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皇帝们的世纪_俄罗斯帝国史

1 亚历山大的现实与梦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那样，政治语汇和现实是如此不合拍。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

亚历山大一世向丰盛的诱惑敞开心扉，逐渐迷上了含混不清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神秘主义，他能感受到人民的苦恼，多年来梦想着治愈这一切。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同时代人异口同声：保罗一世的死讯一经宣布，民众欢腾。当时最著名的诗人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写道：

嘶吼的北风使呼喊缄默，

恐怖瘆人的眼睛终于闭上……

这位大臣兼诗人心里很清楚，这“眼睛”不是自己闭上的，而是别人迫使它闭上的。而且，他也忘了1797年皇帝登基之时，他也曾写颂歌赞颂：

没错，在保罗的领导下

我们将光芒四射，繁花似锦。

杰尔查文和所有人一样，都很确定：新的统治开始了，反正不可能比前任更糟糕。而且，声明宣告年轻的皇帝登基，指出他“依据法律和叶卡捷琳娜的心灵”来进行统治。有了保罗这一出，叶卡捷琳娜的统治犹如天堂。

约瑟夫·德·迈斯特逃离法国革命军</a>占领的萨瓦，躲到了俄国，但他不是移民，而是撒丁国王的密使，他是自由主义和启蒙时代哲学的宿敌，他的话充满怨恨，但也不见得全都是错的：“如果俄国皇帝突发奇想，将圣彼得堡烧成灰烬，没人会对他说这样的行为多有不便，即便在极为糟糕的气候下，也没必要烧这么大一把火；但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到了迫不得已之时，就会把他们的君王杀掉（要说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不尊重他），而且没人会事先透露一个字。”1

1：《Jozef de Mestr o Rossii》, édition et traduction de V. A. Mil’?ina, Rodina, 1992, nos 6—7, p. 160.

毋庸置疑的是，保罗一世会出于只有自己知道的原因，做出放火焚毁都城的决定。但他又属于那种会很乐意去谴责放火焚城的人。人们会秘密地筹划刺杀行动，事情也确实如此。18世纪唯一一种可以限制专制政体的形式就是“扼杀”，照杰尔曼·德·斯戴尔的说法，“扼杀”会对君主的行为产生影响。

诗人、哲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1804—1860)是亲斯拉夫运动的一个理论家，尼古拉一世驾崩时，他预言其继承人亚历山大二世将会成为改革派沙皇。因为，照霍米亚科夫的估计，“在俄国，好领导层和坏领导层都是交替出现的：彼得三世坏，叶卡捷琳娜二世好；保罗一世坏，亚历山大好；尼古拉一世坏，亚历山大二世好”。斯戴尔夫人认为一位出色的皇帝要好过一部宪章，亚历山大一世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我只是运气好罢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也得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教育孙儿上面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首先，必须强调其中存在某种规则：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从出生起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遵照他祖母，也就是女皇伊丽莎白的指示进行抚育；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则被他祖母叶卡捷琳娜从他父亲身边带走，进行培养。在这两种情况下，继承人都有权利找到最优秀的老师。用在亚历山大身上的教学大纲是由叶卡捷琳娜亲自设计的：祖母并不满足于对孙儿的老师做出具体的指导，她还亲自制定教育的准则。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得不承认，制定这些准则的人思维敏锐，思路开阔，而且思想自由。亚历山大的教育是建立在自然、理性、个体自由、健康规范的生活模式这些基础之上的。”

向皇储以及小他两岁的弟弟康斯坦丁教授俄国历史和文学的人是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他是那个时代享有盛名的作家，地理和自然科学则由德意志著名的博物学家和探险家彼得·帕拉斯教授。由于担心那些人向皇储传授迷信思想，叶卡捷琳娜委托大司祭桑博尔斯基对他进行宗教指导，桑博尔斯基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还娶了个英国女子，胡须都剪了，穿一身英国式样的平民服装。简言之，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样子。

应叶卡捷琳娜的请求，在教导皇储这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瑞士人弗里德里克—恺撒·拉阿尔普。女皇亲自挑选了拉阿尔普，因为之前他来俄国的时候两人就相识了，当时他正在给女皇一名宠臣的弟弟当老师。即便后来发现这个瑞士人是个坚定的共和派，女皇也仍然让他继续教育自己的孙辈。她觉得只有卢梭（她在编写识字课本时就以卢梭的思想为基础）的同胞瑞士人才能让自己的孙儿成为开明君主。

拉阿尔普和学生一起阅读洛克、吉本、卢梭、马布利，给他们讲理想的力量、人性的善、社会契约、正义、平等、自由。他谴责专制政体和奴隶制。亚历山大的一位现代传记作者说得毫不含糊：“经由拉阿尔普，亚历山大吸收了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后来又转变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似乎落入了合适的土壤中，在未来皇帝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印记。”

19世纪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评了大公所受的教育：他们在十四岁的时候阅读了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说读得太早了；并没有反复教导他们货真价实的知识，只是告诉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而孩子们就认为这些是美丽动听的“政治和道德故事”。这位历史学家指责这些教育者：“他们教孩子如何去感受，如何为人处世，却没教他们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

对拉阿尔普所起作用的争论（依据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观点的不同，有正面，也有负面）也部分包括了对亚历山大一世性格及其意外转向的成因的讨论。所有人都承认的是：拉阿尔普对亚历山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者当上皇帝之后，立刻就让这位瑞士共和派待在自己身边，有一段时间他还曾担任过瑞士联邦的领导人。拉阿尔普现在在教育两位大公；可是，亚历山大的弟弟康士坦丁却对瑞士人试图向他灌输的思想滴水不进。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俄国君主最优秀的肖像画家，他承认从个体品质的层面上来看，能与亚历山大相比的只有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他是“一朵漂亮的花，但是暖房里的花，他既没时间，也没能力适应俄国的土地；他长大后，只要天公作美，就能盛开，但自从北风呼啸，自从俄国恶劣的气候降临，他就枯萎了，凋谢了”。这个判断很残酷，显然也大有可辩之处。

亚历山大的教育零零碎碎，时常要看运气。叶卡捷琳娜只抓要点。当负责跟进大公日常发展的普罗塔索夫将军发现，十四岁的亚历山大“由于时常和漂亮女人说话，所以无论是说话时，还是夜晚的梦境里，肉体的欲望都日益强烈”，这点变得很明显，女皇立刻就嘱咐宫中的一名女官负责让自己的孙儿了解“产生感官快乐的各种秘密”。十六岁的时候，亚历山大从老师那儿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叶卡捷琳娜便做主让他和巴登的路易丝公主成婚，后者便是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女大公。当时她十四岁。

大公在祖母的宫中所受的耳提面命对他们今后的生活来说只能起到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属于父亲在加特契纳的宫廷，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代，他们都要学习遵守纪律，以及成为士兵的基本知识。他们大肆嘲笑叶卡捷琳娜身边的人，同样，女皇身边的人也会无情地嘲讽合法继承人保罗宫廷现行的习俗。保罗一世一旦坐上皇位，给苏沃洛夫下的命令就是和法国人开战，并且下令穿越瑞士，捉拿拉阿尔普，把他带回彼得堡。皇帝并不喜欢儿子的这个老师。

亚历山大“只能分裂成两种性格，以两种态度示人，除了家庭日常的 亚历山大一世在其发布的声明、颁布的敕令、私下的谈话中都表露出很想确立法制，以取代专制。为了准备实施必不可少的改革，他把年轻的朋友召集到自己身边，1801年5月，这些人都成了“密友委员会”的一员。

委员会一直到1804年9月都有秘密会议召开，其构成使支持改革的人满怀希望，使反对改革的人内心忐忑。亚历山大从年轻一代中任命了四个人担任委员，这些人受过18世纪最先进思想的教育，对西欧了如指掌。拉阿尔普受皇帝之邀前来彼得堡，虽未进入委员会，但亚历山大会时常与之商谈。

19世纪下半叶，密友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均已公开出版，所有委员也都撰写了回忆录。亚历山大一世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 有两个始终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成为当日的议程：专制政权和农奴制。亚历山大很清楚需要对沙皇—专制君主的地位进行规定；他同意拉阿尔普的建议，后者的说法是“法律超越君主”。但如何去化圆为方还是令人进退两难：如何限制专制权力，却又不至于束缚君主的权力？杰尔查文说</a>，他在一次和亚历山大的谈话中表明，自己身为大臣，要斗胆为自己的一个提议进行辩护，沙皇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总是想给我讲大道理。我是不是专制君主？那好，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场谈话发生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思想最自由的那段时期。

农民问题也很棘手。在密友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恰尔托雷斯基反对农奴制，因为让人沦为奴隶不道德。诺沃希尔采夫和斯特罗加诺夫则指出，激怒贵族风险太高。可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提出了两种方式：采纳海军司令莫尔德维诺夫的计划，他长期侨居英国，照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深受英国科学精神的浸淫，尊重该国的教育”； 皇帝在波茨坦赶上了自己的部队，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库图佐夫将军被排除出了指挥层。当亚历山大来到有俄国驻军的奥尔米茨时，由马阿克率领的奥军在巴伐利亚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投降了。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于是，奥地利失去了打仗的兴趣，因为他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亚历山大或拿破仑。皇帝出现在军中，担任最高指挥官，并不会带来胜利。我们知道，彼得大帝在普鲁特河沿岸打过败仗。亚历山大在奥斯特里茨也打了败仗。后来，到了1916年，尼古拉二世决定接过最高指挥权，这也将会对俄罗斯帝国产生致命一击。

亚历山大不得不和奥地利盟军及其亲普鲁士的谋臣战斗，库图佐夫将军说服了他。支持战斗的人也都在盼着冲突快点结束。

奥斯特里茨的失败标志着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的计划考虑的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发现该体系的基础是：掌权的立宪君主受基本法的限制；君主制的贵族阶层监督法律和权力的运行情况；自由的人民和贵族阶层因相同的利益而连结在一起。正如斯佩兰斯基所设想的，贵族阶层包括了等级制最上层的三到四个等级，人民向他们赋予了全部的权力。

解放农民必须分两个时间段来实施：个体解放（农民仍然被绑缚在土地上），随后是在地主间自由迁徙（因此这里涉及的就是对无地者的解放）。

斯佩兰斯基提出的国家体制，从基础上看，对权力作了严格的划分。立法权属于国家杜马，行政权属于向杜马负责的各衙门，司法权属于元老院，元老均由杜马选出。该计划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机构都具有选举的特征。

乡（最小的行政单位）杜马由地主和皇室农民的代表构成。由他们来选举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后者再选举省杜马，省杜马选举国家杜马议员。地方杜马每次任期为三年，国家杜马每年选举。行政权由乡、县、省的行政部门掌握，听命于各部。其成员由相应的地方杜马选举产生，而各部大臣则由君主任命。每个行政区划均设法庭。县和省的法院由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构成，与陪审员共同办案。元老院是司法的守护者，由国家杜马选举产生。这个结构的最后一环是国家参政院，参政院由贵族阶层的成员组成。

1810年1月，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批准。这是在创建了一个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参政院之后没多久宣布的。但参政院的职能相较于计划而言还是受到了限制；新的机构只不过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咨询机构。反对改革者施加的压力使该计划大为失色。

反对者的批评基本上出现在两个层面。如果我们归纳一下主要议题，斯佩兰斯基的计划就是：宪法必须限制君权，不能让农奴制阻碍法制国家的确立。反对斯佩兰斯基最激烈，也最出色的人是尼古拉·卡拉姆津，他宣称：“专制原则就是俄国的保障，保护该原则的完整性就是在守护国家的幸福；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奴役人，而不是赋予其不合时宜的自由。”

在反对改革的诸多论据之中，有一个始终都能观察到的事实：农奴制俄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在欧洲举足轻重。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解放农民之后，鲍里斯·契切林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多亏了农奴制，俄国才成为文明大国。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农奴制俄国才能在欧洲大陆上战胜由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指挥的自由法兰西大军。”1882年，鲍里斯·契切林认为如果要取消农奴制，也是因为农奴制已经很好地为俄国做出了贡献。对尼古拉·卡拉姆津而言，1811年，农奴制的好处还远远没有穷尽。

尼古拉·卡拉姆津并非那些脑满肠肥的农奴制支持者，一心想着如何填满自己的腰包。在其《俄国史》一书中，他也说过不受限制的专制主义独断专行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他之所以和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起争论，还是因为一个原则问题。卡拉姆津写道：“该时期的立法者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太过尊重国家行为的种种形式：于是创建了各个衙门，建立了参政院等等。”《新旧俄罗斯记》一书的作者所下的结论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

换言之，法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其中首先就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没去考虑俄国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纷争；他的结论是，这些争论是“那些主事者发起的”，归根结底，这么做“有助于增加中央权力的行政效率，这影响了国家经济、社会和公共生活的无数领域”。不过，他也看出了改革的限度，特别指出：“如果要让具有逻辑性的帝国政策长期持续下去，各部的建议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围绕斯佩兰斯基改革所引发的争论到20世纪末尘嚣再起。我们会发现提上日程的是同样的问题：法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才更重要？如何限制最高权力？必须师法西方，还是发明自己的体制，寻求一条“俄国道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斯佩兰斯基计划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改革计划的种种优点，但也指出了这些计划不切实际。照他的观点来看，俄国对此根本就没做好准备。20世纪末，俄国突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19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的种种说法似乎就具备了极强的现实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如果村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易，我们也就无从规定在哪个村做生意。他又说：“我们无法规定别人去爱自由。”

俄国历史学家，无论是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还是苏联历史学家，通常都并不看好斯佩兰斯基的改革以及改革的鼓动者亚历山大一世。理由是他想要创建一个稳固的司法结构，把它放在改革的 在同时代的人和随后几代人看来，军屯制和阿拉克切耶夫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自1810年起，阿拉克切耶夫伯爵就在国家参政院内部负责军事事务部门的工作（之前从1808年起担任战争大臣），现被任命为军屯制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努力组建军垦农场（这种热情只有他那生性的残暴可与之匹敌）。我们说过，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是俄国历史上最遭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不过，他的组织能力还是不错的，1812年战争期间在军队筹备方面做了不少事，尤其是在炮兵部队中。阿拉克切耶夫自己出资，在诺夫哥罗德创建了军校学员队，开设了大约一百五十所小学</a>和专业机构，还创立了俄国 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一座城市的历史》中认为这些军垦农场就是城市最疯狂的总督乌格留姆—布切耶夫的“癫狂噩梦</a>”。让人震惊的是，作家并不是在杜撰。军垦农场的现状超过了铁面无情的讽刺作家的想象力。军垦农场的一个特征就是毫无实用性。军事纪律把农民从地头田间连根拔起，使土地荒芜；而士兵由于从事田间劳作，未受军事教育，只知道“行军”，就连枪也打不好。

我们说过，“波将金村”已成为拿糊弄人的东西来装点门面、取代现实的同义词，而且该词并不仅仅在俄语中使用。军垦农场就是在靠表象和幻象当道。住宅造得不错，但屋里不准生火炉，以免损坏屋子；路修得平平整整，但不准车来人往；无懈可击的桥梁建在河上，但军垦人员只能涉水而过。

军垦农场的榜样就是普鲁士军营，但营房只是为了展示用，是军营样板房。一位军事史学家认为俄军（和所有军队一样）以前就已经在使用“糊弄人”的奇技淫巧。不过，从创建军垦农场起，这种技巧就已体系化，这“必将对我们的整个军事生涯留下令人后悔不迭的特殊印记，一直到塞瓦斯托波尔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为止。

当然，甚至在1856年之后，他们还仍然在“糊弄人”。幻象日益剥落，每次打败仗，现实就必然会显现出来；但打了胜仗之后，这种现象又会甚嚣尘上，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表象、幻象填满了乌托邦梦想之间的裂缝，反倒变成了“癫狂噩梦”和现实，甚至在甚嚣尘上之时，处处取代了现实。表象、装点、彻头彻尾的谎言让人感觉时间仿佛消失了，它们会让人以为现实即刻就会转变，毫不费力就能做到这一点。

军屯制的理念并非“谵妄之语”，历史上的例子随处都可见到。在某些条件下，完全可以将农事和军训结合起来。俄国本身就有一个很不错的典范：哥萨克村。但哥萨克村并没有亚历山大想要的东西：他想控制臣民，带领他们走向幸福。

军屯制的确立反映了神圣同盟之父想要在俄国恢复掌控权，拿破仑战争之后，尤其是俄军还在祖国之外逗留过，掌控权已经有所削弱。和西欧生活一做比较，对俄国肯定是不利的。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最后十年被历史学家称为“反动十年”，他们注意到皇帝的政策日益趋向反动。事实上，亚历山大向来都喜欢一石二鸟。军屯制就是反动的标志。但1816年、1817年和1819年他又同时下达命令，解放波罗的海各省的农民。1818年，俄国皇帝获得了波兰沙皇的称号，在华沙为议事会举行了开幕典礼。俄国的专制君主、皇帝，到了波兰就成了立宪君主。

俄国的政策同时在走两条路，牵涉到文化和教育。依照兰卡斯特和贝尔的方法，创建学校，互助教学四处开花。文学的跃进（所谓的“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期刊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1802年，创办了《欧洲信使》；1813年，《祖国之子》；1818年，《祖国纪事》；1818至1825年间，《西伯利亚信使》。尼古拉·卡拉姆津出版了他的《俄国史》；编年史和其他历史资料也都在编辑出版。同样，1818年，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宣布向“西方思想”开战，他认为西方思想敌视东正教。马格尼茨基的个性及其某些思想值得我们关注，因为颇具典型性：俄国历史上以前就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以后也还会存在。

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出身资产不多的贵族家庭，他随着亚历山大时代的演进而演进。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过役，在驻巴黎和维也纳的使馆中工作过，是共济会分会的会员。他是斯佩兰斯基身边的合作者，这位自由派立法者倒台后，他也受到牵连，1812年遭到流放。不过，他的职业生涯很快会东山再起（斯佩兰斯基也是如此）。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在担任辛比尔斯克总督一职时，抨击了俄国的教育体系。无论在他的“匿名”信还是公开信中，他都建议在俄国设立宗教裁判所，对印刷文字进行极其严厉的审查，要求取缔共济会，这些信件受到了时任教育大臣，也是皇帝亲信的亚历山大·戈利岑亲王的注意。他让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负责监察喀山大学，由此对这所大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在喀山待了六年之后，马格尼茨基返回彼得堡，他在报告中不仅坚持要求关闭喀山大学，还要求彻底将之夷平，连建筑都不放过。亚历山大一世还算头脑清楚，他在报告页边写道：“为何摧毁之？纠正即可。”“纠正”这项任务就交到了报告作者的手中，他得到了如下指示：让喀山大学的教育取向符合神圣同盟的原则。

于是，他取消了地理科目，因为和《圣经》史不符；相似的命令也用到了数学教学上；但马格尼茨基对哲学特别不满。他认为错就错在“自由主义”上面，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将俄国和欧洲完全隔绝起来，目的是“让那些可怕事件的传闻再也传不过来”。

米哈伊尔·马格尼茨基反对欧洲污染的逻辑对卡拉姆津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后者认为鞑靼桎梏这场灾难得为俄国的落后负责。马格尼茨基（首批“欧亚主义者”）则认为鞑靼人将俄国从欧洲人的手里拯救了出来，对保护东正教信仰做出了贡献。马格尼茨基的理念得到了圣彼得堡大学的“管理者”鲁尼奇，尤其是苦修僧侣弗季的支持，后者在和皇帝见面的时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的这些理念也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赞同。1824年5月，亚历山大收到弗季的一份笔记，其中写了该采取何种措施来“根除精神上的诱惑”，于是亚历山大就撤了自己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戈利岑教育大臣和精神事务大臣的职务，改由海军司令奇奇科夫担任，后者也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家。

弗季呈递的 公共之善联盟的温和性吸引了年轻军官的心。但其中某些军官还是揭竿而起，佩斯捷尔是领头者，1820年初，他就提出了如何将俄国转变成共和国这一问题。1821年，公共之善联盟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终止社团。该社团解散之后，又出现了另外两个社团：佩斯捷尔领导的南方社团，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孔德拉季·雷列耶夫的北方社团。在一众十二月党人领导人中间，只有孔德拉季·雷列耶夫是一介平民；他既是诗人，也是俄美公司的经理。

所有十二月党人都认为有必要在俄国实施改革。所有人都承认他们无法“清扫上面的楼梯”，必不可少的改革（或如某些人所说的革命）只能通过密谋和宫廷叛乱，靠顶层来实现。起义之前不久，佩斯捷尔便断然说：“大众什么都不是，个体才是一切，个体让大众干什么，大众就会干什么。”

但关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可谓众说纷纭，“干什么”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我们可以把那些观点分成三类。我们说过，北方同盟的理论家尼基塔·穆拉维约夫(1796—1843)是宪法计划的发起人，这项计划得到了大多数“北方派”的认可。他想要将俄国转变成立宪君主制。纳税额提得很高（三万卢布的不动产或六万资产），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进入议会——最高杜马——的选民数量。宪法宣布：“废除农奴和奴隶身份。”土地仍然为地主所有，农民只获得一小块土地（两俄亩）。

我们说过，皇帝想要知道一切，监控一切。军队是严密监控机制的完美例证，因此，军队要俯首帖耳，严格行事。民事部门官员的工作也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他们只能听话，这样他们才会依照等级拥有少部分权力，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的代表。精神和道德生活受到审查机制和 “萨马林做了一个害怕的动作。

“——别说话！我很清楚你不是故意的。那我来解释一下，自彼得大帝那时候起，俄国沙皇的所作所为就受到了德意志人的影响。你的想法很危险。如果这个想法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就会导致可怕的灾难。”

11 思想观念的诞生

尼古拉一世的头号目标就是稳定。严格掌控国家及其居民的生活对皇帝来说是一种确保国家安宁必不可少的手段。军队是国家秩序的典范。俄国被划分成各个省：半数省长都是将军，另外半数都是在内务衙门工作的官员。此外，19世纪中叶，计有十名将军省长，他们当然都有将军军衔。他们“强化了”外围各省和两座都城省长的权力。各区和各分区的宪兵网络可确保进行额外监控。

国家监管极其严厉，书报审查吹毛求疵，皇帝对各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展现形式密切关注，在这样的框架之中，各种思潮始终都沸腾不断。尼古拉一世的时代诞生了各种思想观念，所提出的问题对20世纪末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造成该时代思想激荡有好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在欧洲各国当中所处的地位。尼古拉一世被视为“欧洲宪兵”，这么说并不是毫无意义：谁都相信俄国军队堪称欧洲大陆最强。1835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 《哲学书简》体现了尼古拉在位时期的反动特征，对于书简的作者所经历的那些烦心事，别人已经写了很多。后来，有人提到彼得·恰达耶夫在20世纪60年代也会受苦。不过，要进行对比还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每个时代都存在自己特有的压力阈值。而且，要和20世纪竞争会相对比较困难。

亚历山大·赫尔岑对《哲学书简》的看法也和皇帝一致。但让尼古拉一世感到愤怒的内容却让赫尔岑觉得开心。年轻的赫尔岑在流放地写道：“这是黑暗中迸发的枪火。”他在恰达耶夫的信中读到的是“痛苦的呼号，对彼得时期俄国的无情谴责，是对俄国猛烈的控告，是个人的抗争，虽然他受尽苦难，却仍想表达心中的所思所想”。研究恰达耶夫“生平与思想”的专家在引用这些话的时候，指出赫尔岑讲的是“黑夜中的枪火”，却并没有去了解“那是谁开的枪，打的又是谁”；他很快就认定“这是一位盟友，那枪火瞄准的就是共同的敌人”。

革命者赫尔岑从恰达耶夫身上看到的是“自己”，因为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俄国的过去，而且也受到了君王的谴责。但恰达耶夫的许多理念既被斯拉夫派采用，也被摒弃革命思想的西方主义者所采用。他对俄国的精神运动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也给出了回答，而且人们可以对这些回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阐释。

发表《哲学书简》的《望远镜报》也对彼得·恰达耶夫的理念进行了多重阐释，结果报纸遭禁，不再销售，而报纸的编辑、文学评论家尼古拉·纳杰日金被流放至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但有人真的读了 “三原则”的前两个原则——东正教和专制政体——无须多说； 文章的作者讲到了俄军拯救他国的功业。1841年，俄军保护了君士坦丁堡，使之免受埃及帕夏的侵袭。1850年，奥地利处于崩溃边缘：“二十万俄军士兵迫使匈牙利人缴械投降，奥地利由此得救。”1851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准备手足相残，而这必然会两败俱伤，德意志也会受到连累。于是，二十万俄军士兵……阻止了这场大屠杀”。米哈伊尔·波果金还不忘提及“1848年可怕的大动乱”，奥地利、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能经受得住，也是拜俄国所赐。他还强调：“1848年，整个欧洲混乱一片，俄国并未因此扩张领地。”

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俄国的外交政策犹如及时雨：俄国“牺牲自己最珍贵、最神圣的利益……而这一切都是为欧洲的利益考虑，这就是它的最高目标，唯一的目标”。米哈伊尔·波果金也对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批评，大致指出了一些主要的不足之处：“三千万人属于斯拉夫民族，最紧密的血缘关系、语言、宗教使之紧密相连，但他们几乎孤立无援，没人愿意稍微分担一点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他们只能饱受折磨，土耳其人加诸他们身上的磨难可以说是最轻的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意思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类型的“折磨”最糟糕。

米哈伊尔·波果金指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俄国外交政策所犯的种种错误，因为他是斯拉夫派，而在他看来，俄国的使命就是救助血缘、语言、宗教相同的那些手足。但还有另一个原因。1854年正好可以给出这方面的证据：欠尼古拉一世这么多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反俄同盟形成的时候，却并没有支持俄国。盟友出卖了他们。

19世纪50年代，尼古拉一世政策的失败使这位莫斯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而加以驳斥。对波果金而言，想要干预欧洲事务，“拯救欧洲”，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的想法也错得离谱。军事上的失利使米哈伊尔·波果金变得明智起来，只可惜晚了一点。

俄国同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是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外交政策有意做出的选择，也是其基础。1838年，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俄国外交官、当了很多年驻伦敦大使的菲利普·布伦诺夫男爵奉皇帝之命，递交了《现时期俄国宫廷政策检视》。该文本后来成为皇储，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二世外交政策方面的读本。

布伦诺夫男爵的逻辑没有问题：西方，首先是法国，是革命的温床。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一道堤坝，保护俄国不受革命浪潮的侵袭；如果溃堤，俄国就只能和法国以及支持它的革命力量开战，这有点像1812年，只是条件不同罢了。因此，捍卫“与我们原则相近”的那些结盟国家就会形成道德屏障，来抵挡法国，而这就是俄国始终重要的利益所在。

如果尼古拉一世拯救欧洲，使之摆脱革命，如果他派遣军队支持风雨飘摇的王室，这首先都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他倾向于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外国土地上打击自己的宿敌——革命。革命是尼古拉的头号噩梦，但正如布吕诺夫男爵所写的，从在位 费奥多尔·秋切夫为颂扬夺取华沙一事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将“本部族雄鹰”被杀同阿伽门农杀死自己的女儿向诸神献祭作对比。阿尔戈斯国王牺牲自己的女儿，就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风向。诗人说，华沙陷落意味着“俄国的完整与和平”和“国家的完整”。

《哈德良堡条约》之后，俄国同英国关系恶化，七月革命之后，俄国同法国关系恶化，尼古拉一世便只能回头去找传统盟友。1833年9月，在奥地利的明兴格拉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保证对方在波兰的领地，就“东方问题”达成协定。俄国和奥地利则保证支持土耳其现在的王朝，并表明不会容忍任何威胁当权苏丹独立性的改变。

明兴格拉茨协定对俄国来说极其重要，1833年6月26日，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洪基</a>尔—斯凯莱西条约》。或许这可以算是俄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胜利，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1832年底，苏丹在埃及的资深代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占领了叙利亚，由他儿子易卜拉欣率领的军队进入了小亚细亚。击败俄军之后，他们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马哈茂德苏丹向英法求助，但遭拒绝。英国正忙于西欧事务，而法国则同情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被认为是“拿破仑的弟子”。面对在欧洲受训、装备的埃及军队，毫无还手之力的苏丹于是转向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同意对他进行援助。涅塞尔罗捷明确表明了签订这份协定的理由：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俄国就会遭遇得胜归来的强邻，而非羸弱不堪的弱邻。掌玺大臣还说，穆罕默德·阿里的胜利也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样就得重新考虑《哈德良堡条约》赋予俄国的那些好处是否还能拿得到。

1833年2月，海军司令拉扎列夫率领的俄国战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苏丹皇宫的对面抛锚驻定。六个星期之后，五千名俄国士兵在洪基尔—斯凯莱西山谷安营扎寨。他们很快获得增援，并得到命令，在苏丹和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签订协定以及易卜拉欣军队撤离托鲁斯山脉之前，他们不得轻举妄动。1833年5月，皇帝的一名特使，也是他的宠臣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来到君士坦丁堡。他拥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伯爵对自己所用的方法作了解释：“我一直都用摸一下、打一下的方法，靠这个我就获得了成功。”

彼得堡准备的协定文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俄国外交官布伦诺夫说：“君士坦丁堡的谈判并没有特别保密，进行得也不是很快。”1833年6月26日，条约签订：俄国和土耳其攻守同盟，一旦奥斯曼帝国遭受威胁，俄国就对其进行援助。在一个秘密条款（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该条款）中，苏丹保证一旦有人对俄国发动军事攻击，他就会封锁海峡。尼古拉特别要求加上这个条款，“这样可以确保俄罗斯帝国黑海沿岸南方诸省的安全”。

伦敦的《泰晤士报》说这个协定“厚颜无耻”。英国和法国向朴特发去照会表达抗议，但君士坦丁堡说签订该条约纯粹只是为了和平。让巴麦尊勋爵气愤的是，俄国大使俨然扮演起了苏丹首相一角。《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之后数年，弗朗索瓦·基佐写道：“彼得堡政府其实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主导性地位落实成了书面法律，正式让土耳其成了俄国人的客户。而黑海也就成了俄国的内湖，这个客户会守住湖口，不让任何对俄国具有潜在威胁的敌人进入。”

和土耳其签订的条约再次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分配：海上强国——法国和英国——对俄国采取敌视态度。奥地利和普鲁士则支持尼古拉一世。在洪基尔—斯凯莱西所取得的外交胜利让俄国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自此以后，俄国全境的边界都受到了保护。它在欧洲潜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已无法通过陆路来威胁到它（若想攻击俄国，他们就必须经过日耳曼的土地），奥斯曼帝国若是封锁海峡，它们也就没法在海上构成威胁了。而且，俄国在亚洲也没了敌手：波斯和土耳其已无足轻重。

俄国依赖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830年，英国军队计有14万人，法国有15.9万人，奥地利帝国有27.3万人，普鲁士有13万人，俄国则有82.6万人。1837年8月，尼古拉一世参加了大规模骑兵演习。壮观的场面让皇帝激动不已，他眼含热泪感谢上帝（奥尔洛夫伯爵和奥地利大使费克尔蒙也都在场）：“主啊，感谢你让我变得如此强大，我祈求你让我永远不要滥用这样的力量。”

从1832年到1848年，撇开高加索地区不谈，俄国的疆界在全世界都找不到敌手。我们说过，俄国向高加索地区进发始于16世纪。彼得一世付出了大量努力，想要抵达里海和黑海。罗蒙诺索夫曾描述过俄国的疆界，将之呈送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过目，诗中写道：“坐下，伸开腿/面前就是大草原/无边无际的城墙将我们与中国人相隔。/她欢快的眼睛环顾四方/计算着自己的财富，/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区。”

“手肘支在高加索地区”并不舒服。帝国领土四扩，永远在前进，从它和波斯与土耳其打仗的情况来看，有时速度快，有时速度慢。1800年12月22日，保罗一世签发声明，将格鲁吉亚并入俄国；1801年9月12日，这份文件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批准。严格来说，这儿指的是卡特利沙皇国和卡赫季沙皇国，它们也是15世纪崩溃的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君主国的一部分。1803年，明格列尔地区臣服于俄国，之后的1804年，又轮到伊梅列季和古利亚地区。于是，整个格鲁吉亚都成了帝国的一部分。我们要记得格鲁吉亚人曾求助于俄国，俄国与之拥有共同信仰，它的周围全都是虎视眈眈的异教国家，而俄国可以为格鲁吉亚的基督徒提供保护。格鲁吉亚的诸沙皇国认为并入俄国就能受到其庇护，于是就承认沙皇为其君主，但仍保留自己当地的行政机构。但彼得堡则持另外的看法：它们在格鲁吉亚设立了俄国的行政机构。

格鲁吉亚的并入让俄国在高加索地区有了稳固的立足点，毕竟高加索的山民正在千方百计阻止俄国的占领。大量语言、习俗各异的部族因共同的信仰聚为一体，从18世纪起，伊斯兰教就成了他们的宗教。各部族名义上都归附于波斯或土耳其。这些部落民呈半独立状态，彼此敌视，彼此嘲讽对方听命于某某君主、苏丹或俄国皇帝，但后者至少并没有过度干预他们自己的事务。

俄国高加索政策的基础是1816年由涅塞尔罗捷制定的：“在世界的这个与我国疆界相邻的角落，俄国和亚洲各国及其民众的关系颇为特别，如果将基于欧洲的政治关系而设立的原则用在他们身上，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在这儿，一切都基于互惠互利和真诚善意；但在亚洲各国民众那里，只有恐惧能给你带来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位俄国外交界首脑在写给驻伦敦大使列文伯爵的信中指出，英国“能很好地”理解俄国的政策，因为它在和印度各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策略。

1816年，俄国的高加索政策得益于一个人，此人工作相当出色。一位俄国军事史学家在说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写道：“高加索在沸腾。山民部族间的动荡层出不穷……卡赫季、赫夫苏列季以及高加索的‘马蜂窝’车臣都躁动不安。”驻扎在高加索地区的所有部队被统称为“高加索军”，由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雄叶尔莫洛夫将军指挥。“山民向来只用武力说话”，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叶尔莫洛夫的战术就是击垮“四处劫掠的匪帮”，官方对他们的称呼是“不安分的山民”，他还建造要塞，守护被占领土。1818年，他建造了格罗兹纳亚要塞，后来成为格罗兹尼城，1995年由于被飞机和火炮摧毁而闻名世界。

1825年，趁俄国即将与波斯开战，车臣爆发起义。尼古拉一世将征服波斯的帕斯基耶维奇晋升为元帅，并写信给他：“目前，您功勋卓著，现有另一项功业正等着您，在我看来也是同样卓著，如果从眼下的益处来看的话，甚至更为重要。您必须一劳永逸地平定山民，将桀骜不驯者彻底消灭。”车臣人桀骜不驯，很难相处。他们经常侵入俄国的垦区和哥萨克村。叶尔莫洛夫将军认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匪帮”，并断言：“太阳底下，论卑鄙无耻、背信弃义、犯罪成性，没人能比过他们。”

19世纪20年代，宗教运动先是在东部出现，后又扩散至高加索西部地区。出生于北达吉斯坦的卡兹毛拉成了抵抗俄军的领导人，在高加索地区的各族人民中间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830年，帕斯基耶维奇写信给尼古拉一世：“我国政策的定位以及同他们（山民）的关系全都错了。暴虐只会导致他们的仇恨，使之起来报复；不够坚定，再加上总体决策犹豫不决，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或者说是我们力量不足。”但帕斯基耶维奇并没有给出其他的政策建议，山民抵抗俄军的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34年的“圣战”由卡兹毛拉的一名穆里德领导，他和年老的领袖同样出生于基姆雷村庄。在1832年的一场战斗中，卡兹毛拉被杀，该弟子也受了重伤，于是沙米勒就成了领导人。伊玛目沙米勒拥有很高的权威，军事和行政才能突出，他成功创建了山民之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和俄军分庭抗礼。

伊玛目沙米勒建立的是一个神权政治国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把它和麦地那相比，后者是由汉志的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建成的。对历史学家而言，“沙米勒的权力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也是被人民选出来的，所以那是纯粹的民主制”，这种说法并不见得完全没有道理，沙米勒设立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以之为基础将各部族统一起来，还建立了一个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为一体的体系；换言之，他为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1840年，东高加索地区全境爆发起义。启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阿瓦尔人摄政哈吉—穆拉特投入沙米勒的麾下。1844年初，俄军十五万人进入高加索地区，其中五万人径直投入到了和山民的战斗之中。叛军的总人数达上百万。

要等到1859年，也就是尼古拉一世死后，沙米勒被抓，高加索地区才正式归顺。

高加索地区吸引了俄国相当数量的军队，而且迫使其耗费大量钱财来支持沉重的军费开支，但这一点都没有触及帝国的核心利益。一名军事史学家得出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结论：“长达五十年的高加索战争（与彼得的北方战争和苏沃洛夫的战役类似）对俄军来说是好事。由于这场冲突，俄军得以保存不朽的苏沃洛夫传统，使暗淡的火焰又熊熊燃烧起来。”这位历史学家还可以这么说，即与山民的战斗可以让军官和将军（置身于欧洲的和平环境之中）获得晋升和勋章。顺着“战争是好事”这样的逻辑，还必须提到它在俄国文学中的功用。亚历山大·普希金、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不消说还有众多不怎么知名的诗人和散文家，都见证了（或参与了）高加索战争，并在作品中提及。

俄国也在向帝国的另一端，也就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扩张，但并没怎么受关注，显然是因为这场扩张进展得颇为和平。或许也是因为在俄国人看来，海洋总归没有陆地吸引人。

俄国从两个方向向太平洋推进。第一个可称之为美国方向：在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加利福尼亚以及阿拉斯加殖民。我们同样可以把这叫作“商路”，因为捕猎海獭、海豹与其他海洋动物的猎户合作社是走这条路的主要推动力。我们说过，1799年，俄美公司从保罗一世那里获得了许可，拥有捕猎和贸易的垄断权。公司最大的商业活动让彼得堡很是生气，因为它离得太远，没有任何办法来控制猎户和商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涅塞尔罗德认为俄国对欧洲和亚洲很不放心，所以也就要避免陷入和美国人之间的冲突。

1821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签发敕令，确定了帝国在远东地区的疆界。边境线从美洲大陆北纬50度处（温哥华岛北部）开始，切过太平洋北部，一直来到亚洲沿海北纬45度50分处，包括了库里尔群岛，但后四个岛屿，也就是库纳希尔岛、哈伯迈群岛、乌鲁普岛、伊图鲁普岛并不包含在内。

这道敕令具有防御性质。皇帝类似于竖起了一道墙：外国舰队出现在这界定的范围内就可被宣布为非法，违犯者就有遭逮捕以及被没收货物的危险。不过，是否遵守敕令，俄国控制不住，所以敕令很快就遭废除。但敕令的好处是划定了疆域，战胜了拿破仑的俄国将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疆域都视为俄国的领土。

满足于现有的成就远远无法得到普遍的赞同。海军军官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中尉制订了夺取加利福尼亚的计划，在旧金山附近建立罗斯堡，并以之为依托。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在彼得堡被任命为俄美公司董事，他想要改组公司，以期扩大和改进公司在俄属美洲地区的活动。

俄美公司和俄属美洲的未来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支持向太平洋扩张的人中间有许多十二月党人。要记得雷列耶夫就曾领导过北方联盟。德米特里·扎瓦利奇涅本人也积极参与过密谋活动。1825年12月25日他在旧金山这件事本身就能使他获得拯救。返回俄国后，扎瓦利奇涅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和亚历山大一世不同，尼古拉一世对俄国的环球远征（1803年7月，亚历山大一世前往喀琅施塔得，参加了俄国舰船“希望号”和“涅瓦河号”首次环游世界的启航仪式，前者由约翰·亚当·克鲁森施滕担任船长，后者由尤里·利斯尼扬斯基任船长）和在美洲大陆设置殖民地的想法不感兴趣。同时，由于十二月党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所以皇帝对此就更持否定态度了。

俄属美洲引不起太大的兴趣，缺乏如何利用这片领土的战略计划，再加上海獭由于遭过度捕猎，数量一直在减少，致使俄美公司的收入持续下降。而且，1839年，俄国军官换上了新军装，和旧军装不同的是，这次少了海獭皮领。太平洋皮毛市场一落千丈。1842年，罗斯堡被卖给了约翰·塞特，正是此人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俄美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之间出现纷争，后决定将争议地块出租给美国人，纷争才得以解决。法国一位专门研究俄国在太平洋地区政策的专家写道：“帝国在这片地区每次都会失去一点主权、领土和力量。”

东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状况截然不同。英国打赢鸦片战争之后，英中两国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促使俄国在该地区积极地活动起来。英国人获得了将鸦片自由进口至中国的权利，他们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香港割让给英国，管辖期为一百五十年。这是西方诸国在中国大门前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使西方国家可以经海路在中国经商，这对俄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截至当时，俄国只独占了中国商品经由恰克图的陆路转运权。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的协定开了一个先例，由此可见清帝国已弱不禁风。

第二股推动力与精力充沛的官员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在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省长息息相关，穆拉维约夫得到了皇帝幼子，也就是康斯坦丁大公的支持，而康斯坦丁大公本人也是海军司令，后来还担任舰船大臣。更为重要的是，尼古拉一世对东亚地区兴趣更浓厚。尼古拉在给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辞别信中说他也准备前往这些遥远的地方，还向他宣称阿穆尔河（黑龙江）及其沿岸土地都应该并入俄罗斯帝国。

穆拉维约夫的计划就是从东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打通一条前往太平洋的通路。这个计划遭到了俄国外交界的抵制，后者认为阿穆尔河汇入鄂霍次克海，并不适合通航。而且，萨哈林岛被视为一个半岛，阻断了进入太平洋的通道。船长根纳季·涅维尔斯科伊乘坐双桅帆船“贝加尔号”走了一遍，证明阿穆尔河可以通航；之后，他还自行研究了阿穆尔河的入海口，发现了鞑靼海峡，由此证明萨哈林岛是一座岛屿。涅维尔斯科伊船长并不满足于水文观测，1850年8月1日，他还把俄国旗帜插在了阿穆尔河的入海口处。当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并入俄国的消息传到彼得堡之后，船长却因擅自行动遭到降级，成了一名普通水手，皆因“其所为不知耻也”。但尼古拉一世废除了判决，表彰了涅维尔斯科伊船长，并宣布：“俄国旗帜一旦插上，永远不得倒下。”1858年俄国和中国签订《瑷珲条约》，在之后的俄国皇帝统治期间，这片新侵占的领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俄方同中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第一个就是1851年在库尔贾签订的条约。

1853年，涅韦尔斯科伊船长接到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率舰队远征。他这次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将萨哈林岛并入俄罗斯帝国。俄国开始和日本接触，而日本同时也受到美国、英国、荷兰的逼迫，开放了通商口岸。俄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得到了一个通商口岸。

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太平洋地区政策的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20世纪末，这个问题似乎充满了悖论：鸦片战争中究竟谁获益最多，是发动战争、将香港保留至1997年的英国人，还是俄国人？后者将阿穆尔河沿岸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两千五百公里的太平洋海岸线和四千公里的可通航海路收入囊中。可以补充的是，获取这些土地没有费一兵一卒。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奥斯曼帝国保护者的角色。俄国的反对者、移居国外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略显夸张：“土耳其如今已成为俄国的一个省，还能有什么要求？”不过，东方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839年，马哈茂德苏丹向其宿敌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宣战，这个问题就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俄国准备介入君士坦丁堡的事务，但欧洲诸国采取措施，阻止它这么做。

在欧洲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英国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塌，所以支持苏丹；法国支持埃及的帕夏。奥地利则担心冲突会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根基不稳。尼古拉一世得出结论，认为俄英两国利益在这个方面一致，和英国接近就会破除英法缔结的反俄联盟。俄英两国接受了梅特涅的提议，普鲁士也支持该提议，即不再让俄国独自保护土耳其，而是由欧洲各国集体保障土耳其的安全。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表示同意，是因为他想保存奥斯曼帝国，不让法国蠢蠢欲动，因为法国国内已出现呼声，呼吁为1815年复仇。此外，对俄国皇帝而言，法国仍然是革命叛乱的温床。

驻伦敦大使布伦诺夫男爵向巴麦尊解释了尼古拉一世的立场：皇帝并不认为法国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正常国家。但和英国倒是可以进行谈判，因为英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向来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尼古拉一世在布伦诺夫报告的页边写道：“此乃朕原话。”1850年11月，在尼古拉在位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期间，涅塞尔罗捷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外交领域胜利的清单。1840年，俄国放弃了《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针对海峡保障签订了伦敦协约，因为英国人同意打破“与吾等之政治利益相左之英法协定”。

四年还没过去，“英法协定”就又得到恢复，变成了抵抗俄国的军事联盟。虽然牺牲了让俄国在土耳其获得特殊利益的那份条约，但尼古拉一世知道自己要什么：确立和英国的联盟关系。皇帝打定主意之后，便前往伦敦，意图和英国人达成谅解。本次行程严格保密，尼古拉一世在这方面模仿彼得大帝的做法，在1844年6月出发的时候用的是“奥尔洛夫伯爵”这个假名。沙皇在英国停留了一个星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政府的托利党领袖，如罗伯特·皮尔、阿伯丁勋爵，以及反对党的巴麦尊和墨尔本进行了交谈。“东方问题”是交谈的核心内容。尼古拉再三重复自己的承诺：他不会要土耳其的一寸土地，但他无法容忍别人得到土耳其的土地。他再三说：土耳其已经病入膏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为其续命，但也得考虑它过世了该怎么办。

尼古拉一世及其顾问大臣将伦敦谈话视为政治上所做的承诺，而英国人认为那只不过是双方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而已。这样的误解将成为今后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

尼古拉一世造访英国和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之间隔了十年。其间发生的事件使欧洲政治的那把火越烧越旺。要记得1848年的二月革命之后，费奥多尔·秋切夫在巴黎对尼古拉一世说的话：“很久以来，欧洲只存在两股力量发挥作用：革命和俄国。这两股力量以后会彼此对立，明天就有可能打起来。”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让尼古拉一世很满意，他始终认为菲利普就是个篡位者。同时，皇帝也很警觉：革命的法国会成为意大利和德意志革命的支点。那些最不祥的预感很快就成真了：普鲁士国王接受了革命者的要求，梅特涅在奥地利失去了权力。1848年3月，中欧落入了革命者的手中。3月14日，尼古拉一世迎接挑战，发布声明：“我们将以东正教先辈为神圣的榜样，祈求无所不能的上帝给予支持，不管敌人在何处出现，我们都会打击他们……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听着，异教徒，汝等必低下头颅，因为上帝和我们在一起！”声明使用古语，就是为了强化这份宣言的庄重感和重要性。

外国军队虽未打到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但尼古拉仍然相信俄国已受到“革命精神”的威胁。皇帝要向革命开战。

尼古拉一世并不想向巴黎派兵。他说：“俄国的血一滴都不应为这些可怜的法国人而流。”他也决定不给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提供军事援助：只会提供财政和外交支持。皇帝担心中欧，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是将革命隔绝于俄国之外的国家。他感到担心有好几个理由：革命宣传同时也是反俄宣传，这些宣传已经在波罗的海、白俄罗斯、乌克兰诸省引发骚动，但在波兰尤甚。

这份声明被公之于众，军队也被派往了西部诸省，准备镇压俄国内部的任何骚乱，如有必要，也可以对国境之外进行干预。1849年5月，奥匈帝国正式要求尼古拉一世帮助镇压在匈牙利爆发的叛乱。俄国皇帝就在等这份邀请。匈牙利起义让他很是不满，他坚信起义军的后台就是波兰人，这些人就是1830至1831年波兰叛乱的参与者。

帕斯基耶维奇元帅率领的俄军于1849年进入匈牙利，历时九个月镇压了叛乱，阵亡人数相对不高：708人被杀，2447人受伤，另有278人伤重不治。尼古拉一世的干预拯救了奥匈帝国，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坐上了皇位。六十五年之后，他还坐在皇位上，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可以认为一战是俄军镇压匈牙利叛乱所致的遥远后果。

往昔的历史充斥着许许多多未曾把握住的机会，其中就有俄国特工雅科夫·托尔斯泰从巴黎向彼得堡提的一个建议。1848年10月，后者以密件的形式告诉俄国，一个名叫福布斯·坎贝尔的英国人是伦敦殖民地银行经理，和路易·波拿巴是老相识，他在巴黎停留期间向托尔斯泰提议，向有望成为法国总统的路易亲王转交一百万法郎。坎贝尔先生断言，有了这笔钱，“俄国就能售卖共和国的领导人”。雅科夫·托尔斯泰试着问这位对话者：“他（未来的总统）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清理掉法国境内的波兰移民？”英国中间人让他放心，说未来的总统会在这一点上做出保证。作为出色的银行家，他自然会计算出四年时间（总统任期）里，这件事每年只会花费俄国二十五万法郎，可以说简直微不足道。尼古拉一世有所担心，便拒绝考虑这项计划。后来，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写道，以法郎的市值来看，俄国只需支付二十五万金卢布。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文末写道“机会浪费了”：“毋庸置疑的是，尼古拉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本可以让自己人当上二月共和国的总统。而这显然是苛刻的道德原则所致。可谁信呢？”尽管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并不相信机会，也不相信什么机遇巧合，但他坚信这样一个假设，即尼古拉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是有可能“摆脱克里米亚战争的”。

没有一个当时的人或历史学家会去质疑尼古拉一世的道德原则和他不折不扣的正直品性。但人们对现实的机遇却总是有所保留，并不相信这么做会“摆脱”克里米亚战争。

始于1854年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所谓的“东方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并不只是一个插曲而已。从名称就可以看出谁是靶子，毕竟这是“病人”，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苏联历史学家、两卷本《克里米亚战争》一书的作者叶甫根尼·塔尔列（这部著作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揭露了英国政策的反俄导向性）也不得不承认：“尼古拉一世发布的各种各样的宣言，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外交行动，都导致了对土耳其战争的爆发，对此是容不得丝毫怀疑的。沙皇制度开启了敌对之门。而他也打输了这场战争……”

叶甫根尼·塔尔列是苏联对1854至1855年冲突进行官方阐释的历史学家，他试图证明两场战争是同时展开的：一场是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另一场是欧洲联合起来对抗俄国的战争。他承认沙皇俄国对战土耳其是一场“劫掠性的”战争，但土耳其也“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摆出一副想要复仇的进攻态势，意欲收复失地：黑海北部沿海地区、库班、克里米亚”。因此，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战争就成了互相劫掠”。第二场战争是西方各国先发动的，俄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向东方战争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尼古拉一世于1844年去了一趟英国。1853年1月9日，皇帝的妹妹叶连娜女大公家举行晚宴期间，皇帝迈出了第二步，让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通知伦敦，说他想就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与英国进行商谈。英国政府拒绝涉及该领域。于是，皇帝就派遣缅什科夫亲王携带私信去君士坦丁堡面见苏丹。俄国提出了许多条件：将伯利恒、耶路撒冷神殿的钥匙交给东正教会（路易—拿破仑则认为钥匙应该交给天主教会），但如果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状告土耳其当局，呼吁俄国君主介入的话，那苏丹就应保护东正教臣民的权利。奥斯曼帝国境内有大约九百万东正教徒，因此他们可以向第二位君主状告第一位君主。

苏丹很爽快地就满足了第一项请求；对于第二项请求，苏丹建议在彼得堡继续进行谈判。缅什科夫亲王下了最后通牒：最多八天就要给出答复（后来他又加了五天）。由于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得到答复，他便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返回了彼得堡。1853年6月14日，尼古拉一世签发了一份宣言，他宣称：“好意相权，穷尽一切办法，为满足合理的要求，为保持和平做了种种努力，我们觉得有必要派遣军队进入多瑙河诸公国，以向朴特表明，他的固执己见会导致何种结果。”

英国大使西摩尔写道，尼古拉一世对三样东西深信不疑：俄国军队的实力、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会出手相助，其事业的正当性。这“三个深信”也就成了东方战争的缘起。相信军队的实力和捍卫国家的正当性这两者紧密相连。伊万·阿克萨科夫后来说：“欧洲看我们的时候夹杂着恐惧以及英语所谓的敬畏之心，对此我们怎么可能会搞错呢？”军事实力使其坚信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必须使用足够的武力来确保这一点。这至少是尼古拉一世所见的局势。镇压匈牙利叛乱，拯救奥地利于水火之中，最终使俄国皇帝对自己的实力和行为的正当性坚信不疑，更何况欧洲还显得虚弱不堪。

1851年初，帕斯基耶维奇元帅受邀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军事演习，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中描述了欧洲的状况，对此充满了悲观之情：巴麦尊笨拙的政策正将英国带向灾难，法国的内战不可避免，瑞士是自由主义的王国，意大利成了煽动家的领地，德意志毫不平静。这位华沙亲王殿下不禁哀叹，开明的欧洲究竟还剩下什么。

尼古拉一世坚信，最终解决东方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占领多瑙河诸公国，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夺取沙皇格勒。皇帝经常会使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相当流行的沙皇格勒这个词，用来指称“病入膏肓的”奥斯曼帝国的都城。

尼古拉一世假设海上强国，也就是英国和法国会千方百计给他的计划设置障碍。但帕斯基耶维奇确定英法两国会行动迟缓，所以并没有时间来阻止俄军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忠诚的盟友普鲁士和奥地利虽然因得俄国相助而免于革命，但其立场让人大失所望。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想和英国闹僵；而且他也害怕法国，1854年初更是宣布普鲁士不会和俄国及奥地利一起保持武装中立。更糟糕的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还给了俄国当头一击。尼古拉一世的密友奥尔洛夫伯爵被派往维也纳，得知如果俄军进入多瑙河诸省，奥地利政府不会支持俄国。

奥地利拒绝予以支持这一点让尼古拉一世大受震动，他甚至宣布：“我会还波兰以自由，我就算放弃波兰，也不会忘记奥地利的背叛行为。”实在无法想象他是有多愤怒才会说出这话的。俄国历史学家将“奥地利的背叛”视为俄国在东方战争中落败的一个原因。但1850年，也就是帕斯基耶维奇镇压匈牙利叛乱之后，奥地利首相施瓦岑贝格亲王便写道：“我们如此忘恩负义，简直震惊了世界。”施瓦岑贝格的这席话指的是奥地利有其自己的利益，所以不愿成为俄国的附庸。

多瑙河诸公国就成了两大帝国的利益纷争场。奥地利担心俄军进入巴尔干地区会在生活于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中播下动荡的种子。而且，按照《哈德良堡条约》的条款，多瑙河入海口属于俄国，这一点也让奥地利特别愤怒，这也就意味着黑海贸易自此以后就得看俄国沙皇的脸色行事。

奥地利对“境内的”斯拉夫人感到担心不无道理。1853年秋，帕斯基耶维奇元帅告诉皇帝接下来的这场战争会有很多困难，认为“欧洲不会让我们到处攻城略地拿好处”。因此，他建议怂恿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起事，来和土耳其作对。这位军事统帅用精妙的辩证法推论来让皇帝放心：“我觉得这个手段不应与革命手段相混淆。我们不会让这些臣民来反对君主；但作为苏丹的臣民，这些基督徒会愿意趁穆斯林和我们作战的时候，打破穆斯林的桎梏，所以我们支援这些教友完全没错。”

帕斯基耶维奇的计划很有意思，毕竟他的葫芦里还有一些想法没有拿出来。1854年3月22日，他从华沙给多瑙河军军长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去信，建议开始鼓动土耳其人起来反对苏丹及其大臣，控告他们和“异教徒”英法两国走得太近而背叛了伊斯兰教。帕斯基耶维奇利用了自己在波斯战争期间的成功经验，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花上一万、两万、三万卢布也没问题。”亲王殿下请求通信者一定要对这个计划严格保密。

鼓动基督徒起事来反对苏丹的想法，反西方派的保守派报纸《莫斯科人》的编辑、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果金也提到过。不过，和帕斯基耶维奇的说法不同，米哈伊尔·波果金建议在斯拉夫人当中寻找盟友，这些人不仅生活在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也生活在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他在以抄本形式流传、见闻于皇宫的《政治书简》中写道：“八千多万这个数目相当可观！是个很不错的小小盟友！”他所说的“小小盟友”就是指“多瑙河人、斯拉夫人、南欧人与东欧人”，君士坦丁堡可作为他们的都城。这项计划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把波兰也包括了进去。

1853年1月26日，俄军进入多瑙河诸公国。沙皇在一份宣言中告知其忠实的臣民，捍卫东正教始终是“我们受赐福的祖先”的使命。土耳其出乎意料的抵抗，统帅帕斯基耶维奇元帅的踌躇不决（元帅此时已经八十岁，他撤了戈尔恰科夫亲王的职，因后者公开支持英法两国阵营的土耳其），再加上奥地利在塞尔维亚边境地带集结大军（奥军有八万人），带有公开反俄的意图，这一切都迫使尼古拉一世于1854年夏从各公国那里撤军。多瑙河战事以俄军全败收场。

1853年11月18日，俄军舰队在海军司令纳西莫夫的率领下打了胜仗，歼灭了土耳其在锡诺普湾的舰队，英法两国认为俄军的行动是冲着他们去的。于是，英国发出最后通牒，俄国的回应便是断绝和巴黎与伦敦的外交关系。1854年2月9日，沙皇发布声明，他说：“英法两国站在基督教敌人的一方，来反对为东正教而战的俄国。”这份声明提到了在俄国战败的拿破仑的命运，呼吁俄国人“为受压迫的手足揭竿而起”。

俄国开战之初即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1854年初，米哈伊尔·波果金在发给皇帝的一份文书中总结了俄国的政策：“各国政府背叛我们，各族人民憎恨我们……”这位莫斯科历史学家观察到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反对俄国的不仅有各国政府，还有影响甚巨的公共舆论。三十年间，俄军压制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人民运动，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旧体制续了命。米哈伊尔·波果金写道，甚至都不需要派遣军队，只是“担心俄国在背后施加的巨大压力，就足以阻止各个最顽强的共和国采取激进的措施，从而让反对派得以喘息，恢复健康”。

这话特别适用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宣扬斯拉夫联邦，19世纪40年代他成为波兰移民领头人的时候也还在这么说；但此后，亲王便将斯拉夫联邦视为一股反俄力量。对于俄国提出的要将斯拉夫各族人民从土耳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计划，他提出了一个反制计划，就是斯拉夫人在苏丹的统治和西方各国的保护下实行自治。这位波兰移民的领袖对乌克兰初醒的民族情感拍手叫好，但他还是认为，只有让乌克兰和波兰联合起来，乌克兰才有可能得到解放。波兰移民的宣传在遭受土耳其或奥地利政府压迫的斯拉夫人中间得到了不错的回响，所以后者都在极力反对俄国的计划。

海上强国想要从海上对俄罗斯帝国实施打击：它们轰炸了敖德萨、喀琅施塔得、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奥兰群岛。伦敦和巴黎意识到，和俄军发生冲突只能在陆地上。1854年9月，联军（法国、英国、土耳其）在克里米亚的叶夫帕托里亚城附近登陆。20世纪30年代撰有《俄军历史》一书的安·科尔斯诺夫斯基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对1854年大规模运兵的历史说了如下这些话：“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登陆作战，蒸汽艇的出现以及俄方几乎完全没有准备使登陆进行得相当顺利。”

联军有6.2万人和207门火炮登陆成功。在克里米亚指挥作战的缅什科夫亲王有3.5万人和92门炮可用。俄军在阿尔马河沿岸筑壕据守。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以联军获胜作结。指挥法国军队的圣阿尔诺元帅说：“他们的战术落后了半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俄军绝大多数都使用燧发枪和滑膛炮，而联军用的都是线膛炮。这位著有《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学家写道：“阿尔马战役给俄军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深刻印象。阿尔马战役之后，可以料想还有更糟的情况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阿尔马战役是拿破仑战争以来俄军和法军的第一次遭遇战。从中可以看出俄军的弱点。当缅什科夫亲王的密使、骑兵上尉格雷格出现在皇帝面前，向他汇报战败情况时，尼古拉一世“潸然泪下。他抓住格雷格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他，不停地说：‘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缅什科夫亲王率领军队一直撤退到了巴赫奇萨赖，这样一来，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地一侧便没了防守。于是，要塞围攻战正式开始。围攻战持续了十一个月。2月15日，尼古拉一世撤了缅什科夫的职务，任命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担任克里米亚军队的统帅。这是皇帝的最后一道指令。2月19日，从不生病的尼古拉一世死于流感。他的统治期相当长，而且他也相当专制，所以他的死也就显得相当突然，流言很快就传播了开来：皇帝是被毒死的。不过，历史学家从来没有确认他是被谋杀，还是自杀身亡。1855年2月18日，亚历山大·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君主走了！这个消息出其不意，让我震惊不已。我始终相信，而且也不止我一个人相信尼古拉皇帝会活得比我们，甚至比我们的孙辈还要久。是这场不详的战争杀害了他。”

确实可以认为这场不幸的战争要了尼古拉一世的命。在他统治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他的军队（那是俄国的精华）根本不知何为失败。只有一次，也就是1831年2月，波兰义军打赢了一场战役。但尼古拉将责任完全推给了季比奇元帅。突然，失败一场接着一场，敌军军舰驶入了芬兰湾。濒死的尼古拉一世对皇储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只可惜国运不利，和我原本的希望相悖，留给你无尽的烦恼和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