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德国彻底战败后,黑格伯爵在多佛尔走上岸,退出了公共生活。这中间有过游行庆典、军队庆祝仪式、荣誉市民授予、宴会,等等,但实际上,这位驻法英军总司令走下跳板,走上码头时,就走下了几乎最高责任和赫赫权力的位置,走入乡绅的普通生活中。头衔、奖励、各种荣誉和公众感激的所有象征纷纷落到他身上,但他没得到任何工作。他没有进入国家的各种委员会;没人请他重组英国军队;没人就和约征求他的意见;没有一个公共领域向他敞开。
说他对此毫无感觉肯定是假的。他时年58岁,马尔博罗在这个年纪还有四场大战役要打;他正处于才华和能力的巅峰;他一生都习惯于从早上工作到夜里;他精力充沛,经验丰富,并且正处于功成名就的时刻,但他无事可做,再也没有人需要他。他只得回到家中,坐在炉火边,回味他的战役。他成了那些永久失业的人之一。
于是他站在他位于比默塞德的小房子里四处望去,直望到边境之外,看到就工作而言,他的无数士兵和军官同僚处于同样的困境,另外,许多人受到伤情困扰,更多人陷入难以维持家庭的困境。他开始致力于他们的主张和福利。与在战争的艰苦考验中接受他一样,他们接受了他作为和平失意时的领导人。他对这个庞大而有势力的群体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通过言传身教,他带领他们远离所有对国家有害或危险的路线,尽他的最大努力来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他为他们筹款,亲自关心不幸的人,他周游帝国各地,将来自天涯海角的士兵组织为一支充满同志情谊的胜利军队。他就这样忙忙碌碌,世界则照常运转;政治家们处理各种有趣的问题,慷慨或自以为慷慨地解决问题,似乎人人都心满意足。
但我们必须理解,大量普通民众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时间思考时,会奇怪为什么这位总司令的名字与艰难取得的无限胜利联系在一起,却在国家统治集团里没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不知道对此该做些什么,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着他为退役士兵所做的工作。这虽然振奋了他的心情,但一点也没有——一旦组织建立起来后——占用他的时间或发挥出他的能力。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
众人开始批评他的作战行动。一旦事实上和道德上的战时审查终止,言论再无顾忌。材料从不缺乏,如在某些不寻常情况下的大规模伤亡被指为无谓和毫无收获的深刻怨恨。所有这些都将持续处于争议中。但黑格什么也没说。他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为自己辩护。他的一些参谋军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一份答辩。这篇文章得到媒体和公众的极端恶劣的评价。但黑格既没有对严厉的批评,也没有对不尽人意的辩护发表任何公众讲话。
关于这位元帅的下一个新闻是他死了,像一个在战场上中枪的士兵一样,死亡的原因也许就源自战场。接着是来自人民心中和帝国各地的悲痛和尊重的表示。接着每个人都看到,自和平到来后,他的行为多么令人景仰。这份庄严的举止证明了一个极其伟大的人格。它显示了一个人有能力抵受甚至延续多年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寻常压力,它显示了一个用传统模子铸出的人。
他的战后生活和举止揭示的品质让我们认识到他对胜利的贡献。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看到意志和人格的力量,这些让他得以承受面临的各种巨大压力。当他的战线在德军最大的攻势下瓦解时,当他自己的军队倒在帕森达勒的泥泞和血泊中时,当一个盟友总是提出苛刻的要求又常常变幻不定时,当国内政府四处寻找替代他的人选时,他从头到尾都保持了一份庄严的平静。他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有偏离他的信念,没有追求轰动效果,没有追逐名声,没有失去信心。他对自己的专业资格和宪法义务同样确信,无时无刻不严格依据这些明确的概念行事。当通常没有成果的可怕伤亡和他抱有信心并为之承担可怕责任的行动失败的消息传来时,他感觉他已经尽最大能力应用了一生接受的军事训练,感觉他正履行合法成</a>立的政府交付他的职责,感觉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同样准备好坚持或被取代,这些感觉支撑了他。
无私、公正、超然的宁静控制着他的精神,不仅是在急迫的危机时刻,而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虽然在维护他的专业观点时坚定而迂腐,但他一直尊重和忠于文官政府。甚至在得知战时内阁正在辩论对他的召回时,他既没有设法聚集那些会帮助他的强大政治力量,也没在任何时候失去对他所服务的内阁的忠诚。甚至在最尖锐的分歧中,他也从未在自己强势而他们弱势的时候威胁辞职。在明显的失败中,他也从未在自己的技术领域顺从他们的意愿,不管那些意愿得到证据、公众意见——虽然价值不大——或正在可怕发展的事实多么强有力的支持。无论对错成败,他都在为自己标出的限度内保持着冷静和无畏,随时准备迎接一切紧急情况,在死亡或被遗忘临头时坦然接受。
从我是最年轻的少尉,他是冉冉上升的少校时起,我就在私人生活和陆军中对他有了稍许了解。在恩图曼和南非,我们曾在战场上并骑战斗。我当内政大臣和后来当海军大臣,他在奥尔德肖特指挥我们 * * * * *
黑格伯爵的遗嘱执行人见地独到,委托达夫·库珀先生向大众公开已故元帅的日记[2]。他以朴实而坦率的态度,及一种黑格本人可能会同意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任务。这是一个坦诚讲出的勇敢故事。任何读过达夫·库珀《塔列朗》(Talleyrand)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叙述技巧和文学资格与特色。读者也许会对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将军(他本人从未在任何时候指挥过哪怕一支作战部队,他的战争职责让他卷入的风险不比许多牧师高)将内阁说成“胆小鬼”这样的事件不屑一顾。他还应该在表面上相信黑格对劳合·乔治先生的轻蔑评价,对此已经有过无谓的宣传。不管是黑格对劳合·乔治的看法还是劳合·乔治对黑格的看法都不大可能为历史所接受。他们都会被看成比他们互相认为的更好的人。
然而,一位处理重大事务的将军甚至政治家记日记,这很难证明是明智的,更不用说保存日记了。他忠心的遗孀考虑不周,出版了他的静夜沉思,这给已故的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的名声带来了严重影响。当形势在世界范围的规模上飞速发展时;当事实和价值每天都在改变时;当公务中的所有个人关系都必然受到影响时;当日记作者的观点是次要或局限性的,或两者都有时,那位司令官写下“平均每天两到三大页打印纸的内容”,这些装订好后组成了36卷的每日评论,此时的他将自己暴露在几乎通不过的考验中。
道格拉斯·黑格体现和践行了最优秀的公学传统。在他当上英国曾拥有过的最大军队的总司令时,他实际上成为那个军事学校的班长和尖子。他做了所有必要和恰当的事。他曾作为骑兵中队指挥官作战,作为参谋军官征战沙场,在获胜的骑兵马球队打过球,以优异的成绩从参谋学院毕业,在印度担任过重要军职,战争爆发前指挥驻奥尔德肖特的师,在这场大战中的近18个月里英勇地率领了陆军 这份高贵的言论无论如何都让人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他对协约国事业做出的贡献。
但最大的证据却在大战的最后阶段。道格拉斯·黑格体现的思想和精神品质通过神秘的渠道,在他作为首长的全部庞大军队中为人所知。灾难、失望、失算及其惨痛代价根本影响不到士兵对司令官的信心。1918年秋,当之前总是太过正确的政府怀疑早些胜利的可能性并努力劝他不要重蹈他们担心的一场悲惨而无谓的灾难时,当他们以最不公的方式将直接责任丢给他时,他没有犹豫,而五次遭到大规模减员,损耗严重的部队顺应他们首长的意愿和激励,坚定地走向最终和绝对的胜利。要不是在几次决定性时刻被道格拉斯·黑格完全独立的动力改变方向或得到其增援,福煦的战士品质、宽广视野和庞大而良好的联盟不可能在1918年结束那场屠杀。要不是从亚眠到蒙斯,从索姆河到塞勒河(Selle)的英军以一系列大规模推进和猛攻踏平了德军堡垒和德国军事力量残余主力的英勇抵抗,使人类免遭可能在1919年发生的战事的屠杀,福煦那著名的战斗口号“去战斗”“人人奋勇”,对历史的意义将只是一句适时的鼓励。
就算有人会质疑黑格在英国军事史上与威灵顿比肩的资格,也没有人会否认他身为士兵、国民的品格和作为将长期成为所有人的榜样。
注释
[1]道格拉斯·黑格(1861—1928),第一代黑格伯爵,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1884年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5年晋升为少将。1909—1912年担任印度军队的总参谋长。1910年晋升为中将。一战爆发后,黑格负责指挥英国远征军中的第一军。1915年12月接替弗伦奇担任英国远征军的新司令。1916年晋升为陆军元帅。?
[2]“Haig”, Duff Cooper,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