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留里克帝国_俄罗斯帝国史

1 欧亚大陆

整个欧亚史就是进行种种尝试来创建统一的欧亚国。

——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柏林，1927年

我们都是欧亚人：对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穆斯林、东正教徒的联合体进行保护，是欧亚理念的根本。

——《熔炉报》摘录，莫斯科，1922年

1921年，欧亚和欧亚主义这两个概念成为政治和科学词语。俄国一群流亡在外的青年研究者出版了一本文集，名为《东方出口》。作者中有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神学家、语言学家，他们都是革命和内战、俄罗斯帝国崩溃的亲历者，这些事件令人想起俄国17世纪所经历的“动乱时代”。“俄国满目疮痍。强壮的身躯四分五裂。灵魂动荡不安，受到毒害和冲击……”所以，重获希望才最重要。欧亚主义者新瓶装旧酒，建议重提那个著名的理论，为俄国寻求一条特殊的道路，以履行其使命。俄国横跨欧亚两洲，只是它既无法认同欧洲，又无法认同亚洲，却又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在《东方出口》的作者看来，俄国乃是 必须承认的是，《往年纪事》的作者对这起事件的描述特别混乱。照涅斯托尔的说法，诺夫哥罗德的使节被派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可这一说法很不精确。接下来他又做了一些澄清：“他们来到了瓦良格人那里，也就是罗斯人那里。这些瓦良格人号称罗斯人，就像有的人被叫作瑞典人、诺曼人、盎格鲁人一样……”他这么明确一说，又引出了一系列问题，重要的有：他们是否邀请了外国人来统治？如果是的话，是谁？涅斯托尔为什么把瓦良格人和罗斯人等同起来？换句话说，罗斯这个词发源自哪里？最初的俄罗斯之名是从哪里来的？次要问题是：斯拉夫人和罗斯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可涅斯托尔的回答是：“斯拉夫人就是俄罗斯人，和名为罗斯的瓦良格人很像，只是他们以前叫作斯拉夫人。”“反诺曼”派则断然拒绝了将瓦良格人和罗斯人相等同的说法。

现在，我们还是得设法洞穿这些历史迷雾。新的假设和理论已经出现。有的研究认为，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可以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因为不管瓦良格人是否被请去营救，他们毋庸置疑都是斯拉夫人的起源。在波罗的海的吕根岛上，从6世纪开始便生活着一个斯拉夫部族，德国编年史家把他们叫作罗斯。因此，可以假设斯拉夫—罗斯人来到了诺夫哥罗德。但他们的亲兵里也有维京人。他们在诺夫哥罗德及其周边地区定居下来之后，便南下至 1989年出版了列夫·古米廖夫的鸿篇巨制《古俄罗斯和大草原》。身为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的作者采取了极为特别的角度：“对罗斯起源的研究，就是对俄罗斯—哈扎尔关系史的研究……”对他而言，哈扎尔国是两个后来敌对数世纪之久的民族首度相遇的地方：照古米廖夫的说法，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一代表恶，一代表善，一代表病态，一代表健康。他写道：“哈扎尔民族的悲剧”恰恰在于这个民族“在宗教方面持完全不加区分的宽容态度”。这种“不加区分”达到某种程度之后，他们的可汗就改宗了犹太教，由此便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哈扎尔国的灭亡。此外，基辅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于965年将哈扎尔国的都城伊提尔洗劫一空。

列夫·古米廖夫对哈扎尔国的怨气是多重的：在他看来，哈扎尔国控制斯拉夫各部族，让他们上缴贡赋的做法是错误的，成为“商业强国”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哈扎尔国将对外贸易，尤其是奴隶贸易看得太重，受西方的影响太深。不过，主要受到责备（控诉）的地方还是国家领导层公然宣扬犹太教。欧亚大草原各民族当时并不了解国家宗教这一概念，可汗的选择并不必然会扩及整个部族，部族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古米廖夫强调，哈扎尔国民众中间的基督徒、穆斯林和异教徒都受到了“伊提尔犹太主子”的压迫。

犹太教是通过拉多尼特商人传入哈扎尔人中间的，拉多尼特商人讲波斯语，“熟悉各条道路”。8世纪中叶的国际局势可以表明，犹太商人为什么会最早找到东欧的通途。从7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便杀得难解难分。古罗马帝国希伯来一系的公民被各方视为中立方，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从马赛前往北非，然后再去君士坦丁堡，从那儿抵达哈扎尔人的都城。他们的主要“商品”均由奴隶构成，列夫·古米廖夫认为这样的贸易“令人作呕”。对我们来说，不这么想是不可能的。但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喜欢拉多尼特商人的奢侈品交易。他写道：“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的话，这样的交易就等于非法买卖外汇和贩卖麻醉剂。”不过，我们要问的是，以“用20世纪的语言来翻译”这种说法来思考过去是否合适。8世纪，奴隶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一样，都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职业，对20世纪来说，这样的交易会在《古俄罗斯和大草原》一书作者的心中引起极大的反感。

将我们的观念，或我们的喜好投射到过去，将不相匹配的年代转变成可资调节的意识形态武器，有时会导致奇怪的结果。奥梅利扬·普里察克在阐释自己的俄罗斯起源观念时，采用了9世纪的阿拉伯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证词，此人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情报部门首脑。所有俄国历史学家都会提及此人，因为他 有了拜占庭的这名教士，拜占庭的政治概念才传到基辅。Gosudar这个称号意为“君主”，这和汉萨同盟的模式差别很大。Gosudar这个词在诺夫哥罗德用得很多，如“诺夫哥罗德陛下”(Gosudar Novgorod)或“大诺夫哥罗德殿下”(Gospodine Velikij Novgorod)。这个词在这儿指的是城市。在基辅，该词指的是大公、可汗、上帝派来的专制者，不仅要保卫城市不受外来威胁，还要确立且维护公国内部的秩序。拜占庭对罗斯政治观念的主要贡献是君主这个概念，那是主所涂膏的人。

罗斯在10世纪接受了基督教，此时，拜占庭又开始突飞猛进。事实上，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收复了大量丢失的领土，击败了最可怕的对手保加利亚，设法使拜占庭国恢复其传统的形式。在东方帝国基础之上，就是社会统一体的理念，或者照希腊语的说法，就是共同统一体。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笃信者尼古拉牧首的解释是：“你们都很清楚，共同体若得拯救，每个人的个体利益也会得拯救；相反，若共同体未得拯救，那它又该如何保护个体呢？如果我们无法勠力救治恶，那又该如何在共同的灾难中互帮互助呢？”

帝国的全体国民——也就是共同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孩子。现实中，这种绝对的平等也就意味着法律的普遍缺失。只有天父——皇帝——才享有权力。臣民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奴隶。皇帝的专制权力源于神：他是主的涂膏者，是神意的化身。皇帝——专制者的神性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加冕，他在实施权力的过程中所做的哪怕极微小的事都会受到赦免，受到濯洗。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仪式不仅强化，甚至还“实现了”这种神性特质。“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仪式书》中写道，宫廷生活的节奏就是上帝为宇宙创造的和谐与秩序的反映。

拜占庭的法律保留了罗马法的原则，承认私有财产。但所有土地财产的最高权益归属皇帝。所有不动产均属于国家。换言之，国家的化身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土地及税收。他可以没收和分配财产。他可以任命和解职官员，颁布法律，指挥军队，接待使节。束缚他权力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还没有一部皇位继承法。9世纪之前，新皇帝登基都会在君士坦丁堡的赛马场上宣告：他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后来，皇帝会自行宣读继承者的名字，这样一来，对他权力的唯一束缚也就大大削弱了。

9世纪和10世纪，拜占庭建立了权力等级制，等级并不是以类似于西欧封建体系那样的臣属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皇帝授予的称号为基础的。贵族和官员都属于一个“等级”，当时总共有十八个等级。近七百年后，彼得大帝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行政的秩序，设想出“官秩表”，共包含十四个类别。军事技术史家汉斯·戴布流克分析了拜占庭军队的组织结构，认为其缺乏“西方封建体系的灵魂”，那就是以个人与封建君主关系为基础的骑士团，骑士会向封建君主宣誓效忠。

拜占庭的体制并不存在官职世袭一说，这又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样可以强化皇帝的权力，但也有利于社会的流动：战斗中表现优异的士兵、农民、城里人、获得自由的奴隶都可以晋升到军事贵族的等级。

采纳拜占庭模式的弗拉基米尔的基辅罗斯只不过是国家组织发展的 所有专家都一致承认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是基辅罗斯最了不起的军事首脑和国务活动家。13世纪描述鞑靼—蒙古入侵的重要著作《雅罗斯拉夫大公驾崩之后罗斯被毁的故事》一书就讲述了罗斯国的辉煌在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治下达到顶峰的情况。作者描述了“罗斯大地光芒四射，盛极一时”之态。从匈牙利人到波兰人再到捷克人，从立陶宛人到德意志人再到卡累利阿人，从白海到北冰洋再到保加利亚，从切列米斯人到莫尔多瓦人，难道不都对基辅君主俯首称臣了吗？1127年，弗拉基米尔之子姆斯季斯拉夫夺取波洛茨克，达到基辅帝国攻城略地之后疆域的最高峰。1132年，姆斯季斯拉夫死后，波洛茨克的王公便立刻夺回了自己的领地。对基辅来说，这也是他们衰落的肇始。

俄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表达法：“你再重，哪有单打独斗者的皮帽重”，意思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帽子镶满了珠宝，后世所有的莫斯科沙皇都会戴这样的帽子，以此来维系罗斯和拜占庭之间的联系。这个表达法暗指大权在握，负担也重，也指 南方和北方之间、饱受衰落之苦的基辅罗斯和继之而起的国家之间的断裂，是由君主安德烈安顿在弗拉基米尔造成的。古老的秩序由此破裂。但安德烈并没有抛弃大公的头衔，而是决定从另一座都城来实施自己的权力。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由此导致留里克的政治体制灰飞烟灭。在安德烈统治时期，权力的等级结构开始显现。直到那时候，迁往基辅的大公都会将自己以前的领地留给从年龄上看很快会继承自己王位的亲戚。安德烈成为大公，也是以这种方式来统治基辅的，但他还是选择牢牢地掌控住苏兹达尔的土地。于是，后者也就不再是可以承袭的土地，而是成了专供君主一人使用的领地。苏兹达尔从罗斯代代相传的区域内脱离了出来。一种崭新的权力体系由此诞生。

1169年，安德烈毫不留情地把基辅洗劫了一遍——“占领者既没放过寺庙，也没放过女人，孩子也没逃过。”编年史家如是记述道——把它让给了自己的哥哥格列布，后者没多久就死了，于是安德烈又把基辅给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几个侄子。由于后者拒绝听从弗拉基米尔来的命令，安德烈便把他们像用人那样全都赶走了：“罗曼，你不服从我的意志……那好，你就从基辅滚蛋吧。你，姆斯季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滚蛋。大卫，从维什戈罗德滚蛋……”据说姆斯季斯拉夫王公不惧怕尘世，只惧怕上帝之国，他很气愤地回答道：“你和我们说话，不是像对王公那样，而是像对你自己的士兵那样。”

姆斯季斯拉夫深刻理解了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当中的要义：王公之间的家族制体系，虽不排除冲突和战争，但还是建立在传统的“等级制”上的，而政治上的臣服关系实际上是将小王公贬低到了庶民阶层，但排在 如果王公不受大多数人喜欢，维彻就能罢免之，它会主持公道，制定法律，宣战和缔结和约，确定债务和税收，选择货币。投票原则甚至延伸到了修道院，宗教团体便在此推举修道院院长、杂务修士，并处理庶务。之后，修道院院长的任命需获总主教的批准。

城市的主要行政长官由维彻选出：没有维彻，王公就不能统治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里有许多例子显示，诺夫哥罗德人对行政长官不满，就会起来反对他。行政长官只能从波雅尔当中遴选。教士不能当维彻的代表，但和中世纪的所有城市一样，教士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总主教负责照看灵魂和习俗。所有反教会的罪行，以及家庭、遗产继承、财产方面的纠纷，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对城里使用的度量衡有决定权，在商业城市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能。

芬兰各部族都自由地生活在诺夫哥罗德的土地上以及城市里。他们只要尊重习俗，即可有权对公共事务发声，享有社区成员的所有权力。

诺夫哥罗德采取极为积极的殖民政策，征服了边境北部的土地和人口。这个商业共和国的土地从普斯科夫一直延伸到白湖城，囊括了整个北部，从白海直到北冰洋和乌拉尔地区，甚至还要更远。但征服的土地越是偏远，那里能见到的诺夫哥罗德的民主特质就越少。殖民地向诺夫哥罗德人提供毛皮。这座城市物产丰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与西方城市的贸易相当频繁，尤其是与德意志和哥得兰岛。13世纪出现汉萨同盟的时候，诺夫哥罗德就为之提供了颇为特殊的环境，如贸易客栈和商行。

政治体制和经济特色催生了诺夫哥罗德式的文化，出现了一些重要人物，如商人萨德科和性格冲动易怒的航海家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只有家族首脑才能在诺夫哥罗德维彻享有投票权。孩子即便已经成年，只要尚未建造自己的住宅，就无法参加大会。于是，诺夫哥罗德的年轻人效仿英国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将精力投到了城市之外，为城市寻找新的土地，或对邻国进行劫掠。瓦斯卡·布斯拉耶夫就是诺夫哥罗德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其他地方也有相似的人物，只不过诺夫哥罗德的传奇人物是个商人而已。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桦树皮上所刻的交易事务）可以看出城市的扫盲工作做得不错。俄罗斯最古老的手稿（斯拉夫语的福音书，为泥金装饰手抄本）时间可追溯到1056年至1057年的诺夫哥罗德。

城市及其政治团体的历史证明了罗斯大地的发展可有另一种模式。这个“封建”共和国商贸和殖民兴盛，许多方面都令人想起了11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公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商路，便扩大土地和守护疆界，其政治组织也令人想起了拜占庭。究竟是要维彻的人民大会，还是君主的专制权力？究竟是要诺夫哥罗德模式，还是基辅模式？这是摆在俄罗斯历史面前的选择。普希金列举沙皇彼得大帝的种种丰功伟绩的时候，坚持认为是他打开了一扇面朝欧洲的窗户。诺夫哥罗德的发展道路则会打开另一扇门。

但在向东北方迁移之时，基辅的君主们正在恪守“单打独斗者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了。诺夫哥罗德的位置并不怎么有利：城市被囚困在大公诸领地形成的半圆之内，虽可抵御弗拉基米尔与苏兹达尔亲兵的远征，却无法贮备粮草。经济封锁（封锁运送小麦的船队）就能迫使该城让步。1216年，诺夫哥罗德人在利皮察河河畔大败苏兹达尔的军队，但这场军事上的胜利什么都没能改变：共和国的压力与日俱增。诺夫哥罗德的屈服乃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帝国政治的一个主要篇章。但蒙古人的出现暂时推迟了诺夫哥罗德的土地被兼并的步伐。

1212年，大家族弗谢沃洛德去世，兄弟之间又开启了传统的战争模式，由于弗谢沃洛德子孙满堂，所以这样的冲突更是难以避免。大公在死之前没多久便和长子康斯坦丁决裂，剥夺了其继承权，而改由次子尤里继位。这些冲突导致国土四分五裂。13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包含了四块可继承的土地。到世纪中叶，又多出了三块，其中就有莫斯科公国。其他公国如梁赞、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也同样四分五裂。

各个王公签订了向来都很短命的盟约，攻打邻国，追求一己之私利。可是，一个新的敌人出现在了西方的边界。12世纪中叶，德意志的商人和传教士在西德维纳河河口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当地信奉异教的民众（利夫兰人、拉脱维亚人）改宗。1200年，阿尔伯特·德·布克斯霍夫登主教在德维纳河河口建造了里加城。两年后，他又创立了持剑骑士团，骑士们身披绣有红十字的白披风，利剑搭在肩上。无论遇到何种暴行，他们都毫不退缩，终于让当地民众皈依了基督教，很快就将领地扩展到了里加东部。1207年，被征服的土地（立窝尼亚）成为骑士团的附庸，这是送给日耳曼人的皇帝的礼物。

持剑骑士团东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另一个骑士团，那就是条顿骑士团。12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就是为夺回圣地而设的，1187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失败，耶路撒冷被萨拉丁夺走，他们只能返回欧洲。条顿骑士团身披绣有黑十字架的白色披风。1226年，波兰君主康拉德·马佐夫舍由于没法使普鲁士的斯拉夫部族改宗，便请求条顿骑士团援助。十字军战士们纷纷响应他的邀请，且收到教宗额我略九世的谕旨，教宗保证梵蒂冈会支持他们。骑士团很快就将势力扩展到了普鲁士，1237年迫使持剑骑士团与之合并。东进所采取的形式越来越具侵略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由骑士团所支配的这个国家的轮廓渐渐显现，囊括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库尔兰、立窝尼亚、爱沙尼亚。诺夫哥罗德的领地受到了严重威胁。不过，1240年至1242年，骑士团的攻势遭到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遏制，后者两次打败了骑士团。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苏联和欧亚主义的历史学家，从十字军（法国人和威尼斯人）1204年夺取并洗劫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以及条顿骑士团和持剑骑士团的东进策略中看出，那是在对东正教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很难说这就是巴勒斯坦、北欧和东欧联合协调的行动，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共同的政策，结合了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诺夫哥罗德人在芬兰土地上成功殖民之后，额我略九世呼吁日耳曼和瑞典骑士追击改宗东正教的芬兰人，且以此来赦免他们的罪孽，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基督陵墓的法兰克骑士所获得的好处，他们也会有份。

今日历史学家觉得有种“围城”之感，这是一种颇为晚近的感受，只可能是远距离从全球视角看待过去的时候诞生出来的。那个时代的参与者投身于各自局部的事务和冲突之中，毫无疑问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更何况自12世纪中叶基辅罗斯崩溃开始，他们就丧失了罗斯大地统一的概念。而且，他们也没发现，1223年，就在十字军东征愈演愈烈的时候，蒙古大军出现在了顿河的大草原上，而这说明又有新的敌人出现了。他们要和这个敌人战斗数世纪之久，后者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