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兵力上的变迁_京都中国通史

因为职业的关系，数年前我曾专注于清朝现时的局势，但自担任京都大学</a>教官以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宽，就不仅仅是关注时势。要承认的是，对于当前问题的判断有许多不够准确或没能进行充分预计的地方。

我的讲题是“清朝的过去与现在”，讲演分为三次。比起清朝的过去及现在，今天的人们或许更想听到清朝将来的情况，但一周前我就定下了这个题目。从今天起到讲演结束，需要两周的时间，我们甚至不清楚清朝的状况在这两周内会变得如何。在我讲演期间，只有清朝的过去及现在是确定的，是否存在将来还是一个疑问。所以，这里暂且不提将来。但如果在最后一次演讲的当日清朝还有未来的话，再稍加展望。

此演讲预计从今天开始分三次讲完，每次会对所讲内容进行小结。谈及过去与现在，时间的范围其实非常广，谈论的话题以及到哪里停止都没有限制。也是基于此想法才定下这个题目。目前清朝的局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我站到这里之前，都很难确定说什么话合适。但到昨日为止的情况是既成事实，所以，就这些情况来谈我想是安全的。因此，我选了一些不论说什么都行的题目，每次一项项地叙述并做小结。今天主要讲清朝兴起以来兵力的变迁。

兵力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清朝走向衰退。当然，兵力对国家兴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与之相同，兵力的衰颓也可能是导致国家衰退的重大原因。所以，今天主要谈兵力的话题，接下来的 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是湖南人，时任礼部侍郎，因母亲过世而回乡服丧。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让他募集义勇兵。皇帝原本只是为了镇抚湖南地区，曾国藩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组建义勇兵。但太平军攻入南京，又回头溯长江而上入侵湖南，于是曾国藩训练的义勇兵首次与太平军展开激战。从此次交锋来看，义勇兵的战斗力极强。其强大的原因在于，曾国藩一开始就深知常备军毫无用处，因此采取与官兵完全不同的方式训练义勇兵。他阅读明代征讨倭寇的著名将领戚继光</a>的兵书《纪效新书</a>》（在日本，此书也受到徂徕等人的推崇，曾翻刻出版），按照此书编练军队。此时曾国藩的一个朋友——朱子学者罗泽南</a>，也参与义勇兵的训练，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在地方上拥有自己的弟子，他让自己的门人担任将校，曾国藩十分信任罗泽南，将万事都托付于他，用其门人组织将校，完全不采用常备军制度。如果用常备军的将校训练军队，清军的恶习会传染过来，所以完全不用。完全不曾参</a>加过战争的百姓，完全按照书上的方法组成军队，这样渐渐投入战争，效果并不差。这些义勇兵并没有使用特别优良的武器，只是将校与士兵之间是子弟关系，加之是一个地方的人，彼此相识。此外，因为义勇兵是招募而来的，自然是要发放饷银的。这些用饷银雇来的应募兵与将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凝聚力，所以作战中即使出现军官逃跑的现象，他们也不会临阵脱逃。从这点可以看出义勇兵非常有效，陆军、水军都是。用这种方式训练，逐渐地能够抵挡太平军。这就是湘军，在平定太平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此时已出现义勇兵将士只被与自身有关系的大将驱使，而不听朝廷命令的现象。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湖南进入湖北，再到江西时，在被敌军围困的关键时刻，曾国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不得不返乡奔丧。因此湘军失去了主心骨，曾国藩部下的将校们只得分成各部率领各自的部队。虽说是义勇兵，当然是为朝廷服务的，因此从道理上说应该服从朝廷官员的命令。但是，江西巡抚及朝廷派来的新的大将，对曾国藩的湘军发出的命令，一项都没有执行，谁也不受朝廷官吏的驱使。相对于朝廷的命令，他们更听自己主将的节制，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慢慢出现了。总之，曾国藩利用湘军平定了大动乱。这就是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练军方式，虽然是驱使自己的部下，但如同日本陆军一样，不是靠将校之间上下级的关系，而是靠师友关系互相激励。因此，将士们并不是迅速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是出于个人恩义奋战，平定了叛乱。

平定太平军叛乱后，并没有解散义勇兵。湖南省的湘勇、李鸿章出生地安徽省的淮勇，以及胡林翼长期做巡抚的湖北省的楚勇都在各地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结束后，朝廷并没有收回武器，就地解散他们。依照中国兵制，向来只有常备军在名义上存在，不得不发给饷银。如今，新的义勇兵也被看作是常备军的一种，也必须发给特别的饷银。如此一来，不得不维持二重兵制。

洋式兵器与戈登将军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对其下的名将戈登十分依赖，任用戈登对义勇兵进行西式训练，效果最显著的，就是所谓“常胜军”。从此以后，就让义勇兵携带洋兵器。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主导中国政治，给义勇兵配备新式武器，相信这样能够训练出精兵，但是，这时候发生了日清战争。李鸿章原本认为凭借西式训练，再配备西洋武器，不管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都能取得胜利。中国拥有了与西方一样的新兵和新式武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但从日清战争中与日本兵的冲突来看，还是不行。李鸿章手下拿着西式兵器的义勇兵在与日本兵对阵时，很快就败了下来。这导致清朝的军备观念又一次改变，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新式教育、推行新式组织。这就是当前正在企图革命的新军的源起。

袁世凯</a>的新军

日清战争结束后，人们意识到，至今为止中国式的练兵方法是不行的，仅靠装备西洋的武器或依靠西洋人布置海防，并不能形成有效的军备力量，必须雇佣日本、西洋的士官，接受完全西化的训练，培养出新兵。袁世凯是最早开始进行这类训练的。在小站这个地方，袁世凯仅以一万人开始编练新军。效果非常显著。北清事变之前，时人评论中国只有袁世凯的军队是最优良的军队。北清事变后，因为袁世凯去了山东，没有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所以不清楚这支新军的实力，但当时一般认为，袁世凯的军队是能够与外国军队抗衡的。北清事变结束，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训练了数倍于过去的士兵，于是有直隶第几镇、第几镇，以之为基础，成立了现在的新军。

留学生士官

今天的新军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士兵仍然依靠招募而来，但对待士兵的做法在招募之前及之后有很大差异。原本士兵大多是无赖之徒，因此，中国有一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即以前应征入伍的都是最下等的无赖汉。但是，袁世凯编练新兵的时候，会寻找一些多少识字的人，招募后让他们受教育读书，这样他们的品类与之前的兵大为不同，要好得多。同时清廷还考虑到，只雇佣外国士官是行不通的，于是雇佣外国士官先创设兵校，再从这里向国外的士官学校派遣留学生，让他们能担当起培养未来军队的重任，因此向日本派遣了许多的武官留学生。最近在石家庄被杀的吴禄贞等就是第一期的毕业生。

就这样，以向日本为主送出了大量留学生。但是，送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到了外国，接受了新的教育，没想到带回来的竟然是对朝廷不利的知识。所以，清廷认为去往日本的留学生都成为了革命党。实际上并不是来日本后成为革命党，而是来日本的留学生最多，自然在数量上出身日本的革命者也就最多。总之，他们到了国外，读了新书，就不愿再臣服于清朝的统治，这成为革命的基础。如前所述，在太平军之乱时，士兵不听朝廷派遣的大将的命令，只为组织自己军队的主将的恩义而战。现在，接受了外国新思想的士官在训练士兵的同时，也训练了革命思想。在此种风气的影响下，革命党的数量也日渐增加。这样，无事时士兵是顺从的，即使有革命思想，也没有展示的机会。如果士官们没有谋反的意图，自然风平浪静，但一旦士官们有谋反的意愿，就会立刻造成今天的局面。也就是说，以满洲兵为中心，有一个渐进的变化：（一）使用汉人，（二）利用义勇兵，（三）义勇兵成为常备兵（产生尾大不掉的弊端），（四）新军和革命思想养成。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如果尽早防备的话也许还有手段，但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因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天革命在武昌突然发生，变成一场大骚动，震惊了世界的耳目，然而探究其根本原因，完全没有不可思议之处。总而言之，清朝在两百多年间从政策上自然养成了针对自身的革命思想。今天革命骚乱的发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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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8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自日本回国，以《荷兰王国海外领土地图》与高桥作左卫门交换《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事发后，西博尔德被幕府驱逐出境，高桥作左卫门入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