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梁启超对中国进步的回顾_冲击与回应

1922年，上海 二、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原来东胡民族，和我们捣乱捣了一千七八百年……最后来的这帮满洲人，盘据是盘据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

三、内地人民向东北、西北两方面发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业。东三省这块地方，从前满洲人预备拿来做退归的老巢，很用些封锁手段，阻止内地人移殖。自从经过中日、日俄几场战争，这块地方变成四战之区，交通机关大开，经济现状激变。一方面虽然许多利权落在别人手上，一方面关内外人民关系之密度确比从前增加好些，东三省人和山东直隶人渐渐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从左宗棠</a>开府甘陕，内地的势力日日往那边膨胀，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

四、海外殖民事业也在五十年间很有发展。从前南洋一带，自明代以来，闽粤人已经大行移殖，近来跟着欧人商权的发达，我们侨民的经济势力也确立得些基础。还有美洲、澳洲等处，从前和我们不相闻问，如今华侨移住，却成了世界问题了……

民族扩大，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

最可惜的，有几方面完全失败了：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 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 ①《老子哲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五》， 只要现代学术的几条主要路径还能走得通，我们当然都不能放弃。然而我们最应该探索的，应该是那条能够最深、最广地穿透未知领域的路。要研究1839年至1923年间的近代中国，我们在此推荐两条研究路径：一条是社会-经济的路，一条是心理-思想的路。两条路径并不是相互隔绝的，某种程度上还互相包容。下面，我们试着不用专门术语，而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这两条路径。

社会-经济方法是两条路中比较直观的一条。例如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是其统治阶级和风俗制度的失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同西化的要求格格不入。李鸿章和他的僚属既要满足一己私欲，又得料理企业的公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如果官办企业想要基业长青，管事的官员就必须一门心思扎进去，放弃做官，变成真正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但他们才不会这么干。19世纪末的中国既没有像日本一样产生自己的“财阀”，也没有像美国一样产生自己的“强盗大亨”。郑观应</a>批评得很对，官员并没有变成生意人。① 相反，他们还怀着地主士绅阶级的古老理想，拿着利润买房置地，而不去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土地总是被认为是最保险的投资形式。这一分析太过简单化，但它显示了东方的官本位传统阻碍了可流转的产权制度的出现。在产权制度下，财产受公司法保护，而不必受官府的卵翼，从而能够为工业提供资本。简言之，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想或者不能把资源冒险投入现代实业。他们明显是害怕失去自己以农业为基础的特权，也害怕做了资本家之后无法取得和昔日相同的特权。

这种分析如果系统地做下去，我们必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旧式的家族关系、乡野的士绅和庙堂的官员间的联系、官僚在大规模经济活动中的广泛权力—无数此类问题，皆有待通过史料做进一步的分析。

心理-思想的路径则有着不同的侧重。首先，它关乎传统思想，包括支撑着旧秩序的制度、价值观和信念；其次，它还关乎传统思想的崩溃，传统思想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观念的侵蚀下，方方面面都在缓慢地走向崩溃；再次，它要分析中国人对西方观念的吸收和适应，这些西方观念不断与旧秩序中的顽固因素相互影响。简言之，这一路径研究的是近代中国如何创造新的价值体系以替代旧的。这些旧价值从属于一个正在解体的旧秩序，不再灵验。

在近代中国，理学逐渐失去了对思想的控制，于是第二种研究方法的收获就变得格外丰硕了。当现行的思想和行为不再维护旧制度—当梁启超为拯救国家而抨击君权，当张之洞和袁世凯</a>建议废除科举以改善吏治，当胡适</a>和陈独秀</a>为使书面语言更切合实用而抛弃了文言文—此时，思想不必依傍外物就可以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在这种时代，个人的心灵获得了更多创造的自由，更少受风俗习惯、正统思想、个人权威的束缚，更能意识到人类面对的多种多样的可能。在革命的巨变中，革命领袖个人得到凸显。孙中山的“中山”是他的日本化名，后来被用作大学的校名、马路的路名甚至服装款式的名称。革命者从古今中外汲取灵感—从英、日学说到法国革命，从新教《圣经》到今文经学，甚至纽约牙医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的学说也被三民主义</a>称引。可以说，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物竞天择”，各思想流派靠着自身对中国统治阶层的用处（真假姑且不论）获取传播空间。

同时，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动机也愈发复杂了。故老相传的政教风俗失去了正当性，知识分子心中满是紧张和焦虑，他们抱着更大的希望，也怀有更深的恐惧。中国近代史除了要从经济、社会角度研究，还须从心理角度考察。个人受爱国和革命目标的裹挟，被卷入巨大的有组织的运动，社会心理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却常常被忽略。这种洞见现在看来尤其必要—今天，中国人的信仰既建立在前弗洛伊德的、配给经济学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学说之上，也建立在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之上。

研究中国文化转型的第二条路径，即先锋人物的思想和动机，更明显地体现在本书所选的文献中。本书的选文体现的是精英而非普通民众的看法。中国先锋人物的陈述</a>和回应无疑代表了基本制度的运作，为社会-经济分析提供了依据。我们应该把每一位作者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研究，他们的作为有的是为文化自豪感所激发，有的是为天子鞠躬尽瘁，有的是因为憎恨官场的腐败，有的是因为切齿外国的欺凌，情形不一。

把不同的历史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能看到大趋势和一致性—只要看看英国在整个19世纪、日本在1911年之前的十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以及后来苏联在华影响的后果，就清楚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影响很多时候是以日本为中介传入中国的，因而西方影响中又掺杂了日本的影响。日本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为深远。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开始关心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了。这是一个意义最为重大的政治潮流，他们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教育人民、动员人民。农民将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进入20世纪后，中国上层阶级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五四新思潮终于开始直面这个大问题：怎样将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和知识精英连接起来？然而，双方的割裂方便了一党训政，甚至是训政所必需的；现如今，这种割裂仍然没有完全改变。

研究的道路千千万，无论我们走哪条道路，中国的先锋人物为解决现代问题而上下求索，都是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研究这条线索不但切实可行，而且对未来西方的民主也有至为重要的作用。纵观这百年的历史，最迫切的还是让当时的统治阶层增进对世界历史的了解。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或许会发现，晚清的统治阶层未能避免革命，多半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未能广泛地吸纳本土人才，也未能及时培养出堪当重任的接班人。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国民党的最终命运早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注定了，因为他未能让北大师生相信三民主义可以给他们智识上的指引。

我们很难说，19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先锋人物在欧美接受的教育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其中的教训大概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帮助一个社会，就要真正地理解它。

①见第13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