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帝国的诞生_俄罗斯帝国史

莫斯科，彼得之城，君士坦丁之城，

俄罗斯治下皆圣城，

但何处是终结？何处是界限，

北方，东方，南方，还是日落之地？

——费奥多尔·秋切夫

1 彼得为何必须出现？

大家都意识到必须走一条新的道路……人民将会站起来，做好准备；他们在等待一个向导，而向导就来了。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

19世纪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就是这样阐释彼得一世的出现的。这个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没有一个俄罗斯沙皇能像彼得那样被人大书特书，没有一个君王能激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我们知道，对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沙皇伊凡雷帝的讨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他的分歧基本上集中于政府治理的方式和他究竟有多残忍之上。而关于彼得的争论则集中于目的和手段、国家发展的道路和对战友的选择、对俄罗斯和西方的看法。直至今日，对俄罗斯 对彼得的狂热崇拜并无规则可循。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在纪念俄罗斯诞生两百周年时作了十二次公开演讲，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对“这位极其了不起的历史角色，人民心灵最为完整的化身”的看法。这位历史学家写的俄罗斯历史从远古讲起，共计二十九卷，他说得很中肯，没有哪一个俄罗斯沙皇能像彼得大帝那样难以被人民理解，又被人民憎恨。彼得在位时期充斥着无数的起义、暴动、阴谋，当然他的几个前任的命运也都如此。但人们将他身边那些波雅尔造成的动荡全都归到了他的身上。彼得在位时期，沙皇本人被全体民众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彼得的合法性并未随时随地都在遭到质疑，这和我们所说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与瓦西里·舒伊斯基是有区别的，毕竟他们并不是皇室出身；因此，他们并没有被看作“真沙皇”，否则容易为“僭号者”打开大门。

彼得的行为举止导致出现一种传说，说他被调了包。他的行为放在沙皇身上显得难以想象，却也自有其符合逻辑的解释：他不是真沙皇，别人把真正的沙皇调包调走了。这个传说有好几个版本：他出生的时候，或他去外国的时候被调了包；替换真沙皇的是一个德意志人，因为只有德意志人才会像彼得那样举止。德意志人，就是敌基督者。这个沙皇—敌基督者的传说在旧信徒当中传播尤广。

彼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由两方面来定义，一方面是其行为，一方面是他对两个持续具有现实性的基本问题所作的答复：怎么治理俄罗斯，以及要把它带向何方。19世纪在俄罗斯出现的，又延烧至20世纪末的大规模讨论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执，而这场讨论的核心就是如何评估彼得一世的行为及其遗产。代表这两股大思潮的人物彼此之间并非始终泾渭分明，经常会显得很传统。对彼得的态度可以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所在。康·阿克萨科夫(1817—1860)是斯拉夫派的重要思想家，他指责彼得犯了两宗罪：打破了俄罗斯人民和权力之间向来的和谐，他的改革具有反国族的特征。斯拉夫派将莫斯科的“国族”时代和彼得堡的“反国族”时代严重对立了起来。

斯拉夫派运动诞生之前的数十年，尼古拉·卡拉姆津总结了彼得所作所为的几宗大罪，不过他并没否认“他那强有力的手腕使俄罗斯出现了新的气象，我们再也无法往回走”。应女大公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是她那个时代最有文化、最杰出的女性之一）的请求，写于1811年的《新旧俄罗斯笔记》一书最终于1861年在柏林出版。1870年此书在俄罗斯出版，却惨遭失败：审查人员要求将已准备刊发的卡拉姆津的文章从《俄罗斯档案》里抽走，并将其销毁。要等到1900年，《笔记》才得以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祖国出版。从出版图书的迹象来看，足以证明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观点是正确的；彼得改革的许许多多反对者后来也持这种看法，只是说得不太出色而已。

《新旧俄罗斯笔记》的作者是以这样一个判断来起头的：“从米哈伊尔及其儿子在位时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借鉴外国的某些习俗能带来无数好处，但他们还仍然认为俄罗斯笃信宗教的人才是完美世界的公民，神圣俄罗斯才是诸国之首。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法有点错乱；但这是对祖国何等的爱，何等样的道德力量啊！”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人的熏陶”，原本将欧洲人视为异教徒的俄罗斯人开始将他们视为兄弟。卡拉姆津又问：究竟是背教者还是兄弟在束缚俄罗斯？他的结论是：“我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而这是彼得的错。”接下来，卡拉姆津下了判决：“这位性格急躁的君主充满了热腾腾的想象力，他发现了欧洲，想要在俄罗斯实行荷兰那一套。”

亚历山大·普希金在其诗歌《波尔塔瓦》中提到了这位主人公，说他是常胜军的统帅（“他长相俊美，犹如神圣的惊雷”），在《青铜骑士》一诗中，还讴歌了北方都城彼得堡（“彼得之作”，通往欧洲的窗户），普希金从引领改革的沙皇身上看到了他所作所为的两个面向。普希金在未完成的《彼得一世的历史》中，着重指出彼得大帝的敕令与其日常教诲之间的矛盾：“前者是宽广的心灵杰出的硕果，充盈着仁慈和智慧；后者时常显得残忍，异想天开，出现鞭刑的字眼。”诗人支持沙皇的目标，却谴责其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和卡拉姆津一样，也无法忘却“彼得堡建于死亡和泪水之上”。

不过，索洛维约夫的弟子，俄罗斯最杰出、最有才能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彼得的改革没有像他老师那样狂热。他觉得那些改革讲究的是实用，所以受到了限制：“彼得大帝完成的改革并不是要重建政治、社会、道德秩序，而只是想用西欧的知识和物质武装俄罗斯国和人民……”人民的反抗使得彼得只能寻求残暴的手段，所以予人一种是在革命的印象。事实上，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彼得的作品“更像是撼动，而非颠覆。”这位历史学家特别指责彼得的一点是，在他的国家里，除了“权力和法律之外，便不存在驱动力、自由的个性，还有公民”。

围绕彼得一世及其成就的科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1917年的革命，那一天，国家遭受了新的撼动，举棋不定，被迫转向过去，来更好地勾勒现在。彼得的时代成了一个参考系，使人得以理解（设法去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本质和意义。几乎与此同时，两位作家转向了彼得：1918年，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写了《彼得的一天》，1919年，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写了《科涅波·彼得指挥官陛下》。托尔斯泰的小说描述了帝国首都修建时的一天：“沙皇的城市建在土地边缘的沼泽带，而日耳曼人的土地很近。谁要住那种地方？这又是哪门子的折磨，让成千上万的人流血流汗，成批死去——人民没听他的……但除了听话，严禁思想和感受。因此，在他那片遍布沼泽的荒漠中，凭其一己之意愿，彼得夯实了国家，重建了国土。”残忍暴虐，君主的专制权力……可是对这位作家来说，这个冷酷无情的事业有一个意义：“沙皇的斧子凿穿了人民的骨头和血肉！在那呼啸的寒风中，温和平静的庄稼汉们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要献出生命的时候就凋亡了！从上到下，都是那样昏昏欲睡！因为窗户终于是捅开了，一股清风涌入平静的闺房。那风将睡眼惺忪的布尔乔亚撵出了暖烘烘的屋子，俄罗斯民众开始骚动起来，潜入缩回的国境，想要参与共同的事业，国家的事业。”彼得建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故而，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为此所作的辩白意义就在于此。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观点截然不同。他笔下的彼得冷酷无情，破坏力惊人，彼得这幅肖像在俄罗斯文学和历史文献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只有将彼得堡的建造者视为敌基督者化身的旧信徒谈到他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字眼。“这人只有行动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这人拥有惊人的才能。这人不正常，整天醉醺醺，得了梅毒，神经衰弱，时而忧郁，时而狂怒，精神上危机重重，后来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不懂节制、不懂自控的君主就是个暴君。这人没有丝毫的责任感，蔑视一切，直至生命终了，都没能领会历史的逻辑和人民的生命力。就是个狂人、胆小鬼。充满恐惧的童年，充满了对旧的憎恨，盲目接受新，和蜂拥而入的外国人生活在一起，被快钱的诱惑所吸引；这人在兵营里受的教育，将荷兰水手的道德当作理想。这人直至死亡都还是个孩子，喜欢玩高高在上的游戏，他终其一生都在打仗，坐船，检阅，开会，顿悟，去欧洲……”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俄罗斯 我们知道，彼得去外国的时候抱有对土耳其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想法，因此他希望获得神圣同盟的支援，以此来攻占克里米亚。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制订了攻打波罗的海的战争计划。从根子上来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未曾发生过变化。只是因优先选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而打击目标却不会改变。一旦安定下来，莫斯科国便想要控制南面和西面的海洋。向“大海”方向运动既具有防御性质（势不两立的敌人从南部和西部威胁莫斯科），又具有进攻性质（可使国家持续扩张领土）。

彼得发动的亚速战事只不过是莫斯科君主东方政策的延续，实现了伪德米特里和索菲娅摄政的梦想而已。同样，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的战争也是传统政策的延续：彼得的祖父和父亲两人都曾和瑞典人打过仗。历史学家说，促使彼得向强大的瑞典宣战有好几重理由。他本人也不止一次地讲过自己是怎么想到这个计划的。

沙皇在前往西欧的途中，早期有一次在里加停留，我们知道他受到了很糟糕的接待。几年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觉得只有在1710年夺取这座城市才终于抹去了这段难堪的记忆。另外一个动机更重要（虽然彼得认为自己受到羞辱已足以成为一个借口），那就是想要夺回“俄罗斯以前的土地”。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院士指出，“从16世纪起，俄罗斯就不得不放弃沿岸的土地”，“伊凡雷帝想要让罗斯人夺取入海口的战斗并未成功，最后甚至还丢失了宝贵的领土”。

塔尔列之前一个世纪，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就讲到了重回海洋的历史合法性：“俄罗斯的土地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也应该返回到那儿，这样才能找到方法继续让自己存在于历史之中。”这位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便提到了瓦良格人，这些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建造了基辅国。而那位苏联历史学家自然会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进行补充，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好几次宣称……俄罗斯如果无法自由地掌握出海口，就没法正常地发展”。

莫斯科的所有君主都希望拥有海港，其中许多人都为了掌握“出海口”而打过仗。彼得对海洋的渴望强于其他人，因为他对航海的热爱是真真切切的。但奥斯曼帝国和瑞典这些强大的国家都为莫斯科设了障碍。实现海洋梦想就得和其他国家，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瑞典人的敌人联合。先尝试攻占克里米亚，再在亚速打胜仗，才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反土耳其联盟，而其核心就是哈布斯堡帝国。

彼得前往国外游历的行为使这位俄罗斯沙皇确信，自己的国家在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并无潜在的盟友：奥地利正准备在奥斯曼最高朴特签订和约。同时，彼得也隐约预感到有可能可以和瑞典结盟。彼得从维也纳仓促回国，在途中得知叛军被镇压，于是就在波兰的拉瓦小镇停了下来，在那儿和号称铁腕的国王奥古斯特二世见了面。对于这次会晤有许多说法，都强调了两位君主体格上的相似，他们都是巨人，力大无穷，年纪也相仿（彼得二十六岁，奥古斯特二十八岁）。他们谈了些什么呢？达成了什么协议吗？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的这次相遇并无目击者。只是有回忆说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喝酒喝了整整三天（169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瑞典战争史》是彼得在胜利之后命人编纂的史书，书中说</a>奥古斯特国王要求沙皇帮他攻打拒绝承认他的波兰人，而莫斯科君主则提到了自己在里加受到的羞辱。毋庸置疑的是两位君主惺惺相惜，觉得两国最终会联合起来攻打瑞典，只是“并无文字约束”。之后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整整十八个月都在为发动战争而进行外交折冲。各类协议都弄好了：丹麦和波兰签订协议；丹麦大使普尔·海因斯前往莫斯科，肩负签订俄丹协议的使命。12月，奥古斯特的信使卡尔洛韦茨将军前往沃罗涅日面见彼得。沙皇 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使俄罗斯打到波罗的海。卡尔十二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已被战胜的国家，无足挂齿，他的这个想法更是促使俄罗斯想要拥有精锐之师。因此，瑞典国王便同波立联邦和萨克森发动了战争。如果是在战时创建新军，对彼得来说，情况就会变得更困难。瑞典君主的战略正好给了俄罗斯所需要的喘息机会。从1700年到1708年展开的两场合二为一的战争就被称作北方战争。卡尔十二世将利夫兰、库尔兰和芬兰让给了彼得，自己则专心对付奥古斯特二世。而波兰国王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和瑞典打，另一场则是和不想与瑞典人开战的波兰贵族打。

在西欧，1700年是开始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年份。西班牙国王驾崩，路易十四宣布自己是王位继承人，还说依照传说，比利牛斯山脉不再成为阻隔。奥地利、英国、荷兰和勃兰登堡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于是战争爆发，且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对东欧来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意义：欧洲各大国忙于战事，就不会对北方战争感兴趣了。

当彼得匆忙离开纳尔瓦城前的军队时，他解释了自己的态度，说有必要和波兰国王见面。四个月后，双方在拉齐维乌领地内的比尔吉会晤。奥古斯特想要从沙皇所处的困境中获益，于是坚持要求沙皇把小罗斯还给他。彼得眼见部分元老院议员对波兰国王持敌视态度，就担心波立联邦会学丹麦的样，同瑞典签订和约。可他极其需要一个盟友。因此，彼得决定做出一些让步，甚至建议可以再次讨论基辅问题。于是，再续盟约：彼得承诺向波兰国王派遣一万五千到两万步兵，再向其提供援款；奥古斯特则批准在利夫兰和埃斯特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支援准备在英格里亚和卡累利阿开战的俄军。沙皇并没觉得利夫兰和埃斯特兰仍旧归属波立联邦有何不妥；甚至准备（有秘密条款）向国王支付两万卢布，以犒赏支持俄波联盟的波兰元老院议员。

如果卡尔十二世愿意，他是能和奥古斯特缔结和约的。瑞典人并不想和波兰开战。瑞典强大的基础在于波罗的海诸省，尤其是利夫兰。斯堪的纳维亚产铁，但缺小麦。肥沃的利夫兰可以为它提供小麦。可是，那地方受到了俄罗斯的威胁，瑞典就准备和俄罗斯开战。可瑞典国王却另有打算。军事史学家对卡尔十二世派遣军队攻打波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个年轻的军事统帅相信俄罗斯最终将会被战胜；他只要愿意，就会有时间来处理这事。况且，打手下败军也没什么好夸耀的。有些人则从瑞典国王打波兰的举措中看出瑞典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意图：一旦奥古斯特战败，他就可确保后方的安全，之后再占领俄罗斯。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卡尔十二世有过此等规模的计划。德国军事史学家汉斯·戴布流克认为瑞典国王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统帅，“他在战斗期间懂得如何指挥军队，如何鼓舞士气和让士兵完全信任他”。同时，他也认为瑞典国王“刚愎自用，喜欢冒险”；他甚而说国王缺乏“明确的政治取向”。戴布流克以瑞典枢密官乌克森谢纳向年轻君主所提的建议为例：“和奥古斯特保持和平，把自己的军队借给外国，你能从中获得极大的荣耀。”

1701年7月9日，瑞典人在德维纳河沿岸碾压了萨克森的军队。波立联邦的元老院向卡尔十二世提议签订和约。国王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奥古斯特二世退位。这个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卡尔便向波兰进军。立陶宛部分大贵族在盖特曼卡齐米日·扬·萨皮耶哈的带领下，投入了瑞典阵营。除了北方战争之外，波兰还饱受内战的折磨。1702年5月27日，瑞典人占领了华沙。8月7日，卡尔十二世再次打败萨克森的军队，进入了克拉科夫。

对彼得而言，瑞典的胜利转变成了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反对瑞典的立陶宛人击败了萨皮耶哈的支持者，要求沙皇的援助。立陶宛大公实际上还接受了俄罗斯的庇护。俄罗斯军队进入了立陶宛的领土（三个步兵团和一万两千名哥萨克）。沙皇同意向立陶宛提供其所需的财政援助。

彼得后来是这么说自己的对手的：卡尔“在波兰陷入了困境”。当瑞典国王决定把奥古斯特二世赶下王位，和波兰人开战的时候，彼得也在发动战争。俄军在舍列梅捷夫的率领下，在利夫兰发起了军事行动。1701年12月29日，俄罗斯人在和瑞典人的战事中取得了 这种战争方式在18世纪司空见惯，之后也是如此。1704年，当时站在法国人一边攻打哈布斯堡王朝的萨伏伊—卡里尼昂亲王欧根透露了自己的计划：“除了摧毁巴伐利亚以及包围着它的那些地区，使敌人再无可能从巴伐利亚或邻近地区发动战争之外，我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方法。”欧根亲王的军队和舍列梅捷夫元帅的军队之间有唯一一个差别，就是俄罗斯统帅使用了卡尔梅克人，后者在非常备的骑兵部队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历史学家，尤其是西方人看来，大草原骑兵犯下的种种暴行实在太过恐怖。

俄军有两条战线，利夫兰是其中一条。另一条是英格里亚，也叫作英格曼兰或伊若拉，该地区就在涅瓦河和芬兰湾沿岸地带。彼得暂时将纳尔瓦放在一边，想要攻占涅瓦河出海口。1702年秋，俄军占领了瑞典的诺特堡要塞，这儿以前属于诺夫哥罗德，当时叫作奥列舍克。彼得并没有给这座小城起之前的俄罗斯名，而是自行发明，叫作什利谢利堡。许多年后，彼得说攻占诺特堡的“那一天，我们占了上风”，还回忆说“靠这把钥匙打开了许多城堡的大门”。

1703年5月，瑞典的尼山茨要塞失陷；要塞就坐落于奥赫塔河汇入涅瓦河之处。该地并不符合彼得的要求，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地方，在涅瓦河的出海口，又造了一座港口和一座要塞。1703年5月，开始建设彼得保罗要塞，之后在要塞的护卫之下开始建城，首先名之为彼得波利斯，后名之为圣彼得堡。彼得无法预见他的这座城市辉煌的命运，它后来成为帝国的都城，开启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那就是：彼得堡时代。

普希金深入新都城缔造者内心的思想，写道：“他在想：我们可以从这儿威胁瑞典人。这座城市的建成将会惹怒我们傲慢的邻居。这儿的大自然命令我们凿出了一扇面向欧洲的窗户。”1703年的时候，这 改革先从军队入手，彼得认为军队——先是让他登上皇位的“滑稽团”，现在又是对瑞典人的大获全胜——是国家的基础。1715年，沙皇向皇太子阿列克谢解释自己政策的核心时断言，军事改革有利于俄国的进步，正是有了军队，“我们才能从黑暗走向光明”。

改革的目的是仿照西方的样板，创建一支俄国的正规军。其中一个困难是必须在战时建设这支军队。这也就意味着得招募源源不断的新兵：从1699年到1725年，共有五十三个征兵期。北方战争的 一旦军队“优秀的管理方式”得到确立，它就能成为国家组织的典范。军队的目的就是服务。彼得穿起了军装，所有的朝臣也跟着他穿起了军装。我们发现，改革中最重要的是规定贵族子弟有义务参军服役——进入近卫团——从普通士兵做起，他们只能一步一步慢慢爬到军官这一级别。1716年的军事条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凡参军者都称为士兵，无论将军，还是最末等的步兵或骑兵，概莫能外。条例确定了服役期间的所有细节，也考虑到了对违规者实施惩罚措施。被强制征兵的农民拒绝服役：1712年，逃兵的比例升到了10%。很快，逃跑现象就蔓延到了贵族阶层。从1708年起，家庭必须为逃跑的新兵负责；1712年和1715年，特别下达的敕令规定会用黑火药在逃兵的左手上烙刻十字架标记。

严厉的军队纪律成为模板，文职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彼得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向服务国家的人做了解释，说不得窃取国库，不得收受贿赂，为人必须诚实；他威胁道，如有违犯，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他这是将军队纪律方面的概念用在了文职工作上：“凡工作中自愿且有意犯罪者，必将受到惩罚，和战时不愿履行职责的叛徒同等待遇……”

因战时需要所实施的行政改革很快便超越了战争框架。彼得经常不在莫斯科，但他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掌控，要在所有的领域做出最终决策。于是，他就设立了迄今为止俄国闻所未闻的行政管理机构“内阁”。“阁务秘书”阿列克谢·马卡洛夫一直都在沙皇左右，他在将文件呈递给彼得之前会将所有文件全都审核一遍，所以他也就成了最有权势的人。波雅尔杜马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消失不见了，甚至都不需要为此颁发特殊敕令。最后一次提到波雅尔杜马是在1700年2月。自然，彼得是从西方寻找可以更新并改革莫斯科陈旧过时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方法的。“莫斯科罗斯衰落了，甚至传统文化也没落了，欧洲存在一个完美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方法体系，这对彼得而言都是实施‘革命’的有利条件，以使俄国融入欧洲‘现代’强国的圈子。”17世纪末，西欧和中欧出现了行政管理和政治原则（也是社会—经济原则）的类似体系。“官房学派”，对财政、经济、管理的研究，所有这些在中世纪大学</a>教授的内容，最终导致17世纪出现了组织性极强的国家概念，很快就又变成了警察国家的概念。哈雷大学在“官房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大学的许多教授全都去了俄国。

马克·拉耶夫认为“官房学派”的重要原则全都来自16世纪和17世纪诞生于西欧的新世界观，以及后来伽利略、牛顿、笛卡尔的发现。这些思想家将中世纪世界封闭完善的观点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强调了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来，自然资源也就有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断言宇宙是可以通过学习来理解和组织的。但需要理性和意志。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就能使人产生思考，认为未来就是现在的延续，只要掌握理性科学所证明的那些难以理解的法则，向着未来的发展进程就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人类能够增长知识、增加产量，从而改善自身的物质状况。换句话说，进步是可以做到的。

从这些哲学前提推导而来的一个政治结论是，必须对民众进行再教育，并且重构社会，这样他们才能为未来、为遥远的结果、为进步而拼搏。自此以后，就有两项任务落到了政府的肩上： 因此，贵族不再是封闭的社会等级：通道正向庶民开放。伊凡雷帝时期发起的反对门第授官制的斗争最终以沙皇的权力大获全胜收尾。此后，权利和特权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出身和职务，而是取决于级别。“官秩表”一直在俄国沿用至1917年。彼得所确立的这个方案不仅可以对行政部门进行管控，也可以对社会阶梯上的每个公职人员进行管控。即便再琐碎的日常生活也都受到了严密的管制。比如，前五个级别购买制作制服的布料每俄尺（0.71米）不得超过四个卢布；随后三个等级的费用是三个卢布，其他等级则为两个卢布。

改革（或曰革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贵族（领导阶层）获得了借用自波兰语的新称号：chliakhetstvo。但这个新词在俄国的土地上并没有波兰语的含义：俄国的贵族阶层并不像波兰什拉赫塔那样拥有这么多的权利，而是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彼得坚持认为十五岁是开始作为贵族服务的年纪，这样的服务并无限期（一直到五十五岁）。但他规定少儿贵族要在开始服务之前学习算数和几何基础（只有掌握一定水准的基础教育之后方可成婚）。十岁的小贵族刚开始的时候为普通士兵级别。“对士兵这个职业的基础情况都一无所知的”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成为军官。家财万贯的、头衔最高的家族出身的儿童都会加入首都近卫军，而其他儿童都要去军队服役。

1714年，彼得签署了一项敕令，针对的是遗产以及禁止分割不动产（采邑、庄园……）。接下来，父亲只能将财产遗赠给一个自己选定的儿子。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这并不是西欧存在的长子继承制。由于立遗嘱者可选择继承人，故而土地（和其他财产）并不会自动来到长子手上。因此，彼得就这样规避了田产的碎块化，但由此也引发了贵族的贫困化，而贵族这个阶层主要是“军职人员”的来源。采邑和庄园的区别最终遭到废除，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田产形式，“可继承，不可分割，一劳永逸地迫使持有者履行军职和文职职能”。

1714年设立的人头税是向农民的最终奴化走出了新的一步。由于民众想尽各种办法避免缴税，所以当局就实施了类似于“连带担保”的措施：地产主负责征税。农民的依附性越来越厉害。而且，通过“规范”和简化现有的关系，新颁发的敕令将所有农民一视同仁，取消了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所有区别（以前，后者并不属于领主）。农民作为耕作者，被固定在土地上，由此转变成了奴隶。此时建立起来的农奴制一直将持续到1861年才结束。很快，农奴制的种种形式引发了皇帝的不满。在1721年的一份敕令中，彼得禁止将农奴的家庭拆散，“像牲口那样”“零售”出卖。但这份敕令一直都是一纸空文。

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用来建设沃罗涅日、亚速、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军船坞，以及建设彼得所谓的“天堂”：圣彼得堡。外国亲历者说在建设塔甘罗格港口期间有三十万人死于饥饿或疾病。圣彼得堡的建造更是死伤无数。

战争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其肇始源头可追溯至17世纪。当时在西方甚嚣尘上的重商主义逐渐站稳了脚跟。彼得有三个宏大的目标需要达成：鼓励采矿业开采俄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外贸差额为基础，规范贸易；发展地方制造业。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俄国的年轻企业并不能符合改革者的期望；必须下达敕令，命令资本家开办制造厂，创建商行……这样一来，创建工厂或商行就等于是在为国家服务，成了一种义务，而工厂和商行也就像是官方机构。”对此必须补充的是，被强制遣往矿场、制造厂、作坊的“在工厂干活的农民”，其处境要比专事耕种的农民凄惨得多。

不过，成效还是颇为惊人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从彼得的改革中看到了两个层面，他列举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俄国没有正规军，沙皇就建了一支；俄国没有舰队，他就造了一支……原材料的开采发展不快，加工业几乎不存在：他在位末期留下了两百多家工厂和作坊……”改革的成果甚至也受到了斯大林的关注，他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受到了克柳切夫斯基文本的启发：“以前，我们还没有重工业……现在有了。以前，我们生产不了拖拉机。现在也有了……”

这些可观的变化同样也影响到了文化领域。对彼得而言，文化就是教育的同义词，他认为教育就是获取有用的知识，所以基本上就是技术方面的知识。弗拉基米尔·魏德列说彼得是“现代第一个技术官员”。学校开了不少，都是教授算数和几何的，还开了许多专业学校，培养工程师和炮手，航海和医学方面也有专门的机构。俄国以前的教育完全由教会管辖，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世俗学校。1703年还出版了首批和宗教无关的出版物：《消息报》提供技术信息、刊登皇家敕令，列昂季·马格尼茨基的著作《算数》在当时那个时代风靡一时，书中除了算数运算规则之外，还提供了大量极为实用的信息。

文化层面的转变触及了彼得时代俄国人的生活方式。胡须消失了，服装变了，新的行为规范也得到了认可。当时畅销书的书名是：《青春时期诚实之镜，或日常良好的举止规范》。1717年和1718年这两年时间，印刷出来的189本书售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份讲述良好举止的指南教导年轻贵族如何落座、行走、致礼，使用餐刀、餐叉、餐巾、手帕，如何戴帽，以及如何施行宫廷社交礼仪。书名页上写道：“应沙皇陛下之命印刷。”

《诚实之镜》也绘制了此书读者的肖像，由此定义了新文化得以传播的一个框架：新文化关涉的是宫廷、高级官员、首都的贵族阶层，以及部分外省贵族。新文化成了社会特权阶层的一个独特标记。

文化上的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俄语也受到了撼动。新概念和新词汇的出现引入了大量外来词：三千多个来自拉丁语、德语、丹麦语、英语、瑞典语、法语、波兰语的词注入了俄语当中。几十年之后，俄语将这些外语消化殆尽，现代俄语也就从文学中诞生了出来。

在彼得的倡议之下，文化和教育都发生了变化，而其他生活领域也是一样。用1899年亚历山大·基泽维特的话来说，这些变化是“靠着强制和恐怖”才得以推行起来的。1956年，弗拉基米尔·魏德列用了一个形象：对他而言，彼得等于是把俄国这个“优秀的学生派到了工人学堂和欧洲去学习，他这人头脑很清晰，太清晰了，他觉得欧洲没有灵魂，很‘美国化’（亦即只注重技术和工业）”。

无论称之为改革还是革命，彼得的改造工作都遇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抵制，也由此形成了反对力量。阿斯特拉罕、顿河以及其他地区爆发的暴乱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有力证明。但这并不仅仅是生活困难所致，也是当时的情感所致，因为许多人觉得自己所认定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以及普遍的信仰都受到了威胁。彼得的支持者称其改造工作是“理性的胜利”，但俄国的大部分居民却认为这么做丧失了灵魂。沙皇设立的人头税（所谓的“按灵魂”征税）却将灵魂转变成了税基单位。

对彼得的反对出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社会层面。对暴乱的镇压极其严酷，但这丝毫无法改变绝大多数民众对沙皇及其新发明的看法。反方的第二个壁垒是神职人员，这些人虽然是分裂派教徒，但与官方教会仍有部分联系。分裂派从其源起和内在的逻辑来看，纯粹是一种宗教现象，完全不具备社会特点。不过，其发展的逻辑，还有它的起源，都导致了民族主义类型的反应。俄国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儿找到其根源的。“旧信仰”的传道者并不要求信徒通过个体的约束和努力来拯救灵魂，而是强调他人（外国人）的过错会使他们受到责罚，用这种威胁手段来吓唬羊群。帕维尔·米留科夫写道：“分裂派要为这些民族宗教的形式而斗争，因为这些形式受到了希腊和基辅语法的误用。”第三个反对因素主要由传统贵族阶层的残余力量构成。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反对派倾尽全部之力聚集在彼得的儿子，皇储阿列克谢的周围。阿列克谢为遭沙皇疏远的叶芙多基娅所生，所以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的身影，阿列克谢和父亲一点都不像。“彼得具有开创精神，身形强健，精力充沛，和皇太子的温柔、懒散、孱弱形成鲜明对照。”父亲对实用技术、手工劳作感兴趣，儿子则更喜欢神学和教会史。阿兰·贝桑松概述了父与子之间冲突的来由：“父亲的要求就是对俄国的要求：俄国和他化为一体，与他的精力、事业步调一致……阿列克谢所要的是私人生活：而这一点，彼得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俄国人这么做。”

随着阿列克谢日益长大，彼得对俄国的震动愈来愈强烈，再加上还存在不满情绪，沙皇与其继承人之间的分歧也就愈发明显。1717年8月，沙皇向时年二十岁的阿列克谢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马上改正，成为合适的继承人，要么削发为僧。皇太子的回答就是逃往国外。他逃到维也纳后，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庇护：阿列克谢的妻子、1714年去世的夏洛特公主就是查理六世的妻妹。用20世纪的语言来说，就是俄国皇位继承人要求奥地利皇帝给予其政治庇护。这种叛国行为已是不打自招：逃亡、侨居国外都承认了这种罪行。

彼得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彼得·托尔斯泰去找皇太子，而后者则设法藏在了奥地利皇帝的领地内。彼得·托尔斯泰威胁利诱，还同意让他和叶芙罗欣生活在一起（叶芙罗欣是女仆，受阿列克谢钟爱，这次他也是和叶芙罗欣一块儿逃亡的），这才说服阿列克谢回国。奥地利宫廷根本就不支持这种叛逃行为，加之维也纳惧怕彼得大帝的雷霆之怒，所以看到阿列克谢离开自然欣喜万分。奥地利的大臣甚至还担心俄国军队会入侵帝国的领土：沙皇的军队就驻扎在波兰西里西亚的边境地带。

阿列克谢返回之后，对他的审判就开始了。先是逮捕了皇太子的身边人，那些人遭到了严刑拷打。沙皇想要找到儿子有罪的证据，想要获得阴谋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名单（他相信有这样的阴谋）。身处彼得堡的汉诺威使节韦伯写道：“我不想充当法官，我知道不管沙皇是否有理，都不会让皇太子登上皇位，还会对他进行诅咒。不管怎么说，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喜爱皇太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人都清楚沙皇的遗嘱在他死后没人会加以理会。”

彼得还亲自审问了叶芙罗欣（她没受到拷打），从而得知了儿子的梦想，他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分享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登上皇位之后，阿列克谢想要国内保持平静，不再进行征伐，解散大部分军队，取消舰队。对皇太子而言，所谓的“国内”自然就是指莫斯科。皇储其实一心想着要把彼得堡变成“荒漠”。彼得生平所要做的就是实现宏图大业，凡对俄国至关重要的东西就要拿到手，而皇太子的这些梦想却与之背道而驰，这当然并不只是阿列克谢的臆想。彼得死后十二年，普鲁士驻俄国大使沃克罗特阐述了贵族反对沙皇政策所立的方案，这些看法是以他在“密”谈中听来的东西为基础的。首先，主要是反对外交政策。该方案的支持者反对俄国向西方推进：对他们而言，沙皇获取波罗的海领土一事对俄国的安全毫无助益，反而会冒风险，将国家拖入和外国纷争不断、你争我夺的局面。贵族阶层认为获取波罗的海既得不到好处，也没有土地上的益处；相反，“利夫兰人几乎都踩到了我们头上，所得的特权比我们还多”。此外，贵族还反对建设正规军，“即便敌人劫掠了整个国家，但和最糟糕的敌人相比，这么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总之，俄国并不担心外国的入侵：地理位置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征服得了它。俄国想要变成海上强国的愿望荒唐至极。根本就不要什么舰队来保卫边境：唯一一个能从海上发动攻击的国家就是瑞典，可瑞典还是倾向于从地面攻打。最后，沙皇将居所搬至北部的首都，这么做可以说有害无益。在地处中枢的莫斯科管控国家要方便得多，而从外交层面而言，定都于彼得堡没什么帮助。当然，这座城市离瑞典更近，所以也就更易遭到进攻；而且，它离波兰和土耳其也都太远，而监控这两个国家相当重要。

这个方案令人想起了从叶芙罗欣那儿挖来的那些信息。在分析了彼得的对手的这些论据之后，帕维尔·米留科夫认为，他们想要保持和平的特色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反对者并没有说不要从波兰那儿“获取必要的土地”，也没说不要发起新的征战，“确保（土耳其）难以入侵”。但和彼得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莫斯科政策的老目标，用老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从叶芙罗欣那儿得到所希望的情报之后，彼得便迫使儿子坦白自己有哪些不可告人的计划。1718年5月，民众知道了皇太子所犯的罪行：“［皇太子］想借助外国的帮助或通过武力发动骚乱，在其父亲在世之际登上皇位。”6月，彼得下令设立法庭，法庭成员由一百二十名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构成，沙皇嘱咐这些人要“多多了解”“君主的儿子”。阿列克谢被拘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并受到长时间的审问，而且遭受了可怕的折磨：沙皇想要知道所有皇太子的“同谋者”、所有不满者的名字。审问由彼得·托尔斯泰主导，此人就是说服阿列克谢回国的那个人。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刽子手，过了很久之后，他的后人说家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阿列克谢临死时诅咒了彼得·托尔斯泰及其后人，一直诅咒到了第二十五代子孙。法庭判定阿列克谢“大逆不道”，该当处死。

1718年7月26日，阿列克谢去世。沙皇下令向各国使节发布宣告，就说皇太子身故，乃“罹患重疾所致，起初，颇类卒中”。彼得的苏联传记作者指出死刑判决并未实施，但皇太子还是死了，“不太可能是身体和精神上受打击所致”。

皇太子去世次日，就是波尔塔瓦战役的纪念日，沙皇和廷臣一起庆祝了这个节日。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是这么写的：“没有举办丧事。”

对彼得怀有极大好感的俄国历史学家也没能找出哪怕一丝一毫反对沙皇的阴谋诡计。A. 布里克纳在其《彼得大帝的历史》一书中陈述</a>了俄国文献中传播极广的一种观点：“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阴谋，也不存在真正的政党。但不满者的人数极多，许多人都表达了对皇太子的同情。”但历史学家也都一致承认是国家理性、俄国的利益促使这位了不起的改革者消灭了自己的儿子。就连布里克纳也极为天真，他写道：“彼得战胜了无数对手：沙皇认为属于‘米洛斯拉夫斯基核心’的那些人遭到了碾压；射击军也没了；索菲娅死在了修道院里；阿斯特拉罕暴动、布拉文叛乱也都失败了；哥萨克和分裂派都已屈服于改革者的意志。最后就只剩下消灭皇太子阿列克谢了。”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对彼得的欣赏毫无保留，他说神圣的君士坦丁大帝就处死了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也险些这么对待自己的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他还说沙皇在听到这些不祥的话语时内心的焦灼之情：“他会死去，万物随之熄灭，俄国又将重回旧日的野蛮状态。”所谓的必须求助于野蛮手段来与野蛮作斗争的理念在20世纪特别流行。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结论是，阿列克谢的死亡仍然迷雾重重，但他父亲的苦难却得到了澄清：“彼得写道，我受苦始终都是为了祖国，只希望它好；敌人对我使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对这些事情不熟悉的人很难承认我的无辜；但上帝能察觉出真相。”

这位俄国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用外国权威人士的观点来支持自己，于是援引了伏尔泰的看法。《彼得大帝治下俄罗斯帝国史》一书的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王子被揭发一事”。伏尔泰提到过一本英国小册子，里面说如果皇太子受到议会的审判，一百四十四位法官没有一个人会投票支持惩罚他，因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和俄国不同，他们不会因为思想罪而去惩罚任何一个人，但伏尔泰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处死彼得的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服从，在我们这儿会认为那只不过是行为不端，可施以惩罚，但对庞大帝国的继承人而言，不服从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会引发极大的破坏。对伏尔泰而言，皇储之死是个极其昂贵的代价；但彼得以为人民谋福祉的名义坚决处死了他。

1759年，关于彼得时期历史的著作上半部分出版了，但俄国读者并不满意，伏尔泰于是给他最狂热的仰慕者，也是伊丽莎白皇后的宠臣舒瓦洛夫伯爵写了一封信：“皇太子的悲惨结局让我略有不安……从审判中，我并没看出任何谋反的迹象……在我看来，这孩子不应被处死，他只是和父亲道不相同而已。”想一套，写一套，并不是只有伏尔泰才会这么做。但必须指出的是，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很支持彼得大帝。汉诺威使节韦伯是这么说的：“如果存在阴谋，这儿的所有外国人都会处境堪忧，无一例外都会成为平民怒火的牺牲品。”许多外交官都对阿列克谢持负面看法，其中也有法国人，他们担心的是皇太子有意要和奥地利结盟的做法。

1910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概论》第四卷出版了，这一卷专门讲彼得大帝。如今已经八十年过去了，这位历史学家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巧妙呈现出来的观点似乎具有难得的正确性，因为这些格言都受到了后续事件的确认。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到彼得改革的时候说：“最高权力就是人民所熟悉的指路者，他所发起和推动的改革使用暴力手段，使改革开始成形，这有点类似于革命［……］。但这更像是一种撼动，而不是颠覆。”历史学家并不否认撼动的重要性，它对社会和未来都造成了冲击。但他不愿将沙皇的改革视为革命，因为俄国的基础得到了保存。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彼得改革是专制政权和人民及其故步自封的特性作斗争。他想用恐怖手段来激发奴性社会的主动性，经由拥护奴隶制的贵族阶层，让欧洲科学进入俄国，对人民进行教育，并认为那就是社会苏醒的绝对条件；他希望的是，奴隶虽然还是奴隶，但可以自由清醒地行动起来。”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专制政权和自由、启蒙运动和奴隶制相结合，这就是化圆为方的做法，自从彼得时代以来，我们就一直想要解决这个政治方程式，但经过了两个世纪，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死于1911年，六年后，布尔什维克便尝试解开“专制+自由”这个方程式。20世纪末，如何解这个方程式仍然成谜，而俄罗斯也仍然想要找到“化圆为方难题”的解法。

5 彼得大帝的遗产

彼得的国度不会包含特权人物和特权群体，所有人皆为平等，那是一种面对国家，权利缺失的平等。

——谢尔盖·普拉东诺夫

濒死的彼得尚有时间在别人向他展开的纸上写道：“我将一切遗赠……”可是，皇帝要把这“一切”遗赠给谁呢？没人知道。和以前发生过的许多次情况一样，有遗产，但没有继承人，要么就是同时出现太多继承人。阿列克谢已死，沙皇也就不再担心有可能会抹杀父亲功业的儿子登上皇位了。但这也会让他思考由谁来继位的问题。1715年10月，阿列克谢的妻子夏</a>洛特生了个儿子，取名彼得。几天之后，沙皇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也生了个儿子，也命名为彼得。1719年4月，彼得大帝的直接继承人夭折。当时有个人说叶卡捷琳娜“由于身形肥胖”，无法指望再生一个孩子。1722年，彼得颁布有关皇位继承的敕令，克利加尼齐就曾为迟迟无人继位而哀叹不已。这道敕令使沙皇可以任命他所选定的继承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写了一本书，名为《君主意志之真理》，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这位担任主教的学者在书中科学地证明了沙皇敕令的正当性和实用性。

继位问题并不会阻碍彼得继续狂热地我行我素，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皇帝已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现在将目光转向了东方。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概括道：“彼得的东方政策有两大目标：和印度及中国密切接触。”这两个国家并未威胁到俄国。但正如亚历山大·基泽维特所写的，“俄国（在彼得时期）的领土扩张尚未达到其自然限度”。他说，俄国会继续“打磨边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也从中看出了彼得的意志所在，一方面是为俄国打开通途，创建强大的海军，以在和欧洲大国的折冲樽俎中取得相应的地盘，一方面将西方文明的果实带往东方，“带给东方各民族，相较之下，这些民族仍处于文化发展的底层”。这位苏联历史学家发现东进发源于经济（“彼得想要把俄国转变成东西方，尤其是印度和西欧之间的商贸中介”），还想使俄国“加强与（遭受土耳其和波斯威胁的）兄弟民族的关系”。没有哪个俄国历史学家（出于各种理由）不会对扩张的帝国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和中国接近所作的尝试纯属外交性质：俄国皇帝驾崩之前不久仍未对没能同这个国家确立关系感到挫折，准备再派一名特使前往，后者听命于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只是到了彼得驾崩之后，该使节才来到北京。彼得由于没能同印度缔结关系，便制订了一项计划，以期稳步向着设定的目标推进。他打算让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臣服于俄国，让俄国分遣队常驻在那儿，作为大汗的贴身守卫。同时再勘探东方沿海地区，设法在那里建造堡垒。

1717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亲王率领大部队（约四千人）进入希瓦。但部队遭到伏击，悉数覆灭。几番失败（1715年，卡尔梅克人在额尔济斯地区将布戈茨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并没有让彼得灰心。1722年，他向波斯发动战争，且亲自率领军队打到阿斯特拉罕城下。这次出战的借口是沙赫势力太弱，波斯国内爆发内战，担心土耳其从中渔利。1723年，他和波斯签订和平协议，波斯将里海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地带（达吉斯坦、希尔万、吉兰、马赞德兰诸省）悉数让给了俄国。巴库也成了俄国城市。

从1720年起便担任阿斯特拉罕省长一职的阿尔捷米·沃伦斯基此时正积极筹备波斯战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陛下并非只是剑指波斯。事实上，如果命运朝我们微笑，如果他宝贵的生命没有熄灭，那他显然就会打到印度，甚至瞄准中国，而我正好有幸亲聆陛下此等训示。”

和往常一样，彼得并不满足于做梦和制订计划，他要的是行动。1723年12月，两艘战舰接获秘密指示，驶离列瓦尔：取道马达加斯加，驶抵“印度东部，也就是孟加拉”，使印度和俄国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但战舰一旦驶入外洋，就不难发现造这些战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仅仅走这么远。

我们发现，彼得并没有留下遗嘱。但很快就有人虚构了一份出来。“彼得大帝遗嘱”伪本的历史只不过是“彼得神话”的表现之一，并在后世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识中代代相传。“遗嘱”“伪本”令人颇感兴趣，其所造成的冲击远比真实事件来得大。看看《锡安长老会纪要》为何会名声这么响，也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1812年，拿破仑攻打俄国前夕，欧洲第一次想聊聊“彼得大帝的遗嘱”。法国外交部官员勒絮尔匿名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俄国的发展》，里面就谈到了“遗嘱”。事实上，“遗嘱”只出现在第二版中，法皇觉得此时完全可以为针对俄皇的战争造一造舆论。这逻辑没毛病：向来攻城略地毫不含糊、满脑子宏图大业的拿破仑，认为其未来的对手俄国拥有掌控全世界的意图。所以“遗嘱”肯定是彼得写的：“我接手时的俄国只是一条潺潺小溪，如今我已使之成为浩荡大河；我的继任者要使之成为汪洋大海，浇灌贫瘠的欧洲……”他甚至还指出了“浇灌欧洲”的方法：“必须相继和凡尔赛及维也纳秘密商谈，与之共享世界帝国。吹捧其野心，满足其自尊，就容易达成共识，如果有一方同意，就利用这一方消灭另一方，再碾压剩余者……战果如何毫无疑问，因为俄国会拥有整个东方和大部分欧洲。”

皇帝向其子嗣提供的婚姻建议给了他迎头一击：“需始终娶德意志公主为妻，以此增进家族联姻，使两者利益趋同，让德意志为我们的事业共同奋斗，扩大我们的影响力。”“遗嘱”给波兰留了一个特殊的位子：“必须分割波兰，使之动荡不息，纷争不止；必须用黄金收买领主，将之吸引过来，通过散播不和，对议事会采取行动，以此来影响国王的选择……”

“彼得大帝的遗嘱”的经历令人目不暇接。每次俄国和西方国家爆发冲突，它就会冒出水面。国务活动家、记者、小说家都说那是“彼得的指令”，说俄罗斯帝国想要攻占欧洲和亚洲。拿破仑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人和英国人大量使用这份“遗嘱”。1914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在宣传中也用到了它。

20世纪初，有证据表明彼得一世并未留下遗嘱，归于他名下的遗嘱是1797年10月由移民巴黎的波兰人米哈尔·索柯尼茨基凭空捏造出来的。后者将“遗嘱”文本提交给了督政府。1812年，拿破仑读了“遗嘱”，经过修正之后，命令放入勒絮尔的书中。后来成为拿破仑麾下将军的米哈尔·索柯尼茨基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之后即已撰写了“遗嘱”，那时他因参与柯斯丘什科起义而在彼得堡被关了两年之久。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将俄国当作敌人，激发“北方帝国”威胁论，设法吸引西方站到波兰一边。

索柯尼茨基的这篇文本还起到了很奇妙的作用。19世纪末，法国的反犹主义者也编造出各种“文献”，目的是证明犹太人有着独霸世界的图谋；于是，他们就将目光投向了“彼得大帝的遗嘱”。后来，这些“文献”在编订《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时候得到了采用。

很久以来，“彼得大帝的遗嘱”实属伪造一事早已不再受到质疑。但人们想要让俄国的第一任皇帝成为攻占世界的始作俑者这一事实，再次表明这么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彼得运用武力使俄国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自此以后，他的帝国就成了欧洲（因此，也是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拥有庞大的军队。武力弥补了经济和文化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