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是由中国东北的荒野而入主广大的中国。在此前后,中国本土即明朝的财政状况是怎样的呢?有必要预先知道一点。
明末的财政
明朝灭亡,一大原因是在财政上。明朝的财政,在处理各种收入时非常复杂。清朝时主要以银核算岁入岁出,但明朝并不只以银计算,接受米等食物,马料等以草缴纳。此外,明朝的特殊通货本应是银——但在中国,人们并不认为银是通货,实际流通过程中纸币被大量使用,称为“钞”。当然,明末纸币大幅贬值,主要用于官方征税以及支付薪俸,除此之外,纸币几乎不流通。明初时,钞一贯文相当于银一两,但到明末只相当于银三厘,一两之下依次是钱、分、厘,因此,一贯钞只相当于原来的三百三十三分之一。因此,虽然名义上银、钞通用,但实际生活中已经不通用了。但到万历年间为止,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仍是用钞计算的。有实际效力的是铜钱和银,因为铜钱不便于向远方运送,因此,军费等需要向远方运输的就使用银,银就成为岁入岁出的主要部分。但在收支方面也还使用除银以外的东西计算,因此今天只看银的话,岁入岁出的定额是很小的。
根据万历中期户部官员核算后所上的奏折来看,银一项的岁入、岁出是四百万两。到明末支出急剧增加,导致财政不支。为应对日本征伐朝鲜而出兵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战争持续了七年,正规的军费开支是五百八十三万两。此外,还有各种附属费用,数额在三百万两左右,共计支出了八百八十余万两。明朝财政因此受到巨大影响,同时导致万历之后明朝走向衰弱。
紧接着,随着满洲的强盛,征伐满洲也成了一大问题,这被称为辽东征伐,其军费开支也非常庞大。以往岁出、岁入不过四百万两,明灭亡前九年即崇祯八年(1635年),岁出升至一千二三百万两左右,当然岁出的增加是以增税来实现的。到明亡之际岁出渐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银的支出增长至正常定额的四倍以上,就不得不征收重税,因而引起各方内乱,最终导致明朝在被满洲灭亡之前就被起义骚动灭亡了。
清朝的初期
如上所述,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财政上。随后清朝从中国东北而来,取代明朝。对清朝来说有一点很有利,那就是进入明朝的土地时,完全不需要像明朝征伐满洲那样,在财政上支出大量军费。所以,清朝免除了万历至崇祯年间的苛捐杂税。但是,清朝入主中国之初,并未完全获得中国的十八个省份,所以岁入比不上明末。此后,年年出现岁入不足的情况。但满洲这样的偏僻小国,野蛮人成为中国中原的大帝,就像贫穷的农民突然进入大都市,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几百万两收入的大富豪,因此在开支方面与明代有很大差异。任何国家走向毁灭时都是如此——帝室开支庞大,明朝末期也不例外。但对清朝这样从偏僻地区兴起的国家来说,并不需要如此大量的帝室费用。而且,清朝也渐渐意识到,不要像明朝那样在帝室费用方面耗费巨资。如此等等,因而财政渐渐宽裕起来。关于此事,康熙</a>帝,即进入北京的 银价的变化
另一个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银价的变化。清初的银价,一两可以换七八百文铜钱。冯桂芬认为当时的银价只相当于今天的十分之四五,即从顺治初到咸丰、同治时期,银价上涨了一倍,这对清朝财政造成了极大影响。清初军队的饷银是一天五分,五分即一两的二十分之一,相当于日本钱的六七钱左右。太平天国之后义勇兵兴起,后逐渐成为常备兵,当时给士兵的饷银是一天两钱,两钱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钱。可以看出给士兵的钱增加了。因此一旦有大的工程,就耗资巨大。清初黄河泛滥,一次花费百万两左右,到了道光、咸丰年间,黄河泛滥一次,不得不花费上千万两工程费。开支的激增,导致政府收入鲜有增加。
可以明确物价上涨造成了清朝财政的贫乏,那么,为什么银价的上涨也会造成清朝的财政困境?这也是制度导致的。在中国,向人民收取地租时,并不是直接收取白银,而是收零散的铜钱,然后再把铜钱兑换成银两送往北京。当银价低时,银与铜钱之间存在一定的兑换比率,如一两银相当于两千文铜钱(当然,那时起用铜钱纳税有增额)。但随着银价上涨,铜钱就会贬值,原本两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银,现在没有三千文就兑换不到一两银。这样,政府收入就大大减少,清朝财政由是遭受很大打击。
银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印度大量输入鸦片,因而白银大量流出。忧国忧民之士强烈要求禁止鸦片输入,结果引发了鸦片战争,为此,又必须支出大量军费。这也是银价上涨的一大原因。鸦片战争以前,即开埠以前,清朝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每年向国外输出大量货物,与日本长崎的贸易一样。但鸦片贸易以后,中国白银告缺,从而导致银价上涨。因此,道光、咸丰年间,即便天下太平,财政也现出穷乏之势。
军费的增加
这里要说到最近的时势。如前所述,军费所耗巨大。以前作为常备军的八旗及各省的绿营,已经派不上用场,因此在支付八旗和绿营兵饷银的同时,各省的义勇兵同样成为常备军,也要给他们支付饷银。平定太平军时,军费一度告急,厘金税便应运而生。
厘金税
厘金税指的是内地的通行税,是一种向通过内地各省之间关卡的货物征收的税目。通行税越来越重,近年来已由一千万两上升到两千万两左右。最初中国政府也知道这当然是一项酷重的恶税,宣称战争结束就会废止。但是,战争结束后,因为义勇兵并未解散,通行税也就没有废止。最近的情况是,明治二十七八年以后,中国走入改革时代,形成三种常备军。在旧式兵、义勇兵之外,还有新军。如今的新军在名义上由二十个师团组成,这些新军又需要新的费用。当然,这一时期削减绿营兵,义勇兵也逐渐减少,但整体而言,还是在原有的兵制基础上,层层累加,就像在主菜之外又附上第二道、第三道菜一样。
新旧制度的重复
新旧制度的重复并不只体现在兵制上,这一情况在官制上也有体现。比如说,以前有国子监这样的名义上的大学</a>,一直由朝廷发放经费。后来,又新设了京师大学堂,需要从别的地方增加收入来维持费用。这就是在旧有机构外设置新的机构,相应地费用也不断增加,其结果就是岁出增加。道光末年岁出入为四千五百万两,但实际只有三千七百万两,日清战争时,中国的岁出入为八千九百万两,近乎翻了一倍。当然,原因之一是海外贸易,使得海关税增收一千万两以上,盐税的收入也不断增加。总之,道光末年到距离现在十八九年前,清朝的岁出入成倍增加。而调查近年岁出入的情况,可以看出较之以往有所增加,如今的岁出入增加到了三亿两,财政出现异常的膨胀。日本也曾出现过财政膨胀,但由此实行了与明治维新前完全不同的财政方式。近年来,因为财政上的窘迫日本政府厉行节俭,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进行税制改革的声音。然而,中国的岁出入从四千几百万两上升到八千几百万两,再上升到如今的三亿两,财政上出现如此异常的膨胀,却依然沿袭旧的财政方式,丝毫未加整治。因此,每当兴办新事业,财政便会陷入困境。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当一个朝代接近灭亡时就会在财政上出现类似以下的现象。国家初期,中央财政在地方岁出入的比例较少,随着朝廷衰败,中央财政膨胀,其中的皇室费用尤其会膨胀。这是中国历史呈现出的特定现象,明末也是如此。明朝的定额收入为四百万两,到了明末这一数据激增至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其中皇室费用占了很多。例如,明末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皇太子大婚,需要两千四百万两,但当时的户部即财政部没有办法凑到这笔钱,是以下令严查各省的积蓄情况,明朝以来,各省的积蓄有几十万两,但这是制度尚未变坏之时的情况。将各省积蓄收缴起来举办皇太子的婚礼。中央财政膨胀的结果,明末皇室仍有相当的财力。后来,出征满洲的军队失败,户部一时拿不出紧急派兵增援的费用。于是,以内币即由皇室拿出几十万两来补充军费。由此可见,即便国家走向衰亡,皇室仍掌控大量钱财,如今的清朝也是如此。
皇室的资产
如今皇室的手中握有多少资产尚不清楚,但根据前几日的报纸,袁世凯</a>调查皇室财政后得知皇室有几千万两金银,这是有可能的。皇室手中何以拥有这么多钱财?其原因在于除常规收入外,皇室还有种种额外收入。比如,皇室接受官员从人民那里剥削而来的贿赂。地方官升任更大的官时一定要贿赂皇室,特别是西太后时,年年上贡以求其欢心,当然上贡之物就是钱了。此外,知县等进京拜谒即被召见,会被记载在吏部的档案中,这是升官的资格之一,然而,这种拜谒不单是拜谒,是要花钱的。如此这般,皇室直接从官吏获得的钱财很多,朝廷也拥有许多与政府收入无关的钱财。所以,如今的皇太后拥有几千万两的钱财,也并不特别不可思议。这是皇室收入的一种膨胀。
近年来,中央政府的费用也大大增加。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财政数据为八千九百万两,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五千三百万两,地方财政收入为三千六百万两。但近年的岁出入变成三亿两,而地方财政却没有很大的变化。这说明中央政府的经费总是膨胀,用去了财政的大部分。特别是明治三十三年的北清战争以来,中国年年加强中央集权,中央财政随之膨胀。
财政与国运
不仅中央财政,皇室收入也持续膨胀,这样继续下去,朝廷就要灭亡,这次事件将如何演变,虽然从财政上、从兵略上不好预言,但总而言之,如果不整顿税制和币制,不从根本上改革财政方式,那么朝廷即便以兵力镇压了革命党,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不久也难免进退维谷,最后垮台。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胜伯爵曾说:德川幕府的倒台,不是因为萨长同盟,而是因为德川末年的财政,使其不得不倒。因为胜伯爵的话,人们开始注意到德川末期的财政状况,可以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教训。如今的中国在财政方面与德川幕府相同,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就目前的形势看,清朝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大概还是有将来的。所以,下一次我将谈论清朝将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