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斯科国_俄罗斯帝国史

一个国家在持续扩张，离开其熟悉的地缘政治区域之际，量变就会产生质变：这时候诞生的就不再是一个新的省份，而是一个帝国，它拥有自己特有的、普遍的意识。

——格奥尔基·费多托夫

盲人瓦西里二世急于让其长子登上王位，于是就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和儿子共同掌管国家；确实，大公还保留着自己所经受的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记忆。

父亲去世之后，伊凡三世便轻而易举地掌管起了公国。他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达四十三年之久，并遵循其祖父和父亲的政策。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瓦西里一世(1389—1425)、盲人瓦西里二世(1425—1462)和伊凡三世(1462—1505)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目标：强化自己的权力。不过，大公权力的增长需要扩张领土，将之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从许多方面来看，莫斯科君主的政策为莫斯科沙皇国以及继之而来的彼得堡帝国奠定了基础。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14世纪的莫斯科国受到了鞑靼桎梏的压迫，于是它在15世纪和16世纪一直在创建自身，扩张领土，发动惨烈的战争，让自己在西方、南方和东南方都能存活下去。”美国历史学家马克·赖耶夫并不认为在14世纪至15世纪，公国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国受到了威胁；他在描述莫斯科政策的特征时，运用了古罗马研究者使用的一个概念：“防御型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指的是永恒之城的扩张主义政策，先是在意大利扩张，随后走得越来越远。因为每片新获得的土地都会有邻居，而邻居就代表了威胁；至少，必须这样去相信，因为这些邻居会成为接下来征服的目标。

1 全罗斯的君主

从他统治臣民的权力来看，他轻易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君主的总和。

——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

赫伯斯坦伯爵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派驻莫斯科的使节，他写的《莫斯科纪事》一书成了外国人对这个突然出现于世界舞台前部的强大国家（至少西方是这么认为的）的 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和鞑靼时期之间有关联性，这点特别重要。俄罗斯同西方不和，对西方不满，通常都会缅怀金帐汗国，对亚洲充满同感和好感。俄罗斯出现危机，显得虚弱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会频繁出现。因此，19世纪上半叶的拿破仑入侵和1830年的波兰起义，都是缅怀鞑靼最为热切的时期。文学作品在说到鞑靼往昔的“美好岁月”时，都会显得多愁善感。1823年，广受欢迎的剧作家拉法埃尔·佐托夫写了一部剧，名为《伊凡三世的青年时代或帖木儿的入侵》，剧中，一个鞑靼家庭教师负责莫斯科年轻君主的教育。如今对“欧亚主义”的兴趣大增，这是列夫·古米廖夫对12世纪至15世纪“罗斯—鞑靼共生关系”所创立的理论，这个现象只能证明一个规则，那就是当时的年代也是个危机深重的年代。归根结底，对鞑靼“桎梏”和亚洲的态度映照出了俄罗斯这个国家。

喀山是伊凡三世的东方政治中心。它代表了力量分布的变化。三个汗国出现在了金帐汗国的废墟上。 冷酷无情的伊凡三世从不放过任何强化自己权力的方法，他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可继承的领地。他有四个兄弟，都是世袭王公。15世纪70年代末，他禁止臣民接受几个兄弟的司法管辖，拒绝和他们分享从诺夫哥罗德夺来的战利品，尽管他们也参与了战事。于是，他的几个兄弟决定“拉拢”波兰—立陶宛国王卡齐米日。伊凡三世做出了几个让步，但他不会忘记这样的羞辱。四兄弟开始横死。最先撒手人寰的两个是德米特罗夫的尤里和沃洛格达的安德烈。这样还剩下两个。1491年，伊凡将乌格里奇的安德烈“请入瓮中”（这是编年史家的说法），让他死在了监狱中。不久之后，最后一个兄弟沃洛科的鲍里斯也迎来了自己的死期。莫斯科大公将他们的财产都据为了己有。

在通往专制权力的道路上，还竖着一个障碍：教会。到目前为止，罗斯还没怎么体验过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冲突，类似于撼动西欧的那些冲突。罗斯教会需要莫斯科，那是保护东正教的壁垒。所以，教会都会支持莫斯科王公的政策。而后者也需要教会来合法化他们的政权。不过，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几起事件，改变了现状，导致教会和君主之间产生了龃龉。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莫斯科教会彻底独立；与此同时，教会也失去了外部的支援，不得不直面莫斯科君主。而大公这边则获得了迄今为止未曾获得过的权力，而且这个权力还在增长。

15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异端，教会和君主对此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对立的状态。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异端诞生于诺夫哥罗德，这点丝毫不令人惊讶。诺夫哥罗德与西方做贸易，接受新的思想，它犹如一扇门户，西方的欧洲宗教激荡的余响由此得以进入罗斯。这让我们想起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的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一事。

那个时候的人口中的异端是“犹太化者”，用苏联历史学家的委婉说法，异端就是“莫斯科—诺夫哥罗德人”，关于这些异端，我们所知甚少，所掌握的信息基本都来自其对手。照编年史家的说法，异端是被犹太人扎哈尔带至诺夫哥罗德的，他于1471年的时候出现在了这座城市里。称异端者的“犹太化教派”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版本的说法后来被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19世纪的作家相继保留下来：犹太人扎哈尔因此成为伊万·拉哲奇尼科夫的小说《异教徒》里的主人公，以及涅斯托尔·库克尔尼科的剧作《达尼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霍尔姆斯基王公》里的主人公。苏联的一位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扎哈里·斯卡拉·圭佐尔菲是住在塔曼的意大利王子，阴差阳错被当成了“罗斯”的犹太人。

历史学家对异端的了解极少，他们认为“在这个例子里，犹太因素并未起到特有的作用，仅局限于举办某些仪式而已”；或者认为那些人的“信仰（犹太化的人的信仰）并不属于犹太信仰”。犹太化异端出现的原因可以这样归纳：摒弃修道院生活和教会等级制；拒绝跪拜圣像；否认领圣体、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神性的神秘性。

异端先是秘密传播，异端分子仍然继续遵守所有东正教的仪轨。1480年，伊凡三世将两名司祭以“博学者”的名义召至诺夫哥罗德，认为两人为人和善，均属于“犹太化者”的行列。这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大天使长圣米迦勒教堂担任首席司祭的重要职务，积极宣扬自己的理念，在莫斯科聚集了无数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当中，有一个人很受大公的青睐，那就是费奥多尔·库里钦，大公让他担任罗斯外交事务首席大臣。费奥多尔·库里钦是个颇有才能的外交官，游历甚广，乐于接受新思想。很多人说《德古拉史》这本书就是他在匈牙利和摩尔达维亚担任使节的时候所作的。神职人员也同样支持异端。伊凡三世并未忽视“犹太化者”的论点，他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可以想象得出，对教会等级制和修道院财产的批评只会获得他的赞同。

1487年，异端正式在诺夫哥罗德冒出了头。编年史记</a>载好几名司祭喝了点酒，“就开始亵渎东正教信仰”。这件事传到了根纳季总主教的耳中，他便着手进行调查，并向异端宣战。1488年，根纳季好不容易顶住大公和都主教的压力，说服各地主教召开主教会议，谴责异端，对不愿改邪归正者处以流放之刑。

异端的传播只是在短时间内被中止了。根纳季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于1491年召开了新的主教会议：这次，教会最著名的“犹太化者”都被革除了教籍，关入了大牢。确实，根纳季没有动用死刑，但他已经听说最近在西班牙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于是他准备在诺夫哥罗德实施火刑。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异端的传播。依据东正教日历，1492年是世界末日，所以这项运动更是变得如火如荼：事实上，东正教日历将要终结世界存在的七千年时间（从创世日5508年算起）。当下的世界末日，对历史终结的期待，都激发了大家对占星术（“星辰法则的魔力”，这就是当时对星宿痴迷的写照）和预言的兴趣。除了特别实际的利益之外，精神的激荡也成了人们选择犹太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异端思想的头号敌人根纳季向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属于诺夫哥罗德主教辖区）院长沃洛茨克的约瑟夫(1439—1515)寻求帮助。沃洛茨克的约瑟夫通过布道呼吁世俗当局应毫不留情地镇压异端，但他和别洛焦尔斯克的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修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及其门徒形成了对垒，后者被称为“外伏尔加的智者”。向异端发起的战争成了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纷争之一，其间生发出了莫斯科君权的概念、如何对待异见以及普通思想的观点。古罗斯文献中唯一保有“大智者”称号的尼尔·索尔斯基对修道院的财产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物质财富正在腐化修士。尼尔·索尔斯基及其门徒宣扬贫穷，认为贫穷才是修道院生活重要的灵性准则。“蓄财者”和“非蓄财者”（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支持者则被称为“约瑟夫派”）之间的冲突也属于政治层面上的事情：大公的宫廷自然也被牵扯了进去。这场斗争最终的结局并不是由观念之争来决定的，而是由伊凡三世来决定的。我们发现，很长时间以来，大公都是欢迎“犹太化者”的：削弱修道院，减少其财产，已成为他的国策。伊凡的儿媳叶连娜自身对于他们也是抱有同情之感的；可是，叶连娜是守了寡，伊凡曾有一段时间让这个儿子和他共当君主。这个儿子死后，长孙德米特里成了正式继承人。伊凡再婚和索菲娅的儿子瓦西里的出生都使情势变得愈发复杂。修道院的农民都在想方设法逃离，敌视修道院的波雅尔支持前一个继承人。而且，索菲娅及其外国朝臣始终都不受欢迎。

1498年，伊凡三世做出选择，决定给长孙德米特里加冕，“使其身前和身后均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大公”。对异端来说，这就意味着不会再有迫害了。但索菲娅成功说服了丈夫；很快，叶连娜的支持者就开始失宠，一些人被处死，还有一些人不得不削发为僧。1502年，叶连娜和德米特里都被投入监狱，瓦西里成为王位继承人。伊凡三世宣布：“我难道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孙子</a>和孩子的命运吗？”这一转向很快就导致了政治上的后果：在1503年的主教会议上，大公放弃将修道院领地世俗化的政策；在1504年的主教会议上，异端都被革除教门，有的人甚至遭火刑处死，有的是在莫斯科遭受的火刑，其中就有费奥多尔·库里钦的亲兄弟，他就是那个时候死的，另一些人则在诺夫哥罗德受火刑。许多人都被关入大牢，或被送入修道院。

“犹太化者”的失败是大公决定推翻自己的政策所致的结果，他原本的政策是要将修道院的财产拿来俗用，以此来保</a>存及强化管控教会的权力（此后，对教会人士的任命都得由他说了算，朝廷各衙门，即Prikaze，对修道院主教辖区进行管理），这么做可谓相当大胆，而且激进，而如今推翻之后，也标志着“非蓄财者”的失败；相反，“约瑟夫派”所宣扬的观念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世纪的历史学家瓦·什马金写过一本论述都主教达尼伊尔的著作，达尼伊尔是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门徒，什马金是这么描述“蓄财者”的首领所占据的这个位子的：“罗斯的大部分博学之士、他的同代人都归附于他的麾下。他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罗斯庞大的知识界的代言人。他天分极高，能力出众，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朝着一个相当特殊的方向发展，他身上的本质特征就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晰、更彻底地反思时代缺陷。他所汇聚、统一起来的思想激发了罗斯大部分博学之士。”

19世纪末进行这番研究的瓦·什马金认为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就是“时代缺陷”的化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在罗斯意识形态的行程中所起的作用要远胜于此。20世纪中叶，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对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政治与神学理性主义”评价极高：“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政治路线的目的就是强化莫斯科专制权力，毋庸置疑具有进步作用，不管怎么说，与保守的人文主义、外伏尔加的长老及其神秘主义、抛弃尘世的邀请、想要创建独立于世俗权力的教会的愿望相比，其对国家统一这一新的现状做出了更好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哲学家又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约瑟夫派”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其本质目的就是要“创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捍卫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这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是一项积极的政策，对罗斯的伟大抱负做出了响应”。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当时名为伊凡·萨宁）出生于立陶宛，父亲是波雅尔，他是个相当出众的人物，其政治观念后来成为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基础；他无疑也将成为今后精神与灵魂导师灵感的来源。他的传记是这么写的：“他对冒犯从不原谅，无法忍受批评。在他的同代人中间，无论是否有理，像他那样不遗余力、矢志不渝捍卫自己地位的人极为罕见。在和敌人的论争中，从不讨好对方，也从不留情面。固执，执拗，精神力量极其强大，他懂得如何权衡利弊，每走一步都很精确，从而不可避免地达成自己的目标：让对手出局，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一劳永逸地打败他们，摧毁他们。”

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是在一本名为《启蒙者》的反对犹太化者异端的著作中提出了东正教神权政治这一概念的。异端是由他来指定的，他说立陶宛的米哈伊尔大公、“犹太人扎哈尔”来到诺夫哥罗德以后异端就出现了。在这件事上，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展现出他是个论辩高手。当时的罗斯很少有犹太人。不过，正如19世纪的作家伊万·拉哲奇尼科夫所指出的：“(……)在罗斯，尽管民众憎恨犹太人，但他们见缝就钻，到处插手干预，有经营呢绒的、拉大车的、演戏的、信异端的、当使节的，干什么的都有。”《启蒙者》出现之前二十五年，修士萨瓦抨击犹太人和异端的《使徒书信》就已在罗斯流传，这本书是写给德米特里·谢延的，而谢延正是伊凡三世派驻在意大利王子扎哈里·斯卡拉·圭佐尔菲身边的使节，圭佐尔菲在罗斯就被当作了犹太人。萨瓦的《使徒书信》完全借用自11世纪希拉里翁的《律法与圣宠誓词》里的内容，将虚假的信仰犹太教和真正的信仰东正教对立了起来。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将“犹太化者”视为异端，很快就将他们打入了与真信仰为敌的敌方阵营里。19世纪初，俄罗斯（图拉、沃罗涅日、坦波夫省）出现了“星期六分子”（soubbotniks；subbota意为星期六，因为异端想要让星期六成为“天主的日子”）异端，当局对此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强制服役，流放至西伯利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取笑这种迷途的行为”，激发民众对他们的“排斥”，并“将星期六分子当作犹太教的一派，将其视作真正的犹太人”。

《启蒙者》一书出现之时，和反对真信仰者的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场论战誓有不斗个你死我活绝不罢休的气势。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就是这么对待都主教佐希摩斯的，他对后者痛恨不已，送给他“恶狼”“为人不忠的犹大”“肮脏不堪的垃圾”以及各种各样动人的称号。如果说文如其人真是这么回事，那《启蒙者》作者的风格就暴露出他这个反对异端的鼓动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了。《启蒙者》并不关心神学上的细微差别，也无意于为信仰而争。作者不想去说服别人，他只想消灭异端，这么做自然就会导向对异端的镇压。相反，“约瑟夫派”的对手却试图让自己站在神学的地盘上；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还有修养。呼吁约瑟夫和异端斗争的诺夫哥罗德总主教根纳季，对常驻于诺夫哥罗德的克罗地亚的一名多明我会修士的建议言听计从，对天主教会使用的打击异端的方式了如指掌。对他和对约瑟夫一样，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何种方法。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教义和尼尔·索尔斯基以及“外伏尔加长老们”的观点相左，由此很好地揭示出了他的一些主要原则。这些主要在对待异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尼尔·索尔斯基的支持者建议用语言来说服异端，“约瑟夫派”则主张镇压。“蓄财者”和“非蓄财者”这两个阵营对修道院财产的态度也存在类似的歧义。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承认财产让修道院生活产生了腐化。但当尼尔·索尔斯基邀请修道士放弃此世的财产，精进自身灵性的时候，约瑟夫却认为增加修道院的财产有其必要性，而且建议用严格的纪律来打击道德败坏的行为。

个体自由的问题在“蓄财者”和“非蓄财者”的思想体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尼尔·索尔斯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捍卫个体自由，认为修士（和任何个体一样）都只应臣服于一个权威：那就是《圣经》。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则主张更为严格的等级制，要求下级绝对臣服于上级。寻求服从的人都会去他的修道院：“否弃个体的权利，不主张自身的意志，对修士的任何行为实施严厉的管控，对他们的道德品性会产生特殊的影响。纪律统摄一切，久而久之，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受过教育的修士，其个人特征也就逐渐被抹去了；他们渐渐地融入环境之中……就规则的性质而言，最想进入这座修道院的人对个体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自然没有特别的要求。”

自由的这些不同进路相当清晰地出现在了《圣经》的角色之中。对尼尔·索尔斯基而言，对《圣经》的“考察”，换言之，也就是批评性研究，乃是修士的主要义务。他们会花大量时间誊抄《圣经》，同时对其评估；遇到各种来源，他们会尽可能公正地进行综合，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尽可能符合理性和真理”。沃洛茨克的约瑟夫则相反，他摒弃所谓的“智慧”，认为《圣经》和所有的教会文本都差不多。他的一个门徒后来就说过这么一句相当明确的话：“观点是所有罪恶之母，观点是 罗斯落后的观点并不属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独有：他只是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而已。15世纪，游历者和外交使节、手工匠人和雇佣兵络绎来到莫斯科大公国，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莫斯科大公国“落后于”西方。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的居民自己也认可这种印象，只是他们对“落后”的解释是“差异”“不同”。这种情感从来就没从俄罗斯的意识中离开过。俄罗斯人依附于基督教世界（东正教分支），同时又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却又自立于外。必须在某些领域追赶西方，尤其是武器领域，经常被认为他们有意在模仿“拉丁人”，而拉丁人又是教会的敌人，是“真信仰”的敌人。相吸相斥，相爱相虐，这种矛盾的情感就是莫斯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这些情感又决定了世界对莫斯科的态度。莫斯科让人着迷，却又让人生畏。在伊凡三世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大量外国人充斥着罗斯的大街小巷。罗斯人给外国人划定了一个特别的区域：德意志区。

15世纪，欧洲脱离了中世纪。欧洲文明得到确立，与莫斯科文明相距甚远。外国人自然而然会将自己的所见和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产生震惊、畏惧、反感，使这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同样，他们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模板最好，外国的模板很糟糕。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伊凡三世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众生相的名著，从他开始，外国游历者都开始注意到大公（后来是沙皇）拥有的专制权力、顺服的民众以及残忍的习俗。这些观察的公正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但请别忘了15世纪和16世纪（而且和先前几个世纪一样）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与伊凡三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罗斯君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瓦西里三世同时代，也是个暴君，与封建领主不共戴天。瓦西里三世时期，西班牙由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统治：他们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正是强化专制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最后还有，伊凡三世的未婚妻来自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切萨雷·波吉亚就以残暴出名，他的所作所为绝无原则可言。

莫斯科国虽让外国游历者惊讶莫名，却并不比那个时代本身更残暴，西方的中央集权进程、逐渐肃清封建领主的做法和莫斯科吞并世袭公国的做法并无二致。莫斯科大公国有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对个体的摧毁，其表现形式就是君权神授。莫斯科君权的神圣本质，也就是教义（这才是重点）赋予了君主新的合法性。还在宣扬君主的“神”性之前，他就已经从父亲和祖父那儿继承了权力。从此以后，君主的至高权力就会不受任何尘世法律的束缚。“神授”之权将莫斯科君主的全体臣民都变成了绝对臣服于他的二等人。

Kholop（奴隶、奴才）这个词指的是依附于土地及地主的农民，或买来的奴隶。该词还有更宽泛的含义，指听话顺从的仆人。从15世纪末起，所有呈给大公及之后沙皇的陈情书一律都得署上：奴才……后面才写名字。所有人，甚至世袭领主以及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兄弟都得称自己是君主的“奴才”。如果君主的亲兄弟说自己是他的“奴才”，那别人就很容易认为这人是他的另一个臣民。

约·赫伊津哈在分析“中世纪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的西方生活）时，给出了三个主要因素：勇气，荣誉，爱。这样的个人品质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是无立足之地的。在服侍君王的时候是不得展现勇气的；在所有人都是君主“奴隶”的社会里，荣誉这样的概念就有了特殊的含义；至于12世纪普罗旺斯的宫廷抒情诗人发明的绮靡之爱，至于但丁、彼特拉克以及其他许多诗人所讴歌的热烈的肉体之爱，根本就不是罗斯生活的要素，直到16世纪，文学修士的笔下才出现了文学；我们知道，若是没有文学的推波助澜，爱就不会存在。

罗斯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忍耐，顺服，虔诚。它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也构成了和西方并不相似的那些刻板成见。《俄罗斯神学之路》一书的作者格·弗洛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思想史呈现出大量神秘的、难以令人理解的面向，特别是那漫长的、无止境的沉默。那么究竟该如何来阐释俄罗斯思想这晚熟而又缓慢的觉醒过程呢？”历史学家格·费多托夫和弗洛洛夫斯基一样，也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移民国外的，他对此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困惑：“在13世纪肮脏、贫穷的巴黎，经院哲学家吵得不可开交，而在富丽堂皇的基辅，圣堂里的马赛克光芒四射，却只有修士、编年史和圣徒言论集……”对外国人眼中俄罗斯“落后”的原因，或者俄罗斯人对其“独特性”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19世纪上半叶，彼·恰达耶夫说那是“知识界万马齐</a>喑”所致，因为西方人受到过罗马的教诲，基督教具有古希腊和拉丁的形式，其古典哲学思想和传统极为丰富，而俄罗斯人接受的是拜占庭的基督教，仪轨的华丽修辞常常掩盖了思想。哲学家斯·列维茨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9世纪西里尔与美多德创造的字母在这当中起了作用，将《圣经》和福音书翻译成教会语言（即教会斯拉夫语，为马其顿方言，源自古保加利亚）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俄罗斯人并不需要翻译，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颇为相近。在西方，《圣经》是希腊语译本，还有拉丁语译本，修士和古罗斯的博学之士不同，必须掌握维吉尔所用的语言。

古罗斯文学最优秀的专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没有去探讨其中的成因，而是研究起了罗斯文化的特性。他先从一个颇有争议的论断开始：罗斯文学或许“比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都要古老”，因为它“起初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然后他又说：“……古罗斯文学影响不大，声音微弱。既没有出现莎士比亚，也没有出现但丁。他们是在合唱，很少会有，或根本就没有独唱，合唱君临一切”；“相比现代作家的独创性，古罗斯文学和民间文学更接近”；“罗斯文学不是作家文学：它就像是大众的创造，是超越个体的艺术”。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总结道：“古罗斯作家不是各自构造楼房的建筑师。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建造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所说的“超越个体”可以称之为“集体性”，这种集体性赋予了古罗斯文化整体的特性，甚至出现在最为璀璨的表现形式上：建筑和圣像画。

东正教在此种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塑造了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及其行为方式。行为和精神的塑造过程当中也不能不考虑物质因素：旧土地用罄，需时常迁移至新的领土的农业模式——这种行为同样也是为了逃离危险。之所以对故土缺乏依恋，是因为每五到十年，莫斯科的森林就会发生火灾；有编年史家惊讶地发现钱袋子伊凡统治时期，十五年时间共发生了四次大火灾，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大公国的都城也这样经常被烧为灰烬。每次，城市都还是用木头重建；尽管木头这种材料最容易获得，但用石头建城就不会沦为灰烬，只是莫斯科人不常用这种材料。

莫斯科君主的专制权力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基本要素。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公法专家经研究，认为这种状况起源于15世纪左右。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斐洛泰及其门徒和继承者则从遥远的过去寻找解释，因为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二世继承了拜占庭的传统，其专制君主的谱系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脉相承。19世纪的研究者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其发展进程受到了东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有些人强调蒙古桎梏的作用，导致大家需要一个强势君主来保护民众；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模式对莫斯科君主造成了冲击。《莫斯科君权》(1889)一书的作者米·加科诺夫至今仍然是该主题最好的研究者，他写道：“莫斯科版本中最易出现绝对君主温床的正是没时间考虑任何权利和自由的灰蒙蒙的民众，他们整天最担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和面对强权时如何自保。这种绝对主义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如果不是伊凡三世时期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到来，它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沙皇的专制体制中找到其最终的表现形式。”苏联历史学家认为阶级斗争法则和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使中央集权国家和强权最终得以形成。

伊凡三世很清楚专制权力的必要性（他的孙子伊凡雷帝对此也进行过大量思考），认为这才是国家秩序的保障。伊凡三世在写给嫁给立陶宛大公的女儿的一封信中是这么解释的：“立陶宛君主林立的时期国家一片混乱；你也知道我父亲统治时期我们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动荡，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兄弟之间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你应该对这些事情还有记忆。”伊凡三世对女儿说的是他父亲瓦西里二世的“大混乱时期”，那时候叔伯子侄常年互相攻伐；他也提到了自己和几个兄弟的战斗。莫斯科大公还讲到他的女婿，也就是在立陶宛和波兰都当上国王的亚历山大所遭遇的困难。伊凡三世对女儿讲了自己的看法，因为1503年，他女儿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支持自己的丈夫，对父亲背信弃义的政策大张挞伐。

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就在为夺取东欧霸权而征战不休，而它们完全相反的政治结构就成了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联盟之间战争无止境的源头。同时，两国的命运也能让人清晰地了解专制体制和共和君主制之间的优劣。

伊凡三世和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征伐不断，最终将全罗斯所有有人烟的土地都吞并到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域内。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大罗斯人”一词的定义出现了问题，引发了对“大罗斯”国形成的确切时间及其种族构成的争论，而且争论从未停止过。19世纪基本属于理论范畴的国族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国族问题又具有了强烈而且现实的政治意义。

基辅罗斯斯拉夫人的起源并没有引发争论，尽管留里克王朝的国家创建者诺曼人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始终众说纷纭。莫斯科罗斯的种族构成却引发了极其激烈的论争。

尤里·多尔戈鲁基和他的儿子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向东北方迁移，在已有人定居的土地上殖民。后来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诸公国当时都被芬兰的部族占据：梅里亚人、威瑟人、穆罗米亚人等。他们都被新来者同化，皈依了基督教，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米·伯克洛夫斯基不关注国族问题，认为“大罗斯人”是种族大杂烩，芬兰人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都是斯拉夫人。伯克洛夫斯基此处指的是12世纪殖民进程 希腊人马克西摩斯的作用难以估量。与之同时代的人都相信，是他 全俄沙皇与其不忠的臣属之间的通信已完全超越了反目成仇的老友之间私下争论的范畴。尼·科斯托马罗夫提出过伊凡雷帝回复库尔布斯基指控的目的何在。《恐怖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形象》一文的作者对此很惊讶：难道沙皇真的是想说服库尔布斯基，让他承认沙皇什么都说得对，失宠者和遭迫害的人都是有罪的？20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研究过不同的信件抄本，他的结论是，沙皇的信件并未全都涉及变节的亲王。第一封信的标题是：“全罗斯王国沙皇御信，关于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及其违背誓言的同伙之变节问题”。那些“同伙”姓甚名谁都是众所周知的；都是逃离莫斯科和沙皇迫害的移民。一个政治移民群体由此在立陶宛形成。“很长时间以来，反对派第一次有可能公开表达自己的诉求，主张自己的要求，与官方观点唱对台戏。”

研究沙皇特辖制的专家谢·维谢罗夫斯基指出的库尔布斯基和沙皇之间的通信原本保存在好几个地方，有好几份抄本，后来才到了我们手上，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信件是“沙皇和叛徒之间的一场战斗，互相抨击，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其针对的都是广大的公众，首先就是波兰—立陶宛国的舆论”。在莫斯科国范围之内，读这些信件的都是“学识圈”里的人，也就是修道院，而库尔布斯基始终都是“非蓄财者”的支持者，故与修道院关系甚密。

10 沙皇特辖制

（沙皇）让他的大地……和整个国土上的城市风雨飘摇，他一斧子就将后者一分为二。

——《编年通鉴》，1617年

这撒旦的大军，聚于你的麾下，致基督徒损失惨重。

——都主教菲利普致伊凡，1568年

1565年2月，沙皇下了一道敕令，将莫斯科国“一斧子”一分为二，正如1617年的《编年通鉴》所言。最大的那部分名为zemchtchina（“土地”“国家”），保留了以前的管理模式；另一部分就是opritchnina（“保留地”），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沙皇手中。俄语“opritch”首先指交还寡妇的部分财产，新造词opritchnina（沙皇特辖制）和opritchinik（特辖军团之服役贵族）成为残酷无情、不受限制的权力的同义词之后，该词便在俄语中牢牢扎下了根。

沙皇特辖制是伊凡雷帝的惊天发明，让沙皇的同时代人以及后人始料未及。分割国家的这道敕令生效了七年半，但沙皇特辖制却成为伊凡四世统治的象征，导致后人对这项制度的手段和目的、君主这道敕令的意义及其后果众说纷纭。

从16世纪开始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事实大家都已知道。官方纪事已作记载，各种亲历者的证言也为我们留下了各类文本；编年史给出了粗线条，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给出了细节，描述了参与者、受害者和刽子手的种种行为。大部分亲历证言均为外国人所写，他们同沙皇和莫斯科有账要算，从而使彼此的关系产生了特殊的转向。德国人海因里希·施塔登在特辖制时期是个富有的服役贵族，后者遭到取缔之后，他就失去了自己所享有的那片领地；立窝尼亚的冒险家约翰·陶伯和赫勒特·克鲁兹起初给伊凡雷帝从事外交任务，后背叛沙皇，逃往立陶宛。立窝尼亚战争期间在波兰军队服役的德国人阿尔伯特·什里希廷又在莫斯科成了阶下囚。这么多外国亲历者中间，就他一人懂俄语，所以他就被一个比利时人聘为翻译，成为沙皇的私人医生。1570年，什里希廷逃往波兰，在那儿写下了不少有关沙皇特辖制的小册子。他的记述给梵蒂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教宗庇护五世放弃了他提出的想要和伊凡商谈实行教会联盟的计划。在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休·F. 格雷厄姆看来，什里希廷开创了“反俄罗斯写作”的漫长历史；但一位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则认为，这个德国人的文本“尽管充斥着错误，很不确切，有些离谱的说法实在是异想天开，却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因为利夫兰佞臣陶伯和克鲁兹信中那些可憎的谎言、恶意的诽谤，在这儿都是阙如的”。

编年史详细阐述了事件的发展过程。1564年12月3日，数百架运载君主的珍宝、教会珍贵圣物（圣像、带耶稣像的十字架）的雪橇离开莫斯科，随行的还有沙皇、皇后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卡巴尔达人，安娜斯塔西娅去世后，伊凡就娶了她），以及王储和廷臣的家眷、妇孺。在都城城郊游荡了一段时间之后，沙皇停在了亚历山德罗夫城。仅仅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565年的1月3日，伊凡给莫斯科的都主教阿纳斯塔西以及城内的政府写了一封信，列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描述了波雅尔和督军，以及各级衙门官员的叛变行为”。

也就一个月的时间，莫斯科既不知道，也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莫斯科的君主哪怕离开一小段时间，通常都会任命某人来管理国家。伊凡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没指派任何人，使城市失去了政府的管理。惊惶未定的莫斯科人都还留有回忆，记得沙皇童年和年轻的时候那些血腥的战斗，生怕底层民众发生骚乱，波雅尔独断专行。沙皇给波雅尔和都主教写了那封信的同时，也给商人以及“莫斯科城全体基督徒”写了另一封信。于是，由都主教率领，由教士、波雅尔和“莫斯科各色人等”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亚历山德罗夫城，以期请回沙皇，使之重回御座。

代表团应该知道沙皇对他们的控诉，这控诉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用现代术语来说的话，控诉针对的是国家结构，所有“军职人员”，领头的是波雅尔，排末座的是神职人员。沙皇指责他们犯了罄竹难书的罪恶，从抢劫国库到外交政策上背叛国家利益，什么都有。伊凡说让他回莫斯科可以，但有个条件，那就是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得允许他拥有无限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神职人员会丧失为失宠者说项的传统权利，波雅尔会失去君主秉公执法这一极其古老的保障。与此同时，沙皇还要求创建一支他私人的“后备部队”，换言之，就是另一个朝廷，就是为了和之前的那个朝廷划清界限，而伊凡就是要与之作斗争。由沙皇独占“保留地”的领土必须可以设立新朝廷和军队。一旦这些条件未得满足，伊凡就威胁放弃皇位。

沙皇提出的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了一致同意，从2月起，大获全胜的伊凡四世便返回了莫斯科。谁都知道这个强行夺权的行为很早就已酝酿成熟，现在终于成功了。伊凡三世的这个孙子也终于实现了一个乌托邦：从此以后，他便拥有了斐洛泰和伊万·佩列斯韦托夫所宣扬的绝对无限的权力。罗斯闻所未闻的不受任何束缚的专制权力体制终于得以建立起来。

陶伯和克鲁兹发现沙皇在消失两个月之后返回时，几乎变得换了一个人：头上没了头发，胡须也剃了个精光。有些历史学家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深信君权神授的沙皇内心深受折磨，无法想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退位。其他的一些解释也说得通。库尔布斯基在写给沙皇的信中时常指责他懦弱，说他时刻准备着“当缩头乌龟”，所以他有可能担心自己强行夺权会失败。

伊凡下令建造了特辖行政区（就在克里姆林宫对面），身边又围了一圈由他精挑细选而来的新的大臣，还有服役贵族“撒旦的大军”，之后，他就开始着手实施起了自己的计划。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这次强行夺权究竟是为了对付谁？答案立刻就出现了，针对的是那些想要限制沙皇权力的人，但这个答案并不充分，因为说得太笼统，而且还引发了其他问题。尼·卡拉姆津的观点是，特辖制并不具有国家层面的目的，只不过彰显了伊凡雷帝的个人品性，他的这个观点自成一派。19世纪中叶，康斯坦丁·卡维林为沙皇特辖制正名，说“这个制度被其同时代的人诟病，后人也不理解”。作为“历史—法律学派”的代表，卡维林认为俄罗斯历史从“世袭模式”平静演变到了“国家模式”，于是便构建了一个理论，后来这个理论经历了一些反驳和修改之后，被大量历史学家采纳：“沙皇特辖制是第一次创建服役贵族的尝试，以此来取代建立于血统之上的古老的世袭贵族，个人素质被纳入了管理国家的考量之中。”与这位历史学家同时代的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只不过更具文学性：“……沙皇拼命地祈祷。他请求上帝将和平赐予神圣的罗斯，恳求天主让他去打击叛变者和桀骜不驯的人，向他赐福，好让他拼得一身汗水，也要把这任务好好完成：使强者和弱者相平等，这样，俄罗斯就没有谁会比谁高等，人人得以生而平等，而他一人来掌控这一切，就好比一棵橡树傲然挺立于荒原之上。”托尔斯泰伯爵和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卡维林对这一进程的观点一致，但对其价值却有不同的看法。对卡维林而言，沙皇特辖制乃是国家事务，是进步主义的；对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而言，这是一场平等主义的革命，根本没有机会完成。作家断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颗穗子不可能长得一模一样，险峻的大山也不可能和丘陵同高，大地不可能没有波雅尔”。历史学家和作家都认为沙皇特辖制只有一种结局：反对波雅尔及其权力的斗争也会限制沙皇的权力。

资料稀缺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洞察伊凡雷帝时期的秘密。他们只能基于当时的人和官方编年史家留下的一些证词来假设。谢尔盖·普拉东诺夫(1860—1933)是16世纪至17世纪历史研究最杰出的专家，他认为君主所拥有的几乎所有领土，至少是最核心的领土，都被囊括在了特辖区内，而波雅尔由于被剥夺了领地，权势遭到削弱。谢·维谢罗夫斯基(1876—1952)对特辖制历史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反驳了“谢·费·普拉东诺夫太过复杂费解的概念”：对特辖区的领土经过研究之后，只能认为特辖区并不是用来反对上层贵族的，它只是对人身进行压制，丝毫未曾与旧制度割席。历史学家卢斯兰·斯克雷尼科夫出版过大量有关16世纪至17世纪历史的著作（我们知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凡雷帝的传记），他发现了一条新的资料来源：从喀山地区的税务登记（地籍）可以看出，有许多被流放至此的人都是特辖制的受害者。卢斯兰·斯克雷尼科夫认为自己“终于洞察了特辖制的谜团”。从大约一百八十个人（连同其家人）的地籍簿来看，那些人都被流放到了喀山。近三分之二的流放者都享有王侯的称号。斯克雷尼科夫的结论是，对罗斯贵族制之最具苏兹达尔特色的贵族阶层打压极狠，因为这些贵族“将王座围得滴水不漏”，将君主当作了人质。特辖制的实践目的就是驱逐地主，将土地出让给君王，以此来“消灭王侯的领地。这堪称灾难，今后就算进行赦免，或将部分世袭土地归还给失宠的王侯，都无法抹除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俄罗斯历史上这一主要时期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于不禁怀疑起是否真有可能了解这段往事。每个历史学家都在伊凡时期和沙皇的形象中发现了自己想发现的东西，发现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自己所处时代所允许其辨察的东西。历史目的论的持有者从伊凡雷帝的行为中隐约察觉到了计划、战略、目标。而那些不相信“历史法则”的人则从中看出了沙皇的秉性，认为那是疯癫的征兆。

逮捕、流放、拷打、处死是无数审判的结果，无情、专断的镇压对社会造成了严厉的打击。著名口号“没有谁是不可代替的”也可以在特辖制时期发明出来，库尔布斯基称那段时期犹如燃起了“狂暴的熊熊火焰”。在无数合理化伊凡政策的理论当中，和现实最贴近的似乎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理论。16世纪60年代，伊凡雷帝碰到了一个矛盾点，必须加以解决，那就是：莫斯科国是专制君主制，拥有贵族领导机构（波雅尔）。沙皇本想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但他还是选择了特辖制。

尽管伊凡无法适应波雅尔，但他也没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们。特辖制是一种生存的尝试，不是和波雅尔同甘共苦，而是平行存在：既然非特辖区存在波雅尔杜马，那特辖制当中也就应该有一个波雅尔杜马；在君主的克里姆林宫附近，也造了另一座宫殿。想象力天马行空的伊凡还为服役贵族发明了令人生畏的制服：他们一身着黑，坐骑也是乌黑锃亮，马鞍上挂着狗尾和狗头。这形象令人想起了从地心深处跑出来的奇形怪状的生物。但在“撒旦大军”里，起重要作用的还是波雅尔：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属于波雅尔最古老的家族普列奇切耶夫家族以及阿纳斯塔西·维亚泽姆斯基家族长子一系。至于马留塔·斯库拉托夫，伊凡那些勾当都是让他来干的，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平头百姓”。

库尔布斯基在一封信中向伊凡指出，有一天，沙皇去沃洛茨克的约瑟夫的支持者瓦西安·托波尔科夫的修道院拜访他，问他如何更好地统治国家，如何让领主听话。修士是这么回答的：“不要在自己身边保留比自己聪明的臣子。”伊凡没有对库尔布斯基的这个说法做出回应，但不能排除瓦西安的建议对他选择特辖区大臣的时候起到了作用。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结论是：“［沙皇］怀疑全体波雅尔都叛变了他，于是就向这些嫌疑犯发起攻击，把他们一个接一个打趴下，但仍然让这个阶层来管理非特辖区；由于没法打破这个自己并不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他便着手将那些自己有所怀疑或憎恨的人一个一个消灭殆尽……这样一来，特辖制就变得毫无逻辑可言：特辖制从冲突中诞生，冲突的原因是体制，而非个人，而特辖制又是被用来针对个人，而非体制的。”

对卢·斯克雷尼科夫而言，要解决“特辖制谜团”很简单：其目的是消灭苏兹达尔四大王公家族（舒伊斯基家族，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和斯塔罗杜布的王公家族），这些家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力。不过，在镇压的规模方面，“谜团”仍然存在，其规模大大超过了上述的“四大家族组合”，对莫斯科国的破坏也要比鞑靼入侵厉害得多。

1565年实施第一批死刑之后，形式稍缓，1567年又被新一波的“大恐怖”时期打破，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波雅尔怨言载道，出现了各色煽动性的话语，传到了沙皇的耳朵里，他就担心有人在密谋夺取他的王位，自己甚至还有性命之虞。立陶宛人派来信使，承诺支持莫斯科的波雅尔，这一次，他们准备对沙皇采取行动。沙皇截获了信件，毫不掩饰地要求清算波雅尔，他直接要求波雅尔解释清楚，还假装接受向他提出的建议，就是希望了解阴谋的种种细节，尽管这样的阴谋并不存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没找到任何谋反的证据，只有海·施塔登和阿·什里希廷提到过这事，也只有他们留下了文字；但要注意，他们的信息都来自特辖区的圈子。伊凡雷帝要求把正在写的编年史呈递给他，但后来又不把编年史还回去，他这么做也就等于终结了许多世纪以前就诞生的一项传统。有关特辖制的档案资料都消失不见了。历史学家设法从亡者名单中找出蛛丝马迹，所谓的亡者名单是伊凡雷帝生命末期弄的一份名单，按人名顺序排序。

由于缺乏文献，所以就很难确定煽动性传言止于何处，阴谋始于何处！伊凡雷帝毫不怀疑危险的现实性。1556年，他下令在沃洛格达陡峭的河岸边建造一座“石头城”，想要将都城迁移至此。新都城四周都是难以穿行的森林，经由德维纳河与苏霍纳河与白海相连，与莫斯科相比，新都城存在众多优势。我们还记得，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公梦想离开基辅，前往佩列亚斯拉夫尔；他的后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完成了这个梦想，来到了森林密布的莫斯科地区。彼得大帝则实施了伊凡的计划：他在向北进发的时候，沃洛格达差不多就在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半道上。

伊凡雷帝时常会躲到沃洛格达去，在那里待了总共有三年五个月。但1567年，他在特辖区宫殿召见了英国使节安东·詹金森，让他将一封密件呈递伊丽莎白女王，他在信中提出让两国结盟，且要求他和家人来英国避难。伊凡以外交语言提出了这个请求：两位君主必须“秘密”确保互相避难一事。但伊丽莎白一世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哪儿避难。

三年时间里，死刑一个接一个，有时会有审判，有时没有。都主教菲利普设法为受迫害者求情，于是在沙皇在场的情况下，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内宣道，认为有必要废除特辖制。据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家所写，伊凡勃然大怒，说了很可怕的话：“我对您向来轻声细语，但现在我要对您咆哮不止！”第一个打击针对的是波雅尔杜马：最老资格的成员，王室总管伊万·切里亚金—费奥多罗夫被处死，其他老资格的贵族家族成员也是如此下场。都主教菲利普遭到谴责，但群龙无首的杜马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都主教本人则被关在了修道院内，后遭杀害。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事件是那个时代很大的一场政治审判，跨度涵盖了“大恐怖”的三年时间。伊万·切里亚金—费奥多罗夫死后，伊凡就开始攻击斯塔里茨基家族：沙皇的舅母尤芙罗西尼娅，也就是弗拉基米尔的母亲，被下毒致死，随后就轮到了弗拉基米尔本人，他喝的是一杯掺了毒药的葡萄酒。

在处死“密谋者”的同时，还杀害了那些人的父母和仆人。当伊凡发现搞“阴谋”的人北上去了诺夫哥罗德，便于1570年1月率领服役贵族组成的军队向这座贸易大都市进发，就像对待敌人的城市一般。诺夫哥罗德遭到无情的洗劫、焚毁，满目疮痍；不过，沙皇放了民众一马：据说他是害怕圣愚的报复才作罢。他指控诺夫哥罗德人支持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与立陶宛密谋造反。服役贵族返回莫斯科的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后，都城又召开了一场新的审判大会：最高等级的几个衙门都遭了阴谋谋反的指控，隶属于杜马的神职人员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六个衙门的负责人。其中就有伊万·维斯科瓦代，他1549年起就在负责制定莫斯科外交政策，破天荒第一遭，还给他安排了一栋宅院办公，也就是外交事务衙门。1561年，伊万·维斯科瓦代当上了掌玺大臣。他出身卑微，由于人聪明，再加上能力出众，故而仕途辉煌。当时的人说沙皇对这位老外交官钟爱有加。但当后者反对特辖制的恐怖行径时，也就和其他一百二十个“谋反分子”一同被处死了。

恐怖有其自身的逻辑：敌人会越来越多。王侯家族之后，就轮到了莫斯科无封号的贵族，之后就轮到教会了；随后，就着手洗劫诺夫哥罗德，消灭顶层的行政管理层。每一次处刑都会出现新的人名，之后又牵出新的人处死。在16世纪70年代后半段，沙皇特辖制的发起人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阿塔纳斯·维亚泽姆斯基及其他近臣都成了靶子。伊凡的宠臣费奥多尔·巴斯马诺夫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割了喉，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对沙皇的感情。在特辖制的最高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个遭到赦免的人，后死于发配至别洛奥泽罗的途中。马留塔·斯库拉托夫和瓦西里·格里亚兹诺伊都是沙皇忠心耿耿的奴仆，从来都不敢顶撞之，处死这么多官员之后，他们就占据了空缺出来的职位。

对罗斯社会最上层的屠杀不可能对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影响：农民向更平静的地区迁移，贸易不再，国家凋敝。消灭疑为叛变的特辖制首领的做法，使沙皇心中对该体制的功用产生了怀疑，毕竟创建这个体制就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可他又从未信任过这个体制。1571年，他的第二任妻子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去世，沙皇按照“选未婚妻”的传统（近2000名候选佳丽被送往亚历山德罗夫城），挑选了玛尔法·索巴基娜为其妻子。婚后十五日，玛尔法即身故。这次，已不可能再怀疑别人：在亚历山德罗夫城这座特辖区的都城，只有沙皇身边的人才能毒死他的妻子，非特辖区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在未经特殊授权的情况下进入。服役贵族军队那时共计6000人，已是一盘散沙。照库尔布斯基的说法，不受惩罚，掌握生杀大权，还可到处劫掠，这些特权把“各地的寄生虫和恶棍”都吸引进了服役贵族中。亲身见证的参与者海因里希·施塔登说：“服役贵族把国家、非特辖区的城市和乡村弄得乱七八糟，大公根本就没把它管理好。他们捏造各种各样的命令，声称大公下令要杀某某显贵或商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人有权，却说是大公命令把那人连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杀了，要将钱和财物充入大公的御库之中。于是，非特辖区罪犯横行，恶棍当道。真是一言难尽。”

1571年春，克里米亚汗德夫莱特前来劫掠之后，沙皇对特辖区宫廷的信任也受到了极大的动摇。服役贵族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亲王是沙皇第二任妻子的兄弟，被任命为三军统帅（包括特辖区和非特辖区），抵御来犯者。在得知米哈伊尔亲王的父亲（诺盖人和卡巴尔达人盟军的首领）也参与了德夫莱特的劫掠之后，伊凡便下令处死了这位三军统帅。这个举措对罗斯军队造成了混乱。德夫莱特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到了莫斯科的城门下，一把火烧了城郊，对周边地区大肆劫掠，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满满的战利品。火势波及了克里姆林宫和相邻的基泰格罗德，特辖区的整片领土（包括涅格林纳亚宫）都被烧成了灰烬。这是莫斯科到那时为止所遭受的最为可怕的一场火灾。

张皇失措的伊凡向北逃窜，直至6月中旬才返回莫斯科。对这场灾难进行调查之后，特辖区六名督军中的三名（除切尔卡斯基亲王）被处死，非特辖区的十名督军都遭到了降职处分。翌年，预料到克里米亚汗国还会入侵，才能出众的督军米哈伊尔·沃罗丁斯基亲王在遭排斥，后又被特赦之后，被任命为统帅。1572年7月，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及其盟军拥向莫斯科国的领土，朝莫斯科逼近。在距莫斯科四十五公里的莫洛季亚村附近发生了遭遇战。结果汗国战败。这对克里米亚汗国而言不啻为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交战期间，伊凡“驻扎在”诺夫哥罗德，正是这场胜利最终促使他废除了特辖制。特辖区的各级衙门和非特辖区的衙门合并，被逐走的地主又返回不久前被充公后交给服役贵族的土地上，特辖军团遭解散。海因里希·施塔登对这弄人的造化颇有怨言。1572年，沙皇下了一道敕令，甚至禁止再使用特辖区这个词。

谢·维谢罗夫斯基指出，如果创建了特辖制的伊凡对“军职人员”阶层进行了真正的结构性改革，那他是不会满足于“换个旗号”的，换言之，他是不可能几乎原封不动地放弃特辖制的。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特辖制并无国家层面的宏图。它对朝廷未作任何真正的改变，只不过是暂时把朝廷划分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部分，徒然留下混乱和可怕的回忆。”

如果我们接受对特辖制所做的这个判断，那它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人及随后几代人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仍然很难说清楚。伊凡雷帝下令记录的死者名单使历史学家得以计算出受害者的人数。卢·斯克雷尼科夫对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认为“沙皇伊凡统治时期，近4000人死亡”。大多数人都是在特辖区筹划的恐怖时期被杀害的。如果我们加上名单里未曾提及、由服役贵族随意滥杀的受害者，那这个数字可以达到1万人。莫斯科大公国的人口那时候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从规模上来讲，同时期的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之夜，巴黎人杀害了大约1500名胡格诺教徒。屠杀新教徒的行为也在其他城市上演，死亡人数达到5000。法国当时计有近2000万居民，受害者的数量相对较小。

当时的人认为，如此惨况皆因伊凡残暴所致。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德古拉的故事在罗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在罗斯读者的心目中，德古拉的形象很快就和伊凡雷帝的形象关联了起来，都是残暴不仁、蛮横专断。但这样的残暴并非莫斯科或瓦拉几亚所独有。法国历史学家在论及1562年至1593年间法国的宗教战争时，就指出和伊凡雷帝时代相似：“通常，敌对双方都极端残暴。”

至于伊凡雷帝为何会留下这样的印记，那显然必须在绝对无限的君权中去寻找，这样的君权经常会出现突然的危机，直至癫狂。沙皇性喜恢宏的场面，这一点也很重要；伊凡能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悲剧的形式：突然离开莫斯科，突然将国家一分为二，服役贵族一身着黑……如今可以说伊凡四世就是个宣传高手。

伊凡雷帝在展示了罗斯沙皇可以成为什么之后，便建立了一个他必将成为什么的范式，而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范式。伊凡雷帝将专断和残暴的门槛推向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相形之下，他的后人都显得温和、明智、节俭。彼得大帝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伊凡已经有例在先。

自此以后，专制君主的残暴就被视为权力不可或缺的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沙皇怒火所针对的标靶均由波雅尔、领主构成。伊凡雷帝就这样成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最喜闻乐见的一个沙皇：权贵对他畏惧，因为据说他捍卫弱者，是真正的俄罗斯沙皇，可他被近臣欺瞒，打压自己的民众，最后才恍然大悟。于是，凡是胆敢冒犯小人物的人都有祸了！沙皇对近臣惩罚起来特别残忍，毫不手软，于是他就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不再是普通的凡人。本来是权贵在沙皇面前毫无权力可言，却变成了他对全体臣民一视同仁。

11 统治终结

我这人永远宿醉不醒，沉迷肉欲，四处通奸，道德败坏，杀人放火，到处劫掠，大肆挥霍，心怀仇恨，可谓恶贯满盈……

——伊凡在写给别洛奥泽罗

圣西里尔修道院的信中所作的自述

对俄罗斯的全体居民而言，沙皇最后终于成了凡间的神。

——尼古拉·卡拉姆津

伊凡雷帝幻想多于行动，他对其同时代人的想象和精神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对当时的国家秩序造成的影响。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取消特辖制丝毫没有改变沙皇的政策本质：他瞄准的始终是专制权力，十分惧怕威胁其权力的敌人。特辖制的位置现在被“宫廷”(dvor)取代，一些服役贵族入朝述职，这些都是伊凡经过无数次考察和考验后所信任的人。“宫廷”杜马由波雅尔瓦西里·乌姆诺伊—克雷切夫和鲍里斯·图卢波夫亲王领导。他们和戈杜诺夫家族彼此敌对，当后者掌权（获得了沙皇的信任）之时，前者就开始走下坡路，最后被处死了之。伊凡疑心极重，非常病态，他会不停地拣选那些他所谓的“小人儿”，让他们去做一些事，从而使罗斯变得比他逃往亚历山德罗夫城那时候还要混乱。1575年10月，伊凡雷帝将国家权力托付给了一个刚刚受洗的鞑靼人，也就是沙皇谢苗·别科布拉托维奇。

伊凡在一封写给新的“全俄大公”“沙皇谢苗”的“恳请信”中，要求赐给他一块“封地”，署名是“小伊凡·瓦西里耶夫”或“莫斯科小伊凡”。事实上，他再一次把国家分成了两半。伊凡把不久前尚不属于特辖区的城市全都纳入了自己的“封地”中。他招募新人，组建军队，最终将特辖区的旧领导层消灭殆尽。

一年后，“沙皇”谢苗被推翻，被遣送至特维尔。伊凡“封地”的旧总管——从未在特辖区任职过的阿塔纳斯·纳戈伊，没起什么作用的博格丹·别尔斯基和戈杜诺夫家族（德米特里·戈杜诺夫担任侍从长，以及他的侄子鲍里斯）——均受托负责掌管国家重要档案，直至伊凡驾崩为止。

担惊受怕的当时人和困惑不已的历史学家都想要弄明白伊凡雷帝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莫斯科小伊凡”。在和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使节D. 西尔韦斯特交谈时，伊凡雷帝是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决定的：“朕的臣民喜欢干坏事，耍阴谋，都在起劲地反对朕；他们不懂得如何让自己光明正大地顺服于朕，而是酝酿阴谋来反对朕。”值得注意的是，1575年，沙皇并没有将自己的王位让给时年二十一岁的太子伊凡，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这可以用他不愿将合法继承人牵扯进压制性的政策之中来解释，但也可以用他意图证明给儿子看，沙皇想把国家托付给谁就托付给谁来解释。

伊凡雷帝的“家庭”政策能清晰地反映出他这个人有多么癫狂。历史学家对其配偶的数量始终都有分歧：有的说有七个，有的说有八个。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在《历史》中写道：“阿芙洛狄特和巴库斯崇拜”将伊凡强壮的身体弄得衰弱不堪。投敌的亲王指的是他的这位国王朋友的婚外情。伊凡四世的婚史也堪称动荡。安娜斯塔西娅死(1560)后，是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1569年去世），之后沙皇第三次结婚，我们知道是和玛尔法·索巴基娜，后者两周后身故(1571)。沙皇一直有个说法，即他的前几次婚姻未得善果是因为妻子被人毒死，于是议事会就在1572年同意他第四次结婚，这次的妻子是安娜·科尔托夫斯卡娅。三年后，伊凡逼迫妻子当了修女，后来在其告解神父的首肯下与安娜·瓦西里奇科娃生活在了一起，但并未成婚，之后就是瓦西丽莎·梅连捷娃。俄罗斯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想通过一出名为《瓦西丽莎·梅连捷娃》的剧来理解究竟是什么会让沙皇对女人如此孜孜以求。将安娜遣入修道院时，伊凡对她说：“你太瘦了，我不喜欢瘦子……”1580年，君主和玛利亚·娜加娅缔结了第七次婚姻（差不多算是合法婚姻吧），后者为其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德米特里。但他仍然没有停手，又娶了伊丽莎白一世的侄女玛丽·黑斯廷斯为妻。16世纪70年代，他一直都很想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的妹妹成婚。

不过，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合法娶妻的数量超过了伊凡四世，一旦妻子让他厌烦，他也像莫斯科沙皇一样将她们摆脱掉了事。或许应该从妻子的数量上来看暴君的暴虐程度，这是一种想要彰显自身权力的欲望。

全俄沙皇瞧不起选出来的波兰“假”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同芭芭拉·拉齐维乌的婚史或许部分促成了沙皇的这种蔑视之情。1548年，波兰议事会理解了国王的意图，便建议他和美人儿芭芭拉分开。西吉斯蒙德接受了。一个专制君主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对专制权力的寻求是伊凡雷帝统治时期的内心所系。沙皇对外交政策不知餍足的兴趣是他的另一大爱好。如果说他经常将国内事务交给心腹大臣处理，那么外交事务他则是亲力亲为，至少废除选民大会之后是如此。阿列克谢·阿达舍夫及其圈内人之所以会与之起冲突，是因为在外交政策方面产生分歧所致。

伊凡写给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瑞典国王约翰三世、波兰国王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及见过沙皇的外国人的叙述，都对这位莫斯科君主的外交才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暴躁易怒，很难压制怒火，所以经常在争论的时候进行威胁和辱骂；但如有必要，他也会尝试说服，以自己的学识、修养、顺应时势的方式来俘获对话者，而那其实是一个陷阱。

伊凡很需要这样的外交才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攻占立窝尼亚和到达波罗的海）就是要让莫斯科进入欧洲政治的中心。因为立陶宛、瑞典、丹麦都在觊觎立窝尼亚，都想阻止莫斯科达成自己的目的，于是说服伊凡向南发展，攻打“共同的敌人”：奥斯曼帝国。1553年，理查德·钱塞勒（大型远征队的成员，远征的目的是经由北海抵达印度）的舰船被风暴冲至白海沿岸。钱塞勒“及其同伴”被带往莫斯科，受到沙皇接见，“与君主同桌共宴”。罗斯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由此得到确立。1560年，当德意志皇帝下令封锁罗斯的纳尔瓦城，以此来作为对伊凡干预立窝尼亚一事之回应的时候，伊丽莎白一世却拒绝给予其支持，继续保护英国人创建的“莫斯科商行”，和罗斯国做生意。梵蒂冈同样紧跟波罗的海事态的发展：希望莫斯科与之一同对抗土耳其人，说不定还有望达成教会联合的目的。

1556年，特辖制已存在两年，在立窝尼亚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我们知道莫斯科军队已于1553年夺取波洛茨克，1554年在乌拉河畔遭遇惨败。尽管莫斯科同丹麦和瑞典签订了和平条约，但它仍执意想在立窝尼亚继续推进。立陶宛向伊凡求和，让出了被罗斯人占领的所有城市，其中就包括波洛茨克。1556年，沙皇召开了全俄缙绅会议，邀请了各路显贵、中等贵族，以及最重要的商人与会。君主向他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必须接受立陶宛的提议，还是继续开战？会上的意见是支持战争，也支持课取新税，因为这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不可或缺。20世纪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这个颇为吊诡的事实：“在罗斯的大地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制度”可谓蓬勃发展，在最昏暗的特辖制时期，犹如一朵“脆弱的花朵”。对政治上的折冲樽俎可知：一旦皇室精英衰弱，沙皇便想倚靠比他低一个等级的上层波雅尔。该阶层的核心均由莫斯科古老的波雅尔家族构成，他们受到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只是，这个核心阶层要求废除特辖制。伊凡对会上同意继续进行战争的论调相当满意，于是做出回应，开始进行可怕的镇压。

于是，战争又继续打了下去：伊凡意欲征服立窝尼亚、获得通往大海通途的愿望未曾动摇过。这场冲突又持续了十五年多，使国家满目疮痍。税收一直在增长，农民都开始向莫斯科大公国的边缘地区逃亡，莫斯科的手还伸不到那里。城市民众也在逃亡，尤其是中部和西北部的城市。莫斯科发现居民人口少了三分之一。1569年至1571年的饥荒和瘟疫又雪上加霜。但沙皇还是在国内搜刮民脂民膏，以期获得必需的资源，来为其政策服务。

1569年，发生了一件事，其意义并未即刻在莫斯科显露出来，那就是：波兰和立陶宛在卢布林结成了联盟。两国长久以来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从而出现了一个独一的国家：波立联邦，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君主共和政体的典范，由选定的国王来</a>领导国家。最后一个雅盖隆，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都于1572年驾崩之后，便将王位空了出来。为遴选新国王，欧洲各国支持的觊觎王位者斗得你死我活，结果就转移了波兰—立陶宛国的注意力。于是，伊凡趁着这个“国王未定的空档期”继续推进战争。

伊凡接受的波兰国王人选是由一些立陶宛信奉东正教的上层贵族建议的，这些人支持的是斯拉夫国王（在众多问鼎王座的人中间，并无其他斯拉夫人）。当然，特辖军团的恐怖行为余音尚在，还不至于使大多数遴选者倾向于莫斯科君主。不过，伊凡很清楚遴选波兰国王将使莫斯科拥有很多新的可能性。1573年初，立陶宛使节来到莫斯科，宣告国王驾崩，要求保持和平，他是这么对使节说的：“如果你们的土地和我们的土地融为一体，那无论是异教徒，罗马本身，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王国都不会起来和你们作对。”不过，他对波兰并不是真的感兴趣：一方面，选举国王这个想法让他反感；另一方面，波兰被封建主们弄得四分五裂，领主们很不听话，又使他平添了不少忧虑。因此，伊凡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如果权力可以世袭（这样就等于没有遴选！），如果他们不仅把立窝尼亚，还把基辅让给莫斯科，那他就准备毛遂自荐。

此外，伊凡还建议选奥地利皇帝之子马克西米利安当波兰国王。莫斯科和维也纳秘密达成协定，以期清除波立联邦。马克西米利安一旦获胜，波兰就会重回奥地利的怀抱，立陶宛和立窝尼亚就会进入罗斯的怀抱。瓜分波兰的想法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外交官的方案中。但法国方面在议事会占了上风：二十二岁的瓦卢瓦的亨利当选了，他是凯瑟琳·美第奇之子，也是查理九世之弟，正是他组织了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他在王位上待了整整一百十八天之后，便冲回巴黎，占据了查理九世驾崩之后空出的法国王位。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又得再次遴选。

土耳其苏丹想要加强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于是大力支持斯特凡·巴托里，从1571年起，巴托里就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也是特兰西瓦尼亚小公国的君主，因此1575年12月，他被选上，成了立陶宛—波兰联邦的国王。那年，他四十二岁，比伊凡雷帝小三岁。

以前，莫斯科沙皇趁着波兰局势未稳之际捞好处，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波立联邦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内部问题。从这方面来看，皇帝没去阻碍伊凡，以期在遴选波兰国王的时候获得他的支持。还有瑞典，瑞典也在觊觎立窝尼亚。1573、1575、1576年的几场战事，1577年成功发起的进攻，均获得胜利，夺取了不少城市。伊凡宣称：“自此以后，利夫兰的全部土地都将臣服于朕的意志。”当时，他还给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寄去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自负地讲了自己的胜利，在信的末尾说：“你写信的地方在立窝尼亚的弗尔莫城，那是朕的领土……”库尔布斯基亲王就是在弗尔莫城给伊凡写了第一封信的。十三年后，沙皇要他明白，他已经抓住了他，于是亲王只能再次逃亡，逃到更远的地方去。

由于南部边界持续受到威胁，所以伊凡的胜利更显得了不起。伊凡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已设立了警戒部门，以保护莫斯科公国南部不受威胁。边界就在奥卡河沿岸。夺取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他们就开始强制向伏尔加地区以及“蛮荒之地”殖民，所谓的“蛮荒之地”就是奥卡河中游以南地区。自然，边界沿线也就出现了各色城池—堡垒。这就是边界地区的前方哨所（俄语是ukra?nny?é，“乌克兰”Ukra?na即意为“疆界”“外围”），哨所和哨所之间由一排壕沟、土堤、鹿砦相连。这就是“莫斯科大城墙”。当然，这还不足以保护城市免遭鞑靼人的入侵，于是再向那里派去武装支队，这些部队每年春天都会循路向南，警戒大草原的风吹草动。要实施这些措施，就得提供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士兵。

不过，鞑靼人只满足于劫掠城市和乡村地区，将俘虏变成奴隶，在莫斯科看来似乎不是什么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花钱解决。克里米亚汗国的一个汗甚至向罗斯使节纳戈伊宣称，谁付钱付得多，鞑靼就爱谁。诚然，波兰国王也可以利用鞑靼人喜好收礼的特性，但罗斯人的机会也不少。

1569年，南部边界热闹起来，那一年，莫斯科终于发现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二世才是威胁，苏丹从顿河出发，试图进入伏尔加地区，攻占阿斯特拉罕。土耳其—罗斯的第一次冲突以苏丹落败收场，但两国之间的冲突将持续数个世纪之久。伊凡在苏丹身边的使节诺沃西尔采夫曾提出一个说法，很好地展现出罗斯面临的新的处境，他说：“我的君主并不敌视穆斯林信仰。他的仆人萨因—布拉特是卡西莫夫的主人，皇储卡依布拉是尤里耶夫的主人，伊巴克是苏洛什斯克的主人，诺盖诸王公均听命于罗曼诺夫。”这话说得完全没错：从15世纪起，附庸的鞑靼王公就在服侍莫斯科君王，鞑靼骑兵也积极参与了立窝尼亚战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伊凡固执地拒绝参与皇帝和教宗都同意的反土耳其联盟。

1577年秋，伊凡雷帝确立的任务似乎终于完成了。德维纳河沿线的立窝尼亚的全部领土（即利夫兰和爱斯兰），除了列瓦尔和里加这两座堡垒之外，都落入了罗斯人之手。莫斯科在波罗的海开辟了一条很大的战线，夺取了芬兰湾沿海湾地带和里加。1578年，波兰参与到冲突中来。以前，在立窝尼亚战斗中，它支持的是立陶宛；但这次，也是第一次，波兰由精力充沛的国王带领，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这次站在了莫斯科国一边。在这场战争中，立窝尼亚是首要战场。

遴选期间，斯特凡·巴托里承诺“捍卫基督徒”。他并没有特别关注土耳其人，他接受的是土耳其的文化，而土耳其也承认他对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权力。在他看来，“基督徒的敌人”就是莫斯科。波兰历史学家卡·瓦利泽维斯基认为波兰是“斯拉夫种族在历史上最完美的呈现”，斯特凡·巴托里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代表人物”，当然他并不希望这个说法冒犯到任何人。卡·瓦利泽维斯基写道，因为“照他观察，他很清楚波兰人文明程度高，礼貌谦恭，心性自由，性格冲动，信奉天主教，其使命就是吞并庞大的邻国，将自身的文化、自身的政治体制和自身的宗教加诸邻国的身上。可事实相反，它自己反而有可能会被吞噬，奉行外国的习俗”。

斯特凡·巴托里踏上历史舞台实属偶然。亨利三世本来是能留在波兰王位上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如果想的话，也有机会坐上波兰的王座。在这两种假设中，伊凡都可以让莫斯科国保留波罗的海的海岸地带。但事实截然不同：由于马扎尔人不懂波兰语，和臣民交谈也是用拉丁语，所以土耳其苏丹的附庸斯特凡·巴托里比他那个时代的波兰绝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波兰需要什么。20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写过一本热情洋溢的波兰史，他写道：“伊凡的莫斯科囿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病态的体系，使之完全生活在封闭的世界之中……与之对立的抵抗力量（波兰）所涉及的是原则问题，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说莫斯科“囿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系”，是个“封闭的世界”，还用了一个奇怪的修饰词：“病态的”，这样的评语完全正确。而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病态”存在于波兰的Liberum Veto（自由否决）的体制之中，存在于君主共和制之中。所谓斯特凡·巴托里发起的这场战争对波兰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观点纯粹搞错了时代。事实上，伊凡并没有威胁到波兰。但他的后继者就不同了。

斯特凡·巴托里机缘巧合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从而推迟了莫斯科的发展步伐。波兰国王后来死的时候（有可能是被毒死的），被臣民的薄情寡义弄得绝望透顶。除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外，他还留下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可以为波兰人做任何事，但和他们在一起，什么都做不成。

坐上王座之后，斯特凡·巴托里便着手重组波兰军队。他增加了三倍的步兵兵力，配置了火枪军、马刀军、斧头军（在这之前，军队还都在使用长矛）。骑兵部队中还增配了“翼装”轻骑兵，从而使骑兵的名声传遍整个欧洲（果戈理在其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极其生动地描绘了波兰骑兵）。斯特凡·巴托里还招募谁出价高就跟谁走的雇佣兵。用伊凡的话来说，波兰国王是“让意大利全境（也就是指天主教欧洲）都起来反对罗斯”。

莫斯科军队数量上占优，他们也有雇佣兵（更别提还有鞑靼人）。由于弹药短缺，伊凡便同英国女王商议，让她运送三艘装满铅、铜、硝石和火药的舰船过来。但总体而言，罗斯军队远没有波兰军队装备好，有文化。

1577年至1582年，斯特凡·巴托里和罗斯军队之间的战争给他带来了胜利。波兰国王初战告捷（夺取了波洛茨克和大卢基），瑞典人也积极投入战斗，攻打莫斯科。波兰—立陶宛军队包围了普斯科夫。两年时间里，多少年来攻城略地夺来的地盘都丢失了。沙皇坚定地相信“先发制人者胜，后发制人者败”，这话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打了败仗的伊凡遂转而发起外交攻势。1580年8月，他要求德意志新皇帝鲁道夫二世出手相助，理由是他成了“穆斯林君主和苏丹的手下斯特凡·巴托里”的牺牲品。罗斯沙皇的信使还破天荒第一次带信前往面见教宗，信中也如此指责波兰国王。莫斯科沙皇承诺，如果罗马愿对其襄助，那他就会起来对抗非基督徒。在给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中，伊凡坚称他有权占有立窝尼亚，这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属于其先祖，他还威胁波兰国王，如果拒绝缔结和平条约，战争会打上四五十年。而且，他还对国王说波兰有权主张一个天主教的立窝尼亚的说法予以了驳斥。伊凡雷帝更是出其不意地提到了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9)，当时，都主教伊西多尔在场，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会之间结成了联盟。后来，“拉丁大公会议”的决策遭到了罗斯教会的猛烈抨击，伊西多尔也表示不同意。伊凡在这儿提到大公会议的决议，决议认为“希腊信仰和罗马信仰理应合二为一”，伊凡这么说是在针对波兰国王，因为沙皇坚信梵蒂冈肯定也会得知他说的这句话。他想得没错。罗马赶紧派遣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前往莫斯科调停。教会合一的想法是个令人难以抵御的诱饵。

1582年1月，在波塞韦诺的调停之下，在扎博尔斯克签订了停战十年的协定。莫斯科将侵占的所有立窝尼亚领土归还给了波兰，巴托里则将罗斯城市大卢基、霍尔姆及其他几座城市交还，但留下了波洛茨克。罗斯人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普斯科夫大捷：尽管波兰军队源源不断地增派兵力，这座堡垒仍然顶住了围攻，未拱手易人。1583年8月，又和瑞典签订了三年停战协定，瑞典保留了其所攻占的所有领土：爱斯兰和几座自古以来就属于罗斯的城市。于是，莫斯科和芬兰湾彻底断开（除了一座飞地，包括涅瓦河的出河口）。

这场为争夺波罗的海打了二十五年的战争终于以莫斯科落败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的政策失败了，毕竟这项政策不仅导致大量人员损失，也让国家变得千疮百孔。但伊凡拒绝投降。扎博尔斯克和约刚一签署，他就着手寻找盟友，想要继续打下去。他向英国女王求助，女王是哈布斯堡的对手。在一封1570年10月发出的信件中，伊凡对伊丽莎白一世大发雷霆，大肆抨击她在英国事务中对“商人”施加了他所认为的太大的影响。他还说：“而你假装留有处子之身，行为举止却像个坏女孩。”不过，形势迫使沙皇改变了调门。1584年2月，伊凡雷帝死前一个月，和英国使节作了商谈。

立窝尼亚战争的失败让罗斯向西扩张的步伐晚了一个世纪。不过，这次失败还是得到了一些补偿，在东方获得了无限的土地。1583年，哥萨克阿塔曼（ataman，首领之意）叶尔马克的密使来到莫斯科，给沙皇带去了一份礼物：西伯利亚。1581年9月1日，八百四十名哥萨克沿卡马河出发，将直抵额尔齐斯河的鞑靼诸汗的领地全都并入罗斯。因此，他们等于打开了一条攻城略地的通途，其疆界一直可抵太平洋沿岸。

1581年1月，沙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身故。他是被伊凡雷帝打伤而亡的，但事出何因至今仍未全部澄清。当时的人，如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杰罗姆·戈尔塞，或皇太子去世之后数日来到宫廷的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均给出了不同的版本，后来有的版本受到历史学家、作家、画家的采纳，有的遭到了摒弃。伊利亚·列宾画过一幅画，是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杰作之一，画中的沙皇神情恍惚，怀中紧紧抱着流着血的儿子。皇太子太阳穴上有一处伤口，是父亲用权杖打的，权杖就在不远处的地上。法国历史学家阿兰·贝桑松注意到伊凡在写给库尔布斯基的第一封信中回忆道：“你当记得最伟大的沙皇君士坦丁，你当记得他以国家之名杀害了自己的亲儿子。”他还说君士坦丁“当属圣人之列”。写下这封信之后十三年，伊凡也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

无论莫斯科皇位继承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后果总归堪称灾难，而且数十年之后其影响也仍未消失。

伊凡·伊凡诺维奇死了，安娜斯塔西娅的第二个儿子费奥多尔就成了合法继承人。英国使节吉尔斯·弗莱彻言简意赅、颇为传神地勾勒出了未来的沙皇费奥多尔的个性：“他头脑简单，意志薄弱……无力处理政治事务，极端迷信。”伊凡雷帝还有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后者是他1580年娶的第七任妻子玛利亚·娜加娅所生。但这场婚姻的合法性一直存疑，故而为继承人的合法性投下了阴影。几年之后，皇太子德米特里的命运将会撼动莫斯科罗斯。

1584年3月19日，伊凡四世驾崩，享年五十四岁，终于有时间在灵床上接受剃发礼了。从16世纪60年代起，沙皇就有意识地追寻两个目标，而且毫不动摇：建立专制权力，进入波罗的海。第二项目标他失败了，但第一项成功了。莫斯科第一位沙皇的后继者今后会继续向西行动。伊凡的专制权力也将会成为所有沙皇今后的榜样。

伊凡侵吞了国家内部的所有权力，以此来达成中央集权。但此种中央集权乃是权力集中于沙皇手中所致，而非反之。伊凡雷帝坚信自己就是上帝的权力在尘世的化身，坚决否认自己的罗斯血统。他不停地重复道：我不是罗斯人，我是“德意志人”，这话指的是他父亲有立陶宛血统，祖母有希腊血统。伊凡自认为是个“德意志人”，换言之，他就是别处的君主，统治的是人民纯为异族的国家。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倒是货真价实的留里克继承人。

尽管帝国这个词还没出现（彼得大帝会用到这个词），但在伊凡治下，莫斯科国已经是一个帝国。俄罗斯和外国的历史学家如今仍在继续寻找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罗斯人为什么会支持特辖制的恐怖行径和伊凡的独断专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解释，俄罗斯的大多数同行都赞同这种解释。这位《俄国史概论》的作者写道，最高利益“笼罩着社会，超越了复仇清算，超越了社会各冲突势力之间的小打小闹，使之不得彻底破裂，迫使他们共同行动”。这个最高利益就是保卫国家免受外敌侵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归纳道：“可以认为，14世纪的时候，莫斯科国受到了外族桎梏的压力，15世纪和16世纪，它得以创建和扩大，固执己见地在西方、南方和东南方打一场为了生存的战斗。”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强调道：这场“为了生存的”斗争是由莫斯科国打响的。他说得很明确：东南方是为基督教文化而打，西方是为国族统一而打。换言之，一方面，他和穆斯林开战，意图消灭他们，或使之皈依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这场战斗是为了将生活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东正教徒纳入罗斯国内。历史表明，这两个目标向来都是帝国建设者的基本论调。但还有第三个目标。为过去的事件设立唯物主义基础的历史学家指出，莫斯科君主只不过是个给“军人”阶层发军饷的普通人而已：给他们颁赐土地。所以就有必要夺占没人住的肥沃的领土。

第四个目标或许要比前三个目标还更重要：有必要为帝国的构建找到意识形态基础。“东正教王国”理论和“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理论都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提出来的，16世纪60年代已成体系，也受到了都主教马卡里奥斯的赐福，他对伊凡极具影响力，是他的灵性之父，而且沙皇的告解神父安德烈（后来成为都主教阿塔纳斯）也密切参与了进来，而安德烈对伊凡也很有影响力。他还写了一本书，名为《沙皇世系等级书，这些虔诚的持杖者已敷圣油，在罗斯大地上璀璨夺目》。罗斯君主的这种纯粹异想天开的世系书（伊凡在信中讲到过世系，尤其是写给斯特凡·巴托里的信，以此作为他有权主张立窝尼亚的绝对证据），用格·维尔纳茨基的说法，堪称俄罗斯的历史哲学。《等级书》将罗斯史看作东正教王国建立的历史。那些作者宣称：罗斯人乃是超出常人、独一无二的人；罗斯就是新以色列；罗斯人民的历史拥有普世价值。

对狂热的教徒伊凡雷帝而言，《等级书》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是不容置喙的，因此，沙皇行为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

斯大林是伊凡政策最具说服力的注经家，他特别指出了沙皇意识形态一个珍贵的面相：“伊凡雷帝的睿智之处就在于采纳了国族观，容不得自己国家存在异族人，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外来的影响。”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正在开展一场反对“崇拜外国人”的重要战斗，他需要皇室出来一位先驱者，好拿来反对其他沙皇，其中也包括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不过，对伊凡蔑视外国人的看法他确实没有搞错，这种蔑视在伊凡身上是颇为混杂的，但他对某些出于各种借口前来莫斯科的西方宾客也存在着兴趣和好感。伊凡终其一生都梦想去一趟英国，但外国人来罗斯是严格受限的（犹太人则完全受禁）。在外交层面，沙皇会佯装赞扬罗马或维也纳；在和路德派教徒或天主教徒争论的时候，他就会显露出一个冷酷狂热的东正教信仰急先锋形象。

基本上来说，伊凡统治的几近四十年时间也是莫斯科文明成形的时间。人们经常把莫斯科大公国和亚洲专制国家相比，也发现它和13世纪及14世纪的西欧国家存在相似性，那些国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建立了中央集权。最终，人们发现，大致来看，伊凡四世时期建立的莫斯科文明同西班牙帝国文明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莫斯科罗斯和西班牙一样，也曾经历过外族入侵者的奴役，在反对入侵者的过程中，锻造出国族性格。和西班牙一样，莫斯科也将和非基督徒的斗争当作其宗教目标。在《无脊椎的西班牙》(1922)一书中，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分属欧洲轴心两级的俄罗斯和西班牙之间存在一个奇异的共同点：他们分别是两个农民种族，其中，平头百姓起主导地位，少数有教养的人在平头百姓面前瑟瑟发抖。狂热信仰和宗教问题是这两个文明的特点，只要涉及捍卫“真信仰”，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赦罪。拿破仑看见莫斯科无数教堂的圆屋顶，认为那是落后的表现，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人当基督徒”。皇帝的一个同伴听闻此话，便说俄罗斯人和西班牙人还都是基督徒。拿破仑想起帝国的这两个敌人就令人不悦，便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再也不会是基督徒，西班牙人从来就不是基督徒。”法兰西皇帝的这个结论仍值得商榷，但他这么说就等于承认俄罗斯文明和西班牙文明存在特殊性。有一个事实支持这个观察，那就是欧洲没有任何君主和伊凡雷帝及腓力二世相像。

16世纪的莫斯科思想家特别指出罗斯沙皇国和老以色列存在诸多相似点，伊凡四世的都城想要成为老以色列的继承人。伊凡在写给其对手的信中所提出的论点是以《旧约》，特别是《列王纪》为基础的。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即《圣经》讲的就是他，而且是通过他的嘴讲的。

从上述部分提到的多重因素来看，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他的外交政策。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考虑了俄罗斯第一位沙皇的行为及个性的方方面面，认为他在统治末期一直在思考莫斯科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之中的地位。这位历史学家在专门讲述俄罗斯人使命的时候写道：“我国人民的命运就是扼守欧洲东大门，以防止贪婪的亚洲找借口涌入进来。数世纪以来，他们竭尽全力击退了亚洲的进逼……转向西方及其富饶的殖民地，那儿有肉桂和丁香，这个欧洲觉得东方，在乌拉尔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的背后，没有什么东西能威胁到它……”对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欧洲，平静而薄情”，它们并没有注意到“在这场战斗中，参谋部将第聂伯河和克利亚济马河的三分之二兵力迁移到了莫斯科河两岸，16世纪的时候，那儿就是国家的中心，最终转守为攻，打入亚洲老巢，拯救了欧洲文明，使之没有受到鞑靼人的侵略。因此，我们就是欧洲的后卫部队，守卫在文明的大后方”。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这儿表达的是关于旧罗斯史的传统观点。人们就是这样将必要性（地理环境）转变成了美德（守卫基督教文明）。这种对过去的阐释并非俄罗斯历史学家所独有。波兰始终都将自己视为，而且今后仍将继续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桥头堡。塞尔维亚人对科索沃战役(1389)充满自豪，他们虽然战败，却牺牲自己来阻挡土耳其人的入侵。数世纪以来，欧洲击退了蒙古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进逼：普瓦捷、勒班陀、瓦尔纳、维也纳，这么多的战役（还有其他战役）都是在用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解释的。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罗斯对东方的战斗是世俗战斗，这说得完全没错。但由此而认为罗斯是为了捍卫欧洲，商榷余地就大了。而且，这位历史学家还做错了一件事，即他对伊凡外交政策的宏大目标就是进攻西方这一点三缄其口。伊凡是俄罗斯第一位要将罗斯“转向”西方一侧的君主。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话意译一下，其实就是伊凡四世“转守为攻”，他攻的方向是“欧洲的老巢”，而非“亚洲的老巢”。打立窝尼亚，就是要进入波罗的海，不可能有其他解释（后来将会证明这个论断的正确性），这其实就是罗斯向欧洲进军的开端，是创建欧亚帝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