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东汉社会的停滞_京都中国通史

保全功臣

东汉时期，社会秩序逐渐建立，但是当它长期延续时，又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而且，这一趋势越发明显。它的直接原因是东汉初年光武帝想要保全有功之臣。光武帝的这个想法并非只是为了保全功臣，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后汉书</a>》卷二十二《列传 学问的变化，校勘学的发展

在上述倾向发展的同时，学问的方针也改变了，对文学等的爱好，不能不逐渐发生变化。从某个方面说，这是一种进步，对学问来说不完全是坏事。首先，从学问上来考虑，各种书籍渐渐大量出现，因此论争也发生了，今天所谓的校勘之学也开始流行。校勘之学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成帝之时，刘向</a>校勘天子的藏书，从此开始校对多种书籍，制作定本。刘向在他的著述中，说明校勘的经过，特别是对于经书，核对不同的版本，说明脱简等情况。就这样，一方面朝廷中校勘变得盛行，另一方面学者都认为校勘是必要的。东汉初年王充</a>的《论衡</a>》卷二十八《正说》《书解》、卷二十九《按书》等篇，列举了当时书籍的流传和异同。就是说，民间的学问也出现了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这个时代与过去不同。过去把学问仅仅作为思想的产物，书籍和学派因为出现新思想而产生；而现在是对已经出现的学问，加以种种思考，通过复杂的程序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学问的进步，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从刘向的时候起，人们根据各种书籍进行校勘工作，到了东汉，开始利用发掘出来的古本和不行于世的书籍。例如，就《尚书》来说，漆书的版本出现了，杜林根据它进行校勘。《说文》的序文中也说，在郡国的山川中鼎彝等铜器经</a>常被发现，于是利用上面的前代古文来研究文字。就是说，学问具有了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不再仅仅是思想的产物，变成了带有历史的学问。这是东汉时代学问的显著倾向。

今古文学的融合，石经的建立

太学的学问，从西汉开始就存在博士的家学。到了东汉时期，引入了西汉时没有的古文经学，《左传</a>》《周礼</a>》《毛诗</a>》之学因之设立。在民间传授学问的人，原来分为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现在出现了将二者合并的学问。

东汉的最后，兴起了对经书进行大规模校勘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学问的发展，也是因为选举的弊害。从学问上来说，当时的学问距离圣人已经很久，经书中的文字出现了不少错误，而俗儒对这些错误勉强加以穿凿附会，贻误后学。于是熹平四年（175年），以蔡邕为首的学者上奏天子，想要订正五经</a>的文字。灵帝同意了，让他们制作标准文字的经书。蔡邕亲自把经书写在石碑上，并请人雕刻，立于太学之门，这就是汉代石经。（后来石碑不存，过去只有一部分宋代拓本传世，但三十年前石碑的断片被发现，数年前又有很多断片被发现。）这对当时的学问影响很大，据说立碑时观者云集，每天来的车有一千辆。

经书文字产生错误，不仅是因为书籍经历了长久的年代，也是因为选举的弊害。当时的考试，必须背诵经书的正文。然而，学派分立，经书的不同版本很多。这样，为了抬高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和自己同一学派的人，就不能不把这些人传授的经书作为正宗，而没有道理地更改别家的正确文字，使之与自己的主张相符。因为这种情况，产生了更改文字的弊端。为了扫除这种弊害，统一经书的文字是必要的。对经书正文进行大规模校勘，于是有了汉代的石经。就这样，学问一旦进入对正文的比较研究阶段，就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这是进步，但另一方面又不免产生抑制新思想的倾向，使学问停滞。这就是东汉时代学问的大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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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文据《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译者

[2]阀指功劳，阅指经历。阀阅，原指建有功勋的世家巨室，后泛指门第家世。——译者

[3]此处对三互法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史籍中对三互法缺乏详细记载，但可以知道这是一种担任官职的回避制度。可参考《后汉书·蔡邕传》、《通典》卷十三《选举一》及相关研究著述。——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