”

斯托雷平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有关拉斯普京投机冒险的便笺，皇帝也是这么回复斯托雷平的：“皇后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游历四方，遍游圣徒之所，对《圣经》了如指掌，通常也过着圣徒的生活。”对所有有关拉斯普京的指控，皇帝一概否认，还对首相说：“他到底有什么地方能让您感兴趣？毕竟，这是我的私事，和政治完全没有关系。我妻子和我难道不能拥有私人关系吗？我们难道不能去见让我们感兴趣的人吗？”

直到最后，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都坚信拉斯普京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研究神秘学的专家都说起过皇后身上的神秘主义倾向、她神经质的性格，这些都能解释她为什么会受到西伯利亚法师的吸引。1914年战争期间，亚历山德拉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都在表明，她认为拉斯普京就是一名政治顾问，只有他的建议才最公道，这和她对菲利普的看法一样。对她而言，拉斯普京就是帝国的拯救者。1915年6月10日，她给沙皇去信：“他们必须学会在你面前颤抖；你要记得菲利普先生。格里戈里说得一模一样。”皇后提到菲利普和拉斯普京，是要求她丈夫表现得坚定。她提醒沙皇，菲利普曾说：不应该接受宪法，这会要了沙皇和俄国的命。1916年12月4日，亚历山德拉再次发起冲锋：“要让他们知道你才是主人。”她要求尼古拉二世成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保罗皇帝！

法国术士和俄国巫师先后让皇后确信，她的政治观念，也就是专制君主制，得到了神秘力量的赞许，这股力量会保护俄国。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丈夫的时候，提到了神秘主义权威，说那是天体世界的使者：“格里戈里总是对你这么说，菲利普也是如此：如果我能了解你的事务，我就能即时通知你。”她还说：“你要记得菲利普先生给我圣像和小铃铛的时候说的话（1916年12月的信）：既然你如此宽容和轻信，那我就应该在你身边当个警钟，让怀有恶意的人接近不了你。”

尼古拉二世的传记作者对拉斯普京荒淫无耻的行径、在首都餐馆里烂醉如泥的丑闻、狂欢宴饮的行为（所有人都说宫里的贵妇也参加了那些宴会）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拉斯普京之谜：他狂欢不辍，烂醉如泥，对皇帝家庭甚是难听的闲话，这一切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挑衅行为。拉斯普京似乎把自己当武器，交给了自己的敌人。可一旦使用这把武器，那些人就会从宫中消失不见。”年轻女大公们的老师秋切娃夫人是大诗人的女儿，她就遭到了辞退，因为她犯了个大错，不让拉斯普京进入女孩子的闺房。尼古拉二世和首相斯托雷平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对这位“长老”充满敌意的态度。他的继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向沙皇提到了拉斯普京逗留宫中的危害性，所以也遭到了解职。拉斯普京的一句话就能让权势熏天的大臣倒台，让他自己选中的人上台。

尼古拉二世的传记作者认为，之所以会有“拉斯普京之谜”，是因为他成功地让皇后相信自己承担了宇宙间所有的恶，在堕落过程中净化自己。这个神秘主义的解释，来自鞭笞派的武器库，让皇后很满意。她读了名为《俄国教会之圣愚》一书，用彩笔标出段落，那些段落说，对于某些人，圣洁是通过性的堕落来彰显的。

临时政府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沙皇整体崩溃”时的状况，委员会仔细地研究了“拉斯普京档案”。大量证人受到询问。他们还巨细靡遗地检视了警方二十四小时保障 “恶魔圣徒”安全的报告，警方就是这么称呼这个“长老”的。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有关拉斯普京狂欢的说法都夸大其词，其中包括所谓宫廷贵妇参与狂欢的说辞。宫廷贵妇安娜·维卢波娃是庇护拉斯普京的皇后的贴心闺蜜，有人指责她是西伯利亚庄稼汉、沙皇、皇后的情人，结果从委员会的记录中却发现她还是个处女。

可是，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真正的关系却少有人关心。1912年，整个俄国都听说拉斯普京是皇后的情人。1914年，全国都“知道了”这件事。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真正角色仍然是个谜。从战争开始，他对宫廷的影响力就变得无比巨大。他只要写张便条，或是口头推荐，大臣就能得到任命，或被赶下台。至圣治理会议分裂成了“拉斯普京派”和“反拉斯普京派”。但拉斯普京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爱嘲讽，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突然把对方拔得很高，之后却又骤然把无数挤在他家候见厅内的求财求职者赶走。他对大臣的选择也全凭本能行事，要么有人送他礼物，要么有人为他祷告。他举荐的那些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观点、生活方式、不同的习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受到了拉斯普京的吸引。

“长老”巨大的权力源于皇后对他的无边信任。俄国军队和舰队的最后一位随军神父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和拉斯普京作对的困难之处在于，和他作对，就等于在和皇后作对。”

皇后自有其政治主张。她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专制政体，让皇太子顺利登</a>基。亚历山德拉深居后宫，对“庄稼汉圣徒”拥有神秘的信仰，因为这位圣徒直接同人民和未来有联系，所以她会聆听“朋友”的建议，从中获得启示。她还恳请拉斯普京寻找忠诚可靠之人来辅佐政府，负起重担，让沙皇乾纲独断。皇后做事果断。皇后很清楚1905年镇压革命最厉害的时候遭逮捕和遭处决者的人数，她在日记中写道：“无数农奴的尸体也不及皇家的一滴血。”

尼古拉二世坚信，他和拉斯普京，以及他妻子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都是私事，和政治无关，而且亚历山德拉及其对宫廷和世界的看法都不是什么大事。当格拉西莫夫将军向斯托雷平提交警方针对拉斯普京所作的最初的调查报告时，当时还不知道“长老圣徒”存在的首相大为震惊。他说：“皇帝的家庭生活必须如水晶一般纯净。如果民众意识到有一块阴影落到了沙皇家庭身上，那专制君主的道德权威就会轰然倒塌，最坏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见证过拉斯普京最后“功绩”的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得出结论：“沙皇政权最邪恶、最卖力的敌人也根本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来诋毁皇室了。”

俄国的宠臣会利用君主对他们的信任来制定国家政策。拉斯普京有时会“制造”大臣。但他的主要心愿是帮助迷失在这可怕世界里的皇后和沙皇。权力无边的拉斯普京手握国家的缰绳，循着模糊不清的目标而去，他的身上充满了谜团，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有人说他是犹太人，是撒旦，这个谜团和所有的谜团一样，都很牢固，令人无从反驳。

拉斯普京在宫中的出现适逢第一次危机，也就是第一次革命，这是政体内部虚弱的表征，也是皇帝夫妇心理缺陷的表征，从俄国专制体制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关键点。“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集团”“拉斯普京派”犹如强效毒药，腐蚀着专制权力。在想要克服危机的那些年里，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正在进步，拉斯普京于宫廷里的存在让人恼恨，而且慢慢蚕食着专制君主身上不可或缺的光环。等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战争打响，“拉斯普京因素”就成了王朝和帝国崩溃的一个主因。

尼古拉二世继承了父亲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的工具就是和法国保持融洽的关系。彼得堡和巴黎的接近是在回应一个现实问题，也就是俄国的敌人是德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二世很难承认这一点。俄国所有的外交传统都与之相左，家庭关系和两位君主政治上的亲和性（两者都是民主体制的敌对者）也是如此。

1905年7月，两位皇帝在比约尔克群岛周边的芬兰水域见了面。尼古拉二世在“极星号”游艇上，威廉二世则坐着“霍亨索伦号”前来见他。威廉在外交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轻易说服尼古拉签订了协议，从条款来看，一旦和法国开战，俄国就需保护德国。整整三个月，没人知道这份协议。当俄国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尔夫和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得知此事后，两人吓得不轻。法俄两国已经签署军事协定，一旦德国入侵，俄国就必须援助法国。比约尔克签署的文件则让俄国反其道而行之。兰姆斯多尔夫向皇帝解释：“如果比约尔克协议让巴黎知道，很有可能德国政策就会达成其长期目标：俄法联盟彻底破裂，我们和英国的关系也会恶化，俄国重返孤立，只和德国保持联系。”维特也断然反对比约尔克协议。长期以来，尼古拉二世一直不愿听取大臣们的理由。

和德国皇帝见面之后，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返程途中，和威廉一起度过的时光让我愉悦。”1916年，战争正酣之际，尼古拉向当时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解释：“我设法对任何事都不执着，发现这是统治俄国的唯一一种方式。”对有些历史学家而言，皇帝这是在自责：比约尔克充满了风险，是威廉耍的花招欺骗了他那天真的表弟。但尼古拉二世并没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1906年1月，兰姆斯多尔夫伯爵交给皇帝一份秘密备忘录以及一份“世界犹太共济会阴谋”的详细说明文件，这是以俄国外交官搜集的情报为基础写出来的，该阴谋的目的是让“敌基督、反君主的犹太人取得普世胜利”。外交大臣指出，“阴谋”的中心就在法国，提议俄国、德国、梵蒂冈建立“三国同盟”。这个新“三国同盟”的想法和当时法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冲突有关。尼古拉二世在备忘录上写了这样的话：“立刻着手谈判。我完全赞同您此处表达的观点。”想要和德国同盟的那个梦想仍然充满了生命力。

备忘录成了兰姆斯多尔夫伯爵制定的最后一份文件。彼得·斯托雷平政府的外交大臣一职被职业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占据，后者并不认同前任所谓的必须和德国同盟的观点。兰姆斯多尔夫的备忘录就这么一直保存在秘密档案中，直到1918年，此时，想要揭露帝国主义国家阴谋的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好几卷在外交部档案中找到的“秘密文件”。兰姆斯多尔夫的备忘录放在第六卷，几乎没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但它仍然值得注意，因为文件反映了尼古拉二世的立场。

1907年1月，皇帝在和格拉西莫夫将军交谈时又将“世界阴谋”旧事重提。保卫部彼得堡分处处长将皇帝的话汇报了上去：“他想说的是革命者和共济会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要我向他证实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如何，但在俄国，我觉得并没有共济会分会，通常情况下，共济会员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将军的结论是：“不过，我的情报显然并没有说服皇帝，因为他还是让我告知斯托雷平，说有必要对俄国和国外的共济会提交一份巨细靡遗的报告……”

20世纪初，俄国在外交领域处在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位置。边境没有任何严重的威胁，还是彼此敌对的集团的盟友，19世纪末，欧洲就开始形成了这些互相敌对的集团。同时，由于战争失利以及革命的因素，俄国也遭到了削弱，大国的威信丧失殆尽。伊兹沃尔斯基获得任命后，抱怨“（与各国人士见面时，）别人都把他看作土耳其和波斯的密使”。

担任外交大臣之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就注意到，俄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比较紧张。俄国虽和日本签订了和约，但关系远谈不上和谐；放弃比约尔克协议之后，和德国的关系也日渐恶化，德国对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支持法国的作法也相当不满；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加紧活动，支持德国，并在奥斯曼帝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后就是和英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对俄国的立场主要是在波斯方面采取强硬态度，所以两国的关系远非融洽可言。

只有当俄国解决国内问题，重新恢复其大国地位，才有可能制定在两个集团之间迂回行驶的政策。因此，身处当下的环境，选择一条政治路线，就等于是在两个集团间择其一。

伊兹沃尔斯基提出了一条路线，和斯托雷平制定的“国家大计划”相一致。对首相而言，俄国需要一段二十或二十五年的“修养期”。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发现了一种可以保持十年和平的可能性。他的外交纲领首先就是承认俄国无法在远东、中亚和欧洲同时采取积极政策。必须从中做出选择。因此，外交官认为远东政策“超前了五十年”，目前最好选择欧洲方向。此后，俄国就必须面对欧洲。

伊兹沃尔斯基之所以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是因为他将皇太后的一封信带给了尼古拉二世，皇太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出生地丹麦，未来的外交大臣就在那儿当大使。由于尼古拉二世从自己的“外交”行动，如对日战争、签订比约尔克协议中发现了自己决策的不专业，所以也就愈发信任伊兹沃尔斯基。

伊兹沃尔斯基的一个主要决策就是设法和英国结盟，再说这也是解决对日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和阿列克谢·苏沃林交谈的时候，外交大臣、俄国对外政策负责人很清楚报纸的重要性，1907年8月，他解释了自己的政策：“有十年时间，日本不会来冒犯我们。何况，我们也不会去那儿打仗……欧洲会有事情发生。在这块，我们必须可以腾出手脚，所以，必须保障后方无虞。”苏沃林提到海峡问题时，大臣作了回答，对“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本人，而非对记者说”：“英国会支持我们。”苏沃林在笔记中还记道：“他在撒谎吗？还有德国。”

伊兹沃尔斯基没撒谎。1907年8月，和英国签订了协定。谈判进行了一年半时间。波斯被划分成三个势力范围：北部（“俄国”）、南部（“英国”）和中立区，两国具有相同的机会。俄国承认阿富汗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作为本次让步的交换，俄国得到英国人的承诺，即解决海峡问题时，他们会给予支持。

伊兹沃尔斯基必须战胜宫廷里和政府圈内许多人反对与英国同盟的想法。反对他的有德国路线的支持者，还有许多丝毫不愿向英国让步的人。“让步”“势力范围”这样的想法对俄国外交界来说是新鲜事。伊兹沃尔斯基政策的反对者断言，俄国不应接受划界，这样，“俄国就能无视界限和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影响力扩散出去……”

和英国签订协议，俄国就进入了反德阵营，使之威望尽失。

在外交领域成功之后一年，外交大臣就经历了一场失败，当时的记者称之为“外交海啸”。1908年夏，伊兹沃尔斯基与奥地利同行见面，伊兹沃尔斯基同意可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自俄土战争以来，奥地利就一直想这么做。对伊兹沃尔斯基而言，这只是一份临时协议，接下来会召开大国会议。奥匈帝国却认为那是最终协议，宣布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帝国。

事实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的处境并无变化。但一切又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匈帝国踏出了扩张领土的关键一步。75%的人口是塞尔维亚人，约23%为克罗地亚人。宗教划分也很重要：约44%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徒，约30%为塞尔维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都是天主教徒。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合并，同样表明维也纳正在加紧努力，以期占据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俄国对这些土地也有觊觎。我们说过，保加利亚宣布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科堡的斐迪南宣布成为保加利亚国王，并未设法掩盖其亲奥匈的倾向。

俄国不得不“自行消化”这场外交失败，因为它还没有做好和受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眼见维也纳得势，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情感瞬间爆发。“新斯拉夫运动”出现了，这从布拉格斯拉夫人大会(1908)和索非亚斯拉夫人大会(1910)可以看出。其主要组织者是捷克的政治领导人卡雷尔·克拉马日。他的这场运动得到了俄国的倾力支持，“新斯拉夫”趋势激发了俄国社会的兴趣。

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斯拉夫民族爆发的民族情感（也具有反德情绪）犹如肥沃的土壤，1912年从中诞生了斯拉夫阵营。俄国外交界在斯拉夫阵营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形成联盟，同年5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又形成联盟。9月底，黑山宣布对奥斯曼帝国开战，立即就获得了“斯拉夫阵营”的支持。土耳其遭到惨败。从1913年5月在伦敦缔结的条约来看，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由巴尔干各国人民共享的欧洲领土（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一个小口子）。很快，昨日的盟友又彼此吵翻了天，它们都想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1913年6月，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在奥地利的支持之下，与塞尔维亚和希腊开战。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同保加利亚发生冲突。1913年7月底，保加利亚失败，承认失去被占领土和几块旧有的领地。

无论战败者（自然如此）还是战胜者都不满意。保加利亚想要复仇。塞尔维亚想要扩张领土，吞并克罗地亚人、作为奥匈帝国臣民的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对希腊的诉求心存恐惧。当时报纸上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没过多久，“火药桶”就爆炸了。

俄国外交界乐意求助于“民族主义的”武器来削弱对手，也就是民族众多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希腊人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出身，马其顿或罗马尼亚人的民族主义诉求，总是可以成为借口，来激发民族主义情感，民族主义在各民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19世纪不断高涨，到20世纪就形成了一股相当特殊的力量。

俄国外交界更乐意利用各种机会来唤醒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感，它并不认为“民族问题”对帝国内部构成严重的威胁。刚进入20世纪的俄国，其天职观和历史使命丝毫未变：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对抗亚洲蛮子和沙漠的壁垒……”1907年11月16日第三届杜马召开期间，彼得·斯托雷平发表讲话，驳斥了波兰代表抱怨其“二等公民”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俄国的民族政策：“我们先从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承认最高的善就是成为俄国公民，这是一个很高的头衔，等同于古代的罗马公民，所以你们可以称自己为一等公民，也会得到所有的权利。”

波兰人抱怨，从比例上来看，1900年波兰王国的学校数目比1828年更少。彼得·斯托雷平对此并不否认。他甚至还说：你们连一所高等学府都没有。但这是因为你们并不愿“在高等学府里讲全国通用的俄语”。

大臣会议主席宣称，地方分权“只能从权力过多的地方开始”。对那些想要“从根源上斩断”，想要“将帝国、中央和边远地区连接起来的线”拗断的人，俄罗斯帝国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彼得·斯托雷平认为帝国统一性不可触犯是有根据的，因为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引发的一些担忧之外，“民族问题”并没有在俄国出现。改革之后的半个世纪，社会运动规模已变大，并通过各个秘密组织的行动加以表达处来。彼得·扎瓦尔金是和革命做斗争的出色专家，也曾经是保卫部基希讷乌、顿河、华沙、莫斯科各分处的负责人，所以在该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活动过，他的说法是：“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最擅长搞阴谋的党派都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作为示例，他只提到了犹太人的“崩得”、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苏狄翁”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尽管我们承认警方认为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程度很高的看法没错，但这些党派人数之少还是令人惊讶。而且，“崩得”只要求自治，“达什纳克—苏狄翁”的目的是将土耳其和俄国的亚美尼亚人联合建国，依附于俄国，只有波兰由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的社会主义党人想要成立拥有主权的波兰。

波罗的海诸国内部并不存在正儿八经的民族运动：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传统意义上的反德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想让该地区保持平静而已。1900年，利沃夫出现了一本由米可拉·米什诺夫斯基写的乌克兰语的小册子《独立的乌克兰》。书中有支持独立的运动纲领。其响亮的口号是：乌克兰属于乌克兰人；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属于高加索；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和我们作对。在该纲领的基础上诞生了民族政策的第一个党派：乌克兰革命党。两年后该党消失。大多数党员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使民族主义成了久远的往事。但在奥属波兰地区，维也纳政府支持乌克兰人，所以民族运动可谓风起云涌。1911年，在加利西亚创建了西奇狙击兵协会，这是一个准军事民族主义组织。

1863年，时任内政大臣的彼得·瓦卢耶夫提到“小俄罗斯大多数人的观点”时说，并不存在独立的小俄罗斯语言，也不可能会有。1906年，撤销了对乌克兰语的禁令，但官方的教学语言仍然是俄语。

在1905年颁布声明之后的那段时期，犹太问题的尖锐性和认为对犹太人实施限制并不公正的舆论有关。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彼得·斯托雷平的行为，他说：“为了能更全面地理解斯托雷平的目的，最好要记得那些正在酝酿之中，却并未问世的法律。”他引了其中一项法律，认为这项法律本可以达成目标，引领一个新时代。事实上，政府采纳了这项法律，还拿给皇帝签署；这就是“犹太人平等”法。弗拉基米尔·科科夫措夫参与了对该法的讨论，他记得大多数大臣都赞同取消“对犹太人多余的限制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只会激发犹太人对俄国的愤怒，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真正的好处”。

政府拟定的法律撤销了部分限制（并非全部）。彼得·斯托雷平在将计划呈递给尼古拉二世时，其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0月17日声明之后，“犹太人要求完全平等的权利完全没错”。他给出了一个常见的解释：受到侵害、刁难的犹太人都倾向于革命。如果与19世纪60年代相比，那时候“犹太问题”已成俄国的政治难题，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层面：俄国需要外国的贷款。犹太资本在世界金融史上的角色自然是无法忽视的。美国、法国的犹太银行家均支持俄国犹太人争取平等的诉求。

尼古拉二世摒弃了这项法律提案。他在给彼得·斯托雷平的信中写道：“尽管要求正面解决此事的论点颇具说服力，但内心的声音始终坚持要我不要做出这项决策。”皇帝向大臣会议主席解释道，他遵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良心禁止他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这个针对“犹太问题”的神秘而又非理性的特点，是在围绕俄美贸易协定的讨论中出现的。1832年签署的俄美贸易协定特别指出，美国人应在俄国自由行事。美国人在居住于帝国期间，也接受一定的限制，但拒绝将这些限制和宗教信仰挂钩。事实上，俄国政府并不会给美国犹太人发放签证。多年协商之后，美国于1911年宣布废止与俄国的贸易协定。

半个世纪之后，“犹太问题”在苏联和美国关系的大背景下重现。美国人以批准苏联犹太人移民为条件，以期建立更为有利的关系。

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主要的保守派政论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是犹太人平权的支持者，他认为犹太人不构成对俄国的威胁，因为他们没法和帝国分离。这个状况和波兰人截然不同。20世纪初，波兰成立了两个党派，代表政治思想的两股主要潮流，分别由20世纪波兰的两位杰出人物领导。我们说过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党首是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民族民主党的党首则是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

据说约瑟夫·毕苏斯基对自己的生平说过很简单的一句话：“我离开了社会主义这趟列车，在‘独立’站下了车。”罗曼·德莫夫斯基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两人都是坚定的波兰爱国者。他们的主要分歧出现在1905年革命时期。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该党搭路障，设街垒；他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创建了战斗团，进行激进主义活动。1908年，毕苏斯基亲自指挥，在贝兹丹车站（维尔纽斯附近）袭击了一辆将钱从华沙运往彼得堡的邮政车。

罗曼·德莫夫斯基对革命持完全负面的态度。他认为毕苏斯基的社会主义活动对他所创建的“民族有机体”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他将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无政府主义归结为犹太人对毕苏斯基及其亲密战友的影响，德莫夫斯基对革命的敌视相当强烈，导致他向彼得堡派出一个代表团，建议俄国政府协助他镇压在“维斯瓦河各省”爆发的骚乱。俄国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它们在波兰王国确立的是例外状态，波兰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镇压革命运动。

作为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的议员（波兰“科沃派”领导人），罗曼·德莫夫斯基在1908年以波兰语，后又以他国语</a>言出版的名为《德国、俄国与波兰问题》的著作中，陈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观。书中，德国是波兰人民的头号敌人。至少，这是德莫夫斯基的结论。他写道，因为德国人公开宣称：“我们和全体波兰人民作战。”因此，在波兰民族的大部分领土上，居住着传统、语言、思想状态一致的波兰人，但现在都落入了德意志帝国疆界内的德国人手中。

罗曼·德莫夫斯基从中得出结论，即必须依靠法俄同盟，首先便是和俄国走近。

从20世纪初开始，欧洲和整个世界先是慢慢地，随后越来越快地滑向战争的边缘。但只有波兰政治家明白这一点。19世纪中叶，亚当·密茨凯维奇预言三只把波兰撕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之鹰将会衰落，而波兰将会复苏。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会把诗人的末日预言当回事。罗曼·德莫夫斯基和约瑟夫·毕苏斯基相信下一场战争将会成为现实，他们会静候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阵营。罗曼·德莫夫斯基放弃了第三届杜马议员的任命，前往巴黎，以期对德国展开行动，让俄国和法国从中得利。约瑟夫·毕苏斯基隐约看见了欧洲的未来，极具洞察力。1914年1月14日，他在巴黎发表讲话，宣称战争将以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发生冲突为开场，德国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法国站在俄国一边，英国最终不会任由法国听从命运的摆布。如果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德国，美国将会加入战争。对冲突结果如何这个问题，毕苏斯基的回答是：俄国将会被奥地利和德国打败，奥地利和德国又会被英国和法国（或被英国、美国和法国）打败。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毕苏斯基正是从这个预设出发，开始在奥地利的领土上组建战斗军团，并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的，而奥地利人不敢忽视对俄军（有波兰士兵）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毕苏斯基而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支独立的波兰军队的核心。他认为当俄国被德奥军队击败之后，“俄属波兰”就会得到恢复，等到中欧各国被击败之后，波兰就能将所有的波兰土地统一起来。

毕苏斯基的密使在巴黎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党首维克托·切尔诺夫见了面，并向后者建议结盟，同俄国作战。维克托·切尔诺夫摒弃了这个反俄联盟的想法，警告说，波兰加入德国一方作战，会在俄国人中间激发新一波反波浪潮。波兰社会主义党人的使者反驳道，波兰“不会错失恢复独立和自由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谓百年一遇”。

约瑟夫·黑森是立宪民主党颇受欢迎的机关报《论说报》的两位编辑之一（另一位是帕维尔·米留科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人们对记者是这样指责的：“他们居心叵测，掩盖所有的色彩，只保留深黑色，对近几年国家经济和金融的飞跃发展充耳不闻。”主要当事人对此进行了反驳：“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俄国确实实力强大，这种力量发展得越快，它就越会发出暴怒的威胁，而这时候想要阻止其暴怒，也就会更危险。”

“人总是事后聪明”，人们应该会对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这么说。由于了解最后的结局，也就会美化过去的回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逊位。要找出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原因还是很方便的。原因有许多，而且各不相同，符合所有人的口味。许多人都会说听</a>见了帝国大厦将倾时爆裂的声音。但它的光芒、力量以及发展的无数可能也同样很显眼。人们把当时制定的庞大经济计划称作“新进程”，再加上俄国经济领域最杰出的改革家亚历山大·克里沃申的有效参与，为铁路建造的“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从而比现有的铁路网增加了50%的线路。通过贷款在第聂伯河上建造了水坝和水力发电中心（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斯大林工业化计划当中最耀眼的成果之一）。当时还在沃尔霍夫河上修建了水力发电中心（苏联时期建成）。

外国观察人士比当事人本身更好地看见了俄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至少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对埃德蒙·泰利而言，这样的发展很不错，对寻求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的罗曼·德莫夫斯基来说也是如此，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爱俄国，而是因为他觉得建立互信关系对波兰人有利。罗曼·德莫夫斯基和波兰的舆论相左，毕竟绝大多数人对俄国均持敌视态度，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俄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了欧洲诸国的一分子，而且还是法国的盟友。“因此，没有必要再存在波立联邦来捍卫‘文明的欧洲’，对抗‘哥萨克的俄国’。”

国外观察者也看到了俄国的弱点。外交官埃德蒙·泰利写道：“俄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眼下很不错。但它仍然需要依赖政府，才能表现出色。”显然，对任何一个政府都能这么说。罗曼·德莫夫斯基批评得就更猛烈了：“近两百年来，历史赋予（俄国如今的）规模”，在它面前只有一条拯救之路，一个净化其外交政策、恢复其内部力量的可能性，那就是剧烈改变其性格和演化方式。俄国不能仅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将自己的文化教育强加给其他民族：它必须向其他民族，首先是与俄罗斯人肩并肩的波兰人发出呼吁，这样才能让所有人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进行创造。

泰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俄国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德莫夫斯基是少有的认为俄国必须对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的人。对改革、渐进转变的可能性，只有革命少数派才会反对。

17 罗曼诺夫家族的倒台

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

——瓦西里·舒尔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以庆典活动开场的。1912年庆祝战胜拿破仑一百周年，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家族上台三百周年。但也出现了阻碍庆典有序展开的“各种障碍”。1912年，在遥远的勒拿河金矿矿场，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扫射，革命浪潮再次涌现。1913年，全国的注意力都被基辅的一场历时三十五天的审判吸引过去。法庭对被控犯有仪式谋杀罪的犹太人门捷尔·别利斯进行审判。这在俄国是有先例的：有两次，犹太人都因此遭到指控，还有一次，沃吉亚克家族（乌尔德穆尔特语的旧名）因举行人祭而遭追捕。这三个案例都以免诉判决结案。

别利斯审判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因为这是基辅的“黑色百人团”组织策划的一起案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司法部和内政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主要由大字不识的乌克兰农民构成的陪审团仍然对别利斯作出了无罪判决。

国家同时在往两个方向走：一方面，俄国在发展，变得更为强大，正如德莫夫斯基所言，俄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正在分裂，原子化，官僚机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官僚机构已变得彻底无用。杜马很难与沙皇合作，而沙皇也听不进去杜马的意见。贵族阶层以前是专制政体和国家体制的基础，如今已丧失全部力量，农民阶层也在发生分裂，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大量党派彼此争斗不休，各自提出不同的计划方案，要么是推动俄国向前走，要么是阻止它向前进。

矛盾，冲突，改革的要求和对变革的抵制，都是正常国家的存在模式。但在俄国，冲突和矛盾有时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为尖锐，因为国家正处在改变政府模式的进程中。“旧体制”已濒临死亡，但仍死而不僵。沙皇的缺陷是一种多余、特殊的衰落形式。杜马内部，右派最显眼的人物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尔金，他是这样概括当时的形势的：“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用舆论的说法就是：尼古拉二世已无法成为一名专制君主，专制政体尽管受到杜马的限制，但仍然是俄国的国家体制。

时人的担忧，社会中盛行的末日预言，都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苦难的前景感到恐惧所致。俄国确实正在走向战争。欧洲也是，但所有国家都认为没人希望战争。不过，这样的说法包含了部分真相。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军事家孙子</a>道出了基本的战略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没人想打仗，但谁都想要胜利。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停地和其他大国的目标相碰撞。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数十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一个问题始终未找到最终答案，那就是在1914年8月，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为什么要开枪？

任何国家都有领土诉求，想要扩张自己的帝国，任何国家都有经济上的欲望。俄国的利益可在百年传统里寻找：沙皇格勒，黑海方向。用列宁的说法，起步相对较晚的德国有许多利益，走的是“帝国主义强盗之路”，尤其是对猎物拥有不知餍足的胃口，其中一个利益点就是俄国。1906年，鲁道夫·马丁在《俄国的未来》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种族并不都具有相同的价值。”20世纪初，这个观念并非只在德国流行。但鲁道夫·马丁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观察角度：“如今，在世界历史上，俄罗斯种族尚未获得像德意志种族或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那样的进步。”1914年8月战争刚爆发，德国诗人、历史小说作者、文学史家阿道夫·巴特尔斯写了一份名为《胜利的代价：德属俄国西部》的“政治备忘录”。这位德国文人的计划很简单：“我们需要介于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直达黑海的整片领土；我们将俄国推向亚洲，为建立一个一亿人口的德意志国家创造条件。”阿道夫·巴特尔斯还想起了在德国所需要的土地上居住着的犹太人。他认为那样的犹太人有大约四百万，建议将他们全都集中到“敖德萨，再把他们遣往土耳其和遥远的巴勒斯坦去”。

1914年8月，巴特尔斯的计划似乎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无害的奇思异想。但到了1916年至1917年，这些奇思异想突然就出现在了德国将军手下那些参谋的地图上，他们已经进入“俄国西部”的领土，也就是波兰王国的领土。

1909年11月，外交大臣一职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谢尔盖·萨佐诺夫(1860—1927)担任。他当了六个月伊兹沃尔斯基的副手，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阿列克谢·伊兹沃尔斯基则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继续为确立俄国外交政策发挥重要的作用。萨佐诺夫是君主主义者和温和的自由派，与斯托雷平的观点相近（家庭关系上两人也走得很近，两人都娶了对方的妹妹为妻），在宫廷内，萨佐诺夫被视为“支持议会制的人”。战争前夕俄国政策的特点就是它属于三国同盟，萨佐诺夫继伊兹沃尔斯基之后，设法巩固这层关系，使之转变成更为牢固的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而且力图和德国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奥匈帝国则成了头号敌人。

战争前夜，俄国参谋部在尤里·达尼洛夫将军的领导下，制订了战略计划，但丝毫没有考虑外交界的看法。研究俄军军史的历史学家观察道：“可以认为冬宫广场（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和佩夫切斯基桥（外交部所在地）分处于两颗截然不同的行星上。”

最高统帅部正准备应对和英国关系紧密的瑞典的入侵；他们也很担心罗马尼亚，但外交官们很清楚罗马尼亚也在等着看谁会赢。日本和意大利也在敌人之列（它们将会和盟友站在一起）。俄国的战略家们很看好保加利亚，但后者却将投入敌对阵营。

彼得·斯托雷平认为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正酣之际，他质问道：“我国国内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我国还没组建新的军队，我国甚至连新式步枪都造不出来，能有什么样的战争可打？”斯托雷平的继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在提防开战的危险。对这些理性的论点，尼古拉二世的回答是：“就遵照上帝的意志来吧。”在宫廷弥漫着的神秘气氛之中，从“各种知识源头”直接汲取的预言似乎更具说服力：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断然反对战争，他宣称如果他的警告没被听取，俄国就会惨败，王朝就会垮台。维特内阁时期担任内政大臣、后在参政院任职的彼得·杜尔诺沃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警告：“无论谁是赢家，世界大战对俄国和德国都会相当致命……”革命之后，在沙皇的文件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上面不见任何标注：显然，皇帝没读。但有传闻说，在这件事上，首都的气氛相当焦灼。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大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用左轮手枪开了两枪，枪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从事实情况来看，这就像一出由天资平庸的作者创作的悲喜剧。大公在波斯尼亚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地方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决定被贝尔格莱德视为挑衅。塞尔维亚军官的秘密组织“黑手团”由塞尔维亚和俄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操控，“黑手团”向萨拉热窝派去激进分子，共七个年轻人，这些人射术不精，而且全都患有肺结核。他们均以俄国的激进分子为样板。这些人携带炸弹和左轮手枪，就在大公夫妇乘坐的敞篷车必经的路上守候。

塞尔维亚并不喜欢维也纳皇储。人们都认为他会将二元君主国变为三元君主国，也就是国家由权利平等的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共同组成。贝尔格莱德认为这个计划对大塞尔维亚的创建是一个障碍。

第一枚炸弹没扔准，汽车丝毫不受影响地通过了；第二枚炸弹扔过去后，大公用手背将其拍开，炸弹在马路上炸开。炸弹碎片割伤了大公夫人。汽车从四名激进分子身边经过，后者没有犹豫。只有第七枪和第八枪重伤了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

事件的后续发展在任何一本历史课本上都能读到：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政府接受了最后通牒，只有一点除外。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很想发动战争，这一点便成了借口，于是再向塞尔维亚发了一份新的最后通牒。德国支持奥匈帝国。俄国觉得不可能不支持塞尔维亚兄弟。到处都能看到政府下达的全民动员的命令，任何协商都成了多余。战争发动，开始超速运行。

向德国宣战激发了俄国的热情。宣战之初，柏林、巴黎、伦敦、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同样群情激愤。“边远地区”的议员纷纷表忠心。在杜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凯列茨省的议员发誓，斯拉夫人将会重新握起“格伦瓦尔德亮闪闪的利剑”，打败条顿人。这位议员希望，击败条顿人之后，要和波兰统一起来。这场讲话颇受欢迎，结果，俄军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于8月14日向波兰人讲话时，又再次提到了“格伦瓦尔德利剑”。在同一场杜马会议上，库尔兰的议员提醒道，“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很清楚他们的所有利益都受到了俄国鹰的保护，只要波罗的海诸国仍然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今后也将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俾斯麦相信，只要“自由派和王朝的蠢行不去改变游戏”，德意志帝国和俄国就不会打仗。1914年，俄国和德国开战的动机并不存在。

俄国在远东扩张边界遭到挫败后，便返回到传统目标上：君士坦丁堡。战争已经爆发，沙皇格勒成了一种应许的补偿。俄国历史上，两个“海上大国”第一次站在俄国一边；俄国的帮助可以使他们对抗德国，所以这两个国家准备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来支付这笔援助费。俄国外交界千方百计阻止土耳其投入德国阵营，期待胜利之后，和平达成期望的目标。1914年1月，尼古拉二世向返回自己国家的法国大使德尔卡塞解释说：“我们丝毫没有打算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我们相当确定海峡将不会再对我们关闭。”

奥斯曼帝国最终选择了德国。萨佐诺夫于是宣布要解决“俄国政治上的基本问题”，也就是黑海海峡问题，而在公众的眼里，这么做就会使战争的巨大伤亡变得合理。

俄军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发动攻势，军事行动由此展开。打了几次胜仗之后，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第二军遭到包围，并被击溃。双方对战局的看法不同，彼此矛盾，俄国称之为“马祖里亚沼泽战”，而德国媒体则称之为“坦能堡复仇战”。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红轮》开篇时就描述了萨姆索诺夫的军队遭歼灭的过程。索尔仁尼琴为这位被打败的将军绘制了一幅不朽的肖像，战役结束后，将军便选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在众多战败的原因当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是俄军尚未动员成功，过早发动攻势，但俄军答应会支援法军，从而信守了承诺。安·凯尔斯诺夫斯基则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东普鲁士一役表明德军已在战争中落败”。他的推论很简单：萨姆索诺夫的军队转移了德军向巴黎进军的路线。法军若被歼灭，也就必然会导致俄军战败。值得注意的是，安·凯尔斯诺夫斯基是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一战初期俄军战略的正确性。

俄军在加利西亚的胜利减轻了它在东普鲁士的失败之痛。南部战线上，俄国和传统敌人土耳其人作战，打了几场相当漂亮的胜仗。1915年是在波兰惨败的年份。德军统帅部制订了一项计划，要用钳形攻势拿下俄军，歼灭其核心部队，让俄国退出战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俄军最高统帅部“丧失了斗志”，他们在使部分军队成功逃离绝境之后，便命令平民（四百五十万人）撤离被占各省。俄军统帅部希望重塑“1812年的氛围”，激励人民的斗志，却只得到相反的效果。老弱妇孺撤离时一片混乱，阻塞道路，和军队混在一起，使军队士气低落。

一位军事史学家得出结论：“1914年秋，德国已经清楚，他们在东线无法快速结束冲突。”战争开始拖长，德国没什么机会胜出，因为相比协约国的国家，德国缺乏资源。

俄国的处境更为复杂，因为战争每拖一个月，国内的民心就愈发动摇。对盟国来说，俄国是协约国不可或缺的成员，尽管俄军作战失利，但协约国各国仍然对它充满信心。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则在外交战线展开行动，设法让英法两国承诺对俄国做出“重大补偿”。三方进行密集的会商，相比法国，英国很快就同意了俄国的诉求。1915年3月，尼古拉二世向法国大使莫里斯·巴列奥洛格宣称：“我已经做出决定。我会彻底解决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俄国沙皇对其盟友显得宽宏大量，他对法国人说：“你们拿走莱茵河左岸，拿走美因茨、科布伦茨，如果你们觉得必要，还可以拿得更多。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和骄傲。”

1915年4月，法国同意了俄国的计划。1916年10月，英法两国公开宣布同意俄国实现其百年梦想。

1916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但打了一连串败仗并非其原因。南线已稳定下来，俄军赢得胜利。1916年1月，土耳其最坚固的要塞埃尔祖鲁姆被拿下。但国内的局势越来越艰难。权力危机加剧。人们公开反对拉斯普京、皇后甚至沙皇。皇帝和杜马之间敌意日增。内阁走马灯似的轮换，让人以为权力已然空虚，已无法领导这个国家，当然，这个印象是对现实的精确反映。

1915年8月，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当然逊位的决定不算。他解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职务，自己担任俄军统帅。皇帝的两个祖先，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都曾采取过这个特别的措施。但他们并未时来运转。

尼古拉二世的决定可以作出几种解释：想要激励军队；将不支持拉斯普京、遭皇后痛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排除出去；此外，有传言说有人正在策划阴谋，想让大公坐上皇位。但显然还有另一个理由。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就能远离都城，离开所有那些似乎都在反对他的人。1916年7月，皇帝向萨佐诺夫解释说，他不会再“执着”于某件事情，认为那才是“统治俄国的（唯一一种）方式”。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将外交大臣告诉他的这些话记了下来，评论道：“一个人若是一心关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君主担负着统治一亿八千万人的重任，这样的倾向就会很致命。”

事实上，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就将权力交给了皇后和拉斯普京。冲突刚开始时被任命为大臣的伊万·戈列梅金当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1916年被辞退后，皇帝听取拉斯普京的建议，让六十八岁的鲍里斯·施丘尔梅尔继任此职，和他相比，戈列梅金更像是俾斯麦。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没有比这个德国名字的首相更糟糕的候选人了。整个国家都在焦急地提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领导俄国？

俄军在加利西亚打了胜仗之后，波兰问题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接下来似乎就能统一波兰了。我们说过，1915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波兰人呼吁，向他们承诺会恢复他们的国家。在呼吁书中可以读到：“从太平洋两岸到北方，英勇的俄国军队勇往直前。新生活的曙光正在为你们升起。”在现实中，这种“夸张的辞藻”掩盖了始终处于讨论中的俄国计划的模糊之处，最好的情况下，波兰王国也只可能是自治。俄国同样还希望扩张领土，收复被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解放”的波兰土地。

不过，波兰问题至少还值得审视一下。而乌克兰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战争初期，基辅总督下令，俄国唯一一份乌克兰语日报《拉达报》被禁。数周后，禁令扩及到所有的乌克兰和犹太出版物，包括报纸和杂志，而且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1905年10月规定，任何表达乌克兰民族和文化的形式都不得存在。俄军进入加利西亚标志着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马泽帕分子”的残酷迫害开始了。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领袖、利沃夫大学教授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拒绝发表反俄宣言。11月，他成功离开奥地利，返回基辅，但立刻遭到了逮捕，被流放至辛比尔斯克（“直到战争结束”，判决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的乌克兰领导人摒弃了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分离主义纲领，强调他们不愿从俄国脱离出去，也不愿摧毁俄罗斯帝国。他们希望的是乌克兰人民能在帝国的疆域之内得到发展。

莫里斯·帕列奥洛格将自己和萨佐诺夫的交谈内容记录了下来。这是一场“促膝谈心”，并非法国大使和俄国外交大臣之间的正式会晤。帕列奥洛格是以俄国的朋友和政治学家的身份讲话的。法国外交官承认，从他来到彼得堡起，就发现了通常在西方见不到的景象：非俄罗斯人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当然，不仅数量上重要，道德上也重要，他们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想要拥有民族生活的愿望，都和俄国生活截然不同。所有臣服的民族——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等——“都在你们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下饱受痛苦”。莫里斯·帕列奥洛格认为，或迟或早，俄国会确立地方自治体制。如果不这么做，俄国就会遭遇分离主义的威胁。

萨佐诺夫承认这是国内政治一个相当棘手、相当复杂的难题。理论上讲，俄国大臣同意法国外交官的看法。他解释说，从实践层面来看，不应忘了自治和沙皇体制是无法兼容的。萨佐诺夫指出，对其而言，如果没有沙皇制度，俄国也就不存在了。

莫里斯·帕列奥洛格不断地就这个问题同俄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交谈，但他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帝国的部分自治无论如何是无法和专制君主制的神圣原则相兼容的。

君主主义者在俄国仍然人数众多，但支持坐在皇位上的那个君主的人却骤然减少。怀疑的氛围愈来愈浓。到处都在找间谍。就连战争大臣苏霍姆里诺夫这样的人都遭到逮捕和审判。所有人都在怀疑拉斯普京和皇后是德国的间谍。而皇后则坚信自己身边的人都在搞阴谋，她向最高统帅部去信：“向他们亮出拳头，像个君主的样，你才是专制君主，要让他们不敢忘了这一点。”

杜马要求有一个“责任内阁”。由温和右翼和温和左翼各主要派别联盟构成的进步主义阵营捍卫战时人民代表参与政府的权利。1916年11月，罗曼诺夫家族前往基辅，参加沙皇妹妹的婚礼。“家族委员会”决定迫使尼古拉满足杜马的要求，同意由杜马任命大臣。罗曼诺夫家族之所以会赞成杜马，是因为他们觉得杜马应是最微不足道的恶，而相比之下，皇后和拉斯普京在任命大臣方面可以说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罗曼诺夫家族对这两人的憎恨远超对“自由派”的憎恨。

大家都在谈论阴谋。尤其是“皇后的阴谋”。更严重的似乎是阿列克谢·古奇科夫领导的“谋反活动”，阿列克谢·古奇科夫是莫斯科的企业主，也是“10月17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没多久，他就成了第三届杜马主席和第四届杜马议员。阿列克谢·古奇科夫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喜欢冒险，在军队、实业界和杜马圈内人脉广泛。他对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变很感兴趣。为了熟悉他们的政变方式，阿列克谢·古奇科夫还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尽管古奇科夫才干出众，但他身上却缺乏一种谋反者，或者说政治家的素质。

时代氛围也没绕过至圣治理会议。在至圣治理会议任职一年半的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写道：“至圣治理会议的成员彼此害怕。处处弥漫着互不信任的氛围。至圣治理会议的成员分成了拉斯普京派、反拉斯普京派和中立派。”

当时也有许多关于共济会暗中颠覆的说法。凡是专制政体的反对者，都成了“共济会员”。“共济会阴谋”的理论不仅让尼古拉二世和帝国蒙受损失，在俄国历史学家和移民中也颇有市场。确实，共济会阴谋可以解释罗曼诺夫家族为何会轻易倒台。1974年，苏联历史学家尼·雅科夫列夫竟然成功地在一本书里把对共济会的猛烈谴责、对尼古拉二世专制权力的赞颂和对革命的大力颂扬这三种观点统一了起来。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其头号敌人乃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想以共济会为得利的武器，在“国内（确立）极权体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阻止“极权体制”的到来。

1990年，细致的观察者阿隆·阿夫雷克在名为《共济会和革命》这本著作中使用了截至那时候并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他最后得出结论，“共济会的主题确实存在，但这不是共济会的问题”。换言之，人们需要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秘密组织”。

1914年5月，警察局向九十八个宪兵局、保卫部各处以及其他治安机构发了一份通函。通函要求各机构特别注意“近十年来在欧洲和美洲大力发展的共济会秘密修会”所进行的活动。通函要求各机构“弄清楚‘秘密社团’的构成，并汇报结果”。一年间，报告和回复纷至沓来，但内容都一样：“无甚值得关注之处”“无任何发现”“不存在”。

警方对地下革命组织的活动了若指掌，但革命活动丝毫没有引起不安。

有流言说，无数阴谋正在策划阶段，准备付诸行动，但由此只引出了一个结果：1916年12月16日，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和杜马极右翼议员普里什基耶维奇在没有经过特别准备的情况下，成功刺杀了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死之前，“长老”交给皇后一份类似遗嘱的信：“俄国沙皇！你要知道如果你父母一方犯下罪孽，无论近亲，抑或孩童，家族中无人能活过两年……”这一次，“魔鬼圣徒”的预言即将成真。费利克斯·尤苏波夫是皇室家族的一员。

1917年2月10日，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将柯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报告。皇帝从最高统帅部回来后，就在皇村接待了罗将柯。他这份报告说得很明确：“战争表明，若无人民的参与，便无可能统治国家。”米哈伊尔·罗将柯强调，有必要组建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他试图说服沙皇，现任政府“将他和人民代表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还有另一个论点：冲突与和平谈判即将结束，届时，“如果政府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国家才能理直气壮”。

罗将柯离开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只是在不久之后，他才得知尼古拉二世决定让步。沙皇召来首相彼得·戈利岑亲王，说想要组建一个“对俄国议会负责的”政府。当天晚间，首相又被召去：皇帝改变了意见。他很快就返回了最高统帅部。

迪斯雷利认为刺杀行动丝毫未曾动摇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许他说得没错。但毋庸置疑的是，就算没有激烈改变历史进程，那政治暗杀也会加速或减缓事态的进程。究竟如何在这两个决定之间作出选择，尼古拉二世和皇后进行了交谈。在对“朋友”的诸多刺杀之中，可以发现杜马成员的身影。而这只会加强皇后对力图限制沙皇权力的那个机构的憎恨。

彼得格勒因突然缺乏粮食而爆发游行示威，索尔仁尼琴说那是因为缺乏“白面包”所致，而尼古拉二世则待在远离事件发生的地方，置身于最高统帅部平静的氛围之中。在那儿，他是不可能作出决定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各种不满情绪大爆发，示威者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不用担心受到惩罚的。士兵加入示威人群之中。革命开始了。地方当局不知如何行动，命令彼此矛盾，一片混乱。当尼古拉二世最终决定从莫吉廖夫返回的时候，他被困在了德诺车站。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又为事件增添了非理性的色彩。

战时，俄国打了许多败仗，失去了领土，但仍然没有被打败。国家经历过更艰难的战争。1812年，拿破仑难道没打到莫斯科？再说了，1917年，俄国也有盟友，肯定能打败德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美国准备积极投入战斗。彼得格勒的骚乱只是自发形成的，没有什么组织；无数革命团体当时都在城里活动，没有后援。警方只要积极行动，就能恢复秩序。一句话，和1916年都柏林的暴动完全没有可比性。英国政府还认为有必要派遣炮兵来对付爱尔兰的义军，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

历史学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的所有条件在俄国都集齐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皇庭的分裂，无产阶级的要求越来越多，旧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年轻资产阶级的发展。不过，当时也丝毫无法证明，在1917年2月，专制政体会不加抵抗，轰然倒塌。

君主制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已没有战斗下去的意愿。皇家专列在普斯科夫改变了方向，杜马代表团都赶来寻找沙皇。代表团里有两名君主主义者：皇后特别敌视的亚历山大·古奇科夫，以及瓦西里·舒尔金。

尼古拉已经得知军队统帅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已宣布支持他退位。只有由纳希切万汗指挥的近卫骑兵军说准备为君主而死。当皇家御医波特金医生宣称阿列克谢身染重疾，无法统治的时候，尼古拉二世便宣布退位，也不让皇储继承皇位，而是让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位。

大公放弃继承皇位，由杜马创建的临时政府接掌政事。

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俄国变成了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