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_帝国浮沉

法军灾难性的撤退

皇帝的坚韧和他的决心，是和他所处形势的危险程度共同增长的。在杜布罗夫诺的时候，营地上响起了独特的警报声。当时天刚蒙蒙亮，营地突然就陷入了混乱。我当时一听到声响就急忙穿好衣服往皇帝过夜的房子那里跑去，我的住处就在旁边。我在路上遇到了达吕伯爵，他也正在往那个方向赶，跟我一样焦急。我们在那里看见了穿衣服穿到一半的拿破仑，他正站在门口发号施令，让士兵们把哥萨克骑兵赶走。我们当时都认为肯定是一群哥萨克骑兵造成了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其实不是敌军的进攻，而是因为有人大声地在喊一个叫奥赞的人。这个名字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让人们误以为有人做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1]。这种无序和我军的组织混乱以及疏于防卫[2]密不可分，哪天再出一次这样的误报，很可能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拿破仑骑马在营地中穿行，命令警卫要加倍警惕，并且要负责监督并维持军队的纪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空前地需要维持纪律。

当时这样的境况，再加上戈罗德尼亚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让皇帝发现自己依旧暴露在类似的危险中，而且他当时还在焦虑地等待着内伊元帅的消息，这都让他的脑中充满了沉重且悲伤的思考。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后，一位法国元帅对一位君主的言语的尊重（那位君主撒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让亚历山大避免了落入法军手中的不幸命运。拿破仑当年对于达武元帅的这个做法也默认了，但是，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这位君主对他没有丝毫的感恩。皇帝知道，此时的沙皇正被敌人不同寻常的敌意和影响支配着。后者出于怒火，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一想到自己如果不幸落败，就会被迫成为这些无情敌人用来装点胜利的饰品，拿破仑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他命令他的常任医药顾问伊万医生给他准备了一剂毒药。毒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佩戴在他的脖子上。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被哥萨克骑兵活捉，免受这些野蛮人的羞辱。

在奥尔沙，军队发现了一些物资，包括40门大炮，还有2架浮桥。因为浮桥会陷在破烂道路中，同时我们要把所剩无多的马匹用来运输火炮，所以我们放弃了它们[3]。为了尽量减少敌人可能获得的战利品，拿破仑下令把他大部分的马车、行李，还有我手上的公文包里的机密文件都烧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公文包，我才获得了“公文包秘书”的头衔，皇帝之前是这样任命我的。

鉴于大部分的骑兵现在都只能步行了，大概五六百名依旧骑着马的军官组成了一支小队，守卫着拿破仑。在这支小队中，普通军官是列兵，上校们担任士官，将军们则是军官。这支小队后来得名“被诅咒的部队”，因为其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马匹。指挥这支部队的是格鲁希将军，以及他上面的那不勒斯国王。

皇帝在熟悉了最佳路径之后，决定从奥尔沙快速行军到鲍里索夫，他想要先于敌人抵达别列津纳河边。敌人正沿着维尔纳附近的一条道路快速向我们靠近。奇卡科夫元帅当时正指挥着摩尔达维亚的军队，鉴于奥军统帅施瓦岑贝格亲王和俄国达成的中立协议，这位元帅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那时正在朝着别列津纳河进军。他抢先渡过了这条河，不过，被乌迪诺元帅给打了回去。他再次反向渡过这条河后，摧毁了河上的桥梁。拿破仑和法国军队因此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加上贝卢诺和勒佐的军队，皇帝身边也只有4万人。包围他的则是超过10万的俄军。俄军装备精良，武器一应俱全，还是主场作战。我们则有过半数的士兵饱受了寒冷和疲劳的摧残，同时，一系列的挫败，还有和祖国之间的遥远距离都让他们精神萎靡。这巨大的危机非但没有削弱拿破仑的能量，反而激发出了他精力充沛的头脑和全面的潜能。通过一系列的假动作欺骗了敌军之后，他成功地在鲍里索夫渡过了别列津纳河。在其他时候，气候变暖对我们的士兵来说都是好消息。但是，这次气候的变暖却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厄运。本来坚硬的河冰会成为我们的桥梁，然而温暖的气候融化了坚冰，别列津纳河上的坚冰破碎成了一块块的冰凌。为了架起桥梁，我们勇敢的工兵和架桥兵在埃布莱将军的指挥下经常要被迫浸入齐肩的冰水中。水流推动的冰凌不光会阻碍他们的行动，还会不时对他们造成伤害。尽管面对如此多的艰难险阻，这些勇敢的人还是快速建造了数座桥梁。他们的奉献值得所有人尊敬。我们不幸军队的剩余人员，就是通过这些桥梁渡过了河流。渡河的顺序是皇帝决定的，他也亲自监督了行动的实施。中途，这些桥梁发生了多次断裂，进一步恶化了我们疲惫不堪的架桥兵们的状况：他们被迫要修复这些损伤，并从头再来一遍。尽管拿破仑多次规劝，并命令河流另一边的人必须马上撤离，还是有数千件辎重和非战斗人员无法下定决心抛弃他们的马车和行李。最终迫使他们下定决心逃命的是敌人的炮火声：敌人的大炮在这群疯子中播撒了绝望与死亡。这片混乱迅速变成了言语无法描述的恐怖景象，桥梁也经受不住这群可怜人的重量，纷纷崩塌，所有没能渡河的人都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这一天既有无比悲惨的厄运，同时又充斥着我们勇敢军队的荣耀。要描述这样的一天，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中，法国士兵们展现了他们的品质。有人旁敲侧击地说，拿破仑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形势下，已经身心俱疲了。拿破仑在当天展现了灵活的思维，他一直没有停歇，他出现在所有的地方，采取了所有的措施，注视着所有的事情，所有这些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复。那天，面对灾难时的拿破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他麾下的大将们也展现出了足以媲美他的英雄主义精神。他在这些骇人的时刻中，展现出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挥洒了最多的才能。此后，在萨克森和法国的战斗中面对一系列沉重事件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还内伊元帅以公道。他所展示出的勇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值得所有人敬仰。这位元帅是整个撤退中的英雄。这位勇猛的战士展现出了，在危险之中可以迸发出怎样的献身精神和机智头脑；对战争的熟悉，再加上勇气，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他既是将军，又是普通的士兵。为什么人们对他英雄般行为的记忆，他应得的无数槲叶环[4]和桂冠，都没能让他免受被雷电击倒的命运呢？[5]

此时，我们已经无力维持任何军纪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奔向维尔纳。在莫洛杰奇诺时，拿破仑收到了信使给他送来的许多急件，此前这些急件都没能被送到他身边。这些信件提供了关于马莱政变尝试的种种细节。他在抵达斯摩棱斯克前的那个夜晚，已经获得了这个消息。一直到马莱政变前，所有关于失败的布告都没有在巴黎造成任何公共安全上的问题。但是，元首和军队与巴黎之间的距离，加上俄军抵抗措施的野蛮，还有莫斯科的焚毁，都在法国造成了一种朦胧的焦虑情绪。突然，马莱莽撞的举事就爆发了。他的大胆让巴黎和城中的官员都非常惊愕。政府采取的杂乱的应对措施，显示了其自身的举棋不定。要是这个密谋的参与者们获得的支持再多一点的话，说不定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时，皇后和她的儿子正平静地住在圣克劳。突然，陆军大臣派来的一群卫兵就鲁莽地冲进了宫殿的庭院中，这让她突然警觉起来，自己和儿子有危险。她急忙穿着睡衣跑了出去，头发散乱地在脑后飞舞。她跑到了一个俯视着庭院的露台上，正是在那里，她得到了关于政变尝试的消息。她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她很快就从惶恐中恢复过来。但是，给法国和整个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下面这个事实：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无钱无权，没有任何同党，竟然就敢逃出监狱，尝试政变，还差点成功了。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下面这几点：他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说服卫兵，皇帝已经死了，帝国完了；地方官员对他的命令竟然如此顺从；还有人们竟然都遗忘了罗马王和他的母亲。

利用拿破仑远征去国的机会推翻帝国，是马莱这个狂热的密谋者很久之前就有的想法。在1806年的埃劳战役之后，以及1809年的艾斯林战役之后，马莱看准战事不顺，拿破仑无法马上班师返回法国，都曾经借机尝试过要发起类似的动乱。虽然当时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和这些革命党人的密谋有关，但我们没能找到给他定罪的决定性证据。因此马莱没有被送上法庭，而只是在政令下被关押在一个国家监狱中。1809年时，警务部获悉，马莱正在计划一次监狱暴动，打算在周日行动。那个周日，政府预备在圣母院咏唱《赞美颂》，纪念我国军队进入维也纳。我们对他的宽宏大量反而让马莱的胆子越来越大。他觉得，我们从莫斯科的撤退以及路上的不幸遭遇，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机会，让他终于可以实现那个一直坚持的计划。

因为军队一直面临着近在咫尺的危险，所以皇帝此前一直不愿意和军队分隔开来。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出现在巴黎。因此他终于决定要朝着法国进发。在撤退途中，拿破仑一直穿着亚历山大在友好时期送给他的毛皮大衣，头上则戴着俄国羊羔皮的帽子。在撤退途中，他经常选择在卫队的护送下，和军队一起步行：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扶着那不勒斯国王，或是某位元帅。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他才会进入马车，或是跃身上马。

12月5日，也就是抵达斯莫尔贡的这一天，皇帝把军队中的所有领袖们都召集在了一起，向他们宣布了自己起程的决定。他对方方面面都下达了详细的指示，并且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妹夫缪拉。纳夏泰尔亲王被任命为缪拉的参谋长。12月2日时，他已经派出了阿那托勒·德·孟德斯鸠上校先行前往巴黎，沿途在城镇和乡村中发布好消息。这样可以安抚波兰、德意志以及法国的情绪。一直迟迟没有军队的消息，肯定让这些地方无比焦虑。拿破仑在出发前，还发出了 付出极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却又一无所获；闻所未闻的灾难；法国史上最精锐军队的毁灭；这就是对俄国致命远征的结果。一片广阔的战场由此打开，人们在其中互相指责，互相抱怨，表达懊恼。即便是我国最亲切温和的党派，甚至是我们的盟友波兰人，也不例外！看到拿破仑此后在圣赫勒拿岛上展现出的那份自信，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巧妙而诱惑人心的谎言，是为了欺骗时人，也是为了欺瞒子孙后代。希望大家允许我以下面这段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节选，来反驳这些严苛的评判。这是一份梗概，总结了他在执政关键时期的计划和行动。在我看来，这都是真心诚意的话语，没有半点吹嘘。

关于俄罗斯战役的历史永远不会被人们熟知，因为俄国人要么不会写字，要么就是满口谎言。同时也因为法国人被冲昏了头，他们开始为自己带来耻辱，他们开始证明自己获得的荣耀都是假的。从亚历山大沙皇违反《提尔西特协议》和《埃尔福特协议》的那一天起，为了维持大陆封锁系统，和俄国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时影响了拿破仑并且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考量。他在一系列胜利之后，建立了这个法兰西帝国。如果他不把俄国人赶到博里斯泰内河[7]的另一边去，并重建波兰王国作为帝国的天然屏障，法兰西帝国在他死后肯定会解体，欧洲的权杖会落入一个沙皇的手中。1812年时，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瑞士以及意大利都团结在了法兰西的雄鹰之下共同进军。难道拿破仑不会认为已经到了巩固他建立的这座大厦的时候了吗？只要俄国还可以随意地将它的大军派到奥德河畔，难道她不会用尽全力压倒这座大厦吗？就像他的帝国一样，亚历山大那时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所有人都认定，他肯定可以活得比拿破仑长。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所有秘密。不像某些作者声称的那样，这个问题没有牵扯任何个人情感。纵观古今，对高卢人来说，俄罗斯战役都是最辉煌、最艰难，也是最光荣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争本应是现代社会最得人心的战争之一。这是一场为了常识，为了真正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一切，这场战争的胜利将会确立一套机制，扫除当时人们面对的危险，取而代之的会是宁静的和平。在我的意图中，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人们当时会相信，我将在这个战场上失败并遭到毁灭吗？我从来没有做得比这次更好，我也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应该获得胜利。但是，仿佛舆论也感染了某种传染病一样，突然之间，舆论中就只剩下了一种喧哗，只剩下了针对我的情感。我被说成了压迫国王们的暴君。我，给他们续了命的我！我只剩下了一个身份：各民族权利的毁灭者。我，为他们奉献了一切，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我！人民和君主，这两种水火不容的势力，竟然联合起来密谋反抗我！人们不再考虑我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获得胜利，人民肯定会回到我这边来。但是，我没有确保胜利，我被击败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的故事。但是，人民和君主会怀念我的，说不定会在一起怀念我。人们对我的回忆会充分地为我遭到的不公评价复仇！”

在描述完俄国面对欧洲时占据的有利位置后，拿破仑补充道：“想到下面这点，人们都会忍不住战栗：如此多的人，你既无法从侧翼攻击他们，也无法从后方攻击他们，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地如潮水般涌到你的身上；如果他们获得了胜利，那么他们就会像洪水一般冲走一切；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还可以撤回到冰天雪地之中，撤回到毁灭和死亡的怀中，那里就是他们的避风港，他们会在那里等着东山再起的时候。这难道不就是九头蛇的头吗？这难道不是寓言中的安泰俄斯[8]吗？只有和他激烈肉搏，用胳膊让他窒息才能打败他……但是，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赫拉克勒斯[9]呢？似乎，只有我们冒险扮演他的角色这一条路可选……”

不过，是不是俄国人单单靠自己的努力就彻底消灭了我呢？答案是否定的。击败我的是一个不顾其中的居民而被焚毁的首都，还有外国人的阴谋诡计；击败我的是突然出现并且疯狂肆虐的冬天和冰霜；击败我的是错误的兵力运用，是奥地利军团的反向行军，是错误的报告，可鄙的阴谋，是背叛，是愚蠢。一言以蔽之，人们将来可能会了解到我被击败的原因，他们会找到我在外交和战争中真正犯下的唯一一个笨拙的错误：在进行这样的大计划时，我的侧翼（那里旋即变成了我的后方）留下了我无法掌控的两个宫廷，以及只要我稍微遇到挫折就会变为敌人的两支盟军。作为对这一点的总结，也算是把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一笔勾销，我想说的是，这场著名的战争，这次大胆的行动，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我一点都不想打仗。亚历山大其实也不想打仗，但是，当我们面对面时，形势让我们兵戎相见，剩下的事情就由死神负责了。

拿破仑说他在1812年不想对俄国宣战是正确的，他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避免这场战争。他当时的首要需求是结束在西班牙的战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以及那些最了解俄罗斯帝国的人之间进行的会议和解释，就是他这种焦虑最好的证据。当他意识到必须踏出某一步时，当他下定决心要为某事承担所有的责任时，他认为进行任何的争辩都是多余的。相反地，当他还在犹豫的时候，他会直接或间接地咨询有能力之人的意见；他会在谈话中举出自相矛盾的提议，并且引发争论，这些争论最终要么会启发他，要么会确认他心中已经下定的决心，确认他做出的最优选择，或者会帮助他修改决定，甚至彻底放弃执行心中的计划。他会在心中认真地权衡利弊，在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某事，没有用心地思考某事之前，他是不会做出任何严肃决定的。

在他沉思的时候，我时常会听见拿破仑用下面这个表达来描述当时的处境。他是在安静的工作室里泄气地说出这番话的：“这把弓被撑得太开了。”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处境？松开这把弓是不是只靠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到呢？我知道人们对于这个宏大的问题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但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上面引述的表达难道不能证明，拿破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当时境况之下所蕴藏的危机吗？

当时，严峻的形势让法国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削弱皇帝的勇气，反而激发了他头脑的活力，为他充满动力的活跃状态提供了新的食粮。他做的 皇后在7月23日早上六点钟离开了圣克劳，途中在沙隆和梅斯过了夜，并且接待了当地的主要官员。她在25日凌晨3点抵达了美因茨，当时天气特别差。她之前还一直担心皇帝会比她先到，但是皇帝直到当天傍晚6点钟才抵达。拿破仑的身体依旧健康，军营中的空气让他变得粗犷了，他也晒黑了不少。能和皇帝重逢，我开心极了，他也亲切地接待了我。在他的内阁抵达前，我再次充任了他的秘书，为他做了许多事情。能再次如此亲近地和拿破仑在一起，享受他的信任，让我很高兴。之后，我悲伤地目送着他离开。离开他后，我的心情非常压抑，因为我担心奥地利种种令人怀疑的动作，我对布拉格和会的议题也持怀疑态度。

几位大臣被从巴黎召唤到了美因茨。在美因茨的这段时间，皇帝过着非常闲适的生活。他每天在工作室里忙于处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信函，并且交替着和大臣们，尤其是财政大臣一同工作，安排内政上的事务。同时，他也着眼于即将开始的斗争，这次的战争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莱茵邦联中的王公们，都趁着皇帝在美因茨的机会，来觐见了他。其中包括巴登大公及大公夫人、亲王大主教、拿骚亲王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那时天气也转好了，再次变得平静安宁。这使得皇后可以每天都搭乘敞篷马车出游。随着瓦格拉姆亲王夫人的抵达，她身旁的随扈又多了一个人。瓦格拉姆亲王夫人将她的儿子带到了美因茨，来见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急切地盼望着洛堡伯爵夫人的抵达，后者对于她来晚了这件事情还很不高兴。当她总算抵达时，距离拿破仑原定的启程日期就只剩下一天了。皇帝在美因茨逗留期间，皇后打算给皇帝一份礼物，庆祝他即将到来的命名日。于是，她命令在维希泡温泉疗养的伊撒贝将她和儿子的肖像一起画在了一个鼻烟壶上。

皇帝在8月1日傍晚6点离开了美因茨，返回德累斯顿。他在4日早上9点抵达了那里。正是在这座城市里，拿破仑发出了一条政令，后来很多人都将其说成独断专行之举。在1811年秋天的荷兰之行中，拿破仑在安特卫普听说当地的市长和关税领导被控腐败，给安特卫普带来了超过200万的损失。两个侵吞公款的人把这笔钱瓜分了。因此，9月28日时，皇帝在弗利辛恩发布了一条政令，将这两名被控贪污的人送到了布鲁塞尔的刑事法庭受审。在经历了漫长的审判之后，这两个人被无罪释放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判决，是因为有一名陪审团成员此前被这两个贪污的人收买了。不出所料，这份判决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拿破仑在审阅了财政检察官的报告之后，知道这个关税收缴人在市长和省里部门领导的指使下，针对关税的收据制作了阴阳两个账本。他不会允许这样的欺诈行为逃脱惩罚。凭借他的权威，他暂缓了法院对这两个骗子做出的无罪判决。同时，他委托最高法院组织了一个新的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这个决定毋庸置疑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但是如此放任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极大地损害了道德规范，同时也激怒了君主的良心：他们正是以拿破仑的名义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显罪恶的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要以无罪判决来鼓励贪污公款的行为，还是要雷厉风行地弥补法律的不足呢？拿破仑断然不会为这样一个伤害公共道德观念的判决承担责任。这也证明了，即便是在战争之中，他依旧心系公民的利益。

同时，瑟堡的海港船坞也完工了。将海水注入船坞是一件大事。皇帝向皇后表达了希望她出现在开幕仪式上的愿望，这样可以让开幕仪式更加庄严。因此这事就定下来了，玛丽·路易莎在从巴黎返回后将择日前往瑟堡。我下面展示的这封信，是拿破仑在返回德累斯顿之后，就此事写给总理大臣的信。我之前展示的信件，加上下面这封信，足以展示皇帝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可以关注到多么微小的细节：

我的表亲，皇后如果前往瑟堡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她在那里首先可以观赏海水进入船坞时的美丽场景；其次，也可以让这个仪式更显庄重。海军大臣可以先于皇后抵达瑟堡，并组织接待的事宜，也可以准备皇后在当地的娱乐消遣项目。皇后应该在17日或者18日启程，这样开幕典礼就会在她的生日那天举行。该省的主要官员都将到场，这样一个好玩的场景肯定也会吸引很多围观的民众。要让报刊报道皇后此次美因茨之旅以及返回路上的大小事情。此致，向上帝祈福……

（签名）拿破仑

1813年8月7日，德累斯顿

离开美因茨后，皇后沿着莱茵河，经由亚琛返回了巴黎。她在8月2日登上了一艘游艇，这是拿骚亲王提供给她的，负责在游艇上尽主人之宜的是一名拿骚家的军官。但是，她的身边有这样一些人：芒泰贝洛公爵夫人；荣誉骑士德·博阿尔内伯爵，他跟随她一起去了美因茨；塔卢埃夫人和洛里斯东夫人；卡法雷利将军；沃尔格伦南和科内利西安两位侍从；宫廷主管屈西；还有我本人。抵达圣戈阿尔之后，皇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皇帝写信。第二天，她在莱茵河上继续自己的旅程，沿途在科布伦茨和科隆做了停留。她在8月5日抵达亚琛，造访了当地的大教堂。此后，她经由列日、那慕尔、苏瓦松和贡比涅，抵达圣克劳。在沿途停留的所有城市，她都受到了当地主要官员的接待。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在离开之前接见他们。在我们抵达科布伦茨后，我在打算用作皇后住所的宅邸等候室里遇见了我同僚的妻子，这让我很是惊讶。皇帝前来美因茨的时候，她的丈夫留在了德累斯顿。他于是趁着皇帝不在的机会，来科布伦茨和自己的妻子见了一面。穆尼耶夫人这次前来是想要被介绍给皇后。能帮她这个小忙，我自己也很高兴。德·孟德斯鸠夫人正在皇后马车停下的地方等待，准备将皇后的儿子交到她的手中。他那时是一个很不错的孩子，身体处处透着力量和健康。他的智力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那不勒斯王后送了一辆小敞篷马车给他。他常常会开心地在宫殿的庭院中驾驶这辆小马车。负责拉这辆马车的是一队绵羊，它们都是由一个聪明的掌马官训练出来的。

瑟堡港口的开幕典礼本来应在8月15日，也就是皇帝的生日那天举行的。后来被推迟到了8月25日，也就是玛丽·路易莎的生日，方便皇后可以舟车劳顿从美因茨返回之后好好休息一下。她贴心地没有让我跟着她一起去瑟堡。按照她自己在8月25日和26日信中的说法，她抵达瑟堡的时候已经“因为卡朗唐附近糟糕的道路而累得半死不活了”，那段烂路上的灰尘还让她“差点窒息，胸脯也很痛，好像感冒了”。在皇后出于好心写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她向我描述了开幕典礼的样子：“人们昨天把船坞打开了，但是水流咆哮着涌入的时候，大家都在吃晚饭，因此没人看见这个绝景。而且，都说祸不单行，我还错过了烟火大会。”

奥地利背叛法国

布拉格和会开幕了。反法同盟肯定不想求得和平，但是他们被迫要将本意隐藏起来。奥地利需要时间来做好战争准备。实际上，布拉格和会不过是一个障眼法。人们甚至都没有交换证明文书。谈判代表相互之间甚至都没有见面。放弃伊利里亚、放弃半个意大利、放弃荷兰和西班牙，这就是奥地利为维持与法国的同盟开出的价码。当时拿破仑还有30万军队驻扎在德意志的中心地区。鉴于奥地利还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她以调停人的身份主宰了整个会议。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以及必须保持公平公正这一点。奥地利光顾着为自己谋利，同时推动反法同盟的要求。本来预定7月5日开幕的和会，直到29日才开幕。反法同盟说会议的延宕完全是法国谈判代表迟到导致的，法国的代表们在27日才全部抵达布拉格。其中一名是维琴察公爵，另一名是德·纳尔博纳伯爵。后者是和俄国以及普鲁士的代表一同抵达布拉格的。维琴察公爵此前负责在诺伊马克特进行延长停火协议的谈判。他一直滞留在那里，直到27日才签署了协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反法同盟说他们的文件在路上拖延了，鬼知道是真是假。拿破仑之所以没有马上派维琴察公爵前往布拉格，还有另一个原因：俄国选择了德·安斯泰特作为代表。德·安斯泰特是法国人，现在却做着反对法国的事情。在拿破仑看来，这是对他的侮辱。此前帝国曾经发布政令，拒绝一个法国人代表外国势力参与与法国利益相关的讨论。坚持这个人选是一个信号，显示出了当时确定奥地利也会叛变的反法同盟根本不屑于和我们按照平常的外交礼节议和。当时，在特拉岑贝格举行的会议已经确定了反法同盟的军事计划。奥地利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俄国和普鲁士的特使非常清楚这两个国家如此做的意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拿破仑一直都怀疑有人在进行针对他的密谋，现在，证据是如此之多，怀疑几乎都要变成确信了。因此，拿破仑被迫要非常小心谨慎，他也必须要找出对方给他下了什么圈套，以及暴露在他面前的这个巨大危机的真相。停火协议在8月10日就会到期。12天的时间（一部分时间还要用来讨论类似和会中采用的形式或是传统），真的足够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让如此多的利益方和解，并在欧洲实现总体和平吗？更何况，调停国那些或明显或掩盖着的要求，进一步复杂化了各方坚持的各种利益要求。在调停国的支持下，俄国和普鲁士的代表提出了种种旨在找茬的问题，进一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们脑子里想的都只有怎样缩短这个和会的时间。调停国表面上摆出对法国代表很友好的样子，把它背叛的计划隐藏起来。但是它公然的背叛行为，包括它的所有行为，都显示奥地利介入布拉格和会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强迫我们就范。最终，在停火协议到期3天前，法国谈判代表接到了最后通牒。即便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也没人会不经过仔细检视就接受一份最后通牒。因此，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把握这些无法申诉的牺牲的本质。即便是屈服，我们也要带着荣耀和尊严屈服。

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拿破仑了解到，他此前同意做出的都是怎样的让步。它们包括了反法同盟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只有保留的里雅斯特的港口除外，只有调停国对占有这个港口感兴趣。法国的坚持仅仅是要各方保证丹麦的领土完整，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忠诚的盟友所能做的最后一点事情，是我们忠心的体现。翌日，也就是10日的午夜，反法同盟的各位代表没有答复我方提出的最后几条请求，就通过奥地利代表告诉我们，他们不再继续和谈了。他们是受到了我军在西班牙失利的消息的鼓舞，才做出这一决定。我军在维多利亚大败，结束了法国对西班牙的统治。奥地利代表在将这个消息转达给我方的同时，还补充说他的任务也到此结束了。即便是承认奥地利的调停结束了，也不代表这个国家应该停止所有与我方的商讨。奥地利政府这样不顾身份、勾结敌国的行为，真是糟蹋了调停国的头衔。不过，她之所以能和敌方勾搭在一起，说不定也要感谢这个调停国的头衔。不过，至少在名义上，我们还没有和弗朗茨皇帝进入战争状态。奥地利这时必须确定她接下来对我们的态度：保持中立、继续作为盟友，或者宣战。她选择的是粗暴地撕下之前戴在脸上的透明面具，对法国宣战。奥方没有就此做任何的解释。她已经做好准备了：她和反法同盟之间做好了所有的安排，她完成了自己的背叛。当纳尔博纳将军来向拿破仑报告和会解散的消息时，拿破仑还在等待着对方对他的提议的答复。维琴察公爵出于最后一丝希望，还留在布拉格。不过，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拿破仑同意了对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让布布纳将军将这个消息全速通报给弗朗茨皇帝。奥方的答复是，我们来晚了一步（只是晚了几个小时而已！），现在拿破仑必须直接和亚历山大沙皇沟通。这位君主在16日抵达了布兰代茨，奥地利皇帝正驻留在那里。亚历山大沙皇拒绝了我方的所有提议，并且敦促奥地利皇帝冒险开战。同时，奥地利的真实意图也展露出来了。德·巴萨诺先生在指出奥方的背叛行径后，向冯·梅特涅先生发去了最后的照会。在照会中，德·巴萨诺先生提出召开一个和会，所有大小国家都要派代表参加，人们将在那里庄严地讨论所有的问题。人们不应该指望各国可以在1个星期，或者1个月的时间里解决这些问题。和会上的代表们将听取各国的意见，对已经做出的牺牲提供补偿，并订立一份对所有人都有益、让所有人都有尊严的和约。奥地利大臣对这个提议躲躲闪闪，没有正面回复。8月16日被定为战事重开的日期。如果我们能在布拉格达成和约的话，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和此后敌人强加在法国身上的苛刻条件相比。但是，相信我们对于敌人和调停国的毫无诚意都有了一个看法。此前，拿破仑在6月于德累斯顿接见梅特涅时曾经批评他被英国收买。这样的斥责的确不太审慎，但是，这不是造成奥地利叛变的原因。这次叛变背后唯一且真正的原因，就是维也纳政府和反法同盟各国政府的利益太一致了：抓住我们屡遭灾祸的这个机会，打垮我们。奥地利早就算计好了，和数目众多的朋友联合起来，肯定好过继续留在被孤立的盟友身边。后一种情况会让奥地利暴露在危险之中。鉴于奥地利所处的这个位置，她会有这样的考量是很正常的。要是奥利地政府可以摈弃背信弃义的行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拿破仑在相信奥方诚意的情况下，肯定会批准这些出于忠诚而要求的牺牲。因为他当时已经觉得法国必须要做出让步了。如果你还记得一年前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两国在协议中承诺保证对方的领土完整，你就会理解政治联盟有多么脆弱。我们承诺给奥地利的，后者要求的补偿和领土增加，可不光是为她参与俄罗斯远征做出的补偿，更是（千万别忘了）“纪念两国君主之间亲密且持久联盟的丰碑”！

1812年战争不幸的结局，让法国不可能再实现她做出的承诺。奥地利于是认为，忘记自己的承诺，击垮我们，是更安全的一条路。早在2月的时候，她就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但是，她那时还没有改变她的语气。维也纳政府自己也承认，在条约正式确认这一联合之前，反法同盟和奥地利就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那为何还要撒谎做出如此多友谊的宣言呢？因为奥地利需要时间，来完成她的武装，准备她的叛变。维也纳政府做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背后的精神，和1812年时她和法国签署盟约时遵从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人都承认，奥地利在盟友遭难时跳船，是老练的政治计算，可以被原谅。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看来，奥地利政府本来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对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好处，对于奥地利大臣的品格来说，也更有好处。维也纳政府本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政策，它都为此牺牲了一名女大公了。从那一天开始，它就应该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盟。这会迫使拿破仑考虑到奥地利睿智且忠诚的态度。但是，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它一开始没有显露自己想要推翻拿破仑的想法。看到拿破仑遭难了，才想从中分一杯羹，加入了整个欧洲的反法同盟。人们常说，如果我们像英国一样四处撒钱，那么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我们。许多人至今都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行贿是成功的必备元素。这也是富歇的准则。在布拉格和会期间，皇帝向他展示了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上面装饰了钻石。皇帝打算把这个鼻烟壶送给冯·梅特涅先生。拿破仑说：“你知道这个礼物值3万法郎吗？”富歇打断他，大喊道：“您就打算靠这个拉拢奥地利大臣吗！您不应该给他3万法郎，您应该给他百万法郎。”面对这个阴暗的回答，皇帝做了一个表示反胃的手势。他可是最恐惧贪腐的。

有一个事实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肯定会大白于天下。那就是，在梅特涅大臣启程前往德累斯顿之前，奥地利皇帝主持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近臣参加的秘密会议。有文件提到了参与这个会议的人的名字。而且，资料还指出，在这个会议上，针对奥地利政府到底应该维系与法国的联盟关系，还是抛弃法国，转投反法同盟，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奥地利皇帝将一位前大臣巴尔达尼伯爵召集到了会议上。这位伯爵以激烈的反法观点而闻名。除了玛丽·路易莎的婚礼之外，法国媒体对这位大臣都没什么好话。这也是奥地利皇帝决定召回这位大臣的原因，事态的发展让他对这位大臣越来越有信心了。人们轻易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人在讨论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时，会发表怎样的观点。我们只要提到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会议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与法国结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继续忠于这段盟约也没什么意义；另外，要是奥地利和反法同盟站在一起，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有决定意义的好处。因此，奥地利政府下定决心要和反法同盟达成共识，并准备和法国断绝关系。正是带着这样的指示，冯·梅特涅先生启程前往德累斯顿。这位大臣所执行任务的结果，以及他和拿破仑之间的谈话都是广为人知的。可以说，在这场谈话中，梅特涅为重建奥地利帝国的伟大、为重建这座丰碑，打下一个出色却不坚实的基础。同时，梅特涅知道，将放弃伊利里亚、放弃半个意大利、放弃保护莱茵邦联、放弃荷兰和西班牙作为维持和自己主人联盟的价码，肯定会伤害拿破仑的自尊。就算他当时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切断两个帝国之间虚弱的纽带，现在他也会下定决心的。

这些奸诈的谈判和协商，让我可以提一下一部分人对巴萨诺公爵的斥责。他们认为在那种危机的关头，巴萨诺伯爵不应该说服皇帝放弃签署布拉格和约。我不知道人们是基于什么做出了这样的指责。这只能展示出人们对拿破仑性格的不了解，觉得他是那种可以被别人影响的人。当他在做出关键抉择时，只有他自己是最终的决断者。无论对自己的顾问们有多大的信心，他都不会让他们影响自己的决定。更何况，这样的指控不适用于巴萨诺公爵，他是支持签署和约的。在那些忠诚地用自己的才智和奉献精神为皇帝效劳的人中间，有这位大臣一个光荣的位置。他帮助皇帝进行了这项高贵的事业：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和伟大而奋斗。同时，他对皇帝的忠诚也不是一味谄媚。他为法兰西做出了贡献，为自己的领袖做出了贡献。他忠心耿耿，富有洞察力。他值得为此获得褒奖。他从来没有背叛过领袖对自己的信任，并且在逆境中也保持了对领袖的忠诚。

皇帝又要和反法同盟的军队作战了。现在反法同盟中还加入了奥地利的所有力量。本来，要是没有这个国家的调停，我们本可以达成和约的。奥地利在布拉格和会中的偏心可以用一个更好的名称来描述：背信弃义。同时，本来可以谈判的让步，反法同盟也拒绝和我们协商；谈判破裂的方式更是冷酷而具有侮辱性，让我们求和无门。以上的一切，都让拿破仑坚信，他面前只有三条路：征服敌人；死亡；被民众抛弃而退位。之后，当看起来他的退位可以保证法国的福祉时，拿破仑也这么做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皇帝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将领土让给外敌：法兰西民族将保护领土完整的重任托付给了他。如果他成功的话，他会从时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那里获得多少掌声和尊敬啊！人们又会何等怀念他啊！

奥地利背叛的致命消息深深地影响了玛丽·路易莎皇后。她害怕这会让皇帝不再喜欢她，但是皇帝没有停止向她展示他对她的信任。她则尝试告诉自己的丈夫，她对父亲的正直有信心。或许是出于对法国的感情，她还主动提议可以帮助两人议和。玛丽·路易莎当时的确已经完全表现出了法国的习惯和风俗。她在用德语写给父亲的信中，都时不时地被迫使用法语表达，因为她忘记这个表达在德语里怎么说了。

奥地利的背叛打击了我国人民的希望。但是，直到1813年8月30日为止，法国军队在战场上仍节节胜利，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好消息令我国人民普遍都很满意，皇后也是一样。她在8月31日的时候，从瑟堡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非常荣幸。信中讲的是我军于27日在德累斯顿取得的胜利。下面就是她的这封信：

如果我没有感冒、胸闷的话，我本应该很健康的。现在这场感冒让我很是疲惫。不过，我在回到巴黎之前都不应该进行治疗。而且，今天我收到的好消息对我的帮助要胜过所有人们能想象出来的药剂。我希望这场伟大的胜利将可以很快将皇帝带回来，将和平带回来。

还有一封信，是9月2日从鲁昂寄出的。玛丽·路易莎在返回巴黎的路上在鲁昂逗留了一会。这封信是这样的：

皇帝刚刚取得的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肯定让您非常开心。最让我欣喜的就是他没有受伤。上帝保佑这些胜利将为我们带来和平。我是如此迫切地期盼和平，所有忠于皇帝的人都是这样。

奥地利的叛变似乎预示着会有新的敌人起来反对我们，奥地利为反法联军带去了20万的兵力。因此拿破仑被迫要面对这个新的局面。在8月16日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德累斯顿了。他将守卫这个中心点的重任交给了圣西尔元帅。此后，为了摸清普鲁士军队的阵势，他率军进入了西里西亚。皇帝在之后的几场遭遇战中都击败了普军，然后他调转方向，回击已经攻入萨克森的大股奥地利军队。奥军被此前拿破仑的离开欺骗了，他们以为拿破仑还在西里西亚，想趁他不在的时候夺取德累斯顿，并击垮圣西尔元帅的军队。但是，为了挽救德累斯顿，拿破仑迅速返回了萨克森的首都，反法同盟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他在8月26日的早上抵达那里，后面跟着内伊元帅的部队。这时，这座城市已经被大量的敌军围了个水泄不通，圣西尔元帅只依靠手上少得可怜的部队，肯定撑不了多久。拿破仑出人意料的抵达，鼓舞了数个德意志军团的斗志，他们都是法军的盟友。同时，拿破仑的抵达也鼓舞了国王和他的家人，他们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德累斯顿的人民将他尊为解放者。皇帝旋即做出了战斗计划。在8月26日至27日的那个晚上，施瓦岑贝格亲王率领的奥俄联军发出了进攻的信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战斗。许多军官就在拿破仑的身边被杀死，或是受伤。直到当天晚上9点，战斗才告一段落。反法同盟减员3万人，或是战死，或是受伤，或是被俘。他们还丧失了一部分火炮、大量辎重、许多掉队的人，还有运送伤员的马车。在贝尔纳多特的怂恿下，法国将军莫罗从美国返回了欧洲，成了沙皇的顾问。他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并且受了很重的伤。人们把他的两条腿都截肢了。之后不久，他就死了。这就是这个军事才华横溢的法国人的悲惨结局：他死在敌人的行伍中，死的时候还在对抗自己的国家。

沙皇将莫罗将军的遗体安葬在了圣彼得堡的天主教教堂中。他给莫罗将军的遗孀寄去了一封慰问信，同时还给了她50万卢布的抚恤金，还有3万卢布的津贴。沙皇当然有权这样纪念莫罗，向他致敬，并且赐予这位将军的家族许多恩惠。他的家人也很乐意接受这些赏赐。不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在复辟之后赐给了莫罗夫人元帅的权杖，他本来是打算将其交给这位夫人的丈夫的。同时，路易十八还批准莫罗夫人享有元帅的妻子和遗孀才能享受的荣誉和特权。这是什么情况？1814年4月26日，元老院的一名成员提出了一个议案，获得了其他几个同僚的支持。这个议案的目的就是要宣称莫罗将军值得公众的尊敬，值得国家的感谢。这又是什么情况？同年6月23日，在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下，政府在巴黎的圣保罗教堂为皮什格鲁、乔治以及莫罗，还有那11个和乔治一起被判死刑的刺客们举行了宗教仪式。这究竟是什么情况？1815年2月27日，一道王室政令下令为莫罗和皮什格鲁树立雕像。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种对国家荣誉的解读，激起了公众的反感。这种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而对国家犯下的罪行却被说成是一种荣誉。把乔治·卡杜达尔的家族封为贵族的时候，大家都忍下来了。但是，大张旗鼓地公开纪念这些叛国者，纪念这些拿起武器对抗法国的人，是邪恶政策的产物，是对国家的侮辱，是对人民的羞辱。

在皇后受到关于德累斯顿大捷的信件之后，整整8天的时间里，她没有得到任何和皇帝有关的消息。她在9月11日一大早就从圣克劳好心地给我寄来了下面这封信：

我昨天深夜收到了皇帝的来信，我在此将它寄给您。我觉得您读到这封信会很高兴的，因为您和我一样焦虑。请您在读完之后，从速把这封信寄回来。

德意志战场形势恶化，拿破仑败退离开

获得德累斯顿大捷之后，我军被接连击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勒佐公爵乌迪诺在大贝伦被击败；塔朗托公爵麦克唐纳在卡兹巴赫遭遇惨败；内伊元帅率领的部队也输掉了丹尼威兹会战。在大贝伦和丹尼威兹，贝尔纳多特击败了他两个老同志指挥的法国士兵，真是“光荣”。对我们最致命的打击，是旺达姆将军在库鲁姆的失败。因为一些沟通失误，他率领的3万人落在了后面。到底是什么沟通问题，一直没人能解释清楚。至于他的部队，不仅人员损失了大半，还损失了60门火炮，他自己也落到了敌方哈克索将军手里。胸襟狭隘的敌军侮辱了他，这位将军成了俄罗斯和普鲁士民众以及士兵羞辱的对象。科尔比诺将军则幸运得多。他率领手下的骑兵和1.2万名步兵成功地杀出一条路，跟上了大部队。本来，我们整个战役的成败就看旺达姆将军的行动了。他的错误指挥却对接下去的一系列不幸事件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幸的是，拿破仑没法一人现身多处，命运女神也正在逐渐离开她曾经的宠儿。

在德累斯顿大捷之后，拿破仑突然病倒了，这也可以说是宿命吧。就在他准备进入皮尔纳追击敌军时，病魔突然袭击了拿破仑。这次的疾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发病时非常激烈，这很可能是拿破仑此前多日暴露在大雨中导致的。他当时会频繁地呕吐，甚至让人们担心他是不是被下毒了。这个伟大的灵魂，就像是从某个神圣源头散发出来的一样，此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他虚弱的肉体。皇帝不得不被全速送回德累斯顿，那时的他，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很虚弱。那时反法同盟的军队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承认，要是我们当时继续追击的话，他们很可能就玩完了。这个致命的事件挽救了联军的命运，我们在战场上赢得和平的所有希望也就此消失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厄运：在莱比锡那几天发生的灾难，让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莱茵邦联的所有邦国都一个接一个地叛变了。

另一个势必极大影响了皇帝的叛变（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就是几位法军将领心中藏匿的反叛精神。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没能很好地隐藏起这种反叛的倾向。论根源，这种反叛是从我们在俄罗斯战役中遭遇各种灾难时开始出现的。当拿破仑宣布下面这个大胆计划时，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了实打实的抵触：拿破仑计划向联军打开通往莱茵河的道路，然后攻击他们的侧翼，并威胁联军疏于防御的柏林和波茨坦；同时，这样也可以解除敌人对多处堡垒的围攻，我们在那些堡垒中还留有守军。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时，曾经成功地实现过类似的操作，因此拿破仑的这个计划很可能也会成功。但是，看到没什么人支持他之后，拿破仑犹豫了。同时，加入反法同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巴伐利亚国王和他的大臣在不久之前才刚刚向皇帝表示了他们会忠于与法国的联盟。因此，拿破仑本来希望巴伐利亚的背叛不会来得这么早。在参政院的一次会议期间，我曾经听拿破仑激烈地抱怨过巴伐利亚的这种行径。巴伐利亚国王是一个心地善良，但是容易被说服的君主。事态的快速发展将他拽走了。同时，野心勃勃的弗雷德将军领导的一个小团体也说服了国王。皇帝之前没少赏赐弗雷德将军。9月27日，拿破仑给皇后摄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夫人并亲爱的朋友，您将前往元老院主持会议，并做如下演讲。陆军大臣会做一个报告，然后参政院的各位演说家们将公布一份关于征兵的元老院敕令。您将乘坐检阅马车，带着相应的仪仗前往那里，这也是我前往立法院时的惯例。

（签名）拿破仑

1813年9月27日，德累斯顿

P.S.因为演讲稿是加密的，巴萨诺公爵将负责解密讲稿，然后将其交给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会把讲稿交到你的手上。

信中提到的演讲，就是10月8日出版的《箴言报》上的那篇讲稿。

元老院的敕令下令征召28万名新兵，其中12万人在1814年或之前就要开始服役，剩下的16万人则在1815年开始服役。这样提前征召2年的士兵，不是什么好兆头，也让皇后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她对未来感到非常焦虑。她要在元老院扮演的角色，对于她来说也是头一遭，让她很是紧张。不过，她的青春、能力以及谦卑的态度都给参议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塔列朗先生在有天晚上前往皇宫看戏的路上曾说过，皇后既不大胆，也不害羞。还说皇后显得很有尊严，同时也很圆滑老练，很熟悉礼仪。

德累斯顿大捷之后的一系列挫折，以及巴伐利亚的叛变，都让皇帝无法再继续在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土地上自由运兵了。因此，他打算到莱比锡去迎击敌军。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军队也在朝着那里进军。10月7日，皇帝离开了此前一直作为他大本营的德累斯顿。他让圣西尔元帅率领2.5万士兵留守在那里。同时圣西尔将军手下还有马格德堡、维滕堡以及托尔高的守军。皇帝于10月15日抵达了莱比锡，萨克森国王和王后也抵达那里与他会合。

他抵达后的第二天，联军的部队在瓦豪进攻了法军。他们被击败了，并且损失了2万人。波尼亚托夫斯基在那里赢得了他的元帅权杖。但是，无论我们给敌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对于可以随时以新鲜部队代替疲惫士兵的敌人来说，这些损失又算得上什么呢？奥地利将军梅尔菲尔德在此次战斗中被俘虏了。拿破仑将他送回到奥地利皇帝那里，还送去了求和的提议。反法同盟对此则反应冷淡。

敌人在第二天重新发起了攻势。尽管人数上占据劣势，法军士兵还是凭借着英雄主义的精神，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甚至还占据了优势。不过，30万敌军组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战线，还有超过1000门大炮在保护着他们。我军既无法绕过敌军，也无法在他们的战线上划出一道口子。萨克森人和符腾堡人的叛变，则让决定法国和欧洲未来的天平，开始往反法同盟那边倾斜。

所有军事方面的作家都记录了这血腥两天中发生的灾难。但就算是这样，我也必须要讲一下在这两个值得悼念的日子中发生的可耻事件（一个要用黑色石头标记的日子）[19]：在战场上，在酣战之中，背叛盟友，投靠到敌人的那边去，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正当每个人都争抢着要去最危险的地方时，那些萨克森人，假装跟着大部队在前进，往敌人的方向进军……却是去加入敌人的。看到一个法国人[20]指挥的外国军队，就这样接纳了我们不忠的盟友，并共同在一面被背叛玷污的旗帜下行军，实在是让人恍惚。我是不是要补充一下，这个法国人还无耻地威胁萨克森的炮兵长官。因为这位长官还留有最后一丝体面，犹豫着不愿把此前还在用来自卫的炮口转而对准法军。

军队的疲惫和弹药的短缺都让我们没办法再打一场仗了，皇帝因此决定撤退。他返回莱比锡去向萨克森国王和王后告别。国王和王后乞求他离开，唯恐他落入敌手之后会遭受更多的厄运。他们要求拿破仑让他们自己去面对悲哀的命运。拿破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感激二人如此的忠心，因此对于要抛弃他们一事感到非常犹豫。与此同时，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变得迫在眉睫，因此皇帝屈服于他这两位忠诚且脆弱的盟友的乞求。他和两人告别，并且拥抱了他们。同时，他还向两人保证，无论自己遭到怎样的命运，法国在未来都会报答他们的恩情[21]。

我们都知道，在莱比锡战败之后，军队在撤退过程中遭遇到的灾难。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埃尔斯特河上的桥梁不合时宜地断了，导致我们的几支部队落入敌手。勇敢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也殒命在这条河中。反法同盟在进入莱比锡之后抓住了萨克森国王，把他押送去了柏林。因为他对于法国矢志不渝，他们要治他的罪。

拿破仑带着自己的残军撤退到了埃尔福特。那不勒斯国王在那里和皇帝告别。在告别时，双方都很激动，因为他们都感到，这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至于奥地利在若阿基姆国王的哨所进行的种种暗示，我们必须承认，对他产生了效果。他在这点上，比不上可敬的萨克森国王。尽管在撤退的路上，有许多游击队袭扰了我们的部队，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军的撤退，执行得还是比较圆满的。不过，在哈瑙附近，6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曾尝试过阻挡法军。指挥这支联军的是弗雷德将军。这位将军此前常说，自己被本世纪的头号英雄尊敬，让他很是自豪。同时让他自豪的，还有他从拿破仑那里收到的每年3万法郎的赏赐。不过，前一天刚刚改换门庭的他，现在带着对新主人的热忱，开始毫不犹豫地进攻一支已经被击败且在撤退中的军队。成功也不能证明这些忘恩负义和罪恶的念头是正当的。虽然雄狮已经受了重伤，但还没有死呢。哈瑙会战的胜利为法军打通了回家的道路。在这场血腥的遭遇战中，奥巴联军损失了超过1万人。弗雷德将军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的女婿厄廷根亲王更是失去了性命。

皇帝就此事给皇后写了一封信，下面这封信是打算刊登在《箴言报》上的：

夫人并最亲爱的妻子，我给您寄去了20面在瓦豪、莱比锡以及哈瑙战役中缴获的旗帜。这是我在愉快地向您的致敬。我希望您将其看成是一个证明，证明我对您摄政职权的行使非常满意。这封信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我向主祈祷，让他将您置于他神圣而高贵的守护之下。

（签名）拿破仑

1813年11月1日，于法兰克福

和我军在这些灾难性战斗中遭受的损失相比，这些战利品算不上什么。但是，它们是我军最后的一点光泽。命运女神，还有荣耀，都在准备抛弃我们。

皇帝紧紧跟随着我上文引用的那封信，他在第二天抵达了美因茨，残军在这里渡过了莱茵河。他在美因茨只逗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仅仅够他对我国边境的防御做出初步的部署。现在威胁着我国边境的是反法同盟，以及所有德意志邦国的力量。在不久之前，这些德意志邦国还是团结在法国旗帜之下的。在下达了重整军队的最紧急的命令之后，拿破仑启程前往圣克劳，并在11月9日抵达了那里。

* * *

[1] 奥赞（Ozanne）在法语中的发音近似“拿起武器”（aux armes）。

[2] 这么快就松懈了！——作者注

[3] 这次放弃在后来撤退的路上造成了致命的问题。——作者注

[4] 古罗马时期授予以实际行动于危难之中拯救同胞的罗马公民。

[5] 拿破仑的百日政权垮台后，内伊被以叛国的罪名枪决。

[6] 冈比西斯二世是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大帝的儿子。他在任内征服了埃及，但是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病死。

[7] 第聂伯河的古希腊语名称。

[8] 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只要安泰俄斯保持与土地的接触，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无法被击败。

[9] 在希腊神话中，杀死九头蛇的是赫拉克勒斯。

[10] 1813年，拿破仑与第六次反法同盟短暂地达成过9周的停火。

[11]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瓦罗坚持主动出击，迎战来袭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因此罗马征召了一直大军，但是罗马军队在坎尼会战中惨败于汉尼拔的军队。瓦罗只身逃回罗马后，却没有遭到元老院的责罚，反而受到欢迎。

[12] 保王党将领。

[13] 别忘了，是拿破仑为施瓦岑贝格亲王从奥地利皇帝那里争取到了陆军元帅的军衔。——作者注

[14] 比如说皇帝去世之类的。——作者注

[15] 今波兰的卡利什。

[16] 今波兰的霍伊努夫。

[17] 今波兰的莱格尼察。

[18] 今波兰的日米格鲁德。

[19] 原文是拉丁语Nigro notandapillo，古罗马人用白色鹅卵石标记发生喜事的日子，遭到厄运时则用黑色石头标记。

[20] 贝尔纳多特。——作者注

[21] 这个预言在后来的维也纳和会上成了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