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_冲击与回应

中国人总喜欢用过去的办法应付当前的问题，而在19世纪的中国，这一特点可谓最为突出。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a>焚书</a>坑儒起，中国历代君王都反复强化思想的正统性，于是思想传统得以长久延续，其维持者正是史官和谙熟经典的读书人。朝廷以思想灌输为手段，确保臣民的忠顺。其结果是，无论是非正统思想还是外来思想，都会对现政权构成潜在威胁。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西方思想可以用作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无论是1898年的维新派还是1911年的革命党，都证明了这一点。甚至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也打起《圣经》的旗号作为支持。最近的也是最成功的革命，则求助于马克思和列宁。纵然如此，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还是始于对传统的再诠释，而非对传统的否认或排拒。

在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a>想背景中的三个要素， 中国回应西方冲击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重新评价传统，古为今用。下文将着重阐释这类古为今用的文章。

黄宗羲（1610—1695）是晚明著名思想家，他的《明夷待访录</a>》成书于1663年。① 该著作的思想来源有二：其一源于《礼记</a>》的《礼运》篇，该篇以“天下为公”为要旨，认为天下不是为了一人的享乐。② 黄宗羲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是，君主制是为了增进人民的福祉，君主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明君该被人民当作父母来爱戴，而昏君则杀之可也。他是赞成诛除暴君的。黄宗羲认为，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以后，君主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以天下为私产，导致了政治的失序。黄氏相信开明君主制，但是他不同意“法祖”的做法—即一个朝代的历任君主都要恪守开国君主定下的制度。他还主张一套好的法律制度是 顾炎武还是怀着“回向三代”的希望，其政治理想是“用夏变夷”，即以中国的风俗同化蛮夷。他力图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发展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慧。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撰写《日知录》的目的是“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⑨

幸运的是，顾炎武并不是盲目坚持中国传统的人。他也认识到了蛮夷的一些优长：“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他赞赏契丹人的朴素耐劳，称许回纥人“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他认为北魏（386—534）在西北推行的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⑩

王夫之</a>（1619—1692）号船山，以论史犀利、著作宏富著称。明朝覆灭后，他遁入湖南衡阳石船山中，隐居著述40年。他与其他学者联系极少，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他用历史的和归纳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进化论”—他认为法律制度要因时而异，每一个朝代都是一个独立单元。据此，王船山</a>反对任何保守主义的复古做法。他认为单纯法古是徒劳的。古代的法律当然适用于古代的社会。今天的政治制度无法套用到未来社会，每个朝代的治理都要适应当时的需求和当下的环境。例如，兵农合一在古代是一个好制度，但是当下社会战争更加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未经训练的农民是不能“客串”士兵的。

王夫之还有一个独到的学说：任何物种或人种，从昆虫到人类，都致力于自保和自我组织。自保是天然法则。连蝼蚁也知自保，何况人类？因为合群乃是人类的天性，而立君是为了保群。所以，族群自治是合乎逻辑的和必要的，绝不容异族的侵犯。换言之，所有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并且自治。他宁可忍受同族的篡逆，也不能接受异族的统治。

王夫之的另一个创见是，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来源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因为夷夏生长的环境不同，其精神、行为和风俗也就不同。华夏不能允许蛮夷入侵自己的领土和文化。王氏认为文化是变动不居的，文明不会一成不变。他观察到很多文化上由夷变夏的例子，也有一些情况下蛮夷却止步不前。他认为华夏有再次退回蛮夷状态的可能性。王夫之防备蛮夷入侵的方法是掌握时令并善用之：“故善御夷者，知时而已矣。时战则战，时守则守。”?

朱之瑜</a>（1600—1682）号舜水，同样是一位本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家，在中日两国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与黄宗羲是同乡，曾到安南和日本请兵抗清。1659年，朱舜水在反清的努力再三失败之后定居日本。他的学术吸引了许多日本学者随他问学。后来，有人将他介绍给德川家康的孙子</a>、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光圀的赞助下，他著书详述了释奠礼，并且为巨著《大日本史》的修撰提供了意见。这本书后来影响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朱舜水志行高洁，提倡致用之学。他的反清著作《阳九述略》极大地鼓舞了清末的一批人。朱舜水死前留下遗言，自己的骸骨“非中国恢复不归”。?

文字狱

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朱舜水思想的鼓舞，中国反清的“民族”情绪逐渐高涨，清廷于是大兴文字狱，予以震慑。乾隆</a></a>年间（1736—1796）文字狱达到高潮，两千多种书籍遭到全部或部分禁毁。明朝遗民曾给康熙</a>帝（1661—1722年在位）造成了很多麻烦。而且即便是在此之后，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反清的文字。早在1644年之后的顺治</a>年间，对此类文字的禁毁就已经开始了。

欲了解文字狱，吕留良</a>、曾静案是一个好例子。吕留良（1629—1683）是一名士人，并且著有几本小册子。他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潜心注释宋人的理学著作。在注释中，他公然哀叹神州陆沉，汉人无力抵挡满人入关。他表达出的反清情绪影响极广。雍正</a>年间（1723—1735），湖南举人曾静（1679—1735）受吕留良的感召，同自己的弟子密谋反清。曾静极为佩服吕留良的著作，派自己的心腹弟子张</a>熙到吕留良位于浙江的家中通读了他的遗作，并且结识了吕门弟子。1728年，曾静派张熙去策动川陕总督举兵反清。川陕总督将此事上奏朝廷，与闻其事的人都遭到严惩，子孙、亲戚、门生均被株连。曾、吕二人的著作几乎被禁毁一空。幸而雍正帝为了给自己的皇位辩护，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a>》，曾静的供词也因而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透过这场流产的起事，窥见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蛛丝马迹。

在19世纪的士人看来，此类思想和事件无疑是本土的传统。他们对西方的回应当然主要是受这类传统影响，而非其他。正如理解了19世纪的中国，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我们也要追溯中国思想的源流，从而获得历史学家追求的“全景视角”。例如，或许正是因为清廷成功压制了18世纪活跃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中国才无法更有效地应对一个世纪后西方的冲击。

18世纪晚期，文字狱盛极而衰，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名号不一、形式各异的秘密反清会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会党为太平天国做出了贡献，之后又参与了孙中山</a>的革命运动。秘密会党值得作为专题仔细研究，其内容不是本书能够涵盖的。

（二）耶稣会的早期影响

中西文化的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a>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些不列颠人原想破门而入，摧垮这个中央王国“万国来朝”的传统地位，却仍然被归为化外蛮夷。满汉官员在奏折中描述在广州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措辞，同描述中亚的布鲁特人（柯尔克孜人）或西南的罗罗、苗子等土著民的措辞并无二致。中国的统治阶级对欧美人全无好奇心。无知使得中国官员对西方的认识极度混乱，而中西语言转译之难更加剧了这种混乱。葡萄牙人曾被称作“佛郎机”（即法兰西），因为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曾同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交兵，而葡萄牙人和法兰西人来自同一地域。所以法国人到来时，“法兰西”就和“葡萄牙”混为一谈了。16世纪晚期，西班牙一度吞并了葡萄牙，于是中国人又分不清这两个国家了。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来到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中国人又将葡萄牙人当作意大利人。荷兰人起初与法国人混同，而当荷兰人继承了英国的王位?后，中国人又将英、荷两国人混为一谈了。

如果说西夷的名称是本糊涂账，那么他们来自何方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乘的船都是经“南洋”而来，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也要乘舢板往来于南洋。有人猜测这些夷人来自西南某处，更远过马来半岛上的雪兰莪、北大年、柔佛等小苏丹国或停靠港。中国人总算弄清了这些人实际上来自“西洋”之后，混淆依然不减。因为印度洋位于马来半岛以西，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顺理成章地将印度洋称为“西洋”。对于欧洲，只好称之为“大西洋”以示区别。

中国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通事、行商、买办等人，非常熟悉这些西来陌生人的体貌特征。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在村谣野语中听说西洋人的。而一些村谣野语还被载入当时的书籍中，说夷人通身“奇白”、高鼻、红毛（特指荷兰人），18世纪50年代官方纂修的《皇清职贡图</a>》则说他们“俗重女轻男，相悦为婚”，以表明西洋风俗诡异而莫名其妙。但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荷兰人“黑毡为帽，遇人则免冠挟之以为礼”；瑞典人“喜以金缕盒贮鼻烟，时时吸之”。这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的普遍认知水平，而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重塑世界了。1816年阿美士德（Amherst）勋爵的赴京使团同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一样，被贴上了“英吉利国王贡使”的标签。这次访问同样未能让中国上层社会对西方产生新的认识。无论如何，1655年至1795年间，包括俄罗斯使团在内，共有大约17个西方使团觐见了清朝皇帝，唯独英国使团没有叩头。无论欧洲诸国何时想同中国建立关系，在中方的档案记录里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们并非天朝贡国。事实上，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a>看到的中方记录冠冕堂皇地宣称马戛尔尼叩头了，但我们都清楚这是子虚乌有的。

当广州的丝、茶出口蒸蒸日上时，中国史家对此项贸易及对象国的记录却寥寥可数。其中有一本书题为《海录》，由一位少年时曾出海谋生的盲人通事口述，一位读书人执笔记录。《海录》记述了英格兰的“重楼叠阁”、泰晤士河上三桥横跨、伦敦的娼妓之盛，以及武官穿红色军服，而女子服装“上窄下宽，腰间以带紧束之”，凡此种种都充满了异国情调，却没有什么启蒙价值。此书和其他类似书籍的确提到了英国以海外贸易立国，并且占领了孟买、孟加拉、新加坡等贸易兴旺的据点。1839年，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早已广为人知，英国的船坚炮利也已在中国沿海露了一手。但是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官员似乎仍对自己的处境懵然无知。除了自卫，他们不得不从头研究西洋地理，像学童一样记诵西方诸国的国名、位置、物产和幅员。

①关于这本书及其他书的资料，见《研究指南》。

②孙中山后来也使用了这个口号。关于“天下为公”，见《研究指南》的列表。

③见 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1—2页。

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3页。

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四部备要本，第5页。

⑦《郡县论》，见《亭林文集》卷一，第6—11页；又见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a>》，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13页。

⑧《日知录集释</a>》卷二十九，第26—28页；又见陈垣</a>校注：《日知录校注》，合肥：安徽大学</a>出版社，2007年，第472—475页。

⑨原题《与杨雪臣》，见《亭林文集》卷六，第17页；又见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139页。

⑩《日知录集释》卷十，第5页；又见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672—1675页。

?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5页。

?梁启超</a>：《朱舜水先生年谱》，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八》。

?谢肇淛</a>：《五杂俎</a>》，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

?见《大清高宗</a>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三五，第11—15页。

?译者按：指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加冕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