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动乱时代_俄罗斯帝国史

合法沙皇驾崩，御座空缺，于是动荡开始……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

弗拉基米尔·达尔的《俄语理据词典》指出，smoutna（通常译为“动荡”）这个词意指混乱、骚乱、叛乱、暴乱、广义的不服从行为、人民和政权之间的不和。在俄罗斯的历史中，这个词包含了留里克王朝濒临消亡和罗曼诺夫王朝来临之间的那段时期。不过，也会将1917年革命之后的时期称为“动荡时代”，那时，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任沙皇遇害。

尽管这两个时间段差异显著，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科斯托马罗夫对此是这么说的：“王位依旧空缺。”1917年，尼古拉二世代表自己和儿子逊位。写于17世纪上半叶的《编年通鉴》的作者有过这样一句话：“没了沙皇，大地就成了寡妇。”这句话很好地揭示出了罗斯国的历史，突出了它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俄罗斯历史学家对动荡初期的观点并未达成一致。对尼·科斯托马罗夫而言，“1591年5月15日，邪恶时代降临”，这一天，伊凡雷帝的幺子、皇太子德米特里年仅七岁即夭折。而瓦·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1598年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死亡，是一切开始的肇因。有些研究者认为，伊凡杀害自己长子的时候，不幸就已降临。最后，也可以把1584年3月19日伊凡雷帝的死亡当作动乱时代的起点。君主的死亡通常都会使国家生活出现不稳定。在波兰，国王的消失不出所料总会导致很大的波动。法国尽管王位都是有条不紊地传给合法继承人的，但16世纪也出现了“动乱时代”，要到1589年亨利四世登基，动荡才终结。

在俄罗斯，权力嬗递除了合乎情理的困难之外，还有莫斯科国的特殊性质以及沙皇驾崩的因素叠加。专制君主制要求的是专制君主，尤其当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君主政体拥护者瓦西里·舒尔金找出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俄罗斯危机重重的原因：俄罗斯当时是一个“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

专制君主伊凡四世驾崩之后，他的继承人（费奥多尔意志薄弱，德米特里年齿尚幼）都完全没有能力履行沙皇的职责，因此就出现了波雅尔独断专行的时期。沙皇将大权揽于一身，但有其合法性，而波雅尔当政似乎要比沙皇时期更糟糕、更可怕。

不过，大家对1613年“动乱时代”的终结并无异议，那一年，罗曼诺夫王朝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照专家的说法，“动乱时代”持续了有二三十年时间之久。

搅动罗斯各阶层民众的那些事件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极富戏剧性，由此表明危机的根源出在国家机体及其往昔历史的最深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这段历史相对为人所知，虽然有些地方“比较清晰”，但动荡的意义何在仍晦暗不明。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参与者无一人在革命的层次上提出新的纲领，尽管政治性的因素无疑都摆在了那儿（尤其是还涉及外国人）。这也不是一场社会动乱，没人提出要让社会彻底改变，虽然社会层面的动机无疑也是存在着的。

上述所说的每一种解释（各种解释相当之多，因为历史学家对这个暴风雨呼啸的悲剧性的时代特别感兴趣）都阐明了问题的某一个层面，包含了一小部分真相。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动机、全部这些或多或少还算明显的推动力全都整合起来，就会发现“动乱时代”的主要动因就是找人来当沙皇。

伊凡四世死后留下了三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突然出现在了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构建的进程当中的。 社会运动（农民和市民向南逃亡，逃向奥卡河以远的肥沃土地）和外界也是冲突不断。无人居住的领土——蛮荒之地——尽管存在大量土地，而且自由自在，但事实上那儿并不属于任何人，虽然形式上归属于立陶宛；而且，1569年签署了卢布林联盟条约之后，以前的基辅罗斯有很大一部分地方都已变成波兰领土。

因此，乌克兰的问题 费奥多尔可以君临天下，但他没法统治。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透过费奥多尔这个人，发现王朝的堕落已是一目了然。沙皇在特辖军团的残暴行径中长大，他就是个被恐吓的、病态的存在。他“要找一个人，那人能掌控自己的意志：于是聪明的戈杜诺夫便小心翼翼地占据了那个位置，取代了他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

戈杜诺夫家族的德米特里和他的侄子费奥多尔，在伊凡晚年插手其心腹圈。卡拉姆津是“鲍里斯·戈杜诺夫传说”的起源。普希金在其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中借用卡拉姆津的说法，让瓦西里·舒伊斯基负责将鲍里斯的性格特征表述出来：“昨日的奴隶，鞑靼人，马留塔之流。”这个说法中，只有最后那个说法为真：鲍里斯事实上娶了玛利亚，也就是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女儿，而马留塔是伊凡手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戈杜诺夫家族根本就不是“鞑靼人，也根本没当过奴隶。他们出身于科斯特罗马，很久以来就是为莫斯科朝廷服务的波雅尔”。

德米特里·戈杜诺夫是伊凡的侍从。因此，他得负责沙皇的日常起居，但他也是宫内近卫军的统帅。当德米特里的哥哥费奥多尔的孩子成了孤儿的时候，孩子的叔叔就将他们送往侍臣鲍里斯及其妹妹伊琳娜那里。这时，沙皇侍从只能进入特辖区。鲍里斯刚刚成年就成了服役贵族。不过，无论叔叔还是侄子都没有参与特辖区的暴虐行径。他们的名字和“撒旦大军”的“战士”烧杀抢掠的行为丝毫联系不到一起。鲍里斯出生于1552年，此时仍然还很年轻；所以，包括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就会错误地以为“他从未出现在服役贵族的名单上，因此在社会的眼里形象也未受损……”

德米特里·戈杜诺夫出现在宫中的时候，沙皇正好怀疑旧王公家族和波雅尔心怀二意。围着他的都是新人，只忠心于他，于是戈杜诺夫就着手编织了一张婚姻网。我们知道，他的侄子鲍里斯娶了玛利亚，而玛利亚是特辖军团统帅、残杀成性的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女儿。他还成功地让王位继承人伊凡娶了叶芙多基娅·萨布洛娃，后者是戈杜诺夫的亲戚。不过，一年后，和父亲一样频繁换妻的伊凡就把叶芙多基娅赶入了修道院。对有些历史学家而言，儿子是否离婚</a>由父亲来决定。戈杜诺夫家族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安排让沙皇的幺子费奥多尔娶了鲍里斯的妹妹伊琳娜。皇子及其妻子两人当时都是二十三岁。

婚后一年，由于长兄被伊凡雷帝所杀，费奥多尔就成了正式继承人。三年后，伊凡雷帝驾崩，费奥多尔登上了王位。

合法继承人被杀只是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幼子的身份倒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伊凡四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在遗嘱中指定了一个摄政议事会，其中包括两名贵族代表（斯大林指责他没把这些封建主打得一蹶不振），他们是亲王伊凡·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伊凡·舒伊斯基，后者是个督军，名气大，是普斯科夫的包围者；还有费奥多尔的舅舅（他母亲的哥哥尼基塔·罗曼诺夫），以及特辖军团最知名将领中排末位的博格丹·别尔斯基。

最近出版的一本鲍里斯·戈杜诺夫传记的作者卢·斯克雷尼科夫翻阅了华沙和维也纳的档案，发现了波兰和奥地利使节的报告，他们对莫斯科的形势相当了解。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鲍里斯·戈杜诺夫并未被包含在摄政议事会当中。但这并未阻碍（甚至有可能还刺激了）他积极争权夺利，反对那些意图对沙皇发挥影响力的摄政（将莫斯科的民众吸引了过来）。

费奥多尔的同时代人在“动乱时代”结束之后描述过他的统治，说其间发生过叛乱、战争、外国的干预，说那是“特辖军团恐怖滥杀之后总算消停下来的时代”。在特辖军团的恐怖和动乱时代的恐怖之间，就是费奥多尔及其连襟看似平静的时期。不过，并不是处处都很安定祥和。莫斯科人、“匪帮”和其他城市的“煽风点火者”都在不停地攻击克里姆林宫，表明自己支持某某摄政，对敌对者施以暴行。农民意识到中央集权受到削弱，起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并不只是他们：贵族也在反抗沉重的赋税，对波雅尔享受特权备感不满。17世纪初，“动乱时代”正处于随时爆发的境地。

鲍里斯·戈杜诺夫手腕灵活，成功去除了几个摄政。 1652年，在沙皇迫切的请求之下，尼康在约瑟死后被任命为牧首。沙皇请求了很长时间，直到见到沙皇跪地恳求，他才接受了这份殊荣。尼康问：“你是否会尊重我大牧首和至高圣父的身份，是否会允许我组建教会？”沙皇、宗教当局和波雅尔均发誓会听命于这位未来的牧首。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得斩钉截铁：“在17世纪的所有俄罗斯人中间，我从没见过一个像尼康那样令人震惊、如此威严的人。当我们认为彼得大帝通常才是‘17世纪的伟人’时，这个断言令人咋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认可这个评价：“尼康牧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威严、最有权势的人物。”

俄罗斯的 “不以莫斯科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这一表达法说明了阿列克谢沙皇的观望态度，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下定决心接受小罗斯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统一政策直接导致”指的是未曾间断的策略，最开始的是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他夺取喀山的行为成了帝国大厦建构中的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对享有这么多的自治权很满意，还没决定是否要和波立联邦彻底一刀两断。不过，他同时也设法想要获得莫斯科——他提议让自己成为沙皇的臣民——和苏丹的支持，说愿意成为他们的附庸。盖特曼同样还和西方国家保持通信。赫梅利尼茨基在战胜波兰人的时候，收到了克伦威尔的一封信，克伦威尔呼吁盖特曼消灭波兰贵族、罗曼教士、偶像崇拜和犹太人。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虽然护国公的理念在信中表达得很明显。

波兰议事会拒绝废除联邦——这是哥萨克的一个主要要求——也不同意让都主教进入元老院。于是，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1650年5月，赫梅利尼茨基的鞑靼—哥萨克军队在柏斯台奇可再次遭遇波兰军队。战斗正酣之际，鞑靼人逃走了，而且还带走了盖特曼。没了首领，哥萨克的军队大败。1651年9月，在白采尔科维签订了新的协定，入军籍的哥萨克人数降到了2万人。盖特曼听命于波兰“大盖特曼”（波立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哥萨克的领土被限定在基辅省区，切尔尼戈夫和布拉茨拉夫被再次夺回，犹太人又拥有了在乌克兰出租私人领地和王室领地的权利。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从暴动之初就在请求莫斯科的援助，但后者从来不急着答应其请求，这有几个原因。他们对哥萨克（如他们所言是切尔卡斯人）并无特别的好感：他们对扎鲁茨基、利索夫斯基记忆犹新，对伪王手下的那些哥萨克部队也还记得很清楚。从1648年的莫斯科骚乱也能看出，自由逃民能干出什么事来。此外，他们认为请求莫斯科庇护的盖特曼的态度也模棱两可，他不仅和土耳其在私下里谈判（阿列克谢得到了通知），而且也没和波立联邦彻底断绝关系。况且，加入赫梅利尼茨基这一方就意味着得和波兰开战，这是阿列克谢沙皇最不愿做的事，因为他还没做好这方面的准备。1649年，沙皇总算答应了赫梅利尼茨基的请求，同意“庇护”哥萨克，但条件是波兰也得同意。尼康积极支持乌克兰并入罗斯，于是就设法说服阿列克谢，说有必要扩大东正教世界，将之置于莫斯科的权威之下。

莫斯科的外交显得缓慢、谨慎，就等时机成熟。重要的是不要将赫梅利尼茨基拒之门外，同时又要和波兰保持正常关系。1650年7月，使节向华沙带去了莫斯科的抱怨。首先，在某些官方文件里，波兰人歪曲了沙皇的称号；其次，波兰出版了一些“不体面的书”，书中对沙皇和莫斯科国的人民缺乏尊重。使节要求将这些有问题的书付之一炬，印刷厂厂主、印刷工和藏有这些印刷物的地主均应受到惩罚。波兰人烧了一些书，驳斥了其他请求，但没想到的是，沙皇竟然威胁要以这些无足轻重的借口来和波兰开战。三年后，新的使节来到华沙，提出了同样的投诉。但这些投诉同样遭到了无视。不过这次，波兰人多了选择：只要肃清教会合并，不再迫害波立联邦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沙皇就会宽恕对其名誉造成的伤害。

波兰人对这些新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但莫斯科已经做出了决定。1653年10月1日，阿列克谢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让盖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和全部的扎波罗热军队听命于沙皇？与会者都已得知土耳其苏丹正在鼓励哥萨克听他们的话。缙绅会议便做出决定，由于国王扬—卡齐米日迫害东正教，盖特曼和所有的扎波罗热军队不用向波兰君主宣誓；他们自由之后，就能听命于沙皇了。

1653年12月31日，莫斯科国的使节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尔，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参谋部就设在那儿。1月8日，扎波罗热军队人民大会(Rada)已得知盖特曼受邀听命于“东方东正教基督徒沙皇”，于是决定以“小罗斯”之名归附莫斯科。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表达感谢的时候，说自己是“最卑微的仆人”“忠诚的仆人和臣民”，并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起了一个新的称号：“全罗斯、大罗斯和小罗斯的沙皇和大君，专制君主”。

全俄缙绅会议就这样决定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扎波罗热全军听命于“沙皇的统治”，并和他们在佩列亚斯拉夫尔签了协定。哥萨克的人数确定是6万人，他们拥有所有的权利和特权。沙皇给他们拨付了180万埃非莫克。什拉赫塔同样享有所有的权利，只要他们向沙皇宣誓效忠。《马格德堡法律》虽然在罗斯的城市闻所未闻，但小罗斯的城市还是遵守的。而盖特曼的权利在外交领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若无沙皇批准，他不得和波兰国王及克里米亚汗保持联系。小罗斯（基辅）的城市有义务接受莫斯科的省长，后者并不会介入扎波罗热军队的内部事务。相比白采尔科维条约，哥萨克的领土得到了扩大，但还是在兹博罗夫条约确定的疆界之内。

宣誓效忠、承诺遵守协定之后，人民大会代表团成员要求莫斯科使节以沙皇之名向他们宣誓。但这样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要求国王向臣民宣誓的波兰模式遭到了摒弃，因为莫斯科认为“波兰国王背信弃义，并非专制君主，并不会遵守誓言”，而莫斯科沙皇是绝对君主，说话算数。

小罗斯的神职人员极其保守，一直拒绝向沙皇宣誓。1654年7月，他们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提出了好些要求：继续让小罗斯的东正教会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不受莫斯科牧首的裁判），不得任命莫斯科人担任小罗斯高层宗教人士，不得向莫斯科移交已受宗教法庭判决的人。只有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小罗斯的神职人员才会向沙皇宣誓。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其扎波罗热军队和波兰人发生了战争；但胜利之后，他们就梦想乌克兰可以独立。他们觉得莫斯科是个庇护者、保护者。但在莫斯科国都城，他们只把小罗斯当作沙皇的属民，暂时同意给予他们某些自治权，急着向他们派遣省长和大批官员。乌克兰历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从这些事件当中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当选的盖特曼在达官显贵和军队人民大会的辅佐下，统治整个国家。赫梅利尼茨基和达官显贵在接受莫斯科沙皇庇护之后，想要保留这个政权。莫斯科加以拒绝，因为莫斯科国并非自由国家。”

哥萨克、神职人员和市民为了自己的权利和特权讨价还价。只是，农民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无论是赫梅利尼茨基军事上的胜利，还是佩列亚斯拉夫尔人民大会的决议，都没有触及他们：农奴制仍然维持着，农民继续为现在听命于沙皇的以前的波兰领主，或新的哥萨克地主，以及向他们课税的莫斯科沙皇干活。

那个时代的文献指出，在接受“沙皇统治”之后不久，赫梅利尼茨基便觉得不堪重负，开始抱怨，一再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再怎么懊恼，也已为时晚矣：莫斯科已和波兰开战，目的是保护自己新获得的财富。借口一直都没变：沙皇称号遭到滥用，存在反莫斯科的书籍。波兰由于和哥萨克的冲突而遭到削弱，所以连打败仗。1654年2月，罗斯军队开赴战场，9月，斯摩棱斯克投降。波兰守军面对征服者放下了武器，而1634年，谢因督军的军队曾在此向波兰人投降。

1654年夏，莫斯科国暴发瘟疫。由于沙皇在前线打仗，尼康便着手负责处理国内事务，并成功说服皇后和宫廷离开都城，之后他自己也跑了。瘟疫很可怕，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死亡率达85%至97%。尽管如此，莫斯科军队还是在打胜仗，可见国家之强大。1655年，罗斯军队占领了白罗斯和立陶宛的几座主要城市：维尔纽斯、科夫诺、格罗德诺。阿列克谢因此就成了“全罗斯、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沙皇与大君”。1656年3月，摩尔达维亚督军艾蒂安恳求沙皇同意让他们归附于莫斯科国。6月，莫斯科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他对东正教摩尔达维亚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后者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附庸为止。

已在和波兰打仗的莫斯科又向土耳其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它又和瑞典爆发了冲突。克里斯蒂娜女王放弃王位，让位于自己的堂兄查理—古斯塔夫，后者加冕后，称为查理十世。受到莫斯科的攻击后，波兰似乎变成了瑞典人极易得手的猎物。现在正好是可以解决宿怨的大好时机。1655年7月，瑞典军队拥向波立联邦。9月，进攻者几乎夺下了整个国家，包括华沙和克拉科夫。在波兰历史中，这场和瑞典的战事被称为“大洪水”。

波兰的这两个劲敌相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发生在立陶宛，瑞典军队来到那儿时，莫斯科的部队已经在那儿了。立陶宛“大盖特曼”拉齐维乌由于抵挡不住，便选择投靠瑞典，与之签订协议，这样一来，立陶宛就成了瑞典的臣属。

“小罗斯”之结收得越来越紧。瑞典和莫斯科之间开始爆发战争。瑞典人按老习惯向普斯科夫方向进军。他们没有来到城门前，而是将伯朝拉修道院洗劫一空。特兰西瓦尼亚王公拉科齐和瑞典联手，也加入了混战。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想和莫斯科拗断，此时便和拉科齐开始谈判。查理十世、拉科齐与赫梅利尼茨基制订了一个划分波兰的计划：瑞典国王希望统治该国中部地区、波美拉尼亚和但泽，还有立窝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王公想要小罗斯、马索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国王的称号。拉齐维乌和哥萨克则同样获得了一些残羹碎屑。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抓时机的能力很强。他拥有勃兰登堡—普鲁士小公国，是波兰的附庸，却成功获得了独立，受到瑞典宗主国的庇护，后来又摆脱了庇护，毛遂自荐成了瑞典—莫斯科冲突的斡旋者。莫斯科拒绝了他的斡旋，但历史上 向莫斯科迁移“基辅知识界”是一个艰难的进程。刚开始的时候，知识的来源显得颇为可疑，受到了“拉丁化”的污染，拉丁语也被认为“充满邪恶”。科学似乎令人无法忍受。当开始艰难扫盲的时候，就有人声称存在一种可以区分文论、句子等各个部分的语法。斯拉夫语最初的语法可归功于1629年的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后者曾在基辅学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校长。尽管斯莫特里茨基的宗教信念不太牢固，后来放弃了东正教，改信合并教派，但俄罗斯一代又一代人都将使用这样的语法。

小罗斯的影响处处可见：神学领域自然不可少，那是科学中的科学，但也存在于文学领域，以及教育和道德领域。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教理书》不仅为信仰、十诫奠定了基础，也可以为教士在告解时所提的问题提供例证，并助其找到答案。《教理书》也对酒徒下了定义：“酩酊大醉之人于次日不会记得自己之前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怎么回的家，怎么睡的觉；而没有酩酊大醉的人，尽管身形摇晃，却什么都记得。”教士便基于这个定义，确定告解者罪的等级。

小罗斯还将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即“乌克兰巴洛克”风格传入了莫斯科。这种风格源于西方，经由波兰和小罗斯传入。莫斯科及该地区无数教堂均不按传统风格建造。建筑上的创新可以让人了解外国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因为莫斯科政府通常都会极其严格地监控现行规则的方方面面；当时的典范是建于伊凡三世时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规定“建造时不得凭空想象”。

在莫斯科，“基辅知识界”受到了激烈的抵制。不过，不是“进步主义者”和“反动派”之间的对峙。阿瓦库姆逐字逐句引用了小罗斯传道者扬·维申斯基的说法：“睿智的拉丁人，用你的信仰和你的智慧，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用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符合使徒教义的愚蠢，走我们自己的路。”历史学家、宣道者约阿希姆·加里亚托夫斯基写过几本反犹太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著作，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描述他的时候是这么下结论的：“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无知，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灌输了那些流行的信仰，学校没能将之根除掉（学校也确实没在这方面努力过），再加上极易轻信印刷出来的文字，对凡是属于东正教会的东西充满奴性，加之生性极端残忍，说凡是他觉得不对的，都要火烧、水淹、割喉，但他也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天分，就是能让自己的表述和谐圆满，语言明晰，讲话通俗易懂，而且这种鲜活性始终都表明他还是有些天分的……比起其他任何人，加里亚托夫斯基都可以说是他那个世纪南俄文学的代表。”

小罗斯人的出现激起了莫斯科的批评，因为他们为之骄傲的那种科学让当地的神职人员倍感羞辱；而且，不尊重传统也会削弱根基，偏爱拉丁语而非希腊语的倾向性似乎也玷污了宗教。不过，激烈的争论迫使莫斯科教会也开始产生了新的想法，想要对迄今为止所谓的不可触碰的真理进行讨论。1691年，彼得大帝在位之初，莫斯科大公会议宣布西梅翁·波洛茨基、他的弟子西尔韦斯特·梅德韦杰夫（因参与政治阴谋而被处死）、加里亚托夫斯基、彼得·莫吉拉，以及其他“基辅知识界”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反东正教。不过，十年后，在彼得大帝的提议下，小罗斯人又在创建于1686年的莫斯科教会学院中担任教师。这所学院讲授“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以基辅的方式来教学，大部分学员均来自小罗斯。最终，神职人员中最重要的职位都被小罗斯人把持。

照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的说法，莫斯科学院是“东正教会自身所需要的一座堡垒，他们认为自己终究会和宣扬另一种信仰的西方发生冲突；学院不仅仅是一所教学机构，也是一座可怕的宗教裁判所”。但尽管存在种种管制，教会学院的创建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使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准得到提升。再说一遍，这是小罗斯东岸并入莫斯科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列夫·古米廖夫认为莫斯科和乌克兰东正教传统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分裂运动，坚称小罗斯选择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俄罗斯内部，对乌克兰人没有丝毫歧视”。这话说得没错，但只针对乌克兰的某些人，并不涵盖作为莫斯科国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乌克兰人。和之前波兰的所作所为一样，莫斯科也在迁就小罗斯的领导层。如果说波兰人是想要通过宗教来收复被占领土上的精英阶层，那么罗斯人则倾向于选择向乌克兰人提供参与国家生活，进入管理层、军队、教会的可能性。

深入西南方并不是莫斯科扩张政策的唯一结果。这项政策也要求深入北方、西伯利亚。罗斯的征服者，以哥萨克阿塔曼为首的一小群“自由志愿兵”，占据了极其广袤的领土，那儿本就稀少的部落对火器可谓一无所知。土地广袤无垠，土著人抵抗微弱，物产丰饶（银、毛皮），让征服者垂涎不已。瓦西里·波亚尔科夫来到了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阿穆尔河。谢苗·杰日尼奥夫绕着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界跑了一大圈，发现了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通道，比白令（白令海峡后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了八十年。叶罗菲·哈巴洛夫占领了阿穆尔河与达乌利亚山脉交界处的土地。叶尼塞河督军阿塔纳斯·帕什科夫经由外贝加尔山脉，深入了阿穆尔河流域。阿瓦库姆在其《生平》中有许多文字都是写这个折磨他的帕什科夫的，此人除了拥有帝国建设者的才能之外，还是个生性残忍、铁石心肠之辈。

俄罗斯抵达阿穆尔河之后，便 我们知道，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应莫斯科的对头瑞典人的要求而写这本书的。不过，不管在什么时候，作者都没有试图取悦自己的资助者。他很少谈到莫斯科军队，瑞典人应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科托什辛要将这个国家写得精确而真实，因为他在那儿生活过，后来又逃走了。他对莫斯科之外的世界，如波兰、立窝尼亚、瑞典的了解使他得以用不偏不倚的角度来看待莫斯科的习俗。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不作归纳，以极其谨慎克制的手法表达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的观点。不过，他的描述并没有使他的结论显得不合理，他的结论是：莫斯科国管理不善，不仅在教育领域，甚至在习俗上来看，都落后于西方。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作者描述自己国家的状况时掺杂着震惊、恼怒和气愤，因为他知道还存在“他处”，存在另一种生活和另外的习俗。

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认为，莫斯科国恶的根源就是大公的专制权力。小职员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则认为，在于无知和缺乏教育。他讲到了波雅尔杜马的会议，“有些波雅尔，耷拉着眼皮子，从来不张嘴，因为沙皇选择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大家族，而许多人连读写都不会”。作者还哀叹“莫斯科国的女性不会读写……”科托什辛解释说，缺乏教育是因为莫斯科封闭自身，远离欧洲。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许多批评都成了彼得大帝改革时期撼动俄罗斯的转变的基础。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莫斯科国，正等着发生必要的变化，让自己继续存在下去。该书的俄语 历史学家对喜欢克里扎尼齐作品的读者是什么人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沙皇有这些作品（首先，波雅尔莫洛佐夫是这位斯拉夫人的庇护者），外交事务衙门也有；它还出现在瓦·戈利岑的图书馆内，戈利岑是索菲亚摄政时期罗斯外交事务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阿·布里克涅尔认为，克里扎尼齐是个“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没有讲道台的布道者”。帕维尔·米留科夫则认为，不管其传播和落地的程度如何，“对我们而言，克里扎尼齐的理念和观察都极具重要性，因为它们自觉地表达了许多人在思考和感受那个时代的罗斯时所产生的困惑之情”。这话说得没错，也到了其他人的认可，对那些人而言，这位克罗地亚游历者的“理念和观察”即便到20世纪末仍然是激烈的探讨对象。尤里·克里扎尼齐为斐洛泰“ 斐洛泰的说法之所以造成巨大影响力，是因为简洁：两个罗马倒下， 尤里·克里扎尼齐对“斯拉夫王国”的利益思前想后，于是制订计划，目标是将莫斯科国的整个生活都组织起来，也就是将斯拉夫人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罗斯生活在精神层面上具有优越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欧洲人“拥有人的至高无上的使命”；罗斯人则“生活在基督教的简朴中：罗斯人无论在哪种条件下休憩，睡在长凳上还是火炉旁，都会用衣服当被褥，用麦秸当床垫，他们都会拂晓即起，赶去干活，或为沙皇服务。外国人都是懒洋洋地躺到中午，窝在甜美的枕头上，盖着羽毛被，刚起床，就会跑去享用美味的点心”。

克里扎尼齐也察觉到了罗斯生活中的种种缺陷。他特别注意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这儿这么嗜酒，这是罗斯最让人反感和恐怖的地方，过失都来自小酒馆”。但他坚信这种情况一旦得到改善，莫斯科就会转变成斯拉夫人的强大的核心。

莫斯科国的体制是专制政权，照克里扎尼齐的说法，就是“完美的专制制度”，他觉得那是“最优秀的征服”。专制政权经过必不可少的改变之后，就能搬走罗斯发展道路上的唯一一个障碍物：无知，那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表现。一切灾祸的根源都在于糟糕的立法。专制沙皇可以强制实行改革，清除罗斯身上所有的不幸。“完美的专制制度”在克里扎尼齐看来是比波兰模板更为人性化的政府体系：“在罗斯，只有一个对臣民掌握生杀大权的主人。但在波兰人那里，这么多的主人，这么多的国王和暴君，这么多的波雅尔，这么多的法官和刽子手。”波兰的政府管理模式是最糟糕的体制：“如果周游世界，寻找最糟糕的政府，或者想特意发明一个最糟糕的管理模式，那只能在现今的波兰土地上才能找到。”克里扎尼齐要莫斯科提防的那些可怕的危险是：自由意志，“外国崇拜”，外国政体。

“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的预言者、《政治学》的作者猛烈抨击了“对人的凶残行为”，说暴政是“完美专制制度”的退化。对克里扎尼齐而言，“凶残”暴君的典范就是伊凡雷帝，他还指责后者“想要使自己成为瓦良格人、德意志人、罗马人，反正任何人都行，就是不要成为罗斯人和斯拉夫人”。从克里扎尼齐的计划来看，“完美的专制制度”就是自我节制：“沙皇公平公正地赋予各个阶层的人以适度、节制的自由，目的是始终可以对沙皇的官员严加管控，不至于让那些人心怀二意，将民众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完美的专制制度”不会残忍，有那么一丝“适度、节制的自由”，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比这更好的专制制度的定义了。

克里扎尼齐制定的外交政策想让罗斯将目光放到南方。他觉得丝毫没有必要向东向北，也就是向西伯利亚和中国推进，也认为不值得去争瓦良格人的大海（波罗的海）。他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攻占克里米亚，那儿可以提供美酒、面包、油、蜂蜜，自然还有打仗用的战马。《政治学》的作者建议和鞑靼人打仗的时候，可以寻求波兰人的援助；以后一旦拿下克里米亚，他的建议是将所有拒绝受洗的穆斯林全部驱逐出境。

来自外国的尤里·克里扎尼齐看出了莫斯科国及其居民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就像是透过放大镜在看。他发现缺乏一部皇位继承法，他觉得这样的法律必不可少；所以，未来很快就能验证他是有道理的。不过，克里扎尼齐作品中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细节，而是他的危险感知：对莫斯科而言，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选择不可避免。

尤里·克里扎尼齐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得到关注。观点大相径庭的人都能从他的文本中找到立论的依据：西方主义者说他要求改革，斯拉夫派说他颂扬专制主义。涉及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和西方的关系时，双方都会将目光转向《政治学》。

继承克里扎尼齐遗产的19世纪的两名历史学家观点截然不同，但都对他对俄罗斯政治思想的贡献及其所引起的反响给出了评定。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对他的洞察力颇为佩服：克里扎尼齐能辨识出德国对罗斯的威胁，以及“渴望模仿外国文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科斯托马罗夫写道：“大量外国人拥入俄罗斯，占据国家职务，从军，在学院里担任要职，当教师，从事手工业，在作坊、工场和供应商店里干活，但罗斯人却并没有变得聪明和富足。地主突然变成半个俄罗斯人，按照欧洲模式来管理家业，开始用德语和法语说话，还通过农民的劳作让外国人用俄罗斯的资本变得富有，可农民烟雾腾腾的木屋并没有得到改善，农民的理解力和知识水平也并没有变得丰富。俄罗斯的心灵并没有能力靠自己去相信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事务，因为在俄罗斯的外国人，或变成外国人的俄罗斯人，都是用外语写作，是写给外国人，而非俄罗斯人看的。”不过，尤里·克里扎尼齐要求对外国人采取如此严厉的限制措施，连科斯托马罗夫也承认他太极端，太荒谬。但“他胆战心惊到荒谬的那种恐惧还是有道理的”。

帕维尔·米留科夫也认为，克里扎尼齐在阿列克谢在位时期所提防的那些威胁是有可能成真的：欧洲文化的外在面向只是得到机械的重复使用，但没有丝毫的适应性；精美的食物，柔软的床铺，上层阶级优雅潇洒的游手好闲，屋宅、室内陈设、服装的奢华都已成为流行的现象；俄罗斯甚至还经历过“外国政府”，一个出身外国的女人登上了皇位。不过，这位历史学家也观察到，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并没有丧失，而是渐渐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且首先都是自动适应。俄罗斯集体所吸收的外国毒药的剂量并不致命，不会像克里扎尼齐所担心的那样。帕维尔·米留科夫的结论是，这点剂量正好可以“产生疫苗的效果”。

尤里·克里扎尼齐的第二个重要发现（连同民族主义理念一起）就是斯拉夫理念，这个理念从未在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过一些成功，而且也只是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斯拉夫理念，也就是“斯拉夫沙皇国”的概念，并未产生如克里扎尼齐预料中的反响，因为这一理念和帝国的理念相悖，故而受到了限制。莫斯科，“第三罗马”，不能仅靠斯拉夫人民来得到满足，而是应该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东正教帝国不应只限于斯拉夫人。此外，帝国不能完全隔绝外来的影响。多亏了尤里·克里扎尼齐的发现，“第三罗马”理念自相矛盾的特征不断地火上浇油，催生了各类讨论，包括后来有关俄罗斯帝国本质的那些难以调和的争论。

12 寄望于彼得

国王驾崩，通常就会因为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争论和内战。

——尤里·克里扎尼齐

1676年1月30日，阿列克谢沙皇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其在位时间为三十一年。从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开始算起，已过去了六十三年。动乱时代之后，国家重建，父子相继统治。国家重建采取的是以前的模式，国家迅速得到恢复，取得极大的进展。而民众却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压榨，地位每况愈下。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描绘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初两位沙皇在位时期的局势：“这个时期，衙门里的人权力很大，政府部门逐渐扩大，法律形同虚设，宗教伪善不堪，对劳动人民无耻地剥削和抢夺，各种骗术和背叛层出不穷，土匪和暴动持续不断。”这位历史学家发现，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并不充分的专制制度”，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都比较弱，所以波雅尔和神职人员都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这正是俄罗斯不幸的主要原因。

政府和生活的传统模式塑造了那个时代，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带来新观念和新习俗的外国的影响正越来越猛烈地叩击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阿列克谢沙皇优柔寡断，他喜欢让心腹近臣来拿主意，但近臣却又时时在变，所以他“毫无建树，甚至连站都站立不稳：他只是惴惴不安地躺在新与旧</a>的残垣断壁中，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丝毫理解不了，所以最多只能给自己选择一张最柔软的床而已”。

君主的首要担心就是怎样让继承人坐上皇位。留里克王朝合法继承人缺席是造成动乱时代的其中一个原因。阿列克谢沙皇则留下了太多继承人。他死的时候，留下了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以及第二次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情势之所以复杂，还因为这个家族分成了两个分支，按照每个皇后的出身来看，分别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纳雷什金家族。

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原因，就是第一次婚姻风风火火，也很健康，但儿子费奥多尔和伊凡却体弱多病。沙皇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生了一个结实的男孩子彼得，但米洛斯拉夫斯基氏族很强大，执意要将年仅十五岁的合法继承人费奥多尔放上皇位，可这皇储生了种难以治愈的病，连动一动都够呛。皇储的导师是西梅翁·波洛茨基，他教导自己的学生要热爱科学。费奥多尔的传记作者指出，“沙皇精通拉丁语和其他外语，还懂数学”，他“喜爱诗歌和音乐”。年轻沙皇所受的教育是新时代的标志。而从费奥多尔加冕起，波雅尔所争执的却是如何推进世俗传统。

传记作者总结道：“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位的六年时间悄无声息地在历史上流淌了过去。”国内的主要事件就是迫害纳雷什金家族的支持者。第一个牺牲品是阿列克谢在位最后几年的心腹大臣，波雅尔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

年轻的沙皇，或者毋宁说是他的谋臣出色地完成了阿列克谢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情。他们采取措施简化行政管理制度，扩大了省长的权力，还着手改革军队，考虑到对手在这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这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做出了回应。在军队改革方面，取消了门第授官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按照获任者家世的重要性，而非能力大小，来担任指挥官的职务。在阿列克谢在位时期，这项制度其实就已经消失了，但费奥多尔给它来了个彻底终结：他命令焚毁所有记录每个人出身和服务等第的门第册籍。分裂运动造成的动荡不仅没有平息的苗头，而且还在延烧，变得更不利、更狂热。分裂派自焚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殉道，以示对“偶像的崇拜”。1681年，大公会议接手，让世俗权力来负责和旧信徒的斗争。当局派出的军队最终平定了那些抛弃官方教会的骚乱。

费奥多尔在莫斯科创建了斯拉夫—希腊语—拉丁语学院，这是俄罗斯出现的第一所神学高等学院。学院只接收罗斯人和希腊人入学，后者要由牧首来证明其操持真正的东正教信仰。但当局也同时颁发敕令，禁止私教和在家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波兰语。此外，还正式禁止在家中收藏魔法、巫术、占卜等其他异端著作。

费奥多尔的传记作者指出：“年轻沙皇的首个政治理念就是夺回英格里亚（伊若拉人的土地）和利夫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纳尔瓦城。”我们并不认为年仅十五岁的费奥多尔会突然间将目光转向波罗的海沿岸。但很显然，面对罗斯这个长期以来的目标、久已有之的外交政策，大臣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更何况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机遇：占领纳尔瓦的瑞典正在和丹麦人打仗。只是，丹麦人既没有费力说服罗斯人加入进来打瑞典人，也没有作这样的承诺。费奥多尔最后向瑞典边境地区派遣了9000名步兵和骑兵，但很快就又将他们召了回来，因为乌克兰出现的情况需要他们调动所有的兵力来应对。

保护乌克兰右岸的土耳其准备攻占左岸。1668年，莫斯科军队在奇吉林惨败。而且，莫斯科和波兰的关系也始终时好时坏。不过，莫斯科向维也纳和巴黎派去使节，确保他们在战争中对战土耳其，还和波兰人展开谈判，这些外交活动开始结出了果实。1680年，莫斯科和波兰签订了新条约：波立联邦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两国开了二十三次会议，“用尽了各种诡计、陷阱和外交手段”，终于签订了停战十三年的协定。1681年，又签订了新的和约，但这次是和土耳其签订的二十年停战：莫斯科同意将除了基辅之外的乌克兰右岸让给土耳其。

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坦纳曾陪同波兰使节前往莫斯科，1689年，他在纽伦堡用拉丁语描述了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时期的都城。这名细致的外交官记录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的大量细节。他巨细靡遗地描述了隆重欢迎使节的场面，还有庄重的宫廷宴会，宴会上了两百道菜，但都是鱼：他们用鲟鱼和面粉为底料，做出大量的鸡、鸭、鹅、火鸡。坦纳提到教堂数不胜数（别人跟他说有一千七百座），教堂圆顶赋予城市以一种壮丽之美。但整个都城只有两条马路铺了枕木：沙皇离城的时候会走其中一条路，第二条路则通往外交事务衙门的宫殿。这名观察者写道：“其他路都铺了粗木棍，一到冬夏季，通行就不妙了。”不过，城里倒是有许多车夫，他们对自己这一行很熟悉，收费也很低廉。外交官发现罗斯的珠宝卖得还真不贵，这让他着实羡慕不已。

坦纳深入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和莫斯科人攀谈，看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指出，每条马路和每个十字路口的街角都有卖克瓦斯(kvas)。除了蜂蜜饮料和啤酒之外，罗斯人还生产苹果克瓦斯，味道还真不赖。这位波希米亚的来访者还说：“反正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它的味道。”他明确指出：“我有一次喝了这种克瓦斯就醉了，随后就高烧烧了十二天。”V. 别尔赫仔细研读了坦纳的文字，指责他的描述太自然主义：“他去了跳蚤交易所（一家巨大的露天理发店），人挤人（就像跳蚤一样）的澡堂子，就以为罗斯的居民就是这个模样。”这位历史学家廉耻心颇重，所以没有明说坦纳还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红色卡巴雷，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都会去那里，坦纳去那儿就是为了“享受美酒美女相伴”。

1682年4月27日，费奥多尔沙皇驾崩，虽然没人觉得吃惊，毕竟很早以来大家都觉得体质如此孱弱的沙皇迟早会死，但还是让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缺乏继位法所导致的局面很像伊凡雷帝驾崩后那些混乱的岁月。现在又得再一次在两名继承人当中选择：十六岁的伊凡，体弱多病，照当时人婉转的说法，“头脑受了损害”，还有彼得，身体健康，只是尚未年满十岁。

费奥多尔死的那天，牧首约阿希姆召集世俗和宗教显贵开会，建议他们立刻选出一个沙皇。大多数人支持彼得，但有一部分与会者始终都在捍卫更年长的伊凡的权利。克里姆林宫城墙前的广场上聚集着“莫斯科国的各色人等”，也就是说广场上挤满了社会各阶层的代表。1681年12月，他们被召至莫斯科参加缙绅会议，想要对征税的方式进行检查。研究17世纪的杰出专家谢尔盖·普拉东诺夫认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的是“碰巧在那儿的人”。至于遴选程序——人民呼吁选彼得——他觉得“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太仓促，也很可疑”。

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的因素——女性——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选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全罗斯、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沙皇与专制君主”这件事也就不会遇到什么抵制了。我们知道，阿列克谢死时留下了六个身体健康的年轻女儿。闺房生活使她们难以忍受。最年长的公主叶芙多基娅三十二岁，最小的费奥多西娅十九岁。最强势、野心也大、精力充沛的当数索菲娅，大约二十五岁。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母亲这一系的公主都对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成为她们的主人很是不爽。《俄罗斯公主的日常生活》一书的作者写道：“对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而言，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最可憎，理由很简单：她是继母。”费奥多尔死的那一年，她二十五岁。

在米哈伊尔沙皇的两个女儿的支持之下，闺房也介入到选择伊凡当沙皇的斗争中来。索菲娅领头搞阴谋诡计。射击军也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我们知道，16世纪后半叶，配备火枪的步兵，即射击军，已出现在了莫斯科的军队中。他们的武器射程很近，所以不太适合在战场上和敌人较量；于是，射击军主要用来保卫城市，所以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充当着警察的职能。在动乱时代，雅克·马格雷说有1万射击军。到17世纪末，至少有4万人。他们驻守在阿斯特拉罕、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其中过半数（2.2万人）都驻扎在莫斯科，用来保卫都城和沙皇的人身安全。这些士兵在射击军里终生服役，父传子，也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射击军事实上可以做生意，而不用缴纳各种费用，他们还可以种菜，当匠人，有自己的房子住。在莫斯科，他们就住在专门的区域内，即火枪兵区，只有在这个区才能从事卖啤酒、面包和燕麦的生意。

尤里·克里扎尼齐强调，有必要设立继位法，他指出，存在近卫军或其他禁军“制造国王”的危险。费奥多尔死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他的洞察力。当时的人众口一词地认为：索菲娅发起了政变的信号。她违背一切习俗，跟在费奥多尔的棺椁后面一直来到教堂，她撕心裂肺的悲伤神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祭礼结束后，她面向民众宣布：“我们的兄弟费奥多尔沙皇被敌人下了毒。我们的兄弟伊凡并没有被选上王位。我们只不过是些可怜的孤儿。请赐予我们生命，让我们去有基督徒国王的国家吧。”伊凡雷帝应会为他的这个相隔甚远的后裔感到骄傲。

照当时一个亲历者的说法，索菲娅的话给莫斯科民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射击军本来就和上校们不和，因为后者总是命令士兵给自己干这干那，于是听了索菲娅的这些话，士兵们就起来行动了。5月15日，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前，交了一份“敌人”名录，但不知该名录是由谁起草的。名录里有四十六个纳雷什金的支持者，还有一个据说毒死了沙皇的医生。尼古拉·卡拉姆津提到了这个时代的三个特征：领主们的专制，射击军的放肆，索菲娅的野心。

三天时间里，莫斯科的权力就落入了射击军的手中：他们杀死了射击军衙门大臣多尔戈鲁基亲王、娜塔莉娅皇后的兄弟、阿列克谢沙皇以前的主要谋臣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波雅尔们被从宫殿的台阶上扔下去，被他们的长矛扎个透心凉，再被斧枪大卸八块。没在克里姆林宫的人全都被从家里揪了出来。射击军可以说是烧杀掳掠。在索菲娅的传记中，伊万·扎别林是这么概括射击军的行为的：“闺房女眷用这种方式，逐渐地，一步一步地铲除异己，开辟了一条通往君主制权力的道路，将敌对者，也就是对自己危险的人或杀或撵。射击军干这事干得劲头十足，自然会得到奖赏。”

索菲娅赏给每个叛军十卢布；还下令将失宠的波雅尔的财产以极低的价格悉数贱卖给射击军，而射击军也获得了宫廷步兵的荣誉称号。他们所犯的罪行被称为“上帝至圣之母大宅内的杀戮”。

应射击军的要求，官员们重新审核“全国各阶层”的决定，让彼得坐上了皇位。杜马按照射击军的意愿聚在一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宣布莫斯科国将会有两个沙皇：伊凡因此成为“第一沙皇”，而彼得则被封为“第二沙皇”。鉴于君主们都还年幼，沙皇本人、皇后、牧首和波雅尔便恳求索菲娅担负摄政的重任。经再三恳求，索菲娅给自己弄了一个谦逊的称号：“大君、虔诚的公主和女公爵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在她之前，只有两个女性统治过罗斯国：基辅的奥尔加女王公，伊凡雷帝年幼时摄政的叶连娜·格林斯卡娅。彼得大帝之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的皇位都是由女性在主导。索菲娅的摄政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俄罗斯“女性”占据最高权力的时代。和皇帝当政相比，女皇帝当政总体而言既不好，也不坏。女沙皇的谋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点也对沙皇成立。

索菲娅摄政始于1682年5月16日，她在那一天任命了各部衙门大臣。瓦西里·戈利岑亲王成为枢密官，担任外交大臣。费奥多尔在位时期，瓦西里·戈利岑就对公主“大献殷勤”，在那个时代，他的教育程度可以说极高，而且他也大力支持西方文化。射击军衙门由伊万·霍万斯基亲王领衔，那些非固有的衙门，如现代军队衙门(Reitarski Prikaze)和火炮衙门（传统军队）都是由摄政的叔叔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负责。

射击军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但并没有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由来已久，主要是因为政府太弱，加之两个沙皇、一个摄政，一山难容二虎，皇位可谓不稳，所以这种情绪很容易就被鼓动起来。某些苏联历史学家试图将射击军的暴动看作阶级抗争，即人民反抗波雅尔和地主之类的压迫者。可是，事实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事实上，莫斯科还对1671年6月斯捷潘·拉辛被处死一事记忆犹新，整整两年时间里，拉辛率领哥萨克和农民军队与波雅尔作战。他的战果及其残忍无道的行径早已成为传说和歌曲的主题，但莫斯科的奴隶并没有听射击军的话，后者以解放他们为诱饵，想把他们拉进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在波雅尔的都城里，比射击军人数多两倍的奴隶都在等待主人的指示打击叛军。但他们没等到。”

高层的犹豫不决同样也体现在了对全国性的精神危机所持的态度上。教会分裂运动始终都在扰动人的心灵。历史学家指出，社会烦躁不安的气息极其浓烈：“在莫斯科，无论是有钱人的住宅，还是穷人的木屋，无论是马路上，还是公共广场上……都回响着讨论争执和判断推理之声，大家都想能有最好的信仰，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争论真正的信仰、古时的虔诚和如今的不虔诚，讨论怎么用手指来画十字，要说多少句哈利路亚，宗教仪式上要用多少磷，十字架要有多少分支，耶稣之名的确切翻译是什么……”西梅翁·波洛茨基，说儿童和成人都在谈论神学，甚至连林子里、集市上也都在争论，小酒馆里就更别提了。这位写诗颂扬索菲娅的费奥多尔的导师吃惊地观察到，就连女人也参与了讨论。

射击军新上任的统帅霍万斯基亲王同情旧礼仪，让这个局势变得更为火爆。射击军由于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于是又开始起事，说要捍卫旧信仰。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索菲娅同意让牧首和以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为首的旧信仰派举行辩论，地点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听众人数极多。在克里姆林宫争论未果之后，又延烧到了马路上。索菲娅决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她接见了射击军，赏之以金钱，待之以美酒，让他们保持中立，于是他们就对索菲娅说“旧信仰和我们没关系”，便各回各家。于是，摄政将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抓了起来，在红场上将之处死了事。

霍万斯基亲王本人也受到了新的人身威胁。照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看来，作为射击军衙门的统帅，他这人实在太倨傲无礼；军事独裁的危险迫在眉睫。霍万斯基亲王有个很不好的名声，大家都认为他这人很蠢，莫斯科人给他起了个诨名，叫作“傻瓜蛋儿”。但他有军权。于是，宫廷离开莫斯科，去了科洛缅斯科耶。射击军占领了克里姆林宫。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党人之乱》对伊万·霍万斯基、射击军和旧信仰派的行为作了合理的解读，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索菲娅请求贵族出面相助。霍万斯基便被派往科洛缅斯科耶，途中被抓，与他的儿子一起很快就被处死了。《彼得大帝的历史》一书的作者A. 布里克纳解释道：“必须迅速行动，不得犹犹豫豫，如有必要，道德规则可以不顾。”

在克里姆林宫筑壕固守的射击军没有指挥官，开始冷静下来；他们跑到索菲娅那里，要求获得大量补偿，去的时候还带了斧子和斩刑用的木砧。摄政下令处死了几个领头者，然后赦免叛军，但竖在红场上纪念第一次起事及其胜利的纪念柱还是被推倒了。杜马的办事员费奥多尔·夏克洛维特为人果决，颇受索菲娅的信任，于是被任命为射击军衙门的统帅。1682年11月6日，宫廷返回莫斯科。索菲娅的摄政由此开始。她的摄政持续了近七年。

科斯托马罗夫写到这个七年的时间段时说：“国内事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只有行政管理方面略有改动。”A. 布里克纳则说“索菲娅公主的摄政无足轻重”。不过，由于西方的影响在莫斯科越来越明显，改革的需求也就愈益迫切。改革者也有了，那就是枢密官瓦西里·戈利岑。他是个坚定的“西方主义者”，颇受摄政的青睐，所以完全可以实施必须的改革。

瓦西里·戈利岑亲王已做好实施改革的充分准备。他的图书室里收藏了大量拉丁文、波兰文和德文的著作，内容涉及治国术、神学、教会史、舞台艺术、兽医、地理、动物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他的藏书清单里还有《塞尔维亚人尤里手稿》，也就是尤里·克里扎尼齐的著作。戈利岑亲王实施过许多计划，我们从他和法籍波兰裔外交官内维尔的拉丁语交谈中了解到了这些计划；后者于1699年在海牙出版了自己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述。瓦西里·戈利岑的计划有：建立常规军，和外国人保持联系，信仰自由，用货币交易取代以物易物，甚至还有解放农民（但这事还要等上一百八十年之久）。枢密官还希望：向边境省移民，发展贸易，和西伯利亚之间设立交通线。内维尔对戈利岑亲王的计划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想让穷人变富，蛮子变人，窝棚变石头宫殿。帕维尔·米留科夫评论道：“瓦·戈利岑有七年时间可以支配，如果他和彼得一样是个行动派的话，那他本来可以走得和彼得的改革一样远。”两位改革者，也就是索菲娅的枢密官和未来的皇帝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是，彼得先行动，再反思，而戈利岑则是先思考，再行动。

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完全依赖于戈利岑亲王，因为他是外交大臣。在这个领域，他没有什么选择，必须行动。莫斯科与其传统对手瑞典的关系还算平稳。对一些问题也都在进行谈判，两国都不想闹僵。不过，莫斯科和另两个敌人仍然关系紧张，一个是波兰，它始终无法接受丧失小罗斯，还有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当然主要还是和苏丹的附庸克里米亚汗不愉快。

莫斯科面前有一个选择：联合波兰打鞑靼人，或联合土耳其人打波兰。尤里·克里扎尼齐在思考罗斯的外交政策时，试图证明同波兰及瑞典保持和平、同鞑靼人开战以期攻占克里米亚的必要性以及好处。瓦西里·戈利岑也持这个观点。这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有关。为了应对奥斯曼的扩张，17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过反土耳其的联盟，核心国就是罗马，积极参与进来的有威尼斯、波兰和奥地利。莫斯科在表态反对克里米亚之后，便重返该联盟。1683年，波兰国王扬·索比耶斯基在维也纳击败了土耳其人，阻止了他们向欧洲推进。1684年，威尼斯人对土耳其人采取军事行动，将他们逐出了希腊。1684年1月，罗斯在安德鲁索沃和波兰签订了临时和约，并开始谈判，以期达成“永久和平”。但波兰人最终还是拒绝让出基辅，见此情形，罗斯人也就不想派援兵打土耳其人了。

莫斯科阵营内也有反对波兰—罗斯协定的呼声。主要支持者就是小罗斯的盖特曼伊万·萨莫伊洛维奇。在他的协作之下，罗斯政府终于争取到让莫斯科来任命基辅都主教，以前都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来指派的。这件事花了很多努力，耗了很多钱。萨莫伊洛维奇担心莫斯科和华沙的联合会削弱罗斯在乌克兰的地位。盖特曼断言不能信任波兰人，而且对克里米亚的战事会打得很艰苦。在争论他为什么支持攻打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将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时，他的回答是：莫斯科目前没法解救他们，所以他们当土耳其人的俘虏要好过当天主教徒的俘虏。

对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发动进攻，与克里米亚开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反映了对罗斯使命存在自相矛盾的看法。两个世纪后，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家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主要著作《俄罗斯和欧洲：论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关系》中，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了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的论点，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写道：“伊斯兰教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为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服务，它可以保护前者不受拉丁人的压迫，还可以避免让后者被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吞噬。”

1927年，欧亚主义的吹鼓手，历史学家格·维尔纳茨基猛烈批评了瓦·戈利岑和波兰结盟、攻打克里米亚的决策：“莫斯科成了拉丁—合并教会联合体的小尾巴。”1992年，历史学家、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明确无误地说：索菲娅和瓦西里·戈利岑“听从了波兰耶稣会士的劝告，而不听经验丰富的统帅萨莫伊洛维奇的意见”。

1686年初，波兰外交官来到莫斯科。谈判进行了七周，枢密官戈利岑亲自参与，结果是罗斯和波兰签订了永久和平协定：莫斯科得到了基辅（花了十四万六千卢布），同意和苏丹及可汗的和约破裂。那时候的人很是赞赏与波兰的这个条约，他们认为那是罗斯外交上的伟大胜利。

由反土耳其联盟发起的对苏丹的战争让莫斯科陷入了一个棘手的两难处境。它不参与的话，就意味着土耳其打败波兰人，土耳其近卫军就会出现在基辅城门前；但如果波兰人胜利，实力增强的波立联邦就会对小罗斯提出要求，肯定会要求它把基辅还回去。不过，对莫斯科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之所以没法和鞑靼人联合，是因为克里米亚汗不愿意。

摄政索菲娅对和波兰达成“永久和平”这场外交上的胜利还是很看重的，她开始将自己看作“专制君主”，想给自己加冕。还有克里米亚没有攻克，列夫·古米廖夫说得很对，经验丰富的统帅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反对远征克里米亚；但这位欧亚主义历史学家没说的是，另一个经验丰富的统帅，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很久以来就在为罗斯皇室服务，而且还挺成功。

瓦西里·戈利岑要求戈登将军提供专业建议，写一份笔记，说出自己对有可能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事的看法。将军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的；他指出，一旦战败，就有可能削弱摄政的地位。他还详细讲解了军队的状况（指出军队缺乏纪律），列举了诸多好处：打仗可以解救数千名俘虏，让基督教不再受“邪恶、可憎的败类”的桎梏，可以一举雪洗百年耻辱。戈登将军还列出了诸多困难（若想打到佩列科普，就得在干旱贫瘠的大草原上行军好几天时间），但他认为最后肯定能打胜仗。

1686年夏，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狄奥尼西恳请沙皇和摄政不要开战，因为土耳其人会回头去打希腊的基督徒，但恳求无果。1687年，莫斯科军队向克里米亚进军，统帅是戈利岑亲王。他们在还没抵达佩列科普的时候，就已在撤退。1689年，戈利岑发动了第二次战役，最后同样以惨败收场。酷热、缺水、马匹缺少草料，尤其是指挥无能，导致莫斯科无法攻占克里米亚。

人们将打败仗的责任安在了萨莫伊洛维奇的身上，结果他的头衔盖特曼就被剥夺了。经戈利岑的推荐，马泽帕继之而起成为盖特曼。索菲娅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心上人，还给他寄了不少火辣辣的信，于是她向罗斯民众宣布督军戈利岑及其军队打了胜仗，要给所有人犒劳，其中也包括士兵。这种想在克里米亚战事上误导西欧的做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经由荷兰外交官凯勒男爵，荷兰报纸收到并刊登了由戈利岑亲自执笔的战事报告，对他指挥军队有方大加赞扬。而同时，常居莫斯科的瑞典人也在通知自己国家的政府，说克里米亚战争中罗斯已损失了4万到5万人。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撼动了索菲娅的地位。由于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恢复国内的秩序，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宫中势力颇大的拉丁—波兰派也在为此火上浇油。彼得同时代人，也是他亲戚的库拉金亲王提到了自己写的有关索菲娅摄政的回忆文字：“从装束打扮到房屋的建造，从装饰陈设和摆餐的技术，都得按照波兰的模样，是贵族式的、宫廷式的。”俄罗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波兰风尚能在宫中如此时兴。这个现象更是让上层和民众之间产生了断裂，从而加剧了紧张关系。不过，摄政接下来的衰落，主要原因还是她的弟弟彼得沙皇。1689年1月27日，彼得娶了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为妻。按照罗斯传统，有家室者就算已经成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