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寻找新主义_冲击与回应

（一）异彩纷呈的新思想

久衰之余的清帝国在1912年轰然倾覆。袁世凯</a>随即迅速掌权，人们不禁感到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失败。产生幻灭感的不单是国父孙中山</a>一人，许多知识分子都茫然无所适从。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的旧规范已经崩坏，而适合议会政治的新规范并未建立。

后续的事件说明，1912年清朝的灭亡和1916年袁世凯的去世确实“揭开了盖子”。在当时紧张政局的刺激下，各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社会实验都狂热地迸发出来。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留洋经历。六年之中，他们经历了一连串剧变：1913年国民党反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胶州，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他们还见证了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中国参加 1911年之后不同的思想派别，都发源于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探索：共和时期的价值和目标为何？中华文明的深刻危机使得这种探索非常迫切，毕竟这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密切关注的。观点的碰撞很快触及了“大本大原”问题：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科学方法的意义，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优点，全盘西化抑或保留“国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有的讨论都致力于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建。

读下面几篇文章之前，我们不妨先注意几位大牌政论</a>家的言论。 张东荪</a>（1886—1973）代表着民国初年的折中主义哲学流派。张氏既是哲学家、宣传家，也是一位大学</a>教授。从清末起，他的思想一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他成为民盟的领导人。Bagehot）、莫烈（John Morley）等人的著作。章氏早年一度鼓吹自由宪政，最终却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反对者。他反对西方制度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将工业国的政治制度强加在这样一个农业国之上，就像羊披虎皮扮的假老虎，永远也打不过真老虎。中国的精神在于安贫乐道，西方人却看重财货，用金钱左右政治。章氏认为，中国的工业尚处在婴儿期，农业也欠发达，此时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将铸成大错。

刘师复（1884—1915），广东人，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者，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晦鸣学社就是由他创立的。1907年，同盟会重要人物李石</a>曾（即李煜</a>瀛，1881—1973）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介绍给国人。随着1910年《新世纪》停刊和1915年刘师复去世，无政府主义运动就暂时偃旗息鼓了。五四运动兴起后，吴稚晖和李石曾由法国回国，他们仍然推崇无政府主义，但究其实际内容，却已非复当年。

显然，要这样一一列出每个人的思想，永远也列不完。我们还略去了章炳麟</a>（即章太炎</a>，1868—1936①）这个国粹派的老顽固。章氏早年参加革命，任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晚年却拼命反对新思潮和白话文运动。民国初年，这种前后见解截然两分的名人比比皆是。在下一章，我们试图勾勒出某些知识领袖有代表性的思想进展。

20世纪的中国变化太过剧烈，如果你坚持一个观点，纵使这个观点当时是激进的，然而转瞬之间就会显得保守了。日后严肃的研究或许能够证实这个猜想：中国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和文化理想的变迁，有一明确的趋势贯穿其中，这个趋势指向的正是群众革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梁启超都是北京知识界的中心人物，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蔡元培1912年至1919年间的几篇文章，以及胡适1919年至1922年间的文章②，都说明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正在茁壮成长。而我们选取的陈独秀1915年至1923年间的文章③，显示出他抛弃了个人主义，转而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中国图存的新指针—这一趋势在当时的美国还鲜有人谈论，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得到关注。无独有偶，梁启超在1922年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④（在这50年中，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投身于实际政治），其文举重若轻，议论精妙。读罢此文可知，尽管梁氏的思想因时而变，但在1922年，他对理性和进步的信念依然同辛亥时期无异。与之相反，孙中山在1919年至1923年间，明显经历了一次与陈独秀相似的大转变。

可以说，参加革命最为积极的知识分子都是抛弃了西方自由传统的人，区别只在于有人抛弃得彻底些，有人抛弃得少一些。似乎要凝聚革命力量，就非抛弃自由主义不可。我们无须细究早年的陈独秀和孙中山有几分是真“自由主义者”，也不用去管他们后来接受了几分马列主义。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已经证明，从西方自由主义出发直接解决中国问题已不可能。于是，在1923年，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到来了，本书也就此画上句号。

（二）蔡元培与教育自由

蔡元培是民国初年著名的自由主义教育家。他曾先后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2—1913）、北京大学校长（1917—1927）、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1928—1940）。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最高研究机构。正是因为他早年对教育自由的争取，五四运动才得以孕育，新思潮才成为可能。中国的上一代政治和学术精英多曾求学于北大，并受到蔡元培的影响。

蔡元培是一个厉害角色。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且一举登科，点了翰林。然而，他的思想并没有被儒家的条条框框所限。他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反对学校供奉孔子</a>，提倡将儒家经典分散在文学、史学、哲学等现代学科之中，做科学的研究，而不要求所有学生必修。

蔡元培熟悉西方哲学，对克鲁泡特金、达尔文、尼采、冯特、勒庞等人的学说兴趣尤浓。1912年，他退出民国 选文57　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⑤

近日在教育部与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议之预备，颇承同志饷以谠沦。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 ②见 ③见 ④见 ⑤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1—98页。

⑥译者按：1906年秋，林纾任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馆经学教员，1913年辞去北大教职，1915年起执教于正志学校，1919年时仍在该校，并非北大教员。

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