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_世界1937

大战后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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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非同寻常的程度上，阿斯奎斯这个人知道他对于生活和事务上每一个问题的立场。在我最熟悉他的时候，学问、政治、哲学、法律、宗教，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似乎都形成了明确意见。总之需要的时候，他的思维如炮的后膛一般平滑而准确地开开合合。他一直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即根据不变的标准和确实的信念衡量公共和议会生活中所有那些变幻不定的难解形势——也许这对一个处于下属地位的年轻人是很自然的。他还有一种轻微但并不总是完全掩盖的对争论、人物甚至事件的轻蔑感，那些事件不符合他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深入的思考坚决采用的模式。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局限。世界、自然、人类并非如机器一般运动。事物的边缘绝非轮廓鲜明，而是永远参差不齐的。自然画出的线总会有脏污。条件千变万化，事件出人意表，经验矛盾冲突，以至判断的灵活性和对外部现象采取某种谦虚态度的意愿完全可以在一名现代首相的技能中发挥作用。但阿斯奎斯在他生命全盛期的意见已经固化。大量知识、忠实的努力、深思熟虑确实是他的天性；如果按生活的动荡起伏中不可避免的那样，他被迫屈服于他人的意见，屈服于形势的力量，屈服于一时的激情，那也经常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抵触和轻蔑。如果要选择他的最大特征，不论好坏，这种坚决的断然态度都高居于其他特征之上。

他有能力将他的知识财富和与生俱来的勇气中的相当一部分传给他两次婚姻所生的孩子。他 当那个时刻到来时，直面死亡和牺牲对雷蒙德·阿斯奎斯似乎相当容易。1915年11月和12月，我在前线看到他时，他穿行在寒冷、肮脏和危险的冬季战壕里的样子，似乎已经超越和免除了肉体的寻常病痛，成为一个包裹在优雅的铠甲里，泰然自若甚至刀枪不入的存在。大战试出那么多人的深浅，却从未弄清他的底细。当掷弹兵近卫团（Grenadiers）大步踏进索姆河的激战和隆隆炮声中时，他冷静、坦然、坚决、优雅地走向他的归宿。并且我们深知，他那正承担着国家最重大责任的父亲会很自豪地与他并肩行进。

亨利·阿斯奎斯的女儿维奥莱特·伯翰-卡特夫人的政治活动当然广为人知。她父亲——年老，权力被架空，他的政党分裂，权威遭蔑视，甚至长期的忠实支持者也疏远了——在女儿身上发现了一个甚至在一流的政党演说家里都算得上厉害的支持者。自由党群众在联合政府时期的软弱和混乱中惊喜地看到一个耀眼的人物，她有能力以热情、雄辩和刻薄的机智对付最重大的问题。在父亲有需要的那两三年里，她展示出英国政界女性无出其右的力量和才华。1922年的一次演讲中一个迅速传开的句子足以说明。当时被指令人不安和有好战倾向的劳合·乔治政府已经倒台。博纳·劳要求一个“稳定”授权。“我们不得不，”这位年轻的女士对着一大群听众说，“在一个患舞蹈病和一个得昏睡病的人里选择。”看到他创造的这个精彩的人儿在身边张牙舞爪，跃跃欲试，这对暮年的亨利·阿斯奎斯一定是人类最大的快乐。他的子女是他最好的纪念碑，他们的生命重现和复活了他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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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了解他的时候，他正在权力的顶峰。绝大部分人在议会和国家支持他。站在他对立面的是英国所有那些迟钝的保守势力。持续的冲突在国内年复一年地增长到危险的程度，而在国外，将要毁灭我们这一代的阴沉的飓风正在聚集。我们的日子花在从《爱尔兰自治法案》和上院否决权法案生出的激烈党争上，同时在地平线上，致命的轮廓一直在增长或消退，甚至在阳光灿烂的时候，空气中也飘荡着奇怪的风声。

他一直对我很好，看好我的思维方法；我写的许多政论</a>显然打动了他，博得他的赞同。一份条分缕析的论证，清楚地打印出来，由他从容不迫地阅读后，经常蒙他准许并此后得到他的坚定支持。他条理而严谨的思维钟情于理性和构思。花上许多小时，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为首相阐明一件事总是物有所值。实际上我相信，他屡次三番给予我的高级职位提拔主要归功于我关于政府事务的秘密著述，而不是对谈话或讲台或议会上的演讲留下的任何印象。给人的感觉是案子呈到一个高级陪审团，重复、冗文、虚饰、虚假论证被冷淡而无情地丢弃。

在内阁，他的沉默引人注目。确实，在内阁会议上，如果可以不置一词就达到目的，他一个字也不会说。他像个大法官一样安坐着，无比耐心地听着各方陈述</a>情况，时不时插入一个问题或一段简短评论。这些或锐利或意味深长的问题或评论将事态引向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最终，在巧妙而激烈表达意见的一片混乱和交锋中，他做出总结，之后他至此可观察到的沉默很少不转为鸦雀无声的。

他不喜欢在工作时间外谈“业务”，绝不鼓励或加入关于公共事务的零碎交谈。我认识的大部分议员随时准备谈论政治，在想象中过一遍那飞速变幻的场面。贝尔福、张伯伦、莫利、劳合·乔治都会热情地投入到当前事件的讨论中。对于阿斯奎斯，“法庭”要么开庭，要么休庭。如果开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案子上；如果休庭，你敲门也没用。这在某些方面或许也是个局限。那些成天想着自己主要工作的人学到了很多；尽管同时怀有强烈兴趣和能够在更轻松的时刻摆脱它是很出色的才能，但有时候，阿斯奎斯似乎摆脱得太容易，太完全。他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画出如此严格的一条界线，以至你几乎认为工作对他失去了吸引力。这个在忙碌的律师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案子了结，扔过一边；判决形成，送达，不需要再回顾。轮到下一个案子在合适的时间被调取。当然，他自己内心肯定有过深刻的检视，但我相信不及大部分身处国务顶峰的人。他的思维敏捷清晰，知识丰富，训练有素，一旦他听到整个问题已经讨论明白，结论倏然而至，而每个结论，只要是他的责任范围，都是最终的。

在大事上，他也有一种为势所迫的无情一面。1908年，向我提供他的政府内阁职位时，他对我重复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话：“首相的 注释

[1]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限制上院权利的1911年议会改革法案的主要促成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两年的英国领导人，大战爆发后两年由劳合·乔治接任首相。1925年获封伯爵，晚年遂以牛津勋爵通称。?

[2]英文中的“等等看”（wait and see）与“重量和海”（weight and sea）谐音。?

[3]The Life of Lord Oxford and Asquith, by J. A. Spender and Cyril Asquith, 1934. ?

[4]尽管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是内阁的集体决定，但大部分指责都落到丘吉尔身上。随后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既没有证明他无罪，也没有使他蒙羞，但他的名声已经大大受损。?

[5]Politicans and the War, 1914—1916, Vol.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