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时代_京都中国通史

东汉宦官之祸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东汉献帝让位于魏王曹丕</a>。自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即天子位之后，为刘氏统治达四百年之久的中华帝国迎来曹氏新王室。曹丕继承汉位后，次月即改年号为黄初，行天子特权——郊祭之礼，追尊祖父曹腾、父曹操</a>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邺城，另营建洛阳宫，居东汉旧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但魏实际统治范围，仅限黄河流域的北中国，在汉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认为魏室威严不足。长期与曹氏一党极力斗争的刘备在曹丕即帝位后次年称帝，盘踞四川省扩张势力。占据长江中下流域的孙权效仿之。魏蜀吴相争，中国终成三分天下之势。中国首次出现统一大帝国为秦汉之后。尤其刘氏所代表的前后两汉长达四百年之久的统一产生分裂，此三国时代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中十分有趣的时代。汉究竟如何走向灭亡，这是了解三国时代必知之事。

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a>》中，作者范晔</a>在《宦者列传》中写道：“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因宦官是受过宫刑之人，在王室内宫中与妇人交涉较为便利，历史上，远在周代就已出现掌握某种势力的宦官。秦以及前汉时期，内官之中既有宦官，也有士人。及至东汉，则内官已尽用宦官。之后，设立员数与阶级，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等皆为当时的规定。因宦官职责主要为近房卧之内，交于妇人之间，自然而然普遍被贱视为奴隶。但对于东汉王室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窦宪兄弟把弄权势，隔绝外臣与和帝之间的联系，于是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除去窦宪。一般认为，此乃宦官迈向大权的 张俭系山阳高平（安徽泗州盱眙县北）的名族。宦官侯览的家族恰好在该地附近，其同伙恣意妄为，飞扬跋扈。张俭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为党，与宦官势力相抗衡，最终落得党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缉。张俭遂开始亡命天涯。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将其藏匿起来。张俭辗转各地，最终从河北北面出塞，逃至辽西地区。因藏匿张俭而伏诛者数以十计，张俭宗亲皆被殄灭，郡县为此变得残破。类似事件虽然不及张俭严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层出不穷，宦官一日不亡，此现象一日不息。伴随全国范围内党争之事日益严重，黄巾贼人突然发起内乱，彼时宦官阵营中有心之人认为应停止党争，灵帝听信吕强之言，发布大赦党人的命令。据称，党人被释放回乡里后，地方士大夫慕名而来争相欢迎。但此时全国因受黄巾之乱的影响，依范晔所述，“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内乱发生及权力分散

东汉一代，有人以盗贼之名扰乱地方秩序，不久成为中央政府一大问题，后被记入《后汉书》帝纪，安帝之时掳掠缘海诸郡的海贼张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剧贼刘某、周某等皆在此列。之后，关于海贼、盗贼、妖贼等的记载屡屡见于帝纪中，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渤海郡妖贼盖登自称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铁券，署置部下。不过，规模最大者非黄巾之乱莫属。《后汉书》帝纪记载，灵帝中平元年二月（184年），巨鹿郡一个名为张角之人，自称黄天，其部帅分为三十六方，皆头戴黄巾，在同一天反叛。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断在其同党之间，统制确立已久。张角借某种宗教集结徒党。不过，关于张角与信奉类似宗教的其他人的异同，依据今日所能考证的史料，还存在矛盾之处，学者观点亦多少相互龃龉，尚无定论，综合各家之言，笔者判断如下：

东汉顺帝之时，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有名为张陵之人，创立一个新宗教，集结徒党。其借宗教之名，称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师，入道之人起初皆称为鬼卒，后从中选拔祭酒与奸令。道师持九节之杖为符祝，以治病为名，令病人叩道思过，后赐与魔力符水，口念咒文，言称病人若诚心信教，则病痛必然痊愈。祭酒为诵读《老子</a>》五千言之人，奸令则为执掌病人祈祷方法之人。因其一般令教众上交五斗米，所以又被称为五斗米道，现一般被视为今日道教的起源。张陵将该术传与其子张衡</a>，张衡再传与沛人张鲁。

另，据传，四川省巴郡有张修，巨鹿有张角，皆与张陵一派之术相近，虽无证据表明他们存在师授关系，但应该可视为同本同源之物。与此同时，有名为骆曜者，以陕西西安为中心，向民众教授幻术缅匿法，集结徒党。骆曜一派向来被归为左道妖术之类，张陵一派则系统有别。张陵创建的太平道在汉中与巴郡虽势力不大，但经张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广泛宣传，因此徒党人数剧增。依范晔记载，张角宣教以后十余年间，信众数十万，从直隶、河南、山东的大平原到扬子江流域，皆为其势力范围。然而，张角不满足于单纯宣教，他还册封三十六将军，将徒党组成军队，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同时预言自己将取代汉室即帝位，蛊惑天下人心。事情败露，被政府知悉之后，遂奋起谋反，令徒党头缠黄巾，作为黄天之表象，所到之处，掠夺、焚毁村庄。

黄巾贼的爆发令朝廷大吃一惊。天子立即下诏，令各州郡防备，从河南陕西边界的函谷关到小平津，在洛阳周边的黄河、伊洛的要隘八关，皆设置都尉官，加强帝都防御，尔后令皇甫嵩、朱儁讨伐寇贼。皇甫嵩为名将之才，为了收揽天下人心，他请求解除拘禁党人的禁令。宦官吕强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终于得以解除。皇甫嵩虽率领精锐部队暂时在贼寇起事的这一年就平定了内乱，但与黄巾联手起义的黑山、白波贼寇占据太行山脉，在山西、直隶、河南交界之处横行。不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数认为难以挽回汉室的命运。信都令阎忠甚至向刚刚平定黄巾之乱而威望显赫的皇甫嵩提出热心忠告，称此时若不抛弃汉室谋求自立，将危及自身。虽然皇甫嵩最终拒绝了阎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节，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认为汉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谋求自立。汉朝宗室刘焉见四方乱离之状，上奏朝廷说当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权甚轻，不足以保境内安宁，建议中央派遣重臣镇压地方。其自身则考虑秘密前往交趾以谋自立。当时，刘焉的建议虽未被立即采纳，但随着地方刺史在叛乱中遭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刘焉任益州牧，太仆黄琬任豫</a>州牧，宗正刘虞任幽州牧，皆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范晔注称“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汉家统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坏，地方分权之实成立。新任州牧之中，刘虞等人虽心归传统名节，奉戴汉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只能凭借自身在管辖范围的威信，贯彻奉汉之心。总之，汉室威严不再，已无力统制地方，个人声望仅能维持秩序而已。当声望有朝一日为武力取代之时，天下必然呈现群雄割据之势。

董卓之乱

陈寿</a>著《三国志</a>》，其《魏书</a>》列传开头便是《董卓传》。董卓实为开启英雄时代的 董卓废弃天子以及种种不得人心的举动，终于导致中原地区大员兴兵讨伐。他们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进军洛阳，董卓得知此事后，知道久驻洛阳不利，于是迁天子至陕西首府长安，自身则暂留洛阳，迎战联军，但屡次败于袁绍之弟袁术之部下吴人孙坚，遂火烧洛阳宫室，盗掘坟墓，逃至长安。此时，联军诸将已全无追击董卓之心，盟主袁绍也急于划定自身地盘，唯有曹操孤军奋战，但无奈失利，只好收兵。自此，天下完全呈现群雄盘踞各地的局势。其时为献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拥献帝至长安后，遣军至北方、东方，扩充势力。他在长安还肆意杀戮随献帝而来的旧汉室大臣，凉州人与汉室之间逐渐产生强烈反感。最终，汉室名臣王允煽动以骁勇著称的董卓部下吕布诛杀董卓。如此一来，群龙无首的凉州诸将复仇心切，杀入长安城中，与吕布展开巷战，吕布失去军事优势，逃出长安，王允被杀。凉州诸将纷纷被献帝委任为高官，但他们毫无统制，终日忙于争权夺势，长安一带陷入一片混乱。据传，连天子都没有米与牛骨可吃。天子趁此机会逃离长安返回洛阳。《魏书》如此描述当时的洛阳：

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曹操统一北中国

董卓在洛阳极尽专横之时，曾在何进麾下的八校尉袁绍、曹操等人，不齿为董卓效力，纷纷离都东归。其中，袁绍的做法颇有英雄之姿，而为天下所赞赏。董卓为昭示自身权威而废立天子一事，袁绍始终极力反对，大呼“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将符节悬挂在上东门，逃奔冀州。据说，袁绍家世四代宰相，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夙与天下之士相交，自身亦被认作豪杰之士，现讨伐董卓让其更加声名远扬。如此一来，山东强吏一致征伐董卓，袁绍更被推举为盟主。但其自身并无诛灭董卓的雄图，而是作为名门之子，每日与各地方强吏置酒高会。后来，董卓放弃洛阳，迁至长安，袁绍立即回归根据地冀州，计划拥立汉朝宗室幽州牧刘虞即帝位。据《后汉书·刘虞传》记载，刘虞以大义名分为由严词拒绝袁绍，反而遣使长安，表明奉戴汉室之意。此人在黄巾之乱时，安抚大量颠沛流离的百姓，践行东汉传统政策统治境域，就此点而言，部分人对其评价甚高，但其实际势力归于手下公孙瓒之手。公孙瓒是辽西人，屡次与外族乌桓、鲜卑交战，自然养收众多徒党，加上试图不断壮大自身势力的英雄型性格，于是常常压迫刘虞。请求刘虞即帝位的要求遭拒后，袁绍与公孙瓒联络，希望在冀州获得稳固地盘。依照范晔的说明，袁绍当初作为盟主讨伐董卓之时，董卓大怒，将在洛阳的袁氏一门悉数赶尽杀绝。一家遭遇惨祸的事实成为天下同情袁绍的机缘，各州郡有多人借袁绍之名蜂拥而起。冀州牧韩馥刚好是袁氏故吏，而袁绍当时名望甚高，为了得到冀州地盘，早已同公孙瓒等英雄取得联络。韩馥不堪压迫，于是主动将冀州牧拱手让于袁绍，后朝廷加以追认，袁绍终于成功割据黄河以北。冀州州治为今直隶省冀县，地处直隶南部，其北部直隶易县为公孙瓒地盘，刘虞则居北京地区。此时，实际上的势力范围之争，问题已不在刘虞，而在公孙瓒与袁绍的对立，最终二者之间爆发激烈战争。《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记载，其在讨伐袁绍的檄文中，向天下揭示袁绍的罪恶，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以下两条：

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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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

此岂大臣所当施为？

自刻印章，任命官吏，或妄称自己的命令为诏书，都表明袁绍以天子自居，且利用世俗迷信，施与财物，攻略州郡，亦是乱世之雄所为。公孙瓒最终不敌袁绍，不久即被袁绍所灭，河北一带归属袁绍势力。在此期间，曹操势力名望急速飞升，大有压倒袁绍的气势。

曹操原本与袁绍共同讨伐董卓，常年奋战，据称其不满袁绍等人优柔寡断之态度，无奈战事失利，只好东归。此时，黄河下游南部兖州地区最为混乱。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汤阴县有一座山名叫黑山。此山属太行山脉，有名叫黑山贼的强盗以此山为根据地，大举过河，乱入东郡（郡治为濮阳直隶大名府开州南），又有山东省青州黄巾余众南下侵入兖州境内。地方太守无力应对。曹操与贼徒开战，屡次得胜，后得袁绍推举，任东郡太守。兖州之南是徐州，为江南人陶谦所坐镇，其部下曾劫杀曹操之父。曹操借为父报仇之名，大举攻入徐州。此时，曹操屠戮泗水流域郡县，杀男女共计数十万，鸡犬不留，泗水为之断流，地方行旅完全断绝，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恰逢原董卓部下，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吕布从长安遁逃至兖州，得袁绍从弟袁术的声援，并受地方强吏相拥，得以进犯曹操根据地。袁术虽为袁绍从弟，但认为自身比袁绍拥有更为纯正的母系血统，常常愤愤于袁绍的名望，于是与吕布及公孙瓒串通，抵挡袁绍。袁绍只好同曹操结盟，与之对抗。结果，吕布大败，兖州重回曹操之手。袁术仍未放弃在兖州地区扩充势力的野心，亲自率兵从南阳根据地向东进入陈留，然而再遭袁绍曹操联手击破，于是退守九江郡（安徽寿州）。袁术有一友人名为陈珪，名家之后，与袁术交好，时任安徽北部下邳之相。当袁术意图与其联手铲除曹操时，陈珪回信严词拒绝。据《三国志·袁术传》记载，其回信如下：

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征矣。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

由此可见，曹操的威望在黄河淮水流域日益高涨。其时恰逢汉天子从长安逃至洛阳，曹操迅速出迎天子，并拥立至许。此实为曹操势力凌驾于袁绍之上的重要契机。

兴平二年（195年），献帝逃离长安，在曹阳（河南省陕州）为董卓部下所破，东汉命运几近断绝。袁术听闻消息后，随即召集群臣，讨论取代汉室自登帝位之事。勇将孙坚长子孙策建议率兵出迎汉帝，复兴汉室，未被听从。另有袁绍谋臣沮授向袁提议迎立汉帝，但袁绍多名部下否定该提议，他们认为若现在拥立汉室，恐怕袁绍的独断行动将遭到牵制，袁绍听信部下之言，于是甘心成为割据地方的英雄。而曹操谋士荀彧一向曹提出该建议，曹操就立即进入洛阳，拥立天子至许，改年号为建安。天子下诏，责袁绍地广兵多，专立朋党，却未尽力勤王。天子下诏是否为曹操一派的献策，尚不可知。总之曹操以拥立之功受封大将军，位居袁绍之上，袁曹之间渐生嫌隙。不过，就彼时形势而言，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稳固。因为徐州陶谦刚死，勇将吕布取而代之，淮南又有袁术，二人皆对曹操大本营兖州虎视眈眈。曹操与二人屡次激战。幸而建安三年（198年），吕布伏诛，翌年袁术为曹操大败，自去帝号，投奔袁绍，未能达成野心，最终吐血身亡。河淮之间，已无人可与曹操抗衡。就在此时袁绍灭公孙瓒，统一河北，于是曹袁双雄以黄河为界呈对峙之势。

袁绍阵营中观点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田丰、沮授为代表的名义派，劝谏袁氏匡扶汉室，另一派则建议袁绍即帝位，极力煽动袁之骄心。袁绍并无充分调和两派观点的度量，纵使田丰等人奉劝其趁曹操苦于应战吕布、袁术之时，从曹手中夺回天子，袁绍亦不为所动。而曹操将内部之事委任谋士荀彧，并且深信不疑，自己则穿梭于兵马之间，迅速讨灭反对者。

军事设施上，同样能看出曹操施行的组织方法。裴松之所引《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许位于今河南省许昌附近，当时属于颍川郡管辖。颍川郡在兵荒马乱之时成为天下四战之地，荀彧等人早已率领乡人前往河北，据此可推测土地已全部荒废。曹操采用屯田策这一军事性质的开垦法，恐怕也是权宜之计。

袁绍最终挑起袁曹双雄的冲突。彼时，袁绍刚讨平公孙瓒，欲趁势降服曹操，然而出师无名，遭多位部下反对。总之，双方和平局面已被打破。《魏书》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在黄河之南官渡（河南省中牟县）的大会战中，袁绍一败涂地，自此天下无人可匹敌曹操。 甘陕之间，其中心毫无疑问当是渭水流域，首都为长安。董卓被杀，天子逃亡洛阳之后，董卓旧部互相残杀，多死于乱军之中。彼时，身在长安的汉朝廷官吏钟繇</a>，对曹操怀有好意，曹操谋臣荀彧亦向曹操进言，称钟繇足以信赖。曹操将该地事务全部委与钟繇，全力经营中原。但此地与董卓系统全然有别，在董卓之前更早埋下地方混乱种子的甘肃人马氏（马氏本贯扶风茂陵人，今从其居住之地也）、韩氏等人，与出生地不明的一众豪族各拥部兵，割据此地，曹操与袁氏一家相争之时，豪族或依附曹操，或依附袁氏，地方动荡蔓延至山西、河南地区。钟繇与张既在此间为曹操担起经营重任，利用马氏势力，坐镇关中。其间，曹操完成河北的经营，大举南征，为消除后顾之忧，压迫马族首领马腾，召其至邺城，并令其子马超统辖部兵。但马超常对曹氏心存疑虑，江南曾风传马超欲趁操南征之时起兵，周瑜还以此为理由劝说孙权。曹操败走赤壁后 曹操封魏王后 对于许芝发起的运动，曹丕仍以人心尚未归附为由进行推让。此时，以御史府官僚司马懿为首之团体，具陈人心讴歌魏德的情况，至此，汉全体官僚一致劝进，汉室终于发出禅让的诏书。但曹丕与汉室之间犹有数次形式上的应酬，汉室方面对禅让之后自身的地位心存危惧，而魏方面，天下尚未一统就即帝位，存在名义不完备的缺陷。对于汉室的危惧，可凭“禅代之义，非独受之者实应天福，授之者亦有余庆焉”轻松调停，但无论如何，魏都难免欠缺受帝位的资格。不过，魏的政令实际上早就在北方实行，如今只是帝号转移而已。总之，曹丕虽然数度推让，但最后无法阻止群臣劝进，最终取代汉而即帝位。

如前所述，明确反魏者是蜀。魏篡夺汉室，汉后主为曹丕所害的传言不绝于耳。此乃作为汉朝宗室的刘备为存续汉室而自立称帝的绝佳机会。魏黄初二年三月（221年，蜀章武元年），汉中王刘备为汉帝发丧举哀，在群臣劝请之下，遂即皇帝之位。其形式与魏相同，皆以谶记之文为名。当时，蜀之名臣费诗反对众议，上表刘备：“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此观点虽最终未被采纳，但却足以看出，费诗的着眼点，即将曹氏视为汉贼的主张并未被蜀中人士所遗忘。刘备即帝位成为汉室继承者，如此一来，刘氏与曹氏之间更加势不两立。

蜀先主刘备称帝后翌年，为报旧臣关羽被吴国孙权所杀之仇，大举东征。此举恐为刘备的独断行动。清朝史学家王夫之</a>极力批评刘备的行动，认为刘备明明肩负复兴汉室之大任，却为报一名部下之仇，而滥兴大军。非独后世对此有批评声音，当时也有人劝谏刘备勿轻举妄动，吴国有之，蜀国有之。蜀勇将赵云认为应先灭魏国，吴名臣诸葛瑾告诫刘备，毫无理由见汉帝遇害而不救（可见传闻及于江南），却反而为关羽复仇。刘备皆未采纳，亲自率兵越过三峡之险，出湖北，进湖南。这次出动本是兵行险招，他又弃船登陆展开步战，蜀军水陆联络断绝，吴名将陆逊抓准机会，从四面猛击，蜀军大败，刘备狼狈逃往白帝城。

当初吴将吕蒙与魏相通，袭杀关羽之后，孙权常恐刘备复仇，为此一度营都武昌，且向魏进贡，自称藩属。彼时，魏朝新立，曹丕颇为高兴，遂册封孙权为吴王。关于此事，魏吴两方面均有强烈反对意见。魏方面有人认为，吴言辞轻卑，自称藩属，究其动机，实为惧怕刘备发起复仇战，为博得魏好意，使魏保持中立而采取的策略。因此，刘晔倡议，从魏之立场而言，应趁南方吴蜀相争之际，一举灭吴。吴方面，一般舆论认为，既受魏册封，则历来奉戴汉室的精神已然消失。总之，大一统主义在舆论中仍旧保持浓厚色彩。但事实上，魏吴盟约的短暂成立，令吴得以举全力击溃蜀军。

蜀先主刘备被吴所破，逃往白帝城，重病在床，将丞相诸葛亮从成都招至白帝城托付遗孤，并将蜀政委以诸葛亮，之后病逝。此时，蜀地人心动摇，南中（即云南、贵州一带）悉数叛蜀，甚至有人通吴。另一方面，魏又发起奉劝蜀人归附的运动。《魏略》中记载，魏名臣王朗曾致信蜀许靖，内容如下：

皇帝（魏文帝</a>）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a>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与足下等。以足下聪明，揆殷勤之圣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

面对困局，诸葛亮专心内部整治，并看破唯有与吴重温旧交方可抗魏，于是派邓芝为使者至吴通和亲之意。

在此之前，吴为博得魏的好感，对魏态度卑屈，以求和亲。往来两国之通使观察之后，带来形形色色的情报。简而言之，魏作为上国拥有优越权，强使吴居属国之位，而吴国群情对魏使者的骄横态度甚为反感。从事实来看，魏方面试图以屈服的形式，令吴将孙权之子孙登作为任子交与魏朝廷，孙权口头答应斡旋此事的魏人浩周，实无履行承诺的意志。对此，魏朝廷舆论沸腾，《魏略》记载，魏朝三公联名上奏，要求责罚孙权。于是，魏文帝态度坚决，动员军队，责问孙权是否交出任子。面对威压，孙权决定据长江以御魏军，自改年号为黄武，以示断然不奉曹魏正朔之义气，甚至还派使者前往白帝城探视刘备。如此一来，魏与吴之间，战端正式拉开，而魏不占优势，只好撤军。此时吴部下发起劝进孙权即帝位之运动。但此时，吴尚无与魏彻底断绝和亲的意志。总之，吴国态度可概括为，不甘心作为臣子屈服魏国，但又顾虑蜀国复仇，不想与魏断交。就在此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公然派遣和亲使者来吴。孙权下定决心会见使者邓芝。其结果，吴蜀结盟共同抗魏的旧约得以复活。两国为完全对等的关系，长江流域同盟对抗北方的形式，从外交角度而言，大可视为南北分立之状态。时为魏黄初四年（223年）十月，三年后孙权下达的命令中，已明确称魏为“北虏”。

吴国拒绝魏国要求并自定年号，标志着事实上吴的独立已经完成，与蜀通和更加表明其态度。但只要孙权一日不即帝位，则仍不可说，形式上已成三国鼎立之貌。吴蜀两国通聘之时，互贡土产，行完全对等之礼（裴注所引《吴历》）。然而，蜀国已称帝号，吴致信蜀国之时，文书形式无法使用对等辞令。今日尚无史料可得知当初两国来往文书的形式，但据说当时陆逊坐镇荆州，常与蜀交涉，孙权刻本人印章交与陆逊，当孙致信汉主或诸葛亮之时，必先请陆逊过目，如有不妥之处，则在改定之后再行封印。就此点而言，吴国的独立尚未完成。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初即帝位。其告天文中，昭告曹氏罪恶，称汉室已处于绝祀的状态。肩负继承汉室重任的蜀国，理论上无法承认吴的帝位，且实际上蜀国舆论认为应断绝与吴之盟好。但诸葛亮认为，当前大敌为魏，于是遣使至吴国祝贺即位，更公布文辞，与吴更新盟约。总之，吴蜀两国视魏为共同敌人，两国之间缔结攻守同盟，一起分割魏的领土。三国鼎立的形式自此完成。

三国鼎立之争（二）

魏国方面，文帝曹丕即帝位之后，国家的活力远弱于曹操时代。普遍认为原因在于曹丕疏离骨肉。《魏书·武文世王公列传》中，陈寿评论称：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陈寿指出魏虽封赏亲戚，但限制其权力，约束其自由，使其有名无实的弊害。彼时宗室究竟遭受何种束缚，为探其梗概，且看裴注引《袁子》一节：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此政策对魏王室永续甚为不利，该点将在外篇论证，现主要论述曹丕对其兄弟采取阴险手段以致破坏国家活力一事。

曹丕有曹彰、曹植</a>两名弟弟。曹彰曾在直隶北部大破乌丸部族，使其沦落至今宣化、蔚州地区桑干河流域，顺利平定北方，被誉为将帅之器。而最好地遗传了父亲曹操才略器识之人实为曹植，曹操也特别钟爱曹植，甚至有传位曹植之意向。《魏书·崔琰传》中记载，曹操初封魏王之时，立太子之议论兴起，曹操发密函探问朝臣意向，崔琰呈露板，公然提议应立长子曹丕为太子。此观点为一般朝臣的公论。曹丕顺利成为太子，但列传中记载，其后，废曹丕而传位曹植的运动在某方面仍未绝迹，曹丕常常战战兢兢，装出绝对恭顺之状，以讨曹操欢心。曹操殁于洛阳之时，曹植随父身在洛阳，而曹丕在邺城。曹彰在长安，接到父亲命令之后正在赶往洛阳途中。曹彰抵达洛阳之后，认为此次父亲召他前来，一定是为了拥立曹植，并相问于曹植，但曹植矢口否认。据记载，曹彰确是想拥立曹植，遂问父亲玺绶所在，但遭大臣贾逵制止。尔后，抛开家族内部的纠纷，曹操灵柩被送至邺城，曹丕凭正当顺序，继承王位。此时，洛阳城人心动荡，有人提出宿卫军应悉数使用曹操故乡沛谯之故人，而且据说山东的青州军鼓噪退出洛阳城。在如此不安之氛围中即王位的曹丕自然对两个弟弟实施严密监控，曹彰、曹植不得留在京师，前往封国。曹彰在黄初四年（223年）入朝时暴毙。有史书记载，他是被毒杀的。而与曹植关系亲近之党派在曹丕即位之后不久便被一扫而空，曹植欲试雄略，屡次上表，但常被压下。由此可见，魏国连自家曹氏一族的人才都未能充分使用。

曹丕颁布法令，禁止宦官当政，且防遏外戚辅政——此为东汉灭亡之两大祸根，也是后汉末舆论攻击的目标。但魏国以王室为中心之国家统制却并未因此增强。此事将在外篇中论</a>及，在此不予赘述，且看曹丕对吴国的态度。

当初曹丕从父亲曹操处继承魏王王位之时，恰逢孟达携新城（湖北省勋阳府房县）投降魏国，又有武都（甘肃阶州成县附近）氐王杨朴内附。曹丕认为这些事件完全可证明自身德化，于是极尽夸张地宣扬。《魏略》中载有其令文：

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a>，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曹丕即帝位时，吴国孙权称藩，向魏进贡。此事更加助长其虚荣心，甚至不顾先朝以来的重臣刘晔的谏言，册封孙权为吴王。但向吴求任子之时，竟遭孙权拒绝，魏国朝臣舆论顿时高涨。曹丕遂寻求动用武力解决问题，向前线将士下达动员令，且亲自率兵南征，在故乡谯县大飨六军及百姓，此事在《隶释</a>》闻人牟准的碑文（据《全三国文</a>》）中有详细记载。其时，魏军从长江中下游两道并进，曹丕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督战。军事方面主要负责人为魏宗室曹休，欲渡江作战，意气风发。但先锋军将臧霸等人久居富贵之位，本来就不好战，魏军整体暮气沉沉。因而两道屡屡失利，曹丕于是下令全军撤回。他在给魏朝三公的诏书中，直言南征之过失（《魏书·王朗传》，裴注引《魏书》）。大概因先朝旧臣贾诩、王朗等人一开始便批评南征之非。其后，曹丕再度发动南征，至广陵检阅军队，此时，吴蜀联盟正是坚固之时，曹丕试图分裂二者，但未能成功（参照《吴录》）。从其诗文即可看出，他原本就没有讨伐的意志：

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

魏文帝曹丕在位仅七年即身死，其子明帝曹叡承袭帝位。关于曹叡的年纪，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其即位之时应正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魏书》记载，曹丕特意命令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辅政。其他列传记载中，四人之中未见曹休之名，《曹休传》中也无曹休接受遗命的记载。且《晋书</a>·宣帝纪》中记载，此时曹丕诏告太子，纵若有人中伤此三公，也不许怀疑他们。因此，亲听遗命者为上述三人无误，不过曹休亦可能被算作其中一人。原本曹休、曹真皆为曹氏疏族，封爵在曹操外舅——夏侯氏一家夏侯惇、夏侯渊之后，作为军人派的统领，担当边防重任。而陈群、司马懿皆是曹丕亲任之人，与朱铄、吴质一道并称文帝四友。此时，钟繇、华歆、王朗等先朝元老宿望犹在，因此，特令此三人辅政，说明曹丕不免认为帝位乃是一家私事。

曹叡任太子期间，不与朝臣相交，居一室读书，世人完全不知其为人如何。当时大臣为此心生忧虑。据说曹叡万事独裁，辅政大臣大抵被送往边地以当防御之任，中央政治全凭其决定。曹叡即位之初，魏国重臣之间，党同伐异的弊害已相当严重，陈群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国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则有仇党，有仇党则毁誉无端，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不可不深防备，有以绝其源流。

此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二人，为皇帝身侧之官，逐渐执掌朝廷政务。法制上被委以天下政治之任的三公等人，事权渐轻。此二人探知天下公论后，告知曹叡，曹叡才得以凭此控制群臣。但从官制体裁而言，帝王身侧手握事权并不妥当。因此，大臣蒋济</a>等人据此强烈攻击中书监令执掌实权一事。但鉴于当时重臣之间已有朋党弊害，因此于曹叡立场而言，用君权独裁加以控制乃是彼时之妙用。

曹叡的做法，对外自然有消极主义之倾向。规划制定整体方针之人实为中书令孙资。孙资认为，魏若攻蜀，经陕西斜谷道（凤翔府眉县南有斜谷关），出汉中府，极为险阻。魏若伐吴，则水军须做充分准备。无论是攻蜀还是伐吴，就当前现状而言，皆无确实的胜算。但若作为防御一方进行规划，则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已足够，兵粮转运也不困难。魏国的一贯做法多基于孙资的规划。

蜀国方面则是丞相诸葛亮几乎一手执掌内外大权。刘备战败，在白帝城病死之时，蜀国顿时人心动摇，但诸葛亮泰然处之，完成内部整治，尔后用兵南中，亲渡泸水（长江上游），深入云南不毛之地，成功征服当地。出征初始，马谡论述力取之非，建议必须使南方蛮族心服。诸葛亮大赞其言，并在征服之地广扬恩信。诸葛亮的夙愿如陈寿所说，进可包括四海，退可震荡宇内。为此，其布法度，治戎旅，细至工械机巧，皆亲自考案，而打倒自居上国的魏乃是首要目标。在此精神指引下经营的蜀国，三国之中土地虽最为狭小，但在人心、活力方面最为卓越。魏曹丕死曹叡立，翌年，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上《出师表</a>》，迈上北伐征程。

汉水上游，汉中府之西，今日的勉县（时名沔阳）是诸葛亮大军驻扎之地。此时，蜀军就战略出现异议。丞相司马魏延道：今镇守长安的魏国主帅为夏侯楙，此人除去王室主婿之身份，并无特别才能。因而自汉中经斜谷道出郿县，沿秦岭山脉向东，直达长安，若占据储藏军粮之横门邸阁，无须费心军粮之问题。自己可作为先锋，决行此事。即便魏军大部队前来支援，在其到来之前，仍有充分时间加以应对，届时丞相大军从斜谷进军。如此便可一举将关中之地纳入蜀国范围。但诸葛亮认为此计危险，故未予采纳。遂驻营沔阳，而后出甘肃西部，以祁山为大本营，计划从上游入陕西。《蜀书·诸葛亮传》对当时情况记载如下：

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甘肃巩昌府陇西县）、天水（甘肃伏羌县）、安定（甘肃平凉府东北）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魏方面，曹叡亲自坐镇长安，派勇将张郃迎敌。恰逢马谡违背军令，在街亭（甘肃清水县东北）为张郃所破，诸葛亮无奈之下，命令全军退还汉中。

笔者在前详述魏延北伐之计，其理由为：陈寿评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世学者也多以其未采用魏延提出的计策作为陈寿评论的佐证，但也有诸多学者为诸葛亮进行种种辩护。若省去一一介绍的繁冗，直截了当而言，笔者以为陈寿的评论最为准确。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兵者，诡道也”，战争之时，必定利用敌军的漏洞加以讨伐，制胜于眼前。但诸葛亮的做法，完全与之相异。他先治理军政，大处从统一全军士气到肃正军纪，小处到搬运粮食之技巧，全局之上塑造浑然一体之组织。他擅长正攻法，以堂堂之阵进攻敌军。若行动涉险，则努力避开。显然这样容易贻误战机。但其伟大之处在于，即便失败，也可迅速整理军容，处之绰然。《汉晋春秋</a>》有云：

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据《蜀书》记载，诸葛亮前后五次率军北伐。最后一次北伐为魏青龙二年（234年）。蜀国派出休养、训练三年的精兵出征，且与吴相通，让吴进攻合肥新城。诸葛亮自身则取道斜谷，出至渭水之南，驻军于郿县之西五丈原，分兵屯田，做长期驻守的准备。此时，魏国对吴蜀两面，完全采取防守策略，尤其对于蜀军，更命令统领军队的司马懿据守坚壁，不许出战。吴军先攻合肥新城，但未得手。蜀军热盼野战，但魏军不出。诸葛亮遂向司马懿赠送妇人巾帼加以羞辱，魏军将士时有动摇，司马懿为镇抚士气，特向魏王申请出战。魏王知司马懿心意，特派辛毗传敕命不得出战。如此，两军相互对峙百余日，不料诸葛亮期间染病，薨于五丈原。魏军得悉此报时，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击之机，蜀军得以结营返还。

蜀国诸葛亮遵循汉代传统精神，欲灭魏而统一中国，故魏蜀之间爆发多次激烈战争。其间，吴国虽不时与魏上演小冲突，但大体奉行和平治理本国领土的方针。原本孙权领有的扬、荆、广、交四州土地，接受汉族文明时间较短，孙权接替长兄孙策之后，才开始割据江东，其内部最大问题当数镇抚山越。据王鸣盛《商榷》记载，山越是南部少数民族的总称，喜好伏处深山之中，不入城邑，故而被称为“山越”。山越分布之地，包括湖南南部至广西以及现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邻接地区。浙东山地也可计入。这些被称为“山越”或“山寇”之少数民族往往依附地方豪族，成为内部祸乱之源头。原来汉族发展的区域大体是沿大河流域之平地，平地与山岳交界处所设之县当时称为剧县。孙氏令勇将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等人任县之令长。上述武将多为北方人士，孙权借其之力将华歆、王朗等汉末名士类郡守逐出江南，代以武力施政。《吴书·贺齐传》中记载，贺齐在任会稽郡属县剡县长官之时，知悉县吏斯从奸恶，欲诛杀之。其时，主簿奉劝道，斯从为县中豪族，有山越归附，若今日杀之，则明日山寇必来。蛮族与地方豪族的关系可见一斑。贺齐先杀斯从，震山越，后征服浙江福建邻接地域，最后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区。之后，在该地区设置新都郡（浙江严州府淳安县西），以黔歙土地设四县。据《抱朴子</a>》记载，黟歙地区之山贼知晓某种禁咒之术。

而对付山越，计划最为全面周详之人当数诸葛恪。面对漫布于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数千里山谷的山越，诸葛恪命令各郡治理地方的太守以及属县长吏，用军制将辖区人民编成部伍，将遵从汉族法制的平民全部聚集起来居住，进行屯田。同时，派遣军队至幽阻之处，建造藩篱，不与山越交战，谷物成熟之时，派军队协力收割，如此，纵使山民袭击平民屯所亦无所得。最终，山民陷入饥穷，出山投降者渐而有之。诸葛恪见状，再下命令，若山民乞求从化，可迁至外县，绝不迫害。于是山民老幼相携纷纷出山，其数量达四万之多。诸葛恪将此等山民分与诸将，自收万人。如此一来，汉族的威令逐渐传播至江南山地。

孙权在以武力统治境内之同时，还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其与北人共担朝政军事大任。在他手下作为宰相执掌大权的是南人顾雍。据本传记载，顾雍探查民间政治后，密告其主孙权，若其说被采纳，则归功于上；若未被采纳，则绝不外泄。立公朝之上表达意见之时，“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王夫之等人盛赞他，认为三国时代他最得大臣之体。又如在荆州上游，履行吴国藩屏重任的陆逊，政治宽弘，当时未见匹俦，此人也是江南人。孙权之所以能重用南人，在三国鼎立之间施行宽松的政治，是因他能抛开名分之论，坚持独特立场。

魏室衰而司马氏兴

三国初期，统一思想犹强劲地流于一般舆论之中。及至分立形势确立，此种议论实际上内容已发生变化。但蜀国诸葛亮仍以之呼号天下，甚至导致后世部分史家将正统所在与蜀相系。诸葛亮死后，天下不再主张汉家正统，三国各自安于偏安状态，王室威权随之失坠，大有强臣夺权、朋党渐繁之势。在此时局之中，巧妙扶植自身势力的是魏臣司马氏一家。三国后期历史以司马氏为中心展开记述，有助于对事情的理解。

司马氏一家兴于司马懿，后司马氏统一天下，成立晋室时，他被追谥为宣帝，其名列于《晋书》帝纪之中。根据记述，司马氏出自传说中的帝王高阳</a>，秦灭而楚汉相争之时，司马卬与诸侯伐秦，封殷王，建都河内郡，子孙定居此地。司马氏自此成为河内温县豪族。当然，无人相信司马氏之先出于古代帝王高阳，但司马氏为楚汉之际司马卬的子孙则当无疑义。《三国志·魏书》中，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以及同族司马芝传却都未记载此事。总之，司马氏为河内温县豪族确属事实。查其婚姻关系，从各郡名族聘娶诸妇。司马懿仕魏室之初任文学掾，应当有名族必备的儒术教养。河内温县为黄河要津，是汉时著名都会，因而汉末动乱之时常遭掠夺，司马懿之兄司马朗遂携全族逃往东方的黎阳。后司马朗为魏武帝</a>曹操效力，其弟司马懿不喜屈于魏，曹操召其入宫，他以身染风痹为由拒绝。据说某日司马懿在家晾晒书籍，突下暴雨，他慌忙收书。下婢一人目击此状。夫人张氏恐司马懿装病一事泄露，故杀下婢。曹操对司马懿始终保持警戒，司马懿遂专心事务，装恭谨之礼，曹操方才渐为安心。唐太宗</a>在《晋书·宣帝纪》的论中，评价司马懿“情深阻而莫测”，就是指司马懿这一面。在曹操时代，司马懿隐晦其才器，但与曹丕甚为亲近，甚至名列曹丕四友之一。曹丕继承大统之后，逐渐崭露头角，文帝驾崩之时更面听遗命，被委以辅佐明帝曹叡之重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对内万事独裁，对吴蜀则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马懿处之。两曹在将才方面皆不及司马懿，且离世较早，之后军事实权逐渐落入司马懿之手。此时，蜀国诸葛亮正举全力经营中原，攻击力甚为强悍。司马懿以防御为重，虽无赫赫功名，但得以阻止了蜀军侵入魏国境土。诸葛亮死后，司马懿相当活跃，首先是经营辽东地区。

景初二年（238年），为防备蜀军居于长安的司马懿为明帝曹叡所召，受命讨平辽东。因辽东公孙渊自称燕王，大有独立的气势。原来两汉之时，自今辽河以东、铁岭以南至朝鲜半岛北部，汉设置三郡进行统治，即辽东（郡治在辽阳西北）、玄菟（铁岭西北）、乐浪（平壤附近）。三郡之中，辽东处在最中心之位置，其属县辽队（辽阳附近）设盐铁官，而且沓氏（一说沓浦，在金州附近）位于山东及江浙两省的海路交通要地。在后汉末年动乱之时，公孙度在辽东崛起，平三郡之地，越海而将山东东北部之东莱收入囊中，曹操统一北中国时，成为魏的属国。魏许诺：“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渊继承其迹。与公孙氏接壤之地区的魏国大员，如幽州刺史、东莱太守等，皆不满公孙氏独立之态度，隔阂自然产生。魏欲恢复北中国秩序，势必压迫公孙氏。公孙氏为保独立，遂派遣使者向吴国大帝孙权称臣，并结同盟。据《魏略》记载，孙权曾送舟百艘，与辽东通商，并向其求名马。然而，公孙渊并无断然与魏为敌的决心。当时幽州刺史毌丘俭对辽东采取压迫政策，公孙渊遂称燕王，一副独立的态度。于是，司马懿奉命出征。公孙渊本非魏国敌手，在其都城襄平遭受三十日围攻之后，终于提出有条件投降，但遭拒绝。公孙氏满门伏诛，其势力范围再次归属魏国之下。

魏国势力刚进入东北地区之时，不幸魏明帝曹叡病逝。司马懿从辽东凯旋，屯军幽州治所蓟城（北京），天子下诏，召其再赴长安。然行至汲（河南卫辉府）时，又传诏命，催其火速入京（据《通鉴》）。前后诏命相异，司马懿察觉宫中有变，遂急赴洛阳。明帝对司马懿委以重任，请其与魏之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辅佐嗣子齐王曹芳。当时的情况大抵如下：

明帝原本无子，遂养同族曹芳及另一人。曹芳究竟为何人之子，《三国志·魏书》记载：“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曹芳后封齐王，定为太子。但关于其身世，未见有关联的大臣发出一言。司马懿在辽东之时，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无援，急需有力辅佐。起初，明帝考虑让同族之中最为亲近的燕王曹宇及同族之人辅佐，并发出命令。曹宇不喜司马懿掌内，遂建议令其再次镇守长安，获帝同意。然而长期近侍帝侧，负责各种政治计划的刘放、孙资与燕王不和，且认为燕王一派并无能力保全魏室。于是，二人引用决不可令同族担负政治重责之文帝方针，以此为由，排斥燕王势力，在明帝病床之前，逼其免去燕王等人官职，并令曹爽、司马懿取而代之。燕王等人泣而出宫。因此，明帝将太子嘱托于司马懿其实并非本意。司马懿在明帝病床之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如此描述：

时太子芳年八岁……帝执宣王（司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

另外，《魏略》还记载，明帝教太子芳抱宣王颈。虽陈寿《魏书》修正上文，做稳当叙述，但此情此景，以小说式的描写更能道出事情真相。若下无负责大臣，则此等大事绝不会依照正常程序进行。

对于明帝独裁君主式的统治，史家孙盛</a>等人极为赞赏，但其多有任性妄为、大兴土木、耽于游猎等缺点，曾遭当时大臣严厉批评。著名一例见于《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万姓之欢心者，鲜不危殆。”明帝失行多遭名流所指摘，加之齐王曹芳非正统出身，以孤弱之姿继承大统，魏室的命运已然处于非常危险之境地。

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帝的曹爽作为魏室疏族，世代与夏侯氏充当军人派的栋梁。明帝后半期，司马懿主要活跃于军事上，但如今曹爽再得重权，于是二者自然开始对立。关于曹爽的为人，陈寿评论其“德薄位尊，沉溺盈溢”，史书记载了不少其违背当时形式道德的行动，但当时史料多成于晋时，故当中几分属实尚不可知，因而不可尽信。与曹爽最为亲密的何晏</a>、邓飏，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诸葛诞等人，当时被称为“浮华之士”。所谓“浮华”，意为只重理论而不重实行，大概是不尊重形式道德。若从当时以容貌表德行的写法，何晏等人乃是极为柔弱的贵公子之风。《魏略》载：“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更有甚者，裴松之注引《管辂</a>别传》评论何晏、邓飏：“夫邓之行步，则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又“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后面的记载以观相预知成败，绝难相信。与前面的记载相反，《世说新语</a>》记述何晏容貌过美，以至魏明帝怀疑他面上傅粉。刘孝标根据《魏略》怀疑《世说新语</a>》的记载，但二者之中究竟哪方可信？《世说新语》记载明帝之言岂非直接，《魏略》作为后世记事岂非间接？无论如何，何、邓等人被形容为“神识明彻”的思想家式人物，声名远驰。以曹爽为中心，名流何晏、邓飏等人为左右，下有谋士，结成的团体试图独占政权，对司马懿给予名义上之待遇，实则谋划令其远离实权。但其做法急于进取，频出举措排斥前代遗老，被视为自然秩序的破坏者而遭受人们指责。现列举《傅子</a>》所记曹爽一派的李胜在担任河南尹时的做法如下：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网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魏书·傅嘏传》裴注所引）

笔者之所以详细介绍曹爽势力，是因为此后与当时士族门阀意向相反的进步方策，提出者往往背负失德的恶名，其端绪发于此时。司马懿一时遭曹爽党派排挤，因而装出远离实权的态度，及至魏嘉平元年（249年），乘曹爽奉幼帝出洛阳时，突然发动政变，强迫太后发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实权。此时，虽然先朝遗老蒋济等人同意司马懿的做法，但其本意仅是排挤曹爽势力，将政治导向正途。尔后，司马懿对曹爽一派之处置极为残酷，《晋书·宣帝纪》中如此记载：

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该事件之后，司马氏的势力更加牢固，司马懿受九锡之礼，违逆者渐次被诛灭。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景帝）继承父亲实权。此人与何晏、夏侯玄一样，以思辨闻名，诛灭曹爽一派时，在父亲帷幄之中积极出谋划策。其执掌事权之初，天下名流各司其任，或镇守边境，或主政州郡，或执掌选举，或参与谋划，或参加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唐太宗评论司马懿“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恐怕司马师也有这一面。相较汉末以来的名分论，更想审时度势而善处之，这或许是司马氏家族代代相传的思想。《魏书·司马朗传》有云：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

在统一倾向强烈的三国初期，司马朗提出分离主义的统治策略，开辟了西晋思想之先河。司马懿以宽容而得时望，及至其子司马师，继承父亲遗德，巧妙扩大家门权势，为此不惜诉诸残忍手段，甚于父亲数倍。以下特举例叙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掌握实权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

但对于当时洛阳城中的权贵而言，边境之事乃是其不愿过问的琐务。且让我们回到彼时要事——权力争夺，继续叙述。

贾后一党废太子司马遹后，废除贾后的讨论亦声满洛中。文臣领袖裴頠曾抱有此议，督统禁军的武官也颇多赞同者。裴頠的主张因未征得张华同意，故未被实行。禁军将校等人与宗室赵王司马伦相通，意欲举事。赵王伦是宗室之中最为凡庸之人，身居长安，亲任幕下孙秀，为此贻误边境经营，受到地方大吏的一致排斥。为此，赵王被召还京师，孙秀还差点因地方大吏的请求而被问斩，幸亏代替赵王驾临长安的梁王彤庇护而勉强保命。孙秀随赵王进京之后，巧妙加入贾党，倾力提高其主赵王的地位。孙秀原是山东地方的小吏出身，《晋书》描述其子孙会的容貌“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言语极尽轻蔑。孙秀是赵王的智囊，禁军将校企图排挤贾氏之时， 赵王伦夺得帝位之后，最先谋划用兵讨伐他的是镇守许昌的齐王冏，其向四方发送檄文，镇守邺城的成都王颖、镇守常山（直隶正定府）的长沙王乂都响应他。三王亲率国兵朝洛阳进发。

其时，地方大吏大多犹豫向背。两党之争，所到之处皆诉诸武力。至此，以洛阳为中心的争斗正式波及全国，天下乱离的征兆已十分明显。

赵王一派对齐王冏进行全力防备，但北方之成都王颖的军队在河北大胜赵王军队，孙秀乃知洛阳不可久留，于是开始策划逃离。正当此时，负责禁卫的一个将校突然叛变，活捉赵王伦，逼其下诏还位于惠帝。被软禁于金墉城（洛阳北）的惠帝再度返回洛阳，成都王、齐王共同拥兵入朝。起初态度暧昧的长安河间王颙与新野公歆此时也都入朝。诸王齐聚洛阳，各自拥兵，危险一触即发。新野王意欲返回驻地，与齐王同乘一车拜谒皇陵，便对齐王说：成都王功勋卓著，可将其留于都内，否则应夺其兵权。另一方面，长沙王乂与成都王一起拜谒皇陵时，劝成都王颖夺取政权。听闻此言者无不对齐王与成都王的关系感到担忧恐惧。幸亏成都王幕下有一名谋臣卢志，劝成都王返回驻地，收揽四海人心。成都王最终听从卢志建议，远离了危险。

齐王冏为武帝之弟中最得人心的齐王司马攸之子。据《晋书》记载，其人仁惠好施，颇有其父之风。但如今在洛阳手握大权，终日沉溺酒色，面对多事之时局，不施任何计策。有朝臣上书建言，但他却没有勇气采纳。但是针对继承惠帝的皇太子缺位，他请求立清河王司马覃为皇太子。其动机是预防后患——成都王颖将来可能继承皇位。当时，世间对成都王颖的评价极高。司马颖虽大破赵王司马伦军队，功勋卓著，但将高位让与齐王，此举博得相当高的人望。且其为河南因战乱而穷困潦倒的百姓开河北仓库，施以粮食十五万斛，并将八千战死者入棺收葬，十分体恤民情。因此，优秀人才纷纷投奔成都王帐下，其所在的邺城，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当时洛阳。与之相反，齐王司马冏的朝臣无不战战兢兢。据说，吴人张翰在秋风起时，思念江南土产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南归。处士庾衮恐祸乱将起，于是携妻子儿女逃进山中隐居。

河间王幕下有一人名叫李含。李含是当时的一名禁军将校，身在洛阳，因与齐王冏府的将校意见不合，遂逃回长安。他自称受惠帝密诏，劝河间王废齐王冏，立成都王颖。河间王采纳其建议，命武人张方率十万军兵进发洛阳，并向诸王发送檄文以废齐王。成都王颖在外，长沙王乂在内，相互呼应。但其实河间、成都、长沙三王之间并非同心。《长沙王传》记载，河间王希望齐王冏杀长沙王，然后以之为借口杀齐王；另外成都王还令刺客行刺长沙王。内争愈加险恶。

长沙王乂为诸王之中最为勇敢决绝之人，洛阳城内的军将皆对其心服，以至于齐王动念杀之。长沙王于是亲自率兵闯入宫廷，斩杀齐王，夷灭其一族。此时，洛阳军权事实上已尽归长沙王掌控，但凡是政治上的大事，长沙王每回必遣使至邺城征询成都王的意见。大概因长沙王、成都王皆为武帝之子，皆存协力辅佐王室的诚意。但彼时分属长安、邺城、洛阳三个中心的群臣，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极为复杂，尤其河间王颙的谋臣李含遭长沙王一派所害，遂与长沙王势不两立，并欲再次举兵诛杀长沙王。成都王对此事的态度为天下所关注，谋臣卢志等人建议守邺自重，但成都王被河间王所打动，遂加入征伐长沙王的队伍。河间王帐下武将张方已越过函谷关，直逼洛阳。成都王亲自出师至朝歌（河南省卫辉府淇县），先锋由吴人陆机</a>统领。然而，陆机战败，张方失利。朝廷欲趁机令长沙王与成都王和解，长沙王更亲自写信给成都王，期望达成合作，但成都王要求极为苛刻，长沙王苦心化为泡影。此时，河间王帐下将领张方掘开环绕洛阳城的千金堨，城中民不聊生。千金堨为魏时利用流经洛阳东的谷水而建成的运河，当时洛阳城中舂米的水碓遍布两岸，贵族还以水碓谋利。现如今千金堨决溃，朝廷于是征用王公大臣之奴婢以手工舂米供给军粮。另外，为补充匮乏的兵力，除了一品官员以下免征力役者，男子十三岁以上全部服役，奴隶也免去奴籍从军。洛阳与外部之通商彻底断绝，以至一石米要价万钱，天子之命令不出洛阳城。

长沙王司马乂虽面临如此重重困难，却屡破成都王之军，且对惠帝一心一意态度恭顺，城中无离心者。但常酿祸乱的禁卫及大将军府之中的将校，有厌倦战争者秘密拥立东海王司马越，幽禁长沙王。至此，洛阳城大乱，东海王司马越遂引入张方军队，杀死长沙王。

长沙王被杀后，成都王入都，把兵士授与部将，令其镇抚洛阳，自己则返回邺城总揽万事。成都王起初声望颇高，但历史上称其貌美而神昏，手握大权之后，缺点彻底暴露。因此，身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逐渐掌事，并将成都王的部将驱逐出城，奉天子进击邺城。但此举终归功亏一篑，司马越败走洛阳，逃至东海（山东省沂州府郯城县），成都王迎天子至邺城，一度定帝都于邺。

诸王互相争斗之时，幽州刺史王浚一直态度暧昧。但如今成都王势力强盛，其深感压迫，于是与幽州边境的乌丸结盟，并与东海王司马越之弟东嬴公司马腾（时为并州刺史）联手。东嬴公司马腾亦借助陕西边外的鲜卑族力量，意欲讨伐成都王。成都王听闻消息后，与山西境内之匈奴族结盟。蛮族势力被用于中央政治斗争即始于此。王浚、司马腾军逼近邺城，匈奴酋长刘渊称愿为成都王拒退敌军，但成都王惧怕乌丸鲜卑的势力，于是放弃邺城逃至洛阳。邺城此后被王浚部兵及蛮族大肆掠夺。

成都王与天子共还洛阳之时，已无最初的威权。当时，张方还在洛阳，但洛阳城内已被张方军队掠夺殆尽，因此成都王与天子也无久留洛阳之意。在众人劝说之下，张方欲同天子及成都王共赴长安。天子与朝臣无力拒绝，甚至天子还亲赴张方之垒，完全听其安排。于是，张方为天子备车，载走部分宫人宝物，其余则交由军人处置。“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以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据说，张方还焚毁宫殿宗庙，断绝天子及群臣的顾返之心。

起初逃回封国东海的司马越被其兄弟，山东、直隶地区的同族刺史，以及幽州刺史王浚等人拥立，以迎回惠帝至旧都洛阳为名，举兵讨伐河间王。此时，长安的张方等人太过专横，河间王声望扫地，甚至已无力控制陕西一带。不久洛阳即落入东海王之手。河间王斩张方，欲与东海王媾和，但未达成目的，及至敌军逼近长安，河间王逃至长安南部的太白山中。东海王奉帝返回洛阳。其后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皆被东海王党羽所诛灭，不久惠帝亦病死。河间王所拥立的太子司马炽（怀帝）继位，东海王独揽政权，但当时天下已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帝都洛阳几同废墟。现调转笔头略述地方乱离的情况。

如前所述，贾氏专制之时，甘肃氐族齐万年常侵扰甘肃陕西一带。而该地区除遭受氐族骚扰之外，还连年饥荒，地方流民为求得食物，成群南下。渭水上游，现甘肃省秦安县地区（当时被称作略阳县），氐族的一个部落——部之酋长李氏自三国以来便定居于此。当时酋长李特护送北方流民抵达汉中，并上书朝廷希望准允流民定居四川这一沃野。朝廷没有同意，但当时的汉中大吏贪受贿赂，答应李特的要求。于是，李特得以越过剑阁之险，沿嘉陵江出保宁大平原。李特见山川悠阔，长叹一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其所率賨部之人以及北方流民入蜀之后，与当地土著发生激烈冲突。之前晋廷有人主张徙戎，如今蜀地也有人主张将賨人驱逐出境。然而，当时身在成都的益州刺史赵廞原本与贾氏有姻戚关系，贾氏败亡后有意自立于成都，于是利用李特的兵力。尔后，赵廞兵败被杀，晋朝廷任命新刺史罗尚前来成都，当时蜀地多股势力纠缠交错，与混乱不堪的中原几乎如出一辙。蜀人也普遍想要驱逐新来之流民，但没有统一的力量强制进行，因此，流民反而愈加服从賨部李氏，其团结力之强，以刺史之权威也无可奈何。因此，李氏势力逐渐被蜀人所认同，又因李氏只征蜀人之马，而不掠夺他物，因此蜀人开始对李氏抱有好感。后李特遭罗尚袭杀，其子李雄将罗尚逐出成都，并被蜀人拥立为帝，国号大成。自此，蜀地遂被李氏统治。其时晋光熙元年（306年），恰是惠帝去世之年。

李特护送甘陕流民南下之际，“义阳（河南省南阳府桐柏县）蛮”张昌偷偷逃至湖北，在途中夺取官军幢麾，招募土民，自称台遣，即中央政府派遣之官吏，借此掩人耳目。此时朝廷下达壬午诏书，命荆州即湖北地区发兵入川镇压李氏之乱。但平民不愿远戍，当局强压之下，往往聚众掠夺。另外，此时湖北地区一带适逢少有的丰收之年，北方流民就食者达数千口。张昌于是趁机巧造谣言称“当有圣人，出为民主”（据《通鉴》），将诸多流民及逃避戍役者招至麾下，攻掠郡县，后拥立一位名叫沈丘的县吏，称其为圣人，更名为刘尼，宣传他是大汉子孙，命当为天子，自封宰相。之后，在石岩之中造宫殿，岩上以竹编鸟，以五彩饰之，旁侧供以肉品。群鸟齐聚之时，诈称“凤皇降”。张昌凭此计得以巧妙收揽江夏地区的民心。“众至三万，着绛帽，以马尾作髯。”（《通鉴》及《胡注》）张昌组织了一支奇怪军队，从湖北突入湖南，又令部下石冰出击安徽、江苏北部地区。石冰肆意劫掠之后，又突入江苏省扬州。当时身在寿春城，在都督刘准之下负责南北漕运的陈敏，率漕运军大破石冰之军，因此受到东海王司马越的重用，但他在安徽和州自立，并肆意掳掠江南。

据以上概说可知，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期间，长江流域皆在动乱之中。后张昌被名将刘弘讨灭，但山简接替刘弘后，北方宛地（河南南阳）爆发王如之乱，湖南零陵爆发杜弢之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曾停息。而给西晋最后一击者仍是北方少数民族。

匈奴酋长刘渊起先在山西为成都王司马颖抗击以鲜卑、乌丸为主体的王浚、司马腾军队，在成都王败死之后，改变计划，自立于离石的左国城（山西汾州府永宁县），建立汉国。据说他想继汉室刘氏大统，统辖北方蛮族，进而君临晋人。其时永兴元年（304年）（《通鉴》纪），刚好是张方拥帝入长安之年。之后，刘渊破司马腾，将其逐出并州，并将羯族石勒以及在其他中原地区酿成骚乱的王弥、刘灵等人招致帐下，派兵南下取河南邺城，又令石勒攻掠山东地区。如此一来，刘渊势力纵横于河南山东之间。东海王司马越遂着戎服拜见怀帝，请求亲自率军讨平蛮族，蒙允后亲率洛阳悉数名将劲卒，经营于项县，结果洛阳宫省中毫无守卫，饥荒日益严重，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然在府寺营署周边掘堑自守。此时一位名叫周馥之人上表建议从洛阳迁都寿春。其文一节如下：

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萧条，崤函险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于今平夷，东南为愈。

可知仅东南地区尚有几分平静。东海王见此表后勃然大怒，因周馥没有通过他而直接上表。当时，怀帝与东海王之间感情疏远，而东海王身在项县，征伐胡族无计可施，又无法镇压洛阳城内的反对党，忧愤成疾，于永嘉五年（311年）逝世。洛阳无人可取代东海王，时望王衍等人欲借故奉东海王灵柩返回东海而逃避责任。途中为石勒军袭击，十余万将士多数被俘虏或虐杀。此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取而代之并令其部将大举进攻洛阳。当时洛阳城中兴起迁都之议，正忙于准备，因此几乎未作任何抵抗便已沦陷，惠帝皇后羊氏被刘渊族子刘曜掠走，怀帝被迫携国玺迁至刘聪当时的都城山西平阳，西晋王室宣告灭亡。秦汉以来久居天下中心的黄河流域中夏之地，蛮族开始充当主角，文明的保持者汉族的坟墓遭受肆意凌辱，三国以来逐渐瓦解的北中国统制至此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