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胡适与中国的实用主义_冲击与回应

胡适</a>是《新青年》的老作者，也是陈独秀</a>的好友，在《新青年》变为共产党机关刊物之前，他还是该刊编辑部的成员。胡适留美期间（1910—1917）曾师从杜威，他公开自承思想受惠于穆勒、莫烈和赫胥黎。胡适留学期间形成的基本观点和他日后的观点惊人的一致。

1917年，胡适受北大之聘，担任哲学门教授，并兼任英文教授会主任①，一直担任到192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胡适早已因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文而声名鹊起。离开北大的四年半（1926—1930）时间里，他游历欧美，并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1931年，胡适回到北大，出任文学院院长。1932年至1937年间，他还担任了《独立评论》月刊的主编。《独立评论》延续了中国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观点。

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是受实用主义哲学熏陶的结果。如果把下面两篇文章摆在一起读，其关系就一目了然了。1916年至1917年间，他的文学革命的倡议一出，立即得到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响应。他的朋友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

胡适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秉持一种怀疑与评判的态度。他认为这种态度是新思潮的本质。一方面，他以“整理国故”来阐发这种态度—他对许多经典和文学作品的批判性评论和他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对中国的学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致力于中西制度与思想的比较，在1923年之前，他的兴趣甚至还包括个人主义和妇女解放。

1921年陈独秀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胡适与他们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一战”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三股明显的趋势：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a>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二）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a>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编者按：后面又列举了几种北京、上海、广州的报刊。】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故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间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人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a>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三）

以上说新思潮的“评判的精神”在实际上的两种表现。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

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 （四）

新思潮将来的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一日晨三时

选文63是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概述，我们之所以选录这一篇，是因为它不但细致描述了早期新文学运动的种种面相，也总结了几位运动主将的主要思想。“白话”和“国语”两个词往往可以互换。按字面含义理解，“国语”即“国族的语言”。但是在文学革命的语境中，尤其是在下文的语境中，它主要是“白话”的意思。

选文63　胡适论文学革命（1922年）④

中国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所以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称“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a>，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那时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了。但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这种已死的古文；所以他们想出一个法子来鼓励民间研究古文：凡能“通一艺以上”的，都有官做，“先用诵多者”。这个法子起于汉朝，后来逐渐修改，变成“科举”的制度。这个科举的制度延长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寿命……

但民间的白话文学是压不住的。这二千年之中，贵族的文学尽管得势，平民的文学也在那里不声不响的继续发展……

【编者按：随后，胡适用两页的篇幅追溯了自汉代以降白话文学的演进，将其分为五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一种代表性的文体：汉代乐府诗、唐代的白话诗和佛教文学、宋词、金元杂剧、明清小说。小说是最近500年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此处从略。】

中国的国语早已写定了，又早已传播的很远了，又早已产生了许多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

【编者按：在 ③《胡适文存》卷四，第151—164页；又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498页。

④原题《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88—213页；又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第181—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