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泰尔纳·贝里雄曾写道——几乎所有在他之后的兰波传记作者都重复了这一点——1873年2月,兰波留魏尔伦独自在伦敦,自己回到了夏尔维勒。他在那里度过了3月,又几次前往布鲁塞尔,想为他的作品找到一个出版商。有一次他从布鲁塞尔回到母亲位于罗什的农场,当天正值受难节。[372]帕泰尔纳·贝里雄称,整个2月和3月,兰波都在夏尔维勒。但是,他在1872年的圣诞节回到家中,在1873年1月应魏尔伦的请求前往伦敦,在2月又回到家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在3月25日去伦敦申请大英博物馆的读者证,这样的行动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在博物馆登记的那一天,他和魏尔伦在一起,当时他尽管只有十八岁,却对博物馆声称自己已经二十一岁了。[373]除此以外,从他的妹妹维塔莉在日记[374]里对他回到母亲家时的描述看来,当时的他并不像是一个从布鲁塞尔的短途旅行中回来、不过离家几天后就回来和家人一起前往乡下的人。这一描述更像是他离家很长时间后从遥远的地方回</a>家,而家里人也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返回。
这一天可是我人生中的大纪元(维塔莉写道),因为这一天发生了一件特别触动我的事;没有任何预兆,我的二哥回来了,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现在还能看见,当时我们在常常待着的房间里忙着收拾东西;我的妈妈、哥哥和妹妹都在我旁边,这是一阵断断续续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我去开了门……出乎意料之外,我和阿蒂尔面对着面。一开始的震惊消失后,接下的时间,我们意识到这件事代表着什么;这让我们兴高采烈,而他也很高兴看到我们感到满意。
除此之外,在魏尔伦从伦敦写给法国朋友们的信里,他提到兰波在1872年12月离开,在接下来那个月又再次回来;但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他2月再次离开的事。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他不太可能对此只字不提。兰波可能是在4月初和他一起离开的伦敦。魏尔伦走得很急——毫无疑问,他本以为自己会停留更长的时间——因为他在巴黎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妻子即将通过法律程序获取和他正式分居的权利。他害怕直接去法国会因为参与过巴黎公社运动而被逮捕,因此他在4月15日去了比利时,并在同一天给勒佩勒捷写了信。他的一首诗——收录于《无词浪漫曲》中的《光束》——日期注明为“多佛——奥斯坦德,于佛兰德伯爵夫人号火车上,1873年4月4日”,给出了他们出发去比利时的确切时期。兰波很可能是在布鲁塞尔和魏尔伦一起待了几天后,才在没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于4月11日受难节回到了罗什。
罗什是亚登省内的一座很小的农业村庄,属于许菲利镇,有十几户农家住在那里。在阿蒂尼还是国王的御所时,罗什曾经有过一座王室的猎宫,但随着大革命的爆发,它的荣光也早已离村庄而去。兰波夫人的农场是属于屈夫家族的祖产,那是一座建于十八世纪的小房子,直接建在路边,但农场庭院前的入口显得气势恢宏。这座房子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部分的外屋,都在普法战争中被摧毁了。由于兰波夫人在可以直接使用的现金方面捉襟见肘,即便在普法战争过去一段时间后,兰波一家都还是住在农场的废墟里。但由于他们只是在夏天来这里住几个月,这也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每当兰波需要独自一人写作时,他都会躲到谷仓里去。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一家人 在给德拉艾的信中,兰波提起自己正在进行的写作,说道:“我的出路就靠这本书了!”有许多以解释这句话为目标而写的作品。一些评论家声称,这说明他的母亲把完成这部作品的任务强加于他,并拒绝让他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离开罗什。这一观点十分荒唐,因为自从兰波离开学校,他的母亲就从未能成功地让他按她的意愿行事;此外,他在这本书完成之前就离开了罗什。有些人说,他认为自己只有通过完成这本来成功地从过去的自己中完成蜕变,才能像鸦片吸食者自称地那样拯救自己,才能在自白、忏悔的终点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然而,还可能存在一个更简单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和未来都有赖于这本书的成功。他也许已经抛弃了旧日的诗歌创作方法,并认为,但不一定确实做到了——像许多评论家声称的那样——自己也放弃了关于文学的一切念头。在创作和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他绝不是对这本书的命运毫不关心;他非常期待它能够成功。这是唯一一部——除了三首之前已经提到的诗歌——他自己安排出版的作品,我们已经知道,在1873年4月,他就已经和一家比利时公司合作安排了出版事宜。[390]
然而,他并没有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快速地完成《地狱一季》,也就是他口中的《异教之书》或《黑人之书》。当时,魏尔伦在距离罗什不远的捷霍维尔拜访亲戚,很是空闲。他没能见到妻子和她的父母。他给她写了信,向她指出她正威胁要走法律程序来获得法定分居权利的做法是多么没有必要;他还告诉她自己已经和兰波分手了,如果她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们两人依然可以幸福地一起生活下去。他收到了她的一封回信,这封信是在她父亲的指示下写的,信中说</a>他再也不会有机会纠缠她了。于是,他放弃了家庭幸福的全部希望,并决定要再次建立和兰波的关系。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捷霍维尔亲戚的家中,还给兰波写了好几次信。4月下旬和整个5月,这对好友见了很多次面;于是,魏尔伦终于成功地说服兰波再一次和他一起去英格兰;他希望他们能像去年第一次去伦敦时那样快乐。二人之间并不存在争论引起的不和,也没有值得担心的问题;魏尔伦心中也不再有罪恶感,他不会再回到妻子身边。
重蹈覆辙、追随自己过去的脚步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兰波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允许自己被魏尔伦说服。也许他被文学创作耗尽了心神,也许他需要放松,需要酒精或毒品的刺激——他已经习惯了在药物和酒精的刺激下进行创作,也许他发现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写作十分困难,而他的戒断发生得过于突然和极端,因为在罗什,他什么也弄不到。在给德拉艾的信里,他说自己口袋里没有一分钱,附近一家酒馆也没有,想要喝酒就得走上六英里的路程。“法国的乡村是多么的可怕。”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性方面的原因或是情感上的原因,又或者是出于怜悯。也许是对魏尔伦孤身一人、需要他人关爱的同情——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违背他善良本心的行为。也许是魏尔伦的执著腐蚀、瓦解了他的意志。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个人需求、同情或软弱——1873年5月27日,他和魏尔伦一起去往英格兰。他在罗什的家中仅仅待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