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宋金的小康时代_京都中国通史

自高宗之后，南宋又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这几代皇帝。金国继太宗之后也经历了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等几代皇帝。其间两国偶有冲突，但总体可谓太平时代。这是因为此前的频繁战乱致使民不聊生，百姓都期盼和平。所以，若是谁在此期间发动战争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金人的汉化与女真文字

金熙宗是太祖之孙。到熙宗时，由于汉人的施教，女真文化不断得到发展，熙宗周围的大部分人普遍汉化。皇族丧失了女真人质朴之风，不再有以往那种名为君臣但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金国君主也开始学习宋朝注重尊严，臣下的阿谀奉承不绝于耳。此外，宫内装饰、服装等也越发奢侈。熙宗外出时也会像宋朝皇帝一般被众多宫女随从簇拥着，清空街道后才肯下轿行走。上京会宁府是最早的金国都城，遗址位于今阿什哈附近的白城地区。至今尚存的宋朝使者的纪行里还谈到，当时金国君主的住所称为“皇帝寨”。从中可知女真人半汉化时的情形。金建国时，皇帝上朝的乾元殿只是一座很大的、单独的宫殿，周围仅以柳树为墙，没有城墙。另外，无论天子家还是百姓家，都保留有火炕，有火炕的屋子都不分所谓的上座、下座。每当皇帝外出狩猎归来时，都是与臣下一同就炕落座。皇后和宫女像平民家庭的女人们一般，在宴会上伺候男人们的饮食。平时，大臣也会去天子家，同样天子也会去大臣家。在这种风俗下，君臣关系十分和谐密切。但在熙宗受到汉人学者教育后，这种传统习惯便消失了。而这样的变化带来的是众叛亲离，有时为防叛变会先发制人诛杀对方，因而内部就出现了力量无法统一的问题。比如，熙宗与海陵王均为太祖之孙，但熙宗被海陵王所杀，海陵王又被宰相杀了。

虽然海陵王杀了熙宗，可他与熙宗一样崇尚中华文明。不过，这种崇拜徒有其表，其骨子里还保留着野蛮人乱伦的本性。在中国历史上，他可算是古往今来数一数二的暴君。自北齐的文宣帝以来，海陵王可谓在玩弄女性方面最肆无忌惮，他抢夺别人的妻女，杀掉这些女人的父亲和丈夫。他的奢侈生活不输隋炀帝，金国才到 金国世宗、章宗时期的政治

世宗、章宗时代，金国进入稳定的承平期，但此时也出现了国力式微的征兆。世宗被誉为“小尧舜”，是不可多得的明君。同时，他也是保存金国国粹论者。虽说当时国都在中都（燕京），但出于恢复女真质朴风气的希望，世宗有空就回上京会宁府即阿什哈的白城，留下太子坐镇中都。在上京，世宗召来本国故老，按女真故俗与群臣同饮欢唱，使这些旧部感到轻松喜悦。这种作风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这一时期国家局势稳定、君臣关系和睦。另外，世宗还很有政治手腕，对当地的汉人既施仁政，又严格管制；对塞外的蒙古人则态度强硬，严刑峻法。故而，在世宗的统治下国内相安无事，天下承平。

这一时期金国的经济也很活跃，纸币发行广泛，都市一片繁荣。另外，这期间实行了一项特别的财政政策，即“推排物力”。类似北宋吕惠卿</a>的“手实法”，此政策的实质是经常性地清查百姓的全部财产，通过估量财产多寡，来确定各家承担的税赋高低。虽然中国的政策有时目的很好，但结果却不一定好。实施这一政策，导致强行征税，民众互相监视、揭发各人的隐秘财产。在长期的和平时代，如果民间出现财富不均衡，政府采用此法或许是必需的。世宗和章宗时期平均每十年开展一次此类清查。

谈到女真人和汉人的关系，主要是女真人来到汉人聚居区进行屯田。屯田政策的目的也很好，一旦有事可以征召屯田兵，免去从国内征兵的经费和困难。在女真制度中，千夫长称“猛安”，百夫长称“谋克”。猛安、谋克带领屯田兵安身于汉人部落中，并以此为中心渐渐形成女真部落，即用军政手段做民政工作。从备战上讲，的确是个非常适用的方法，但让女真人生活在被征服的汉人中，这就让女真人的地位类似于日本的“旗本”[1]，因而这些“猛安”和“谋克”傲慢无礼，时常对当地汉民滥施暴行。一直过了两三代以后，女真人越来越多，原来的耕地不够用，就开始强抢汉人土地。结果是，这一备战的好措施却在汉人中失去了民意。积怨已久，到女真人失势之时，到处都可见他们惨遭报复的景象。

女真族对待蒙古人就更为残忍，对他们随意猎杀。出于这种“减丁”政策，女真人还时常突然出兵塞外，杀掉每一个见到的蒙古人。为此，许多蒙古人都开始逃到远离金国边境的地方，倒是保障了金国国境的安全。这一残酷政策是从所谓“仁义皇帝”世宗时期开始实施的，到了章宗时期才稍稍受到限制，大概是因为章宗深受中华文化熏陶之故。虐杀政策一停，蒙古人又开始迅速繁盛，诞生了后来的成吉思汗</a>。大体上说，世宗、章宗时代可谓金国的全盛期。

南宋的学派之争与朱子学

从这时开始，宋朝的内讧变得非常激烈，其中还掺杂了学派之争。事实上，自北宋晚期开始，学派之争已经出现，当时为苏东坡</a>与二程</a>之争。到了南宋孝宗时期，他开始大力提倡这类有益的学术争论，认为有助于恢复国势。孝宗特别赞赏苏东坡的文章，曾亲笔为其文集写序。南宋大儒朱熹</a>也活跃于此时，但却未受到孝宗青睐。原因是朱熹属于二程学派，但天子却喜欢苏东坡一派，所以孝宗并不愿接受二程与朱子之学。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永嘉学派，以陈亮</a>（字同甫，号龙川）为首，是一个与时代相呼应的功利派。陈亮非常有进取心，提出了许多重振国力的建议。比如，他曾提议迁都南京（过去称为建业），原因是他认为临安这个小地方不利于发展，而南京直抵长江，上接武昌，有利于伺机光复中原。不过，这个提议在当时太过激进，自然得不到实行。

朱子学派在韩侂胄拜相时期被指责为“伪学”，遭到查禁，因而没能进入朝堂之上。宁宗中期以后，朱子学才慢慢恢复影响力。朱子也主张复仇论，崇尚春秋</a>大义。虽然朱熹的理论很严密，但朱子学的</a>内容脱离了当时宋朝的国情。后来，韩侂胄被杀，史弥远拜相，朱子学才开始解禁。史弥远之后的宰相是贾似道</a>。史、贾两任宰相都认为：从政策上说，应该采用颇有民间影响力的朱子学派的理论，但是采用民间舆论和重振国势是互不相关的两个问题。采用代表民间舆论的朱子学，只能减少读书人的抱怨，而只是礼遇学者却可能亡国。这个时期的朱子学理论大多陈义甚高，勾画的是千年之后才有的理想蓝图，与眼前的现实问题几乎无关。北宋大儒张载</a>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总而言之，政治上已经逐步在采用不实用的学问。

临安的繁荣和南宋的经济

承平日久，民众生活富庶，奢侈之风也会蔓延。《武林旧事</a>》描绘了繁华无比的都城临安。根据该书记载，当时天子与百姓的生活都无与伦比。只要中国四五十年太平无事，经济就能取得长足发展，当时的奢华之风已蔓延到寻常百姓家。都城临安的长期和平环境为南宋后期的大繁荣提供了条件。当时临安城内兴建了许多游廊，其中使用的都是银制餐具，十分奢华。临安市民也得到更多优惠（与此相同，日本江户的町民比地方百姓得到更多的优遇）。因为，交纳租税的都是农民，而都城的人只管坐享其成。另一方面，都市产生了一群没有正经营生的人，他们与官吏、宫里人相互勾结，有的违法乱纪，仗势欺人，有的以借用之名侵占官府的土地和房屋，甚至还被合法地免除租金。此外，每当灾害发生时，朝廷会发放救济金，建立施乐院、育儿院、养老院等慈善设施，还为无地可葬者提供坟地，做了不少好事。因此，许多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涌入临安城，有的专门赌博，有的四处行窃。可见，临安城已经达到可以滋生一切文明社会中常见弊端的富裕水平。

朝廷鼓励艺术发展，建立宫廷画院。成为画院“待诏”是画家的莫大荣耀，能得到皇帝赏赐的金带。宫中还有御前围棋待诏。各种游艺</a>无比发达，有讲谈、说经、小说（单口相声），还有唱演兼备的杂剧；耍口技的、变魔术的、猜谜的、男相扑、女相扑，各怀绝技。临安城熙攘繁盛，令人目不暇接。皇家宴会也充满艺术气息，奏一曲饮一杯，整个国家的生活从上到下全部艺术化了。

但换个角度讲，如此排场需要耗费巨资，给朝廷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朝廷只得大量发行纸币，导致纸币最终无法兑换。其实，从北宋开始已经使用纸币，但有流通期限，通常规定三年一期，到期收回。回收期限截止后停止回收，发行下一期纸币。这样，旧纸币过期就无法兑换，自然贬值。到了南宋时期一期发行多达一亿贯，远超北宋时期一期发行的两三百万贯。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反倒促进了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和民间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广东、福建一带与南洋、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活跃，铜钱大量流出，虽然南宋曾设法以法律形式禁止铜钱外流，但没有成功。在日本出土的古币中，很多都是宋朝尤其是南宋铜钱。

虽然南宋只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但却是一个奢华时代。北宋徽宗</a>朝廷够奢侈了，但其民间的奢华程度却远不能与南宋临安相比较。而年年向南宋索要岁币的金国也陶醉在繁华的太平幻梦中。当此之时，蒙古却在暗中壮大，这一浮华幻影的终结者成吉思汗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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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魏书</a>》卷四〇《陆叡传》，平原王陆叡（原姓步六孤）娶崔鉴女，崔鉴对陆叡是复姓感到美中不足（当时孝文帝还没有实行鲜卑姓改汉姓的改革）。《崔鉴传》中无相关记载。——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