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王及内治_京都中国通史

本次京都大学</a>的夏期讲演会，我拟用《清朝史通</a>论》为题来讲解。但给我的时间总共才十二小时，所以，只能是非常简单地讲讲大概的内容。但即便是大概的内容，若要阐释明白其中涉及的史实，十二小时当然也远远不够。因此，我准备尽量避开那些广为人知的一般性清朝史著作，也尽量少涉及近年出版的有关拙著，即尽量避免重复《清朝衰亡论》与《支那论》两书中的内容。此外，友人稻叶岩吉近年所著《清朝全史》，对清朝的政治、军事和其他国家大事均有涉及。所以，我也不再赘述此书内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极为概略的讲演，我担心诸君听完讲演之后，很快头脑中就留不下什么东西了。因此，我把相关材料尽量发给你们，以便诸君看过后留有印象。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来有关清朝的史料陡然增多。要知道，在十五年前，就算想研究清史，也会因缺乏材料而痛苦，因此，那时的研究不能谓之真正地着手研究。后来，特别是自中国革命动乱以来，各种材料不断涌现。对此，我要讲的首先是目前我们能搜集到的有关材料究竟有多少。现在，我计划给诸君看的材料，得到本大学讲师富冈谦藏君的协助——我自7月20日从东京回来在短时间里匆忙搜集材料。终于，材料算是找齐了，但另一方面，要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再在这里来给诸君演讲，时间上几乎不可能。因为我几乎把这十天时间都用于整理材料了，所以这只能算是非常笼统的、概略的讲演。不过，我希望讲过之后能留给诸君一些东西。所以，我把每天所讲的要点印刷出来，发给你们。今天是讲演的首日，这是发给诸君的材料；从明天开始，我会把下一日要讲的内容提前一日发给诸君。这样，诸君大可利用夏天的午休时间先预习讲义，这对次日的听讲是有所裨益的。以上，就是本课开始前的一些预先交代了。

一 关于清朝史的著述

首先，所讲内容是有关清朝史的著作。诸君知道，清帝退位不过三四年时间，是不太久远的事，因此，有关它的史料非常之多。不过，这些史料很多没有经过整理。当然，中国有分类细致准确的记录制度，只要不断积累每天的记载，就能将史料整理出来。在中国，每换一个帝王就要做一份“实录”。此处的纲目中有一栏叫“丰富的史料”，列举了诸种书籍的名称，其中就有各种“实录”。针对这些材料，政府大体作为职责来整理，而历史学家能从中选择材料，从新的角度来著述鲜活的历史。但因清朝刚刚灭亡不久，尚无足够时间开展此项工作。记录中国历朝历史的“正史”一旦完成，作为正史素材的史料大多会亡佚。但十分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还处在清朝史材料尚未亡佚的时代，可以充分利用其开展研究。但另一方面，材料卷帙浩繁，难以分析也是实情。以实录为例，明代的实录非常简括，前几年我曾抄录过全部明代实录，以日本的册数来算，十个帝王的实录仅七百余册。但清代直到今天为止的实录，比明代的十倍还多，实在是数量繁复。它们能否被我们全部看到呢？不能说没有这种机会，但现在却无法轻易看到。我们前些年在奉天调查古籍史料时，把自己想看的部分都看了。当时，我们欲将上述资料全部带回日本，但由于政府可能认为这些类似纸屑的玩意对日本没有什么意义，只是空费运力，就并没有同意。因此，尽管我见过以上所说的种种材料，但都眼看着它们溜过去了。总之，这些材料是存在的，只是现在不易见到，研究它们尚有困难。关于这些材料的类别，我在“丰富的史料”条目中分为“满文老档</a>、三朝实录、方略、圣训、国史列传、谕折汇存”等名目，一会儿去参观那边的陈列室时，可看到展出的各类文献标本。那时，我会再对它们进行一些说明。

其次，是“《三朝实录采要》及《事略》”，这是日本人依据确凿的史料所作的最早的清朝史研究，所以，我专门把它记在这里。这是距今一百二十年前，与我同一旧藩的永根铉——后改名北条铉，也可能先叫北条——的著作，虽然这仅是实录的摘要，但他可以读懂清朝难懂的地名、人名，并把握要点，也委实不易。纲目中有摘抄《清实录</a>》的中国书《东华录</a>》，而较之《东华录》，《三朝实录采要》某些地方更得《实录》的意味。这是日本有意识研究清史的开端。为了特别凸显此人此举的意义，我在此专门提出此书。

再稍往前看，此纲目的开头列有《圣武记》三种、《湘军志</a>》、《湘军记》，此处只举出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圣武记》是魏源</a>所著，在日本也有部分的翻刻，而且原书也曾在日本流传，所以比较容易看到。此书出过三版，每版都有差别，这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识编著的新一代清史力作。《湘军志》《湘军记》是讲述近年太平军史事的书。《湘军志》作者是王闿运</a>，他在书中记述了许多目睹的事件，除单纯的历史事实外还记录一些内情，是近年一种有名的历史著作。《湘军记》记载同样的事件，作者是王安定，但相较于前者，对某些事的记载不能说证据充分。

再者，《东华录》二种是《清实录》的摘要，并非著作，但对于现在很难看到《实录》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材料。像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现在要尽量捜集能看到的材料，就已经非常费力了，因此，研究它们就更是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事了。

清朝曾花费六十年时间编纂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清史材料十倍于明朝。这样计算，就要六百年时间来编纂清史了，比清朝历史都长。难以想象要花如此长时间。所以，为了编纂清史，现在袁世凯</a>政府开设了清史馆，不过至少也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吧。明初则用了急就章的方法，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编撰完元朝一百多年的历史。如果按这样的速度，大概只要两三年时间就能编成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我不清楚会如何编成。至少，中国人已经将所有史料收集起来，开始予以研究了。所以，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得到这些材料了，只能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某些问题上，尚未理出一个研究的头绪。今天，我只就一些刚起头的仅有的研究概况讲一讲。

这里有个标题是“帝王及内治”，实际上只要“帝王”就行了。现在的世界大势是政治奠基于全体国民的意志之上，中国如今也建立了共和政体。但我现在要讲的清史，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帝王”呢？因为在清朝政治中，帝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到后面将逐渐明白这一点。所谓清朝的政治，可以说除了帝王，几乎就没有其他内容了。在别的朝代，除了帝王还有宰相，宰相也是在政治中地位非常重要的人。明太祖</a>顾虑宰相一职的弊端，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因此，在明朝以后，就没有可以称作宰相的官职了，但数代以后，如遇年轻帝王登基，就感到必须有宰相辅助。即使如此，也不称宰相，改称“内阁大学士”，实际执行宰相的职权。清朝也有内阁大学士，但不过虚名而已，几乎不能发挥宰相的职能。在君主幼弱时，清朝有摄政王、皇太后摄政的制度，宰相不能执政。仅在一个时期内设置过辅政大臣，帮助幼小的君主执政。这有点像宰相，但大多数情况是一旦君主成年，就全部辞退他们，把政治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是清朝政治的特别状态。所以，有必要把帝王作为清朝政治上的一大要素，并作为标题专门标出。

二 历代帝王及摄政王、训政太后

现在讲 再来讲讲最早的摄政王——睿亲王之事。今天的听讲者中有一位来自福井的上田君。就睿亲王及其他史事，我去年曾到过福井作过种种调查。有趣的是，在清朝从东北进入北京的那年，在日本一个叫新保的村子里，船夫们正要出海去松前，但不知何故，竟漂流到了中国东北。满洲人杀害了大多数船夫，只把其中的十三人押往奉天。当时，正好奉天的满洲八旗要迁往北京，就把他们也带到北京去了。当时的摄政睿亲王被称为九王子，即排行 等到圣祖仁皇帝时，清朝入主中原，成了中国的主人，曾一度立过太子，但太子没有成功即位。当时请求再立太子的各种呼吁不断，因为毫无疑问，中国的帝位必须由皇太子继承。因此，有人竟触碰天子的逆鳞，直言进谏，而天子当然不会饶恕他。从此，在清朝的家法中，不册立皇太子竟然成为惯例。所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天子会让全部皇子都能接受教育。在纲目中有“上书房的读书”一栏，就是让皇子们在“上书房”一起读书，接受教育，不明确谁当太子。如果清朝天子有了中意的人选，感觉必须考虑皇位继承人时，就会在一张纸上写明谁为皇储，再将它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倘若天子死前未留遗言，则找到匾额后的遗嘱看继承人是谁；若天子是渐渐老死，当然就会有遗言立谁为继承人。总之，皇太子并非预先确立。为了能成为天子的候选人，皇子们都从幼年时起就勤奋读书，严守规矩，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在纲目上写着“各帝的文化活动”一条，列举了诸事例。虽然清朝是以夷狄入主中国，但历代皇帝都擅长文事。这在那边的陈列室中都有证据予以证明，大家看后会有所认识。

在这条的开始有“世祖的中原文化爱好　遗诏”字样。世祖去世时只有二十四岁。他不被满洲人欢迎，因为他从中国东北到中原后，目睹中国文化的进步，就爱上了中原文化。明朝灭亡时，遗臣曾作《万古愁曲》，抒发明亡之悲叹。世祖非常喜爱这首曲子，咏唱不断。身为代替明朝的天子，竟还如此同情已亡的前朝。正因为他太偏爱中原，所以很难被满洲人欢迎。他二十四岁就死了，很可能是猝死，但留下了遗诏。遗诏共有二十多条，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太过爱中原，有些疏离满洲人。一般而言，遗诏应写自己死后可立谁为太子，但也写到自己改变过去的政策所受到的议论。世祖在遗诏中却写上偏爱中原等事，虽含悔意，但也足以表明世祖对中原极其偏爱。

再次是圣祖，八岁就即位了，所以有辅政大臣。他年轻时就长于谋略，对辅政大臣的权势深感不安。他十三岁时，就找来一群力气大的小孩，常与他们一起摔跤。有时，等到他不满意的辅政大臣入朝时，就指挥孩子们突然捆住那个大臣，进行殴打。他就是这样一个小小年纪就擅长谋略的人，特别是在清朝定鼎中国以后的 雍正帝之后是高宗乾隆帝。他在位六十年后，让位给次子，又活了四年，在八十多岁时离世。他二十五岁登基，年轻时擅长文事，以文事自鸣，认为只要是中国学者所能为，就没有自己不能为的。所以，他既作诗，又作文，什么都要尝试做。他在诗文里用了许多艰深晦涩的典故，并拿此去考中国的学者们：你们明白这些典故的来历吗？如果对方说不知道，他就非常高兴，以此显示自己学问之高深。在任何一个盛世，都会出现这样的天子。总之，他是一个富有才艺之人。此外，他也大力推奖自己的母语——满洲语，致力于复兴当时已经衰微的满洲语，为此，他专门编撰满洲语字典，还奖励振兴满洲语的各种工作。他规定：不论是满洲人，还是其他人，只要进入翰林院，都必须懂满洲语。这样，不管你多有才，如果不懂满洲语，就不能进翰林院。后来，他又平定了蒙古。与雍正帝不同，他与中国人同是儒教的信徒，一直不信仰佛教。但为了绥靖蒙古，他又提倡蒙古语的必要性。之后，因为和西藏喇嘛教的关系，又学习藏语。随后，由于平定了说维吾尔语的民族，又来研究维吾尔语。总之，他几乎研究过自己所平定的所有异民族语言，这在明天将详细讲到。他认为任何地方的语言其理论都一致，并且颇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得意。如此，他很熟悉这个统一国家的事务，亲自对各种事务进行处理。另一方面，为了振兴满洲，他特别给予满洲八旗以最高赏赐，将政治、军事上的重大事务也全交给满洲人办理，而自己却只是出于对中国学问的喜爱，埋首研究中国的学问。

他是造就中国鼎盛时代也可说是黄金时代的天子。国力在这六十年中臻于全盛，随后就逐渐显出衰势来。由于乾隆帝的榜样，清朝历代天子都有御制的诗文集，其中也有不是自己所作。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帝都是自己写作诗集、文集。不仅是登基以后的诗文，在登基以前的诗文也要编纂起来。在纲目中写着的“潜邸的全集”就是登基之前的作品。此外，还有“钦定书之多”一项，到底有多少钦定书，我尚未一一进行调查，但礼亲王昭梿</a>非常熟悉清朝之事。他所著《啸亭杂录</a>》，其中列举了一些目录，证明钦定书的确非常多，虽然统计得并不很充分。

因此，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擅长文事。若与明代相比较，明太祖是比不过的。他是从乞丐到盗贼，从盗贼到天子的。他也写文章，写好后让学者改，改多了就发火。今天还留存着的明朝《高皇帝御制文集</a>》中，也掺杂有非常差的恶文，但总之明太祖是写文章的。其后的明宣宗</a>是个学者，真正做学问。尽管明朝是起于有文化底蕴的国家，但与清朝比较的话，还是清朝天子们的文才稍胜一筹。在臣子的上奏文书上的朱批，能亲笔写的天子大多自己写。明代天子的朱批中有俗语和口语中的俚语等，而清朝则断不用这类词语，全都是典雅华美的汉文。

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推奖文章的成果是：康熙帝时有一种叫《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万卷的大型钦定书，乾隆帝时有《四库全书》这一卓绝古今的大部丛书。从一方面看，这留下了文化事业上的丰功伟绩，但我在纲目中还写着“违禁书目及其实例”。清朝在修《四库全书》时，对明代或清初讥讽清朝，以及在书中有“夷狄”字样的书籍，或部分删改，或全部销毁。这是修《四库全书》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所谓“违禁书目”就是列出一个妨碍统治的书目。谁看到所列的书籍就要送到朝廷进行销毁，但是总难真正贯彻实施。因此，虽经朝廷屡下严命，但仍然难以实行。我手里有一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这本书有部分内容违禁，所以在书目处附印着天子的禁令，写明已经删除了这部分，但当我翻到书中的删节之处，却发现这部分内容还在。只要在目录处写明已删除，就能逃过检查。虽然清朝取缔违禁书并不算彻底，但的确让许多书从此消失了。只有一些较早传到日本的书籍，虽然后来成了违禁书，在清朝看不到了，但在日本还能见到。此外，还有“武英殿聚珍版书”也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产物。在乾隆以前就有活字印刷术，但在乾隆时应用更广泛，所以，就有了“武英殿聚珍版书”。这些都表明了清朝帝王的特色，尽管他们的祖先起于夷狄，但却推崇文化，而且自己也致力于此。

其次，是“节俭　康熙帝的上谕”一项。明代宫中的宦官总数约有十万，而康熙帝时减少到只有四百人。两相比较，可见是非常节俭的。因此，康熙帝时宫中用度减少到明代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康熙帝时宫中尤为重视节俭，后来随着清朝财富的积累，才逐渐变得奢靡起来，但总体尚未达到明代的程度。明万历时皇太子大婚，从地方上一次就征收了一千两百万两白银。相较而言，清朝的特点就在于节俭。

再次，是“寡鲜失德　处置内宠、宦官的严肃”一项。在历朝天子中，清朝天子是较少失德的。明代的天子武宗为了自己宠爱的女人，到处巡游，而清朝没有这类事。清朝管束宦官也是十分严格的，它废除了宦官的衙门。即使西太后时宦官有点骄横，管束也还是严厉的。西太后有一个十分宠信的宦官安德海，他携带西太后的密令去湖南。但清朝鉴于明朝的教训，不允许宦官出都，若胆敢私自出都，捕获后会被杀头。在安德海路过山东时，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下了很大的决心：即使是西太后的宠臣，也要将之缉拿归案。但不论士兵还是巡查，都很害怕，不敢靠近。结果，还是丁宝桢严令士兵将其拿下，斩首正法了。随后，丁宝桢向朝廷奏报：“安德海称受了朝廷命令出都来此地，被我依法斩了。”可见，即使对于西太后所宠信的宦官，当时的宦官管理制度还是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因此，清朝天子较少失德，与明代相比十分明显。此外，所谓西太后受到咸丰帝的宠爱才变得跋扈并非事实。虽然西太后生了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但她却是在同治登基之后，作为天子的生母才逐渐得势的，即她并非因为咸丰宠爱女色而得势。乾隆帝稍有此嫌，但基本上没有过分宠爱女色和宦官。少有天子失德之事，这是清朝天子的特色，也是清朝尽管系从周边入主中国，却能长期稳固执政的重要原因。

四 清朝政治的特色

谈起清朝政治有何特色，就不得不谈满汉双重体制。首先，在任命官吏方面，要设置满汉同样的官职。如设置吏部尚书</a>，有满吏部尚书和汉吏部尚书；设置左侍郎、右侍郎，就有满左侍郎、汉左侍郎和满右侍郎、汉右侍郎。凡重要的官职均为满汉配套设置。其次，关于重要的典礼、记录，也都使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连一些奏折也要用满汉文字书写。虽然很费事，但在政治上总体实行满</a>汉双轨制。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奇事。在中原，依照礼制，历代天子都要祭天。但是，依照满洲的礼制，中国东北另有一个叫堂子的地方，在这里举行祭天之礼。同样是祭天，满洲人在堂子里祭天，不同于汉人的祭天。如此，虽说在经济上不够节俭，但清朝盛时在其他方面节俭了，所以，这方面多些花费也没有大碍。但是这种双轨制的统治方式，既是清朝特色，又是给清朝带来弊病的本源。因为，怎样统治中国、统治汉人毕竟是重要的事情，而管理满洲人只是次要的事而已。但这种情势越往后发展，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洲人的势力逐渐衰弱了，汉人的力量自然就壮大起来。这对满洲人而言是一种痛苦的矛盾，也是清朝政治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政治衰败的另一原因，就是我在下面写的“注重声名（不顾实惠）实行免税”之事。像清朝这样从外部入主的政权，就有相似的缺点。在执政时，将政治的好名声看得最重。朝廷考核官员，也将在地方上是否名声好列为首要标准。如果只是对官员的做法还行，但皇帝自己执政时也是如此。清朝免除地租，有时半免，有时全免。这在前代从来未有，因而受到好评，但这是不讲实惠的。其实，从中国百姓那征来的租税，只有极少的部分上缴中央，很多则入了官吏的腰包。雍正帝曾消除了这种情况，但不久又一切照旧。实际上，由于雍正帝的政策，百姓的负担反而更重了。因为，虽然中央政府是免税了，准备好本年的财政一文不入，而以国库的剩余资金来开支，但是，那些依靠附加税过活的官吏，难以忍受此种情况。当然，也有诚实的好官，况且还有养廉银，但官员以下的胥吏并不能从政府那里领取薪俸，只能靠在百姓和政府之间盘剥中间费生活。由于没有定额收入，他们必须敲诈勒索百姓。但是，今年政府免税了，他们不能一直没有收入而等到来年，于是，想尽种种名目收税。因此，免掉了应向政府交纳的税，却免不了入官吏私囊的税。即使如此，中央政府还是实施了好几次免税，在民间得到了好评，皇帝被官吏们称为“千古一帝”。其实，每当中国历史上的弊政不断恶化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不做任何实事，只求得到好的评价。

其次是“理想的独裁制度　军机处的创设（参照《枢垣记略</a>》）”。正像之前说的，独裁制度到清朝达到了顶点。清朝废除了明代的内阁首辅制，将内阁大学士当作天子的秘书官，负责相当于宰相的工作，这样也仍不顶用，所以，雍正帝开始设立军机处，从朝廷大臣中——也不算太大的官，只是中层官吏——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安排进军机处，听从召唤，而让原衙门中的官员赋闲。这些大臣聚集在军机处，承担相当于皇帝秘书官的工作。而皇帝则实施独裁，把军机大臣当作文员，只是奉旨起草诏令。因此，就算是大臣也没有自己的责任心。今天的日本内阁也存在各种责任问题，如内务省在所管辖的事务上失态，导致大浦子爵引咎辞职。但中国官吏没有自己真正的责任，若违犯法律，当然要被革职，若触怒天颜，当然更会随时被革职，但唯独从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由于皇帝独断专行，所以，大臣只是俯伏天子脚下执行命令而已。因此，这些人既可能做种种好事，也会做种种坏事。这是清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也可说是一个坏的特色。

再次是“对学者的优待　徐乾学</a>编纂《一统志</a>》　博学鸿词科（参照《鹤征录》《词科掌录》）”一项。优待学者是件大好事。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除了出仕的学者外，还有许多在野的其他学者。在今天的日本，从学校毕业的人也存在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因而成为人们谈论的议题。而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就是如此。当时的中国，可以出钱捐一个候补官职；成为候补官吏后，只要花钱就能变成正式的官员。因此，就算通过正式的考试，也可能做不了正式的官吏。另外，也有地方上有名的学者，在考试中落 五 晚清的政治

这次要讲的是“晚清的政治”。“纲目”里写着“汉人的自奋”。由于地方官吏没有责任心，对政治事务从未尽职尽责，最终导致乾隆末到嘉庆初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一场宗教迷信引发的民众暴动，先后持续达九年无法平定。其实这不过是一场农民起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由于地方官缺乏责任心，不想派兵讨伐起义，只想纠合、唆使地方百姓去与起义军战斗。百姓一直在期盼官军平乱，但叛乱却迟迟平定不了，只好自己起来捍卫乡土，最后以一己之力平定了这场大起义。由此，汉人产生了依靠自身力量维持地方秩序的想法。其次，在咸丰到同治间的太平军之乱中，朝廷的官军也几乎毫无用处。平定叛乱的是此处写的曾、胡、左、李、彭等人，即曾国藩</a>、胡林翼、左宗棠</a>、李鸿章</a>、彭玉麟等人。这些人率领民间的义勇兵参战，最终平定了长期的暴乱。地方百姓组织义勇兵，开始只是为了保卫乡土，但曾国藩却用它平定了太平天国大乱，证明了义勇兵作为民间生力军，不仅能绥靖地方，还有余力平定其他地方的动乱。

义勇军崛起也成为汉族官僚在政治上复兴的主因。此时，与外国关系极其紧张。道光末年的鸦片战争是与外国建立关系的开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入侵后，开始在北京设置各国公使馆，于是，才有所谓的外交，但让没有经验的北京朝廷内的满洲人来开展外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委任外交”，即于南京设置南洋大臣，于天津设置北洋大臣，外交事务就委任给北洋大臣。由于李鸿章多年担任北洋大臣，所以中国的外交由李鸿章全权办理。外国人有任何动作，都不用到北京与朝廷直接谈判。其间例外的，只有与日本的几次交往。日本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如由于台湾事件，大久保利通需与中国朝廷谈判，虽明知中国有这惯例，却没去天津，而直接进北京与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进行谈判。又如，之前外国使者和公使都没有觐见过中国皇帝，但副岛种臣伯爵则专门持日本天皇的委任书，一定要觐见中国皇帝，竟然真的见到了。不过，一般的外国人都认为与李鸿章打交道就行了，不仅外国人这样认为，连中国人也如此认为。

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形是，义勇兵不仅要保卫家乡，还要派驻全国各地，如湖南、安徽的义勇兵。一开始他们只是义勇兵，后来朝廷任命了官吏专门统带，并被派往全国，保卫各个要地，而外交则由李鸿章承担。这样，国家事务中的军事和外交大权，清朝就全部交由汉人掌管，自己不加过问。当然也不能说一切不问，如西太后就相当聪明地保持着足够的牵制力。虽然李鸿章也有不能按个人的想法左右朝廷之时，但他的意见对朝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总之，在影响中央政府方面，满洲朝廷中的汉人已开始渐露锋芒。

这就是清朝晚期的政治情势。到后来，先是败给法国，接着败给日本，又有北清事变的大暴乱，终于显露土崩瓦解之势。这时，清朝也先后发生改革的思潮，日清战争[1]以后更盛。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李鸿章发现外国人是难以信任的，就想法防备他们，但最终却失败了。因此，有必要进行根本的革新，康有为</a>就成为改革的先锋。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他们发现改革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特别是像清朝这样，一开始就有满汉双重机构，现在又增加了外国事务，就不得不在原有的机构之外又加上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原本的政治机构没有废弃，又多设一个新的机构，这样就有了双重、三重的政治机构，这是很费钱的。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二十年的统计，朝廷的财政支出约为七八千万两，等到了光绪末年、宣统时，如果没有三亿两，就无论如何不能维持正常的政治运行。即使是日本这样工业发达，又与外国有很多贸易往来的国家，也承受不起这样庞大的财政开支。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没有节制地增长行政开销，其他的事务就更无法开展，因为负担不了。

其次是“宗室政治与退位”。这期间，西太后死了，光绪帝死了，到了最近的醇亲王时代，即使重用那些重要的大臣，也无法取得所期盼的成绩。时机好时，就做点事；有危难时，就逃避。这怎么行呢？所以，晚清的政治逐渐成了一家一族的东西。这样，又促使它走向灭亡。清朝政治也可说是亲族政治，到处都是亲族任职，这样就只有一家一族担负责任。一旦出现大动乱，这一家亲族就像“平家”一样没落，以致后来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清朝就只能垮台。这正是清朝末年的政治。

六 附论 清代的宗室

接着说说宗室之事。先讲“宗室与觉罗”。所谓“宗室”，是指清太祖的父亲的兄弟的后代。所谓“觉罗”，则是指其上一辈即太祖的祖父的兄弟的分支。这些人都具有特殊资格。宗室佩戴黄色绶带，觉罗佩戴红色绶带，以相区别，分别享有种种特权。清朝宗室可谓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清朝宗室人数非常多，从山海关入北京时，宗室、觉罗共三千人，到道光末年达到两万人，到今天已有五六万或七八万人。这些宗室中也有给日本人教中国话的皇族教师。日本人认为中国的皇族都是殿下，中国当然有这样的皇族。但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皇族没有殿下的待遇，而日本却不加区分地一律以殿下待之，可谓吃了苦头。皇族的生活很不容易，供给皇族俸禄成为清朝的一大财政难题。有这些难事，也有好事。清朝皇族有自力更生、求学当官的，即与平民一样通过考试做官，做官的人还很多。这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弊病：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北京的五城衙门在巡逻时，都是禁止进入这些宗室家中的。那么，宗室之家有何不能见人的弊病呢？原来，宗室之家都是赌博的赌场。清朝建立后不久就产生了这个弊病。许多宗室之家都成了赌场。即使在赌博，警察官也不能入内。在这些我行我素的人中，也有人有所作为。有一个人叫盛昱</a>，我没有见过他，但他很有学问，当过大学校长。他招收汉人中的各种有用之才，在清末的危急时刻，让他们各尽所能，后来他那里就成了人才的汇集地。但他在私人生活上很不检点。他收集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和器物，都是从书店或文物店找到的，凡是看中的，不给钱就拿走。这就是我们近年来所接触到的好坏兼备的清朝宗室。与明代宗室相比，清朝宗室可以参加考试，从事各种工作，是其一大优点。坏处当然也有，就是过于任性放肆。明代宗室，既无大好处，也无大坏处。但若说到明代宗室的坏处，其中一个就是妇人坏事。与此相比，清朝宗室既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弊病。以上大致讲了“帝王及内治”。从明天起继续往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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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幕府将军的直属家臣。——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