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尊重礼仪到尊重门阀_京都中国通史

一般家庭中尊重礼仪的风习

魏晋时期的清谈以及某些人放纵的生活方式，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一种相当极端的状态。顾炎武</a>等为此有亡国、亡天下的议论。（《日知录</a>》卷十三“正始”条）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一国天子的革命，只是其家族建立的国家灭亡；但如果灭亡人伦，则是亡天下。与“亡国”相对的所谓“保国”，是国君和大臣即领取国家俸禄的人必须谋划的。因此，亡国了是当权者的责任。而与“亡天下”相对的“保天下”，是匹夫之贱也应该承担的责任。顾炎武的议论很极端，照之看来魏晋时期的情况极度混乱，他的议论有点言过其实了。顾炎武是明朝灭亡时期的人，在明朝灭亡之前，有些人用行动反对孔子</a>之教，鼓吹消灭人伦。顾炎武有感于此，因而他对魏晋时期的印象也有点极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从事清谈、生活放纵的只是一部分人，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关于当时的一般行为，有一个好样本，就是王昶</a>的《家诫》，它出自《三国志</a>》卷二十七[1]王昶本传。其中说</a>道：“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家诫》篇幅很长，还举例说明什么人值得仿效，什么人不值得。除此之外，又说即便是自己尊敬爱戴的人，也有可学和不可学的。总的来说，人一旦在社会中冒头了，行为总会或多或少地妨碍他人，王昶不愿自己的儿辈学会这些，希望他们能够学会避开世间的祸端、保全自身的方法。王昶还认为，倘若像东汉时期那般，人人重视名节，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容易与社会相冲突，招来祸患。要想不这样，首先应该尽量不与人相争，不与人冲突。所以他认为这样是最好的——不要主动去做自以为正义的事，在家庭中讲礼仪，亲族之间互帮互助。因此，家族之中的礼仪颇受重视。这种风气从东汉到六朝都是相同的，人们非常尊崇礼。尽管在魏晋时期有一些清谈之人，但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波澜而已。所以朱子等人也说“六朝之人，多精于礼”。

六朝时期礼论的发展

这一时期，关于礼论的著述很多。六朝刘宋时期，何承天曾撰写《礼论》三百卷，据说这是将已有的《礼论》八百卷进行缩编而成的。它论述了关于冠婚葬祭的详细规定。这本书今天已经不存，不过一般认为其内容大致就是这样的。后来的王俭又抽出《礼论》的条目，编成三十卷。到了梁朝，孔子祛撰写了一百五十卷的《礼论》续编。后面隋朝的潘徽等人撰写了一百二十卷的《江都集礼》。该书的序言说，自《仪礼</a>》《礼记</a>》成书以来，从事有关礼的著述的人非常之多，比如《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庾之论》等。这里的“郑”指的是郑玄</a>。“王”是王俭，著有《礼答问》一书，见于《隋书</a>·经籍志》。“徐”是徐广，六朝宋人，著有《礼答问》及《礼论答问》。“贺”是贺玚，也写过有关礼的著作，见《隋书·经籍志》。郑玄也写过《郑志</a>》，内容为解答弟子的提问。因此，这些著作均称为“答”。此外，“崔”指的是崔灵恩，著有《五经</a>论》《五经然否论》。“何”是何承天，著有前述《礼论》三百卷。“庾”是庾蔚之，著有《理论钞》。以上均称为“论”。将这些著述汇集起来，就有了潘徽的《江都集礼》，它将《仪礼》《礼记》以来有关礼的思想和实践的细目集中起来，成为一部宏大的著作。在其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产生的新想法。一旦有关礼的疑问作为实际问题被提出来，就不得不提出与之相应的新思想。隋朝人王绩</a>（文中子</a>王通</a>的弟弟）回答杜之松关于礼的问题的信，收在《唐文粹</a>》卷八十一，在谈到王俭的《礼论》时说，“观其制作，动多自我，周孔规模十不存一”。当时的这种议论表明，人们认为改变圣人制作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但另一方面，礼制被规定得如此详细，也说明礼在不断发展。

九品中正法的宗旨

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尽管依旧有人仰慕魏晋以来的清谈风尚，但是整体而言，有关礼的讨论十分发达。如果是有教养的人，就要用礼来规范家族秩序，这是当时的一般风尚。这一风尚在实际政治上也产生影响，就是出现了叫做九品中正法的选举方法。实行九品中正法的明确事实，据说始于魏文帝</a>延康元年陈群的上奏。所谓九品中正法，即在州郡中设立中正一职，由该州郡有才识、有鉴定人才眼光的人担任。中正负责推荐可以做官的人才，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加以推荐。中正有大中正和小中正之分。郡的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原则上每年推荐一个人，若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则不受人口限制。当时在魏国之外，吴国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其“中正”被称为“大公平”。后来的六朝时期，南北都由中正官举荐人才。这个制度一直实行，直到隋朝改革所有地方官制。然而，中正推举人才的制度不见于历代史册，我们只能通过《通典</a>》的记载了解一二。推举人才依据的是何种标准，还不太清楚。《晋书</a>·武帝纪》（咸熙二年）说，武帝时根据六条标准举荐人才：（一）忠恪匪躬；（二）孝敬尽礼；（三）友于兄弟；（四）洁身劳谦；（五）信义可复；（六）学以为己。这些标准很抽象，不过被推举的人才一般被视为符合这六条标准。恐怕这个制度自开始实行时起，采用的就是相同的标准。然而《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条说，在陈群之前，已有人提出这种举荐人才的方法。曹操</a>掌权期间，何夔上疏说：“今草创之际，用人未详其本”，也就是不了解人才的来历，大家推荐人才时各自提拔自己的朋友，因此最好先在乡里加以核实。如果在乡里品行好的话，就可以看出人才的贤与不肖了。这个上疏，据说在陈群之前就有了。如前所述，汉末过度崇尚名节，士人一旦与当时的执政者冲突，就会招来祸患，所以后来出现的人里面伪善者很多。如不考虑这些，像曹操一样不问品行，就变成大家都各自举荐自己的朋友，真正的人才不会出现。因此，仔细考察人物的根本品行是有必要的，最好听听家乡对他的评价。所以，陈群的九品中正，也是把了解地方品行正派的人才的人任命为中正，以便把这些人才推举出来。魏晋之间，尽管道德上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最安全的方法是听取故乡的评价，而不是从外部了解。一旦这样，就变成根据尊重礼仪的风俗设立标准，以此选用人才。由此可见，在政治上，与清谈者之流相比，还是东汉以来尊重礼仪的风尚获得了胜利。

清议的势力

如果要说九品中正法给一般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那就是清议形成了势力。所谓清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故乡对其品行进行评价。因为清议，六朝时期失意的人很多。清议由于对品行的评价非常烦琐，因此有埋没人才长处的弊端。不过，在选取人才时如果将安全视为 反对录用门阀意见的失败

但是，关于录用人才的议论经常发生。西晋初期的傅玄</a>等人做了最根本的思考。他们认为，一国之中有士、农、工、商的区别，农、工、商有自己的常职。士被任命为官吏，担任政治上的职务，就不能再从事其他工作。但是，没有成为实际官吏的士，如果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职务，就会变成吃白食的人，成为国家穷乏的源头。因此，士如果没有职务，最好让他们去从事农耕。这一议论十分有趣，然而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的自然状态，它是很难实行的。西晋初年，九品中正法已经产生了弊害，根据当时刘毅的看法，出现九品中正是汉末丧乱的结果。它缺乏任用人才的标准，只能用作临时性的办法，不可作为恒久之制。刘毅还提出九品中正制有“八损”，并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他主张废中正，除九品，建立新制度。持有此论的，晋初在他之外还有几个人，都相当有力。但是，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厌恶实行新制度的努力，安于现状，所以这个制度延续了数百年之久。

门阀的自尊心

只从门阀中挑选人才，在道理上是行不通的，因此不管怎么说都应当予以纠正。但在唐中期以后，也就是门阀全都倒台、没有贵族的时期去回顾实行九品中正的时期，就会发现这种不合理的门阀政治也有可取之处。晋朝建立后不久，便发生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因此从北向南迁徙，国势也一度衰微。但是，没有哪个朝代像晋朝时这样，经常是南方对北方采取攻势。五胡十六国，源起于晋朝的衰微。但是，后来晋朝击破一国，灭亡三国，从未与敌人讲和（后来仅在刘宋时期有过讲和）。晋朝这种强硬态度的根源是什么呢？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流品”条中对此加以讨论。这个时代重视流品即门第，与门第低下的人坐在一起被视为耻辱。顾炎武还引用了《世说》卷七《方正》中的事情作为例子。这是南朝萧齐时的故事。纪僧真被齐世祖欣赏任用，但他本身是低级武官出身，如今发达登上了如此高位，于是请求成为士族。不料，世祖说成为士族是天子也不能决定的，必须与其他士族商量。于是，纪僧真去找名叫江敩的士族求情。结果纪僧真刚刚坐下来，江敩就让仆人将自己的座位搬到远离客人的地方。纪僧真丧气而回，将此事告诉世祖。世祖回答说：“士大夫原本就不是天子任命的。”总而言之，晋朝非常重视门第，对门第有很强的自负心理，面对夷狄时完全不考虑让步，这成为晋人的国家自尊心。王夫之</a>对人民的生活抱有极大的同情（同时他也对中国与夷狄的区别有严</a>肃的思考）。他也认为，六朝人重视门阀的风气，从道理上讲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是考虑它长期实行的原因，会发现那是恒久的习惯势力造成的。士的儿子是士，农民的儿子是农民，这种习惯长久地深入人心，使重视门阀的风气根深蒂固。（《读通鉴论</a>》卷十）《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的注中记载了杨绳武的议论。其中说道：有人认为六朝的风气是从事清谈，浮薄而败坏礼仪道德。当然上面说的几点都是存在的。但实际上作为一般风俗，也有难以企及的地方：为了重视家世，所以尊严家讳，矜尚门第，慎重婚姻，区别流品，主持法仪。因为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尊心，而自尊心即是国民气节得以维持的原因。这种气节表现为六朝时期人们的强硬态度。在这一点上，六朝人似乎有相当强硬的主张（有些方面比日本的公家还要强硬）。总而言之，汉代以来尊重礼的风气，中途转化为了尊重门阀的风气。而承担尊重礼的任务的，只有这种门阀家族，庶人与之没有什么关系。在这里，存在着士庶的区别，以至于门阀家族持有强硬的主张。从事清谈的只是一部分人，而且只是一时的现象。大体而言，东汉以来崇尚门第的风气，到六朝时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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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对三互法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史籍中对三互法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担任官职的回避制度。可参考《后汉书</a>·蔡邕</a>传》、《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及相关研究著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