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思想上的变迁_京都中国通史

但有趣的是，在如此尊敬孔子的同时，康有为一派同样也十分崇尚诸子百家。也就是说，自孔子以后不断提出中国古代各种新学说的诸子百家像孔子一样也得到尊敬。康有为等人主张孔子是中国的教主，但是继承了孔子之学的儒家，与属于其他学派的诸子是同等的，不能只尊儒家。这个说法很妙。近年来关于诸子学问的研究十分盛行，与此学派之主张的流行不无关系。

对老子</a>、墨子</a>的研究

对诸子百家学问的研究，尤以对老子、墨子的研究最为盛行。特别是墨子的学说与西洋的理学有相似之处，是以对墨学的研究更为兴盛，人们对墨子的尊敬几与孔子相等。随着这种思想日益激烈，革命党的最大学</a>者章太炎</a>表现出尊敬老子胜于尊敬孔子的倾向。若单从学术批判的角度上来评价，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当时社会流传一种论调：孔子在道术上不及其末辈孟子</a>、荀子</a>，但孔子是拥有特别才能的人，堪称经世之才。这一论调的盛行，可以看出人们对孔子的尊崇观念日渐低落。不过这个章太炎并不是公羊学派。近年出现了反对公羊学派的学派，以古文学的《周礼》《左传》为中心。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他大肆宣扬《左传》，此人与众不同，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势力。他长期执笔的《民报》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受欢迎。这极大地影响了最近的思想界，进而促使以孔子为中心的崇拜观念日渐淡薄。

中国近来的思想发生着从极端尊孔到不太尊孔的演变。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极端尊敬孔子的公羊学派，其信仰逐渐脱离孔子。

对佛教的研究

此外，公羊学者之间相当盛行研究佛教。公羊学派中研究佛教最为有名的学者是龚定庵。此人沉溺于读《大藏经》，以天台宗为主，禅宗和华严宗均通晓，自身笃信佛教。他将佛教称为“大法”，尊为西方圣人之教。

魏源</a>是龚定庵的友人，字默生，著有《圣武记》，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此人与龚定庵非常要好，是最有声望的公羊学家，晚年皈依佛教。

金陵刻经处南京杨文会</a>版的《净土四经》，将净土宗的三部经与华严宗的《普贤行愿品》合刻，魏源是校录者，以“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自称，为此书作了序文（《魏源集》中未收入此序文）。魏源也喜好老子，作有《老子本义</a>》，与龚定庵一样皈依了佛教，十分向往净土宗。这里说说杨文会，其人号仁山，与日本南条博士有往来，在南京一生致力于出版佛教书籍。我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在南京访问杨文会，当时问他“所安如何”，仁山的回答是：“信仰在净土，义理在华严。”杨文会的答复与魏源《净土四经》的精神宗旨是一致的，由此可知仁山佛教信仰的由来。此外，在《净土四经》的出版捐资者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洋数学大家李善</a>兰、德清</a>戴子高的名字，更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德清的戴子高是非常杰出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他抄写过《龚定庵文集》，他的公羊学与同乡友人俞曲园的公羊学存在一定关系。俞曲园是近代经学大家，也对道教感兴趣，写下了《太上感应篇</a>缵解》，对佛教也感兴趣，曾解释《金刚经</a>》。结合这些前后关系可以看出，戴子高、俞曲园不仅是公羊学者，在佛教方面也深受龚、魏的感化，又将这种感化扩及其他公羊学者。由此可见，公羊学派与佛教的关系，并非一时的、一两个人的特例，而是因缘相续形成的结果。（12月30日补记）

这种倾向，特别是在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人中最为明显，康有为自称研究华严多年。公羊学者之外，也盛行佛教研究，我认识的、时下一流的历史学家沈曾植</a>即如此，早逝的文廷式、活着的曾佑都是对唯识宗颇有研究之人。除了唯识，禅宗也很盛行。章太炎便既研究禅宗又研究唯识宗。章太炎认为中国国民懦弱，应当强化对禅宗的研究，与在日本将禅宗研究当作养成人胆量的手段是一样的。总的来说，佛教思想在中国学者中兴起，影响学者颇深，人们将孔子当作伟人来尊敬，但将孔子视为信仰目标的思想在逐渐淡薄。

因此，去国外留学的年少气锐的青年，一旦接触了国外的新思想，就容易无视中国的历史和思想而企图实行共和政治。儒教向来最重五伦，其中父子、君臣是非常重要的条目。而实行共和政体，就意味着儒教中的君臣一项完全没有了，这是对伦理的重大破坏。如此无视社会秩序，就不只是政治上的革命，自然也要进行伦理上的革命。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近世思想变化造成的必然结果。在遭遇动乱之时，会产生各种异于常规、畸形的思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如太平军便是因信仰基督教而起的畸形存在，但这类事物不能长久存续。

妇女地位的突飞猛进也是一例，从中国过去的教化来看，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现在却时常发生这类反常之事。明朝末年有一个叫秦良玉的妇女参加了战争，太平军中也有女兵。中国人的教义与实际不大一致，实际上，他们相当惧内。中国妇女的地位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因此“惧内”“畏内”成了通行语。但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来看，妇女是不应该活跃在社会上的。通常而言，妇女活跃的时期一般都是社会秩序紊乱之时，也是思想变化之时，这种变化是七八十年来各种情况累积的结果。如今革命思想盛行，实行共和政治，传统的五伦纲常被打破，社会秩序也陷于紊乱，主要是因为最近人们接受的教育中，革命思想在不断扩大。

如上所言，外来刺激引发的种族观念和国人内部思想上产生变化，这两个原因促使国人对朝廷的尊敬丧失殆尽，遇到合适的机会就可能爆发。像今天这样，革命一经爆发，便不可收拾，也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思想是否能打破依照孔子教义而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能永久地存在，是否能永久地在国人之中保持长盛不衰之势。或许遇到什么时机，又会出现对今天的革命思想的反动。我甚至可以举出这样的事例，但太费时间，就此略去。简言之，尽管尚无从知晓目前的思想状况是否能永久地支配中国，但现下的情况，可以说是清朝幼年皇帝与生俱来的厄运。总而言之，从思想上来说，因为丧失了对清朝的尊敬，官兵在如今的事变中纷纷逃亡。而在太平天国之乱时，还有许多地方官都赴死坚守城池，临阵脱逃的地方官会遭受严惩，而如今连惩罚都做不到了。所以说，一旦革命兴起，朝廷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