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詹姆斯·贝尔福[1]_世界1937

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

Keystone View Company$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作为首相讲话时，说到亚瑟·贝尔福，“他远看如烟世事。”这话里有事实真相，也有讲话者情绪的辛辣。麦克唐纳曾近看世事，他内心更愿意远望。一丝怀旧但不乏骄傲的下意识的嫉妒感导致他说出这恰当而含蓄的评论。麦克唐纳一生都在工党－社会主义者的漩涡里挣扎，有时被赶出议会，甚至因为他与反国家势力的联系，几乎被赶出这个国家；一直受到挑战和骚扰，在大众不满的持续风暴中时不时冒出成功的光芒；今天来了，明天又走了；他支持的事业，有时连他自己都不愿为之战斗；一时登上巅峰，一时落入低谷。这样的麦克唐纳只能对他那位幸运而失败的前任漫长、宁静、高傲的事业既敬佩，又不屑。

“他远看如烟世事。”亚瑟·贝尔福没有混入那片喧哗。他滑行在它的表面。他生而拥有巨富。为国家服务逾50年后，来自古老贵族头衔的财产在他死时已经减少，但依然相当可观。他从未真正担心过金钱，他从不需要面临谋生或支付生活必需品账单的问题。他在苏格兰有个美丽的家，在卡尔顿排屋街（Carlton House Terrace）有一座舒适的宅 由此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对大事的决断比对小事更容易。动荡期间，高级行政官员需要连续不断的明确的行政决定，而他在重大一般问题上比在这种决定上更有效率。他不擅长发号施令，但有时候，发出许多表述清晰、和谐一致的命令是统治者很有用的才能。他害怕孤注一掷，但在战时，不管怎么说，长官经常不得不孤注一掷。他讨厌在没有全面彻底了解的情况下表态，但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许多最重要的事不得不基于不完全和不确定的信息完成，而以之前的研究为基础的眼光经常是最安全的指导。1918年的一天，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凡尔赛宫开会，那里能听到德军的炮火，并且几乎处于射程之内。他就一个棘手的问题谈了10分钟。他说完后，老克列孟梭明亮的眼睛转向他，突然问道，“Pour ou contre？”（法语，“支持还是反对？”）他的思维类型擅长于选择基本原则，判断世界事务的轻重缓急。他指望有一个能干的手下，后者能够将他几乎总是很好的概念转化成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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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适合讲述主要由他负责的众多值得记住的政策行动，我仅择其要者。他的早期职业生涯全花在抵制《爱尔兰自治法案》上。作为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后来的下院领导人，他努力公正、有力和仁慈地统治着爱尔兰。1905年，他的下台让爱尔兰在政治上比之前和之后都更驯服，它的人民在各个方面都更幸福。然而，从北爱尔兰成立为一个自治地区那一刻起，他对南爱尔兰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心就少得多了。我倒认为，要是爱尔兰自由邦被完全排除在不列颠帝国之外，他也不会伤心。他一直将这样的排除看成大不列颠掌握的最后一着棋。

当美国就古巴的长期动乱向西班牙宣战时，贝尔福碰巧临时执掌外交部。大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友谊久远而珍贵。任何争议都分不开这两个曾并肩与拿破仑作战的国家。贝尔福的根本信念——也许是他最强烈的信念——是所有说英语的民族应该团结一致。因此他在一夜之间逆转了外交部对西班牙的温和同情，将冷漠的中立转为对美国的显著友好态度。西班牙人不会忘记。当西班牙在大战中显示出对法、美、英联合的极端冷漠时，我一点也不意外。法国人是拿破仑侵略者的后代，美国剥夺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最后残余，英国似乎没把西班牙的友谊当回事，而且他们还占着直布罗陀。即便如此，贝尔福的决定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当时看来是一场严重危机的南非战争[7]的那个黑色星期里，贝尔福完全胜任那个形势。当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的电报到达时，他是唯一在伦敦的大臣。那封电报提议放弃解救莱迪史密斯（Ladysmith），说这个拥有重要驻军的城市应该在打光弹药后投降。他没有等待征询他的首相舅舅或同事的意见，直截了当地叫布勒坚持解救莱迪史密斯，不然就交出军队指挥权，打道回府。莱迪史密斯最终获救。

大战中，一些事件将他带到海军部首脑的位置上，我在其中起了点作用。1911年，他不再是保守党领袖之后，危险临近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头上之际，我建议首相阿斯奎斯先生任命他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名常任委员。我强烈地感觉到，在那紧张不安的几年，我们需要他对生死攸关的海军和军事问题的判断力。我希望能与他讨论德国威胁的方方面面，而讨论秘密事务的自由只能而且只应该来自公共的、官方的关系。大战爆发时，我在海军事务的进展上尽可能多地支持他，并且人所共知，他是达达尼尔海峡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离开海军部时，我很高兴这场当时正处于争议中的行动将由他继续下去。他很坚定地坚持下来。

然而，海军部这样的行政和直接执行职位并不是最适合他个性和思维习惯的领域。在这场战争中，他值得记住的贡献开始于他转到外交部之时。美国参战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展现出他的最佳状态。英国从未拥有过一个更有说服力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使和全权代表。战后，在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都因为国内政治的急迫需要被召回国的那几个关键星期里，他拯救了巴黎和会免于陷入愚蠢的空谈。这次和会上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声明和关于协约国间债务的贝尔福照会的问题。至于尝试对此做出一个最终的或不偏不倚的判断，这些他一直坚持的决定依然处于很有争议的领域。

他在一片祝福和爱戴声中得意地庆祝了80岁生日。但在那之后，贫困时期开始向这个长期鄙视贫困威胁的人发起报复。他成了病人，他的身体受到损害，但直到几乎最后一刻，他的思维都保持了对人类前景清晰、平静的见解，在思考过程中保持了它的无尽愉悦。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有幸看过他几次。我痛苦地看到一个高居于普通人之上的人即将到来的离去和——所有人类意义上的——消失。看着他以冷静、坚定和愉快的凝视注意死亡的到来，我觉得对人类那么自然和必不可少的一个事件，斯多葛派会如此小题大做真是太愚蠢了。但我也能感觉到那出悲剧，它让这个世界失去了聚集在一个伟人生命和经历中的全部智慧和财富，而将那盏灯传给了某个鲁莽粗野的青年，或让它颤抖着落到地上，摔成了碎片。

注释

[1]亚瑟·詹姆斯·贝尔福（1848—1930），英国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保守党领袖。1874年进入议会下院。历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首席财政大臣等职。曾镇压爱尔兰自治运动。首相任内通过《贝尔福教育法案》，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缔结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和1904年《英法协约》。1915年任海军大臣。外交大臣任内，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英国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后又两度入阁，任枢密院议长。1921年出席华盛顿会议。次年封为伯爵。?

[2]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第一任工党首相（1924，1929—1931，后一直担任国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于1930年3月20日在下院称赞贝尔福。?

[3]作者写成斜体。?（中文写成黑体）

[4]纽马基特（Newmarket），位于萨福克，是纯种马赛事的发源地和世界中心。与18世纪的政治家、廷臣弗朗西斯·高多芬（Francis Godolphin）一样，德文郡公爵也是成功的赛马拥有人。高多芬的著名阿拉伯赛马“高多芬阿拉伯”与另外两匹同时代同种的马被称为后来所有被培育为纯种马的赛马的祖先。?

[5]贝尔福在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中担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后在阿斯奎斯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海军大臣。1916年12月，他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6]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爱尔兰裔美国作家、记者、编辑、出版家。其五卷本自传《我的生活</a>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因内容过于色情在欧美被禁多年。?

[7]第二次布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