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女皇的时代_俄罗斯帝国史

高处，他铁镣缠身，

让俄国勃然挺立……

——亚历山大·普希金

1725年1月26日，彼得大帝驾崩，还没来得及决定国家的命运。可以这么说，传统的继位问题又成了个难题。从俄国历史上看，18世纪相当重要，而且众说纷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独一无二：彼得死后的七十五年间，有六十六年，登上俄罗斯帝国皇位的都是女性——两个叶卡捷琳娜，两个安娜，一个伊丽莎白。这些“女性”统治的代表人物对彼得大帝的创新以及由他所创建的国家结构的牢固性提出了考验。同样受到考验的还有专制权力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制权力都掌握在了女性的手中；在俄国社会中，女性开始从闺房里走了出来。最后，还有一个回到过去的问题：重返彼得之前的时代是否可能？事实上，对彼得的敌视是很强烈的，所以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民众并不接受改革，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皇帝死后并没有出现“伪彼得”，而在皇储死后的二十年间却出现过不少“伪阿列克谢”。

彼得·恰达耶夫写道：“彼得把我们扔到了世界进步的地盘上。”看来，无论愿意与否，俄国都将生活在“进步的地盘上”，因为已经不可能折返了。

1 “彼得巢中的雏鸟”

他身后紧跟着一群

彼得巢中的雏鸟，

他的伙伴和子女，

为了改变世界的命运

争权夺利，四处开战……

——亚历山大·普希金，《僭号者德米特里，1591—1613》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波尔塔瓦》列举了伴随沙皇和瑞典打仗的那些人：“贵族舍列梅捷夫、布鲁斯、布尔、列普宁，还有这个并非显赫门 在1730年2月10日安娜来到莫斯科之前，俄国历史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伊凡雷帝、阿列克谢和彼得一世的宠臣都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他们要么支持沙皇，要么为其设置障碍。女性登基，其身边宠臣的作用也有漫长的历史。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连娜·格林斯卡娅对伊凡·奥韦契纳—捷列普涅夫—奥勃连斯基亲王的支持，索菲娅摄政时期将政府权力交给了瓦西里·戈利岑亲王，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时期，当道的是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安娜女皇在俄国给我们带来了恩斯特—约翰·比伦(1690—1772)，后者将名字改成了比隆，想用这样一个细微的改变来展示自己和法国比隆家族的亲缘关系。

这场致命的相遇是在米陶发生的。库尔兰女公爵只是在纸面上管理自己的省份：彼得大帝的代表彼得·别斯图热夫以俄国君主的名义在那儿发号施令，他也是安娜的密友。据说在米陶，有个年轻能干的美男子比伦，其父是个马夫，此人受到了别斯图热夫的庇护。彼得·别斯图热夫有时会回俄国，他在返回库尔兰后，发现自己在女公爵身边的位子被人占了。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专门写安娜的章节里写道：“照时人的证词，安娜·约安诺夫娜和比隆异乎寻常地亲密。安娜·约安诺夫娜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受到了宠臣的影响，与之亦步亦趋。不管她做什么，都是因比隆而起。她在库尔兰当女公爵，后在俄国当女皇的时候，每个人对此都是心照不宣。”

女皇对马夫的儿子可谓痴心不改，不仅将其封为公爵，还将俄国的权力拱手相让，这完全就是历史小说的理想主题，宠臣的个性也激起了时人以及后人的评说。彼得·别斯图热夫的女儿沃尔康斯卡娅女亲王对比隆没好话，她在信里说比隆就是“库尔兰无赖汉”。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则对“无赖汉比隆”说了好话。俄国历史上只有三个重要的角色把自己的名字献给了时代：18世纪的比隆苛政(Bironovchtchina)，19世纪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Araktcheievchtchina，源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权倾朝野的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之名），20世纪的叶若夫大镇压（Iéjovtchina，源于叶若夫之名）。女皇安娜的宠臣，亚历山大一世青睐的大臣，斯大林忠心耿耿的人民委员都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俄国历史上最凄惨的时期。在对宠臣的回忆当中，比隆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他没什么“规划”，也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希望改变社会或像叶若夫那样想要改变世界。“无赖汉比隆”只贪恋财富、荣耀和权力。

比隆苛政从1730年持续至1740年，也就是说从安娜登上皇位到她驾崩为止。当时那个时代，“德意志人”统治着俄国。和阿拉克切耶夫及叶若夫不同的是，比隆极其懒散，也没在政府享有一官半职。而且，他什么都不愿操心，也不想干什么活；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积累财富，如何确保自己的利益。他由于是宠臣（女皇时刻都会满足他的任何欲望），所以就成了“德意志”事业的象征。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德意志人纷纷来到俄国，就像是袋子破了，掉出来各色垃圾，他们围绕在御座四周，政府内部收益最高的职位，他们都会插手干预。”这位历史学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只喜欢纯种狗的“库尔兰无赖汉”，以及利夫兰的“另一个无赖汉”，即吕文沃尔德伯爵，此人“名不副实，专门投机倒把，收受贿赂不遗余力”，而他同样也是女皇的宠臣。

克柳切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但年纪更大的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安娜统治时期“严刑苛政”的特点并不能归咎于“围绕在她身边的比隆和德意志人”。科斯托马罗夫特地强调，并不能把“德意志人看作铁板一块，因为这些担负国家领导职位的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目标也各不相同”。此外，还必须说的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见得能代表真正的德意志人。比隆和吕文沃尔德如今都被看作是拉脱维亚人；安娜政府的实际领导人安德烈·奥斯杰尔曼以及陆军元帅慕尼黑（当时位阶最高的军事统帅）都是德意志人；另一个军事将领，陆军元帅拉希则是荷兰人。

所谓的“德意志”事业事实上就是指外国人统治。从娶了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的伊凡三世当政起，他就把宫廷的大门向外国人敞开了，尤其是向希腊人，希腊人主要待在俄国的莫斯科，其次是彼得堡（从彼得一世起），这些人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虽然俄国人对他们很不满，但由于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待在这儿，所以他们就得到了容忍。外国人主要担任技术人员（军人、工程师、建筑师），他们把俄国缺乏的经验和知识都带了过来。彼得一世在位时期，他们开始担任政府官职，但受到君主的密切关注。比隆苛政时期，外国人将国家的笼头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管控并不太严。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一切都听命于女皇，但其实她的御座上坐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

外国人在俄国状况的演变和女皇的个性并不完全有关。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胜利，以前属于瑞典的省份并入俄国，将通往都城的通途向势力强大、组织良好、拥有欧洲知识和经验的一群外国人敞开，这才是主要原因。帝国扩张边界之后，这些外国人就都成了俄国人。正是在那个时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生造出了一个词，叫作rossi?anine（指某个人住在俄国，却又非俄裔），苏联解体之后，这个词在20世纪末颇为流行。

“德意志人”（丹麦人、普鲁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荷尔斯泰因人、立窝尼亚人、库尔兰人）势力越来越大，所激发的敌意也就越来越多。由于担心不满情绪日增，而且她也很清楚都是因为近卫军军官出手干预，自己才掌握了专制权力，于是她刚登基，就让后者设立了 安娜政府并不讳言对彼得大帝改革的态度。安娜（或由她选择的担负内政外交的负责人）既不愿反对，也不愿亦步亦趋，只是根据时势的需要或自己的利益来定。她所采取的“管理”国家的措施有：常设邮政通联，每隔二十五俄里就设立一个驿站，战时每个驿站配备二十五匹马，和平时期为五匹；二十三座大城市均设立治安管理机构（此前只有大城市有）；1737年，下令市政当局在城内配备医生（从军医内部遴选），月薪为十二卢布；还开设药局，由财政拨款购入药物。

彼得大帝致力于发展医药行业，其主要趋势就是将一直以来由国家控制的行业转为私有。由国库拥有的矿业也都转为个体经营。矿产企业落入了俄国人和外国人创办的公司手中。关闭了部分工厂和矿场，原本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红红火火的捕鱼业也没了声息。种马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种马的数量得以快速增长。必须说的是比隆嗜马如命。安娜政府对货币也特别关注：切尔文券是一种价值三卢布的金币，彼得大帝时期铸造，具有新的恒定价值：两卢布二十戈比。1731年，小额银币遭到废除，由大额银币取代：银卢布、半银卢布以及十分之一银卢布，成色为77%。同样，铜币也从流通中撤了回来。

彼得大帝反对教会的政策得到了遵循，安娜在位时期将这项政策保留下来或许也是题中之义。主教会议负责教会所有事务。换言之，神职人员的所有财物（采邑和隐修所）均独立于政府部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取决于国家利益所向，彼得大帝时期便是如此。旧派信徒遭到迫害，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方式，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在国家内部引起了分裂。旧派信徒支付双倍的人头税，其修道院遭到劫掠，这些“偏离”正教者还被抓去终身服苦役。他们为了逃避迫害，离开中心区域，逃至偏远地区（西伯利亚、高加索的山里）或外国。

新教徒占据了特殊地位，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彼得大帝的政策上，也可以从女皇的倾向上反映出来，她的身边都是信奉新教的宠臣。圣彼得堡建造了一所路德宗教堂（和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其他城市同意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教堂，毕竟那儿有许多德意志工人。瓦西里·塔季谢夫的《论科学与教育机构的功用》一书在俄国历史上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的出现让“三鹰”的图谋变得混乱起来。联盟方便决定支持萨克森的觊觎者，因为后者签署了《国事诏书》，签署这份议定书的目的就是在查理六世死后，把他的女儿选上维也纳的皇位。由陆军元帅拉希领头的俄国军队开进了波兰，随后进入的则是扎格里亚日斯基将军、伊兹马伊洛夫将军和列普宁亲王的军队。波兰民众进行了抵抗，却不是俄国正规军的对手。萨克森王位的觊觎者同样受到了部分什拉赫塔，尤其是立陶宛大贵族的支持。

1733年10月5日，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国王的对手推选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当波兰国王，称为奥古斯特三世。莱辛斯基逃往但泽，在那儿等待法国承诺的援军。俄国军队攻占了这座抵抗异常英勇的大型堡垒。自从慕尼黑将军开始负责军事行动起，局势就发生了变化。1734年3月，炮兵发起猛攻，被围困者对援军的到来希望破灭（一支法国分遣队来到了该城周边地区，却没敢靠近），6月27日，但泽投降。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逃往普鲁士，后又重返法国。落败者支付了数以百万塔勒的战争赔款。被盟国（首先是俄国军队）放上王位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平静地统治起了波兰。

法国是因为要对奥地利施压，才对波兰感兴趣的。路易十五觉得反对莱辛斯基的势力太强大，所以不太想派军队硬扛俄国军队，于是就同意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放弃对波兰王位的要求；他名义上仍然是终生国王，且终生作为法国近期攻占的洛林地区的领主。法国和波兰之间关系的本质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即法国同意军援莱辛斯基的五年之后，终于和奥地利签署了莱辛斯基放弃王位的条约。

对法国而言，波兰在外交赌注中排在 农奴是直接税的大宗来源。缴款的责任落到了领主身上。为了增加收入，政府扩大了地主压榨农民的权力，致使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劣。农民对这种重负压身的处境，采取了传统的手段：逃亡。弗拉基米尔·魏德列在思考俄国文化和特征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俄国“概念”，即：“这种自由的概念和西方不同，这不是一种建设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捍卫这种东西的权利，而是离开的权利，既不捍卫，也不建设。”农民要么独自逃亡，要么拖家带口逃亡，或者整村逃亡。由于人口逃亡数太多，元老院决定进行“复核”（统计人口），要求逃亡者在1744年6月1日之前返回法律规定的田庄。从“复核”可见缴纳人头税者的数量流失得相当严重；依照克柳切夫斯基的估算，一百个纳税人要供养十五个不缴税的人。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伊丽莎白在位时期，财政上的压榨太厉害，他说一百二十七年后，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农民获得解放之后，形势才突然好转。这位历史学家列出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图表。

对应于每一百个男性纳税人，不缴税的两性人数占比：

逃亡是一个古老的表达不满的手段，分布极广。同样古老的就是向地主和当局进行直接抵抗。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反叛，但遭地方当局轻易镇压，不过，督军和总督有时也会请求军队增援。逃亡农民当了土匪，在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这三条大河沿线行自己的王法，劫掠该国中部地区地产和商人的货物且付之一炬。他们待在莫斯科周边大路、穆罗姆、西伯利亚的森林内。警方的报告指出了农民起义和匪帮之间的关联。

数十年后，农民小规模的不满情绪爆发成了真正的战争。随着农民阶层不可避免地从农奴转变成全方位的奴隶，不满情绪的增长也就难以阻挡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农奴的数量持续增长。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个进程就是在“清洗俄国社会”，或者说是“上层阶级劫掠社会”。每一次新的“复核”，所有那些并不属于广大社会阶层的人就会沦落至农奴阶层：游民、孤儿、其他族裔的囚犯、失业的教阶仆役、士兵的孩子等等。并不存在将农奴转变成奴隶的法律。农奴必须缴税，由领主供养，就住在土地上。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确定两者的关系，地主逐渐并不满足于重新获得部分农民的劳力，还将农民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让农奴搬来搬去，出售、交换、遗赠。地主有权审判及惩罚农民，但其裁判权起初只局限于涉及农民的事务。但渐渐地，地主的权利扩大了。1760年，伊丽莎白颁发敕令，规定农民“只要行为有过失”，领主就有权将农民流放至西伯利亚。该敕令指出，这些规定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因为西伯利亚的有些地方适于殖民和劳作”。依照教会法，妇女有权跟随丈夫，但地主也有权留下孩子。流放出去以后，当局就会向领主颁发“招募收据”，如此便可免除其向军队提供士兵的义务。

正如我们所说，如果不存在将农奴转变成奴隶的法律，则君主将农奴慷慨赠予宠臣的行为就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先例。缅什科夫亲王就曾收到过一万名农奴，作为礼物和奖赏。女皇的配偶阿列克谢的弟弟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就得到了和伊丽莎白几乎同样多的农奴。

法律的不明确，加之法律的缺失，导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农奴：合法农奴和实物农奴。前者要求农民向国家支付税收，向领主提供部分劳力；后者就是奴隶。叶卡捷琳娜二世将 8 欧洲中心的战争

欧洲的局势始终都很危急，而且错综复杂。法国被视为欧洲大陆上的强国，英国则想方设法要剥夺法国的霸权。其主要盟友是奥地利，潜在盟友是瑞典、波立联邦、萨克森。我们知道，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出兵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没有其他借口，目的就是要扩张领土，这一招打破了平衡。

为争夺“奥地利的遗产”，欧洲各国都卷入了战争之中，于是各显神通，想要将俄国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法国积极参战成了伊丽莎白宫廷外交游戏中的一个新因素。18世纪上半叶，法国可以说是俄国永久的敌手。俄国传统上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瑞典、波兰——总是能在凡尔赛宫中找到坚实的依靠。法国的态度是由其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也是由其对遥远蛮荒的俄国大地嗤之以鼻的看法所决定的。

和俄国接近的提议是由法国驻安娜·约安诺夫娜的宫廷使节拉谢塔迪侯爵提出来的。安娜当政时期，拉谢塔迪根本没法改变那些大臣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就开始和伊丽莎白女大公套近乎。后来有些不知羞耻的人说，法国使节虽然想缓和法俄两国的关系，但也不失时机地爬上了女大公的床。于是在圣彼得堡就诞生了“法国派”，除了路易十五的这个使节之外，法国派还包括伊丽莎白所青睐的医生莱斯托克。我们知道，密谋策划将彼得大帝的女儿送上皇位的正是这些人。

在俄国的宫廷里，外交政策占据核心地位，无所不在。使节、特工、宠臣，彼得继承者的年轻随从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的随从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些人要么支持奥地利或法国，要么支持普鲁士或英国。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为了感谢这些人的付出，他们都能从使节和外国特工手里获得所谓的“补助”。

伊丽莎白继承下来的战争是由其前任发起的。1741年6月，瑞典在法国的推动下向俄国宣战，希望收复《尼斯塔德条约》规定放弃的那些省份。瑞军的统帅是吕文豪普特，他父亲就是卡尔十二世的战友，名气很大。当然，他并没有其父的军事才能，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瑞军的败北：两个觊觎王位的人——丹麦国王的儿子和荷尔斯泰因亲王——彼此之间的争斗才是主要原因。伊丽莎白支持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腓特烈，承诺一旦他夺得瑞典王位，就将俄军攻占的部分芬兰土地交给他。1743年6月27日，俄国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8月在亚博和瑞典签订和约，尼斯塔德的协议原封未动，而且承认俄国有权占据芬兰的部分土地。不过，丹麦的觊觎王位者得到了瑞典部分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不愿就此罢手。结果，俄军登陆瑞典，占领了斯德哥尔摩。用罗蒙诺索夫的说法，瑞典首都“落在了伊丽莎白的利剑之下”。1744年2月，丹麦承认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腓特烈的合法性。俄国赢得了战争，巩固并扩大了自己在波罗的海的地盘。

在此期间，欧洲于1740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德皇卡尔六世的女儿玛丽—特蕾莎登基，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发现这是一个从中获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1741年，法国联合他国对抗维也纳。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也不去找什么潜在的盟友了，而是直接将西里西亚占为己有。广受法国哲学家喜爱、仰慕伏尔泰的腓特烈大王（德国人对他的称呼）只从父亲手中继承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普鲁士只是一个小王国，人口五十万都不到，但对这样体量的国家而言，军队却极其庞大（八万三千名士兵和军官），且大多由专业的佣军构成。

腓特烈二世在其漫长的在位期内(1740—1786)，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扩大普鲁士的领土，使之变得强大。我们知道，他给自己谋得了“开明君主”的名声。“弗里茨老爹”的那些传记作者笔下的历史精确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开明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天，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王国内游历，看到几个农民一见他走进，就躲进了灌木丛。国王于是喊停车驾，下得车来，把那些农民撵了出来，这才得知他们之所以躲藏起来，是因为怕他，于是就把这些农民打了一顿，边打边说：“应该爱戴君主，而不是怕他！”

争夺奥地利遗产的战争之所以也会涉及俄国，是因为自从1726年12月底两国签订条约起，俄国就是奥地利的盟友。但我们知道，1740年，俄国同样也和普鲁士签订了联合防御的条约，希望在和瑞典的冲突中得到普鲁士的支持。而且，伊丽莎白的登基也为“法国派”打开了几近于无限的视野。

“法国派”的主要对手是主导俄国外交政策的副内阁大臣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1693—1766)。1740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他没有参与支持伊丽莎白的行动，但1742年，他很快又被任命为副内阁大臣。

和瑞典的冲突结局喜人，这样一来，法国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再加上副内阁大臣对普鲁士怀有敌意，就使后者成了拉谢塔迪施展阴谋诡计的靶子。腓特烈二世想要把拉谢塔迪弄下台，就给驻彼得堡的普鲁士使节写了封信：“如果我只需要处理匈牙利女王［玛丽—特蕾莎］，那天平永远都会朝有利于我的一方倾斜。要做到这一点，最大的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让别斯图热夫完蛋，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在俄国宫廷，我们必须有一个大臣，让他来迫使女皇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行事。”洛普欣娜及其家人遭到指控，说他们阴谋反对女皇，支持伊凡·安东诺维奇（这么做就是为了刻意误导），这起事件的目的就是搞垮副内阁大臣。别斯图热夫—留明的弟弟米哈伊尔的妻子也参与其中。

副内阁大臣没有掺和进去为洛普欣娜的父母辩护，女皇对阿列克谢伯爵和洛普欣娜划清界限的做法颇为欣赏。别斯图热夫—留明也对敌人算起了账：拉谢塔迪写给国王的信被截获，破译后被呈递给了女皇。这位冒失的法国外交官在信中就法国对俄政策发表了直抒胸臆的做法，伊丽莎白原本也许会原谅这种鲁莽的做法，但对信中对她本人说话不敬这一点，她实在无法释怀。侯爵在信中写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女人，不能对她抱什么指望……”路易十五的信使就这样被逐出了俄国，这次走得太突然，连辞任书都没来得及上呈。1744年，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被任命为俄罗斯帝国的内阁大臣。

赞同俄国外交政策负责人这种做法的历史学家说他收了外国的钱（也就是如今所谓的贿赂）。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历史学家在解释其态度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得没错：灿烂的18世纪道德感不强。不过，波兰历史学家瓦迪斯瓦夫·科诺普辛斯基是这样说的：“别斯图热夫—留明只拿了英国、奥地利和萨克森的酬金，但从来没被普鲁士的塔勒脏过自己的手。”内阁大臣收受“礼物”也有“地缘因素”存在，恰好反映了他的外交政策纲领，就是：只收俄国盟友的礼物。

当上内阁大臣的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表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他在写给副内阁大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的信中名之为“彼得一世体系”。有鉴于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出现的某些变化，内阁大臣阐发了自己对俄国 通过亲眼所见或通过信笺了解叶卡捷琳娜，并设法去理解其个性的同时代人，都会先说她的性格。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观察到一个事实，他明确指出，女皇的思想既不深刻，也毫无亮点。不过，这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她“头脑很灵光”，善于随机应变，谨慎处事，为人精明，知道什么是天时地利，不会受表象的迷惑。叶卡捷琳娜拥有当国家元首的一个根本性的素质：她对现实处境和自己在环境中的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在草拟训令的时候，她会尽力挖掘孟德斯鸠、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思想和思考方式。她对此并不讳言，甚至还强调自己灵感的来源。在写给宠臣、管理者或关系不深的人的无数封信件中，叶卡捷琳娜都会说明自己的政策、计划，甚至还会说起自己。我们知道，彼得大帝很喜欢写信，经常会口述信件。叶卡捷琳娜则始终都是自己动笔；她不断地扩大通信者的范围，而且和俄国的 叶卡捷琳娜在位历时漫长，占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其间，内战和对外作战不可谓不频仍，而且时疫流行，灾难不断，首先遭殃的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父亲死后加冕的保罗一世向欧洲各国宫廷发了一封通告，他在通告中说俄国“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国家，四十年来，都处在压榨自己人民的悲惨处境之中”。叶卡捷琳娜的继任者想要指出的是，从1756年和七年战争开始起，俄国就战祸不断，始终处于战争之中。这话对叶卡捷琳娜的在位时期并不完全适用：她登基之后的五年，如果撇开大量农民暴动不谈，则国内局势相对平静。她在位的 叶卡捷琳娜对过去的看法是经过美化的：她召开的“代表大会”，还有她所任命的委员会根本就不成功。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忙活了一年半，举办了203场会议，却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果。1768年底，和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便不再举办会议。不过，叶卡捷琳娜的训令和代表们的评论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训令的 关于 1785年，《城市规章》明确了市民所能享有的自治等级。不过，“在代表皇帝的省府官员，亦即省长的重压之下，城市自治发展得特别艰难；而贵族阶层的自治化则运行良好”。

1792年待在俄国、参加贵族大会的法国旅客得出的结论是，贵族大会就像是在发出革命的信号。不管怎么说，这对国内革命已经开始的外国访客确实留下了印象。俄国贵族阶层还不需要革命，因为他们从叶卡捷琳娜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治安、司法、对各省的部分管理权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很久以来，贵族阶层就像一个团体。叶卡捷琳娜把他们组织了起来。

登基后头五年有了最初的经验之后，随着和土耳其的战争终于结束，尤其是镇压了普加乔夫农民暴动后，叶卡捷琳娜的立法工作，她的“立法狂热”也就喷涌而出了。农民战争始终都是从外围开始的。要记住的是， 历史学家虽然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评价不同，但都一致承认她是“贵族阶层的女皇”，在她治下，完成了“18世纪的基本进程：依靠奴役人民，创建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他们一致承认叶卡捷琳娜的功业的主要成果就是巩固了贵族阶层作为俄国领导阶层的地位，但历史学家在这点上是有分歧的，甚至互相对立，因为这涉及该如何来定义俄国贵族阶层的性质。叶卡捷琳娜赋予贵族基层以全面的自由，让他们全面支配农奴，还推出了新的概念，比如：“良好风俗”“人性”“对人的爱”“祖国”“公民”“同情心”“人类心灵的感觉”。她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引起了随后几代人的争论：俄国和西方，新俄与旧俄，民族性格。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叶卡捷琳娜时期，撒下了种子，过个几十年，就会生长出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写的，18世纪末的贵族就是用来引领俄国社会走向进步的，他们是一群奇怪的生物。“他们的社会处境依赖的是政治上的不公，而且游手好闲。他们离开了给予其基本教导的教堂司事，投入法国导师身边，在意大利剧院或法国餐厅完成训练，最后进入莫斯科或农村的官场，手上还拿着伏尔泰的书……这些做派、习惯、鉴赏力、同情心，甚至语言，都是舶来的外国货，他内心里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并无生动、有机的关联，日常活动也毫无严肃性可言。”妙语频出的克柳切夫斯基画出了一幅贵族沾沾自喜的肖像：“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是外国人，而在外国人中间又特别想成为自己人，觉得自己在欧洲社会就是被收养的孩子。欧洲人把他们当作乔装打扮的鞑靼人，而他们内心里则觉得自己是俄国出生的法国人。”

七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后五年，亲历革命后来移民的弗拉基米尔·魏德列认为，在彼得大帝为俄国所做的一切当中，“贵族阶层或许最优秀”。魏德列还说，俄国贵族阶层的最大品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既是领导阶层，又是有文化的阶层。“贵族阶层还创造了彼得堡俄国文化”。当然，瓦·克柳切夫斯基对此并不否认；但他指出，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这种文化具有异质性。弗·魏德列虽然赞扬贵族阶层的优点，但也承认存在“不可调和的文化传统……”；“垂直文化和水平文化之间”存在不和谐，“人民总是和顶层的生活模式相隔绝，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和那儿发生的事情相隔绝”。

1989年，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纳坦·埃杰尔曼试图理解改革的意涵。他是这么写贵族的：“俄国贵族红光满面，有才华，善于独创，有很强的能力做一切事情（从启蒙时代的顶峰到罄竹难书的野蛮行为），他们向18世纪的俄国提供了几乎所有国际层级最为活跃的人物；（正如许多人所说，）他们和‘底层’人民严重脱节，而照（名人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极其相像的国家’。”

历史学家的判断很少会与事件发生同时期的人的说法相一致。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俄国贵族阶层正在和自由度“蜜月期”（这是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陶醉得很，所以并没看到“断裂”这个悲剧。他们从“恶棍普加乔夫”所激发的恐惧中回过神来，想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找到一个位置。西方游历者始终都对俄国的落后状况感到震惊。威廉·考克斯1784年住在波兰和俄国，他特别指出了“俄国农民的落后”，这既是指农民缺乏所需的工具，又是指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考克斯把18世纪末的俄国比作11和12世纪的欧洲。这位英国游历者认为，“只要大多数人今后仍然处于绝对的奴隶制状态之中，状况就不会改善”。

毫无疑问，在俄国，只有拉季舍夫持此种观点。考克斯和其他外国观察者所认为的“落后”其实就是不足，是一种弱点，而在贵族阶层的空想家的眼里则是一种优势，一种力量。身在巴黎的冯维辛给朋友伊·布尔加科夫写信说：“尽管他们走在我们前头，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在生活了，能获得自己想要的那种形式，从而避免他们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缺陷和祸害。我们开始，他们结束。我认为出生的人总比死亡的人要幸福。”

两百多年后，列夫·古米廖夫认同杰尼斯·冯维辛的这些理论：“当然，如果我们和同时期的西欧人或美国人相比，天平并不朝向我们；我们感到痛心，我们犯了大错……欧洲人比我们，比我们如今所经历的一切早了五百年，西欧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经历过这些了。”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说：“密特朗时期的法国风平浪静，15世纪的时候，却出现了恐怖事件，被内战点燃，这点和20世纪的俄国很像；只是打仗的并不是红军和白军、二世奥尔良公爵和勃艮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传记作者卡·瓦利泽维斯基认为，“北方体系是女皇的私人事务”。他没去争论谁是这个想法的发起者（彼得大帝支持新教国家，所以这个计划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指出了该想法的意义和影响，帕宁伯爵和他的看法一致：“我们将改变自己的依附体系（奥地利和法国的宫廷），在此基础上，设立另一个不会阻碍我们行动的体系。”照他的看法，“北方体系”让俄国可以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叶卡捷琳娜和他的想法也完全一致，女皇在统治初期的时候就说过：“时代表明我们不会落后于人。”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外交官们的梦想，但事实上，这只能存在于纸面上。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尼基塔·帕宁是“田园牧歌般的外交官”，也就是说他“胡思乱想”，给出的计划和现实一点都不搭边。“北方协定”的缺点既不是构成联盟的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差异无碍于结盟），也不是利益相左。主要还是俄国和奥地利的关系破裂，后者同时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拥有共同的边界，而这两个国家正是俄国外交政策的两个目标。

在叶卡捷琳娜看来，波兰事件标志着七年的和平统治期结束。1763年10月5日，波立联邦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驾崩。每次都是这样，新君主的遴选会激发国内外无数僭位者称王的欲望。波兰是一个由强大的领主家族拥有的封建领地的集合体，他们追求是个人目标，想要和巴黎、维也纳、柏林、伊斯坦布尔结盟。中央权力也完全没有能力统治国家。仅仅只是想通过决议，就能使议事会瘫痪。自由否决权授权什拉赫塔的所有成员可以反对任何法律草案，而且还可以有很好的机会买选票，最终摧毁了国家。

18世纪下半叶，波立联邦计有一千一百万居民；面积超过了法国和西班牙，但王室军队只有一万两千人。许多人都是拥兵自重的领主，兵员数量更多。

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依靠一小股强大的亲俄团体，对波兰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二世也对波兰有很大的兴趣：普鲁士领土分散，许多都被波兰的土地隔开。还有波立联邦的 “巴尔联盟”向俄国发动了战争。对哥萨克和农民来讲，这就是反抗波兰领主和犹太人的暴动信号。有传闻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寄出“黄金宪章”，呼吁海达马卡人杀害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起义由扎波罗热人马克西姆·耶列兹尼亚克领导。伊万·贡塔在乌曼城领导忠于波兰国王的哥萨克军队，他向海达马卡人打开了城门。乌曼屠杀期间，计有近两万人死亡，从而在大屠杀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面对联盟派，俄军利用海达马卡人的支持，让东正教徒对战天主教徒。

但叶卡捷琳娜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即便前者是乌克兰人，而后者是波兰人。海达马卡人和俄军心照不宣的结盟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在沙皇的军队和国王的军队通力合作之下，暴动被无情地镇压了下去。不过，之前海达马卡人就已攻打巴尔塔，将城里的市民消灭殆尽。巴尔塔在摩尔达维亚境内，也就是说那儿是属于土耳其的领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向俄国下了最后通牒：俄国必须撤出波兰军队，不再保护东正教徒（异见人士）。俄国表示拒绝，土耳其便向俄国宣战。法国使出浑身解数促使土耳其做出了这个决定。法国一本极受欢迎的历史小册子在这一点上说得毫不含糊：“法国大臣舒瓦瑟尔设法援助波兰的爱国者，于是让土耳其人对抗俄国人。”舒瓦瑟尔公爵从1766年起即负责法国的外交事务，我们想知道他这么行动，是否真的就是因为贵族想要援助波兰的爱国者，还是如他所想的那样为了保护法国的利益。不管怎么说，法国外交在土耳其政策中发挥影响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叶卡捷琳娜也没忽视这一点：亚历山大·奥布列兹科夫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她在伊斯坦布尔的使节，对奥斯曼帝国的处境相当了解，女皇亲自读了他的邮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768年3月26日，叶卡捷琳娜寄给奥布列兹科夫的指示没有透露出任何怀疑：女皇决定继续对波兰的政策，哪怕代价是和土耳其开战。在到底是要继续和“巴尔联盟”打仗，还是由于存在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的威胁而不开战的衡量下，叶卡捷琳娜选择“最小损失”，她强调自己不想要战争。但她在写给使节的信中说：“我们宁愿要冲突，也不要让我们的事业前功尽弃……因为这是女皇陛下的荣誉、荣耀和尊严，是我们政治体制货真价实、不可触犯的原则。”

于是和土耳其的战争再次爆发，18世纪总共有四次战争，到19世纪末则有十四次。1768年标志着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的 波立联邦的政治体制使他们允许占据王位的外国人的大贵族各自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这就导致了国家开始衰落。和土耳其或俄国不同，波兰对西方影响敞开着大门，它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它的文化在17和18世纪是一段光辉璀璨的飞跃时期。但这并没能拯救国家。

俄国在社会严重分裂的背景下得到了发展，在彼得大帝之后转向西方，进入欧洲大国之列，完全以君主不可分割的专制权力为依归。为了限制皇权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尝试都遭到了碾压。随后几个世纪都能证实这个观察，而这一切都要拜叶卡捷琳娜所赐。沙佩·达奥特罗什批评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叶卡捷琳娜对他做出回应，并向他证明俄国的专制权力乃是进步的发动机。女皇说得没错，革命让她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强化了权力，而非削弱权力，一旦权力空缺，无法感受到专制政权，革命就会爆发。

专制权力使君王可以调动国家所有资源，而不用担心有多少牺牲品，得花多少钱，从而达到预设的目标。和土耳其的战争表明叶卡捷琳娜有能力驾驭俄国这驾马车驶往它想去的地方。叶卡捷琳娜对土耳其发起军事行动，按照传统，向亚速、克里米亚以及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派遣军队，命令时年四十岁、前途无量的苏沃洛夫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她还开辟了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评了叶卡捷琳娜的波兰政策，但他并不是出于抽象的道德和人道主义观点，而是基于俄国的利益来考量的。他认为所有“俄国的土地”，也就是东正教徒占据的土地均应成为帝国的构成部分，这位历史学家罗列了瓜分所致的负面因素：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国消失了，这些国家的关系会日益紧张；一个斯拉夫国家消失了，其领土和人口从此以后都可以用来强化两个德意志国家。瓦·克柳切夫斯基还说：“消灭独立的波兰国并不能使我们避免和它的人民作战：19世纪，我们有三次都在和波兰打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20世纪仍然会“和波兰人民作战”。

这位历史学家尤其指责叶卡捷琳娜使波兰“日耳曼化”，面对的不再是可以握在手心里的弱小邻国，而是两个贪婪的掠夺者，它们都是斯拉夫世界的宿敌。

这些考量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瓜分波兰（最终导致波立联邦被肃清）是让奥地利和普鲁士接受俄国战胜土耳其人这一事实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774年7月10日，经历了漫长的谈判，终于在库楚克—开纳吉（坐落于多瑙河畔）这座迷你的小村落里签订了和约，叶卡捷琳娜在得知此事之后，向鲁缅采夫将军发去祝贺：“迄今为止，俄国从未签订过这样的协定。”女皇说得没错。更何况，1945年之前，俄国再也没有签订过对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作出补偿的条约。在雅尔塔，斯大林从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那儿得到了比叶卡捷琳娜在库楚克—开纳吉所得到的更好的条件。

从和约的条款来看，俄国获得了亚速、刻赤、金伯恩，也就是顿河、 兼并克里米亚公然违反了和奥斯曼帝国之前的条约。伊斯坦布尔把叶卡捷琳娜前往南方游历视为挑衅。

土耳其向俄国宣战。俄奥互助条约立刻便付诸实施。约瑟夫二世赶忙加入叶卡捷琳娜的阵营，而后者正前往视察帝国的新省份，约瑟夫难掩担忧之情。皇帝应该相信塞居尔伯爵的看法，即奥地利无法支持俄国持续扩张的政策，尤其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不过，奥地利认为“戴头巾的邻国没有戴皮毛的邻国危险”。

但奥地利必须与俄国结盟，这么做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对巴伐利亚虎视眈眈的普鲁士。普鲁士和英国接近的威胁也冒了出来。除了七年战争，后者是俄国的传统盟友，而且也结束了在加拿大和法国的冲突：英国担心汉诺威的局势，对彼得堡奋勇直前直捣君士坦丁堡的做法也很忧心，于是尝试接近普鲁士。

叶卡捷琳娜的 1790年，约瑟夫二世驾崩。他最小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继之为王。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取得谅解，推出了和土耳其的冲突。反土耳其战争的 英国人从法国人手中夺取马耳他一事使保罗和波拿巴日益亲近起来。同时，皇帝的反英情绪也日益明确。10月，英国商船在俄国港口遭劫，船长和水手（1043人）悉数遭到逮捕，十人一组被关入各省和各区的城市里。12月底，保罗收到法国 叶卡捷琳娜时期曾任秘书的内阁大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就写了一篇名为《俄罗斯帝国的需要》的笔记。1798至1799年末，这份笔记被秘密交到了亚历山大手里。里面写到了开明专制主义的原则，以及叶卡捷琳娜所珍视的规则化专制政体的原则，只可惜保罗将之摒弃了。从笔记里可以看到，“专制政体哪怕只有一个很小的缺陷，也会导致无数省份离心离德，国家受到削弱，人民遭受数不胜数的苦难。但专制君主如果具备身为君王所需的品质，那他就必须感受到无限的权力并不是给他，让他随心所欲进行统治的……由于已经提出了法律，那他就必须……第一个遵守法律，听命于法律”。

如果君主不“具备身为君王所需的品质”，也丝毫没有办法剥夺其权力。只有一个例外。格利高里（叶卡捷琳娜的情夫，切什梅的英雄）的弟弟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在和宫中权势熏天的娜塔莉娅·扎格里亚日斯卡娅谈话时，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支持这样一个恶魔”。“那能怎么办？”扎格里亚日斯卡娅问。“总不能把他掐死吧？”“怎么不能，夫人？”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虽然明显感到害怕，但还是这么回答了。奥尔洛夫伯爵的震惊并不是装出来的：三十六年前，他就杀死了彼得三世。

奥尔洛夫和扎格里亚日斯卡娅之间的谈话就发生在保罗一世当政的第三年。让他下台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具体。副内阁大臣和外交政策的一名负责人尼基塔·帕宁伯爵秘密制订了一项摄政计划，理由是皇帝精神不健全。摄政这个角色又落到了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公身上。帕宁列举了两个现实发生的相似的例子：英国的乔治三世患病期间，政府事务许多次都是委托给德迦勒亲王处理的；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在位期间患病，从1784年起，就由后来的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摄政。

所有了解保罗的人都相信他是不会自行下台的。有一段时间，他们想争得元老院的同意，来实施帕宁的计划。冯·德·帕连伯爵回忆道：“大部分元老都是些蠢货，既没灵魂，又没灵感。”因此，只剩下一个法子。冯·德·帕连(1745—1826)为人果断，铁石心肠，他原本是库尔兰人，但在俄军长期服役，如今成了这场阴谋的组织者。

1801年的阴谋可以被视为类似于政变，参与者和亲历者对这场阴谋都已讲了很多。叶卡捷琳娜夺权是临时起意的政变，偶然成功。后来的女皇亲自参与，再加上彼得三世荒诞乖谬的行为，终于使整个行动获得了成功。亚历山大一世夺权则是由帕连精心策划和设想的。在这两个例子里，执行者都是近卫军。在这两个例子里，继位者都已准备妥当；不同之处在于，亚历山大同意了这件事，但并未亲自参与进攻皇宫。理论上，要推翻保罗会很难，因为他已在位四年时间，不像他父亲只有六个月，而且和近卫军官不同，近卫军士兵都忠于保罗。

帕连讲述了1801年3月7日他和保罗之间的一场对话，令人震惊。阴谋的主导者当时是彼得堡省长，秘密警察头子，他还取代了被皇帝迁怒的罗斯托普钦，负责外交事务和驿站管理。帕连来到皇帝面前，听到皇帝说：“1762年您也在这儿吗？”“没错，但我只是个目击者，没有参与政变。为什么您要问这个？”帕连问。于是，皇帝给出了这个答复：因为你想要重演1762年。

阴谋策划者的冷静异于常人，他说：“对的，陛下，我是想这么做。我知道这事，参与了阴谋……我手里掌握着一切。”

帕连说得头头是道，向皇帝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危险：“您父亲是个外国人；您是俄国人。他恨俄国人，公开表示自己蔑视这个地方，人民这才会反对他。而您正好相反，您爱俄国人，尊重他们，重视他们……他没加冕，您加冕了。他迫害神职人员，您尊敬他们。他让近卫团很生气；而近卫团对您绝对忠诚……”保罗信了。不过，他还是对彼得堡省长发出了警告：“那么，一切都还好，但不能打瞌睡。”

帕连有计划，有人执行（近卫军官），亚历山大也同意了，他向亚历山大保证保罗不会有事的：我们只是想让他下台。帕连握有权力，可以不让阿拉克切耶夫（皇帝心血来潮，把他派往外省，随后又被召回）返回彼得堡。现在就缺实施这项计划的人。

帕连找到了列昂季·本尼格森(1745—1826)本人。列昂季是汉诺威人，在出生过的王家军队里担任中尉，后来从1773年起，又在俄军服役，1794年担任少将，在瓦列里安·祖博夫率领的夺取波斯的军队中担任参谋长，他是个职业士兵，是个佣兵，会严格执行任务。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回忆起他：“本尼格森将军会给出最后一击：踏着尸体前进。”拿破仑之所以想起本尼格森将军另有原因：本尼格森伯爵在弗里德兰率领的俄军被法国人战败；不过，六个月前，俄军在本尼格森的率领下，在埃劳守住了阵地。

没有什么能证实拿破仑的这些话。本尼格森将军并没有“踏着（保罗一世的）尸体前进”。但3月11日至12日晚，确实是他引领谋反分子进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之后又领着他们进入皇帝的寝殿的。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差不多有近四十种说法。不过，所有的说法都是根据参与者，甚至是第三者的叙述写下来的。有两个例外：军官康斯坦丁·波尔托拉茨基的记事本和本尼格森的回忆录。尽管如此，皇帝保罗是怎么遇害的仍然不确定；有好几个版本在各说各话。我们说的是最常见的版本，就是他是被掐死的；也有说尼古拉·祖博夫（他和其弟，也就是叶卡捷琳娜的最后一个宠臣普拉东进入寝殿）力大无穷，用金鼻烟盒砸中了保罗的太阳穴。

“好几名军官对我说：‘我们把他给结果了。’”因此，本尼格森将军便将结果报告给了亚历山大·朗杰龙将军，后者是法国移民，在俄军中服役。

照同时代人的说法，帕连将军没有尾随密谋者进入寝殿；他只是在外面等待。如果保罗幸免于难，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那这位彼得堡省长就会飞奔过去帮助他们。得知保罗一世亡故之后，在参与阴谋的军官们面前列队的近卫军士兵有些迟疑不决，亚历山大绝望之余宣布父亲的死讯这些事情之后，帕连就去找了继承人，“粗鲁地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别这么幼稚了！快去统治，去近卫军那里展现一下自己。’”

阴谋就这样成功了。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