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羁风之人_阿蒂尔?兰波

接下来的五年里，兰波在欧洲大陆上流浪，一路远行，闯进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和爪哇。他永不停歇，和一位不具名的英国神秘学者一样；后者自称为“地球上的流浪者”，不会在任何地方停下脚步、落地生根。对于那些不了解兰波内心想法的人来说，他这样不眠不休地在大陆上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似乎让他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反复无常。他正在训练自己成为米舍莱笔下走向未来的行动者，他正在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做准备；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进步必须以仁慈为基础。米舍莱在《法国史》的导言中写道，[465]在暴君那里行之有效的、消极的顺从将被积极的爱取代；积极的爱想要在地球上建立起属于上帝的公正，通过行动、战斗来实现一种与福音中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奇迹。这是一种新的、超群的爱，是喻于行动的爱。米舍莱将圣女贞德作为这一点的象征，她感受到了“法兰西王国的可悲”；据他所说，这位纯洁无瑕的女英雄不仅仅拯救了法国，她也解放了未来，并让一种新的英雄得以诞生；作为行动者的现代英雄，他们与基督教理想中那种消极被动的英雄截然不同。此时的兰波认为，所有不用于主动行动的时间都是一种浪费。正是这一点让他给人留下了永不停歇的印象。“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他曾这样对德拉艾说道。[466]魏尔伦称他为“羁风之人”，并在一首晚些时候创作的诗里描写了他这位好友的“流浪癖”。[467]

永不疲倦的诅咒

追随着你在世界上的脚步，你被地平线所吸引……

现在该走过门前

加快脚步，唯恐人们放出恶犬，

如果你听不到笑声，那也不坏……

不幸！你这个法国人，你这个基督徒，多么可怜！

但你走了，你必须立刻模糊地想到幸福的形象，

做一个无神论者——随波逐流——嫉妒眼前这一刻。

魏尔伦并不理解驱使兰波前进的究竟是什么。他以为兰波永不停歇地行走只是为了熄灭他灵魂中对更高级事物的向往。在他的描述中，兰波正在摧毁自己心灵的力量，失去了追求知性的能力。根据魏尔伦的说法，他心中唯一残留的、属于过去自己的东西，就只有他的骄傲，让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误入歧途。诗的最后，他写下一句祈祷，为他的前任好友祈祷：“谦卑者的神，拯救这个愤怒的孩子吧！”

在夏尔维勒度过圣诞节后，兰波进入流浪的 在这一时期，兰波实践了他所有反复无常的行为中最奇怪的一个：他决定学习音乐、学习弹钢琴。有两个来源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此这并不是总是围绕着他的那些异想天开的谣言。我们已经知道，他曾为了这个目的而向魏尔伦借钱，尽管后者认为这只是他借钱的借口。证实这个故事的来源之一是来自夏尔·勒菲弗尔（Charles Lefèvre），他是房东的儿子，当时兰波正在给他上德语课。[484]他声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还提到——尽管一个二十一岁的男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夸赞——兰波的母亲拒绝租赁钢琴，于是兰波就在餐桌上刻出了钢琴的键盘，在纠正学生的翻译习作时，他会用这个键盘来练习音阶和当时正在学习的曲目。为了防止其他家具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兰波的母亲终于同意租用乐器；据说，根据从公寓里传来的音乐判断，兰波很快就成了一个出色的钢琴演奏者。魏尔伦曾画过坐在钢琴前的兰波，画中的他以充沛的精力弹奏着，额头上留下汗水，画像的说明文字为：“音乐陶冶情操。”

第二个证实这一信息的人名叫路易·莱特朗热（Louis Létrange），他当时和兰波一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485]他是合唱团的指挥，同时也是夏尔维勒圣母教堂的唱诗班指挥，他也教授钢琴和管风琴演奏。兰波向他求助，希望得到他关于音乐学习的建议，还从他那里借了夏庞蒂埃（Charpentier）小姐的《钢琴练习指南》，他也和他谈论“新的音色”——这似乎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莱特朗热和勒菲弗尔都见过兰波在桌子上刻出的琴键。一直到1875年12月，兰波夫人才终于同意租用钢琴，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兰波都是用这一“无声的乐器”来练习的。

德拉艾声称，[486]尽管兰波没有在实际演奏钢琴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他确实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一点比仅仅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要重要得多。他很可能把钢琴学习看成了获取音乐知识的一部分。音乐和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古希腊人认为，音乐和天文学都由数学构成。他们相信，音乐是万能语言，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学习音乐——和学习数学一样——是在为学习哲学做准备。毕达哥拉斯同时是一位著名的魔术师和数学家，他的理论和计算有很多都以音乐中的音阶为基础。通过这些，他测量出了固定位置的行星到地球的距离，以及月球、水星、金星和其他转动着的星体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星球位置之间的距离都和音阶中全音和半音之间的距离相等。他也从此推论出世界和天体的和声，对他来说，“天体音乐”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天体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它们到中心的距离，越是缓慢、距离近的天体，就越会发出更低的音调；敏捷的天体则会发出更高的音；合在一起，这就是宇宙的八度。根据他的说法，我们之所以听不到这种音乐，是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被周遭的噪声震聋了，但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完美的静默，我们就能够感知到天体音乐——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和静默恰恰相反的状态。很可能兰波把学习音乐当成了数学的一部分，因为数学是新世界的知识之树上最重要的一根枝叶。

但这似乎也是兰波最后一次展现对艺术或文学话题的兴趣。

久病缠身的维塔莉在1875年12月离世。于是，兰波夫人把真实的自我更加牢牢地锁在不通人情、艰苦朴素的外表之内。她在两年半前给魏尔伦的信里曾提到过自己内心的伤口，现在，她的伤口复发蔓延得如此之快，让她的心中几乎不再剩下任何完整的地方。

冬去春来，兰波再一次出发，走上了流浪的旅途。这一次，他计划去俄罗斯；整个冬天，他都在为了这个计划而学习俄语。但他只到达了维也纳就放弃了。抵达维也纳时，他坐上了一辆马车，并且很不明智地和车夫交上了朋友；后者其实是个恶棍，还抢走了他所有的钱和行李。为了吃饭，兰波不得不在街头行乞。他因行乞而被逮捕，并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遣送到了边境；在那里，他被交给了德国警察，并因此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被送到了阿尔萨斯边境线的法国领土上。他从那里徒步回到了夏尔维勒。这一次，德拉艾说，[487]兰波变得十分强壮硬朗，他整个人的外表也变了：他看起来像一个习惯流浪的流氓一样刚硬。

他修长的双腿会像骏马一样大步地迈开，笼罩地面；他举止得当，但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准备好接受任何事的人，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很快，家里的氛围让他无法忍受，他也只在家里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出发时还是春天，一直流浪到秋天才回家，就像需要栖息地的鸟儿一样，在家里度过了冬天。“我害怕冬日，”他在《地狱一季》里说，“因为那是安逸的季节！”（王道乾　译）[488]

此时，他想要找到前往东方的办法。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半开玩笑地计划成为一名神甫，这样就能可以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东方。[489]但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出发去了荷兰，并在那里参加了荷兰的军队，前往爪哇。他签了一份为期六年的合同，拿到了十二英镑的奖金。1876年6月10日，他登上奥兰治亲王号起航出发，[490]旅途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随着船在红海上的航行，他看到了苏丹、阿拉伯海岸线和完整的索马里海岸；后来，他对索马里海岸了若指掌，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家乡。当时的红海西海岸还是一片沉寂，还没有欧洲人活动的踪迹。7月23日，船在巴达维亚靠岸。兰波隶属于第一步兵营，但很快他就厌倦了枯燥的军事化生活。在过去的六年中，除了追求自己的志趣外，他一事无成，而且他十五岁就离开了学校，因此也没有来得及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营房里，他的眼中只有那些有待他探索的美丽国度；于是，在他抵达这里三个星期后，一找到机会他就做了逃兵。我们知道，他是在8月15日这天成为逃兵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从巴达维亚还是沙拉迪加离开的。当时的荷兰殖民军队中有很多逃兵——他们都是为了从欧洲逃离才参军的欧洲人。

根据第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兰波在成为逃兵后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里，都在丛林中流浪，最终以一个体格健壮的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国运糖帆船回到了英格兰。无论如何，他肯定不可能在丛林里流浪太长的时间，或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他在1876年12月31日就已经回到了夏尔维勒，而乘坐那艘船绕过好望角的归途至少要花上三或四个月的时间。根据德拉艾的说法，他愉快地流浪遍了整个爪哇岛，直到他终于抵达了一个港口，在那里，一艘英国运糖帆船雇他当了水手。这艘船在沿着好望角航行时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暴风雨，但最终还是把他载到了利物浦，他也从那里返回了法国。到了侯安和布吉尼翁笔下，这一经历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这艘船在利物浦停靠后，又继续沿着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航行，直至抵达波尔多，兰波也是从那里坐火车返回了夏尔维勒。根据帕泰尔纳·贝里雄的说法，兰波直接从利物浦出发前往迪耶普，然后从那里返回家乡。

上述说法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绝对准确的，德拉艾的说法也和他在写给朋友米约（Millot）信里所说的对不上，这封信的内容由德·格拉夫发表，[491]写于1877年1月28日，和上述兰波的游历的时间很近。他在信里写道，兰波告诉他，自己是坐船归乡的，途中经停了圣赫勒拿岛、亚速尔群岛、爱尔兰的昆士敦、利物浦，最后在勒阿弗尔下船。他从那里前往巴黎，在那里待了几天后才返回夏尔维勒。德拉艾还说，从12月9日到31日之间，他都躲在夏尔维勒，和家人在一起。

这封信发表之前，笔者曾尝试调查兰波从爪哇返回时所坐的船。经过漫长的研究后发现，在1876年8月15日到12月31日之间离开爪哇的24艘船中，只有15艘在1877年1月前抵达了英国或法国。

曾经设立于伦敦的船舶及海员总登记处的档案里，保存了所有英国船只的文件和证明。这些记录十分详尽，包括了所有船只上每个船员的合同副本，其中有船员的国籍、薪水等信息，还包括一份船员在航行中的健康状况和行为报告；以及船员登船和下船的港口名称。笔者调查了七艘可能的船只中全部船员的信息记录——其余的八艘船只都不属于英国，相关记录也没有在登记处保留。所有合同、水手名册和报告中都没有兰波这个名字。因为他有可能用假名登船，因此他的笔迹样本也被拿来与合同中的签名进行比对，但也并没有发现哪怕和他的笔迹有一点相似的记录。因此，他不可能从荷属东印度群岛以水手的身份乘坐英国船只返回欧洲。[492]当然，他也许是以乘客的身份登船的——或者他以乘客或水手的身份乘坐的船只并不属于英国。但兰波的朋友和早期的传记作家们一直以来都断言他确实以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国的运糖货船返回了法国。

在上述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另一个事实：经过复核，发现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从爪哇出发、在利物浦靠岸的英国船只。一艘名叫“蕾欧妮号”的船确实是从东印度群岛出发，并于12月23日前在利物浦靠岸，但那并不是隶属于英国的船只，因此笔者无法进一步发现任何相关信息。

最有可能将兰波带回欧洲的是一艘名叫“流浪酋长号”的英国船——这个名字也确实配得上“羁风之人”。这艘船上载有作为货物的糖，于8月30日从三宝垄出发。当时，爪哇有许多经停港，兰波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港口上船。流浪酋长号经停圣赫勒拿岛，在绕过好望角时遭遇了暴风雨，并因此失去了桅杆，还差点沉没。所有这些细节都对应上了伊莎贝尔口中哥哥的旅行。这艘船于12月17日在勒阿弗尔靠岸，这也让兰波有了几天在巴黎盘桓的时间，并能够在除夕夜之前回到夏尔维勒。他并没有被雇佣为水手，很可能是自费登船回乡的；他一向都很擅长编造关于自己丰功伟业的浪漫故事。热尔曼·努沃是这样描述兰波的：他穿着英国水手的制服走在巴黎街头，说是船员们给他的，因为他自己的衣服由于徒步穿越丛林而变得破烂不堪——然而，这可能仅仅因为他登船时还穿着荷兰士兵的制服，而逃兵这样打扮是十分危险的。他曾经打扮成英国水手的样子这件事，可能导致了那些称他曾经在英国船上当水手的谣言。从那以后，热尔曼·努沃一直叫他“水手兰波”，取自《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巴达。[493]

关于流浪酋长号的大部分细节也和德拉艾写给米约的信相吻合——除了兰波抵达法国的时间。如果兰波是在12月17日抵达勒阿弗尔的，那他就不可能像德拉艾说的那样，在12月9号就已经到了夏尔维勒。但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夏尔维勒？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人曾经见过他。德拉艾直到新年才和他见面——他写给米约的信的日期是1月28日——而他也可能记错了日期。也许他想写的是“19日”，但写成了“9日”；或者是德·格拉夫在读信的时候看错了，因为他确实在解读信的内容时遇到了困难。对于兰波来说，要在家乡默默无闻地待上三个星期实在是太长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为我们得到的关于他的最早的消息是在除夕夜，他在那一天返回了家中。

德·格拉夫认为，他回程时乘坐的船是“埃克塞特城号”，[494]9月17日从三宝垄出发；但他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也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理论的论点。

保存于卡迪夫的船舶及海员总登记处的记录中，包括了埃克塞特城号航行的所有细节。[495]这是一艘蒸汽船，并不是兰波描述的那种脆弱的帆船，而且没有关于货运的信息。这艘船上共有二十四名船员，加上后续替换人员，合同包括了七十个人的姓名，但在香港和马耳他之间并没有签约雇佣任何新的人员。这艘船从三宝垄出发，直达马耳他，然后在1876年11月15日抵达马赛。上述情况与兰波的家人或早期传记作家的描述没有一处吻合，和德拉艾当时写给米约的信中的内容也对不上。这艘船也没有靠近过昆士敦或利物浦，而兰波和德拉艾也不太可能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这些地名。所有目前掌握的证据似乎都可以推翻兰波乘坐埃克塞特城号归乡的理论；流浪酋长号依然是可能性最高的船只。

抵达勒阿弗尔后，兰波似乎前往了巴黎，并在那里待了几天的时间，或者，他在返回北部的途中曾经路过首都。之后他便回到夏尔维勒度过一年一度的冬歇。此时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二岁更加成熟，他留着浓密的金色络腮胡，皮肤也晒出了陈年皮革的颜色。他的母亲已经接受了他的反复无常，她认为这是自己道德上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她以坚忍、基督教徒式的顺从接纳了他，但对他并不友善。她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默和不苟言笑；在家时，她几乎不和家里几个成员交谈。

春天到来时，兰波又一次回到了旅途中。这一次，他去了汉堡，希望能在驶向东方的船上谋得一份工作。他并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根据早期传记作家们的说法——只能接受了一份在卢瓦塞（Loisset）马戏团担任翻译兼经理的工作，当时马戏团正在前往北欧首都城市巡演的路上。根据传记中的说法，卢瓦塞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其中一个后来嫁给了一位俄罗斯亲王，另一个则在马戏表演中发生事故而去世。[496]即便是她们的魅力，也无法补偿兰波因为处处受限、演出总是一成不变的马戏团生活而感到的厌烦。此外，他还发现自己无法忍受北欧都市的寒冷，而他在之前的旅程中一直都是向南方或东方出发，寻找阳光的照耀。最终，由于无法找到能带他返乡的工作，据说他通过斯德哥尔摩的法国领事馆被公费遣返。后来，伊莎贝尔·兰波声称[497]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马戏团，且他在瑞典时是在一家锯木厂供职。笔者通过斯德哥尔摩的法国领事馆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从来都没有通过公费从瑞典被遣返法国。[498]

然而，他很有可能确实曾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因为德拉艾曾画过一则讽刺漫画，其中，兰波正和一头白色的北极熊一起喝酒，也有人声称曾经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见过他。[499]德拉艾附上这则漫画的信中并没有提到关于任何马戏团的内容。

回到家后，兰波觉得自己无法继续忍受和一言不发的母亲一起度过整个漫长的冬天。当时还只是初秋，于是他便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温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朋友们认为兰波已经过于野性、无法无天了。德拉艾在写给魏尔伦的信里称他为“霍屯督人”[500]，[501]并且附上了一幅画，画中的兰波踉跄地被一群黑人女性包围着，手中拿着一瓶白兰地，手腕上用一根绳子系着一本晃悠悠的字典。[502]然而这一次兰波并没有能够到达亚历山大港；不幸的是，他在船上生了病，于是只好在意大利海岸下船。当他恢复健康、能够出院时，冬天已经来临，现在还要启程踏上如此遥远的旅途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不得不回到了家中。这次生病让他的健康变得十分脆弱，他在家待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他的母亲拒绝让他过无所事事的生活，因此他在罗什的农场工作了整个春天和夏天。那一年9月，有人在巴黎的拉丁区见到他，但并不知道当时他在那里做什么。[503]

1878年10月，兰波再次离家前往汉堡，希望能够再一次找到一艘能够带他去往东方的船。在那里，他遇见另一个承诺给他一份在亚历山大港的工作的人，条件是他必须立刻前往热那亚，并在那里登上一艘去往埃及的船。他迅速地穿越了法国，但却在抵达阿尔特多夫时发现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交通通道由于冬季到来而关闭了；如果他想要前往意大利，就必须徒步翻越群山。

他冒着剧烈的暴风雪踏上了徒步翻越的旅途。[504]从阿尔特多夫开始，道路突然开始变得蜿蜒而陡峭，并且紧贴着悬崖；然后，向上的路也逐渐变得更陡。这条路只有十八英尺宽，一边是六英尺高的雪地，有时雪会铺满整条路。于是，他不得不边铲雪边走，同时，冰雹也不断打在他的脸上。一路上没有遮蔽的地方，身边、前方、脚下都没有；此时已经看不见悬崖了，也看不见高山，只有让人盲目的白茫茫一片，能够看到、触摸到、感受到和思考的仅限于此。他无法从这片令人眩晕的白色中移开视线，因为冷风正像利刃一样割进他的身体。他的睫毛、眉毛和胡子都被已经结晶的冰所覆盖，他的耳朵被风吹得皮开肉绽，他的脖子则因为用力爬山而肿了起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他辨认方向，除了每间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的电线杆，但电线被无处不在的白色淹没，无法看见。在向上爬的一段路中，他不得不铲开面前三英尺深的雪堆，而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整整一英里的距离。

他爬得越高，风就变得越凛冽，寒冷也变得更加严峻；他陷在深及腋下的雪中，跌跌撞撞地前进；他知道如果暴风雪继续加剧，那他就会被完全埋在雪中。突然之间，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忍耐力的极限时，他在悬崖的一边看到了一个苍白的影子。那是一个救济院，他安全了。

他拉响了门铃，一个讨人厌的年轻人为他开了门；他被扔进了一间肮脏、低等的房间，并得到了一顿寻常的饭食：一碗汤、一些面包和奶酪，还有一杯葡萄酒。晚些时候，又有些一路挣扎过来的旅客抵达，他们被寒冷折磨得几乎瘫痪。之后，救济院给每个人发了一些坚硬的床垫和不足以保暖的毯子，到了夜间——兰波用他那不敬神灵的笔触写道——可以听到僧侣们吟唱圣咏，庆祝他们的喜悦，因为他们再一次成功地从那些资助这座小屋的政府手里抢到了钱。

第二天早晨，兰波吃了一些面包和奶酪，又喝了一杯红酒作早餐，之后，休息一夜后恢复活力的他再次出发踏上旅途。那天的天气很好，寒风已经平息了下来，群山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闪着灿烂的光芒。他不再需要向上爬了，因为接下来的旅途都是下山的路。他不断向下走着，直到被更暖的空气包围；之后，他看见了葡萄园和草地、农场、奶牛和猪。最后，他抵达了卢加诺，他可以从这里乘</a>火车去热那亚坐船前往亚历山大港。

在距离亚历山大港不远的卢克索神庙，一根石柱的高处，深深地刻上了“兰波”这个名字。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够在无人察觉、没有梯子和脚手架的情况下完成这样一个恶作剧。但六十年前——或者说，大约在这个时间——神庙还没有完全出土，露出沙漠表面的只有石柱，完成这样一个恶作剧还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所有过去留名的人的签名都在建筑的顶端。当时，兰波依旧寂寂无名，不会有人想到刻他的名字来开玩笑。在亚历山大港时，他是否有可能亲自去到了卢克索？又或者说，这只是一次重名的巧合？[505]

在亚历山大港，兰波先是为一个大农场的主人工作，但他无意在这份工作上长期停留。他听说在塞浦路斯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506]于是便计划，只要存够了钱，就立刻到那儿去。他首先到了苏伊士，那里有一个名叫苏埃勒（Suel）的法国人，他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手里常常有一些或多或少见不得人的杂活。这个地方所有的事物苏埃勒都要插上一脚——根据外交部的记录显示，他参与的事很多，从灯塔的建设规划到从灾难中拯救船只都有——[507]他还会雇用废船拆卸工，把那些沉没在加尔答菲角的不幸船只打劫一空，它们本应受到他的灯塔的保护。为了洗劫这些沉船中的一艘，他在1878年12月的前两个星期里雇用了兰波。[508]

在完成了这一油水颇多的工作之后，兰波渡海前往了塞浦路斯。这座岛屿刚被英国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英国人正在港口、运河和道路上大兴土木，进行修缮和改造。兰波在一个沙漠里的采石场工作，那里距离最近的村落有一个小时脚程，他是工头，手下有一伙人。他曾说，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数不清的滚落的岩石，还有河流和大海。那里没有泥土、花朵和青草；即便是冬天，那里也十分炎热。这些信息都记录在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里。[509]然而，他的记录似乎夸大了事实，因为一位现代的新闻记者声称，这座岛屿上并不存在任何符合他描述的地方。“塞浦路斯没有真正的沙漠，也没有在冬季依然气候温暖的地方，更不要说是十分炎热了。如果兰波在1月到6月之间待在那里，那么他更可能感受到寒冷，而不是炎热。3月、4月和5月间，这里遍地都会盛开花朵。”[510]

兰波曾说，他是唯一没有出现发热症状的欧洲人，还说有三或四个病人因此而死。他被指派管理本地工人的职务；他的职责是付给他们工钱，并发放库存和食物。他的薪水是三十先令，衣服和食物都需要他自掏腰包。

他尽可能少在自己身上花钱，并把这份微薄的薪水中的一部分给攒了下来。他寄希望于日后能找到报酬更加优厚的工作，因为当时又有很多工程都在规划中：铺设铁轨、开凿运河和建设医院。

1879年4月，他依旧在塞浦路斯，也依旧在做同一份工作，但他快要无法忍受这一切了。生活条件让人忍无可忍；他和手下的工人们甚至无法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他们面临着食物的短缺，也没有遮蔽身体的地方，因此一直受到蚊子的侵扰，还为此被传染上了疟疾。有一次，兰波和工人们产生了龃龉，他不得不请保镖来保</a>护自己和仓库。有一天，工人中的一些人翻开了放着薪水的钱柜；兰波被指贪污了这些钱，于是他不得不向每个人单独解释自己的困难，告诉他们自己必须对每一个手下的人负责，大家都指望着薪水过活，没有钱就只能饿死。据说，除了很少几次例外之外，他总能成功地说服他们，让他们把偷走的钱给还回来。[511]

他在塞浦路斯一直待到1879年6月，那时他得了伤寒，因此回到家中疗养。经过了六个月的海外生活，当德拉艾再见到他时，由于变化太大，他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来。他唯一能认出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无比美丽的眼睛还没有失去它们的光彩。但从前那饱满的双颊此时已经因病而变得干瘪，甚至比当初他在巴黎快要饿死时还要干瘪；此时，他脸上所有的骨骼线条都变得清晰可见。他那清爽干净的肤色已经完全消失了；曾经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英国婴儿一样的粉色肌肤现在变得黝黑，他拥有阿拉伯人那样粗糙的皮肤。他的头发开始变白，他还留着被漂白的卷曲的小络腮胡和唇上的胡须——他的胡子长得很晚——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来自异域的人。他的嗓音已经洗去了长久以来一直带有的孩子气的音色，现在的他有一把低沉、庄重的嗓音。

几乎整个冬天他都病着，经过了塞浦路斯的炎热后，他那虚弱的身体在冬天的寒冷中饱受折磨，而他的母亲还从来都不允许把房子烧得太暖。在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罗什的农场期间，他只能去养着小马驹的马厩里保持温暖。

那个冬天，家中比往常更加沉闷，因为那里只有伊莎贝尔——她已经十八岁了——和他的母亲在。弗雷德里克结束了在军队的服役，但他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于是他终于做了他一直威胁要做的事：成为一名车夫。母亲现在对他的态度和对自己的兄弟一样——她和他断绝了关系，永远都不准他踏进自家的门槛，只要公司让他来送包裹，她就一定拒收。那一年，兰波上尉在第戎去世，尽管他的死亡对妻子和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这让他的妻子再一次被迫回想起了她曾经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的希望——是她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这些孩子本该是对她那充满失望的婚姻关系的补偿。现在，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维塔莉死了，弗雷德里克堕落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阿蒂尔，她曾经对他寄予最多的希望，正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没有任何人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前程。只有即将十九岁、仍在成长中的伊莎贝尔，但她的身上还没有展现出任何正面的品质或缺陷。

1879年10月，兰波迎来了他的第二十五个生日，他的朋友们也开始注意到他身上的变化。德拉艾说，1879年底的兰波变得冷静了许多，并且十分庆幸。他似乎完全丧失了对酒精和激动人心的事物的喜爱，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东西，再一次变得温柔，很有精神。当时，他最自豪、最珍视的所有物就是塞浦路斯的雇主为他写的认为他表现良好的“推荐信”。[512]造访罗什时，德拉艾好几次去看兰波，这对老友谈论了很多东西——过去和未来。兰波告诉德拉艾，他流浪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仿佛他突然之间做出了新的决断——他还把自己对未来的雄心大志都告诉了他。此时的他谈论着自己对未来的计划，就好像他能看见其中包含着某种方向和格局一样；但他没有提起自己过去的兴趣所在——历史、哲学和文学，统统没有提及。“那文学呢？”德拉艾突然问道。“哦！我现在再也不想它了！”他生硬地答道，然后就转移了话题。[513]

之后，他说自己要走了，这次会离开更久，可能几年都不能再见到他了。这一次，在他出国之前，一些旧日的伙伴——米约、皮尔昆和德拉艾——邀请他在夏尔维勒公爵广场的一间小咖啡馆里共度一晚。赴约时，他从头到脚都穿着崭新的衣服，看起来很是俊俏。他告诉他们，自己买了这件新的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账单则会在他出发后被寄给他的母亲。整个晚上他都很快活，他的状态看起来比他们这许多年间所见到的都要好，就好像他刚刚摆脱了一份沉重的负担一样。他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二十五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看作一个少年了；是时候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负担起责任来了，他也必须对自己生活的格局有所认识。此时，他应该安定下来，构筑自己的未来，接受世界的本来面貌，接受它带来的失望和限制。他不会再等待新世界的到来了。现在，他流浪的日子也已经告终。他将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为了构建自己的事业而工作；他将在常识的梯子上缓慢地攀爬，尽他所有痛苦的努力。他希望能爬上最高的一级，然后紧紧抓住那里不放。

11点，他离开了朋友们，他们中没有人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