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汉时代（中）_京都中国通史

武帝的尊崇儒术

接下来是漫长的武帝时代。在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彻底的变化。在对学问的喜好上，武帝异于文、景二帝。文、景推崇的是黄老之学，外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崇尚儒学。武帝初期，尽管当时仍在世的景帝之妃窦太后好黄老之学而不喜儒学，武帝所用的申培</a>等儒者被太后排斥，但儒学逐渐发展的势头已经出现。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自然，在政治上运用此说的弊端就是贫富悬殊，游侠横行，因此其逐渐被名家取代。所以景帝时代，外平吴楚之乱，内整官吏制度，政权得以巩固。武帝承其基础，时势便倾向儒学。在政治实务方面，儒家重视整顿制度，这点和法家是相同的，再加上礼乐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因此在文景以来国家强盛、秩序逐渐完备的基础上，饰以儒教礼乐，是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政策。由此不仅天子武帝，宰相田蚡等也同样尊崇儒学。景帝时对诸侯的管理过于严格，小过皆罚，导致宗室诸侯也如履薄冰，而武帝没有景帝那样严酷。武帝初年在宫中设宴款待宗室诸侯时，武帝兄弟中山靖王闻乐而泣，武帝问其原因，他以作为血亲的诸侯难以安居的实情对答，被称为“闻乐对”，由此可知当时的实际情况。至武帝之世，逐渐采取对诸侯宽大的政策，而且形成喜好华美与好学的风气。如武帝叔父淮南王刘安</a>（文帝之弟淮南厉王之子），聚集众多的文人学士写成《淮南子</a>》一书，被武帝所尊敬。武帝答淮南王的书信，常常由司马相如</a>审阅草稿。事实上《淮南子》不是代表武帝时期学术的作品，其代表的是前代的治学风气，此书后来被分入杂家。此书仿效吕不韦</a>《吕氏春秋</a>》的体裁，《吕氏春秋</a>》主要采用儒家、墨家的观点，而《淮南子》又再收入道家之言。其文体与辞赋相近，是受淮南王喜好而聚其门下之文士的风格的反映。虽然武帝初期青睐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士，但后来专重儒学。对学术偏好的划时代转变起自董仲舒</a>的贤良对策。贤良对策因向武帝推举贤良产生，这与淮南子统合百家之学而成杂家有所不同，其主张以百家之中的儒学为主，排斥他学。实际上汉代采用儒家学说在汉初就开始了，并不是武帝时代突然如此。昔日高祖命叔孙通定仪礼</a>，是汉代最早起用儒生的例子，但尚未采用儒家的学术主张。儒学在秦时受到最严重的迫害打压，因此儒者最为怨恨秦。陈胜起义时，就有孔子</a>八代孙孔鲋</a>作为博士跟随。陈胜为王不过半年就有儒者归附，可见儒生对秦的态度。至汉初，即便未到鼓励发展学术的程度，但在废除挟书律、放宽压迫的同时，礼乐之风已经在鲁地复苏，大射礼、乡饮酒礼等的盛行即是其例。朝廷不用儒生，不过是因为高祖讨厌甚至辱骂穿儒服的人。然而在民间，已盛行各种学问且成书甚多。现今被称为先秦古籍的史书，多在此时创作。刚脱离黑暗时代的国家，总是盛产著作，其中也有借古贤之名而作伪书的人。这和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情况几乎一致。《淮南子》成书最晚，因而不是伪托之作，可以说是秦以前学术的汇总。

秦时已设置博士之职，作为天子的顾问，但没有教育上的用途，不过汉初，前代遗留的博士开始向民间传播学问，民间的经学也因秦的压迫消失，迎来复兴。窦太后在世时，民间已经兴起对儒学的传习。太后死后，儒学便被公开用于朝廷。其中董仲舒的学说以《春秋公羊传</a></a>》为主，其以促使战国以来的中国实现大一统为理想，与主张顺应大一统时代形势的孟子思</a>想相近。董仲舒根据他的一统主义，将其对策广泛地运用在政治、学术等方面，排斥百家学说而独尊儒家学说。此时与董仲舒一同学习《春秋公羊传》的公孙弘，任博士数年后成为宰相。学究而成宰相，是汉初以来少有的特例。汉初宰相有如萧何那样出身属吏的，其后又多是有战功或其他功劳，也就是有威望的人，但这些人多为不学无术之徒，像张苍这种以秦博士而为汉宰相的例子并不常见。到了武帝时情况大变。《史记</a>·儒林列传》记载，当时人通过考试选用学者，对学术的实际作用展开议论。公孙弘对此制定法令，即功令，此人在没有被登用时就努力迎合天子，因此被当时的老儒、齐人辕固生批判说“曲学阿世”，然而正是此人劝武帝建立任用学者的制度。根据《儒林列传》记载，战国以来的学者即便不被重用、受压迫，也以死守道，即便穷困也不曲道，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受到尊崇。而任用学者的制度，为做学问的人开辟了做官的道路，虽然守道之学的逐渐衰亡令人遗憾，但儒学在性质上已经染上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这个新制度是顺应时势的。无论学者还是君主宰相，无疑都是认可这一制度的。董仲舒是君子，与曲学之徒公孙弘不同，但他们的学说在当时得以实行，是因为《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主张与汉代的政策相吻合，儒学能弥补当时法律的缺陷，因此具有实用价值。董仲舒著有《春秋决狱》，经常根据春秋之理裁断法律上的疑问，于是形成了凡事都以儒学为依据以弥补缺陷的风气。《史记》有《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颇为讽刺的是，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a>只列秦以前的人而不列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又只列汉代人，其中又以张汤最为有名。张汤援引儒学为自己辩白，可见当时儒学相当普及，以致被用于弊政。儒学不单单是实用，它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具有相当的文化色彩，这也是当时社会上下的要求。像武帝尤其喜好文饰，最初多用文士，后来又逐步任用经学者，其奖励的学术犹不免文化之风。

当时不少诸侯也尊崇儒学，如河间献王。献王是武帝之兄，其学风如其传所说，以实事求是为主，即喜好经学一类，不重视淮南王这样的浮华文士。据说他搜集的经书比汉代朝廷还要多，对后世儒者来说是有大功的人。只是此时的经学已不局限于名家、法家一类的实用政治，还加上礼乐为主的文饰要素，因此献王收集的书中不少是讲礼乐的。学术复古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此外，武帝之兄鲁恭王好兴土木，为扩建宫殿而毁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得到许多古书。传闻他因壁中有乐声而停止破坏，即便这是巧合，也必然如此。当时人称古书多自山岩墙壁中出现，也完全是事实。

司马迁用“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来评论当时的状态。即自文景时代改黄老为名法以来，天下承平日久且国力充实，武帝利用国力，进一步推行积极的政策，甚至导致了对民间财富的掠取。

征服匈奴

武帝的积极政策中，最显著的是对匈奴的征服，特别是这一政策起先针对的并非匈奴。战国之前，最初的闽越王、东瓯王等的领地被认为是中国以外的地方，秦时虽然并入版图，但随着秦的灭亡又重新独立，直至汉初。此二王因领土相接而发生冲突，汉加以干涉后便着手扩张疆土。广东的南越王赵佗殁于武帝初年，于是汉一改文帝以来的政策，转而打算征服南越。

匈奴继冒顿单于、稽粥单于后的军臣单于活跃于武帝初期。文景时代，汉对匈奴主要采取防御的对策，以致有时匈奴攻到长安附近，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战略意义。当时虽有周亚夫这样的名将，也不过凭借个人的才干抵御匈奴。但至武帝初年，防御逐步发挥战略作用，主要是阻止了匈奴对边境的蚕食。当时有代表性的名将是李广与程不识。其中程不识采用最消极的防御法，昼夜整顿守备，深夜击打刁斗以作为警戒，士卒苦于不得安眠，以此不给敌人乘隙而入的机会。李广是位天才将军，弓马娴熟，主张迎击入境匈奴，令其畏惧。李广因冒进，曾被匈奴俘虏。李广经常远远地派出斥候，以预先察觉还未靠近的敌人的意图，所以士卒都放心跟随他。但后来因过于自负，遭到失败而自杀。

武帝不单采用防御之策征服匈奴，更常采用深入匈奴内地激怒敌人的积极策略。这种战略上的变化是谁的发明，《史记》及其他史书皆未记载。此时，汉军的武器比匈奴精良，并尽量采用匈奴的战术，大量用马与匈奴接战。这个战术会损伤更多的士兵，但汉军丁壮是匈奴的数倍，损伤的结果对丁壮多的汉军是有利的，这是一种用数量制敌的战术。此时有代表性的将军是卫青与霍去病。二人并非出身于武将之家，而是皇后亲族。西汉时代的皇后出身本就非常杂乱，更不问家世。卫青的姐姐卫皇后，原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姬，但武帝行幸公主居所时喜欢上她，后来将她封为皇后。卫青作为皇后之弟被任用，后成为平阳公主的丈夫。公主因卫青曾是仆从而拒绝过他，但卫青此时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将军，因此强行娶平阳公主为妻。霍去病也是皇后的亲族，容貌俊美，很被武帝看重，教给他骑射之术，后从军而成为名将。卫青是大将军，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卫青谨直，极力顺从天子，更不会上谏天子的过错。且地位虽然尊贵，但并不将交游的名士举荐给朝廷，司马迁对此不满，将其战功归于天运。霍去病是被作为贵公子养育的，也不会将军中多余的天子赐物分给士卒，缺乏同情心；士卒在苦难中时他自己却在玩蹴鞠，司马迁也对此不满。然而霍去病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表现优秀，且有将帅意气。武帝曾为他营建宅邸，霍去病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对答。霍去病死时仅二十六岁，武帝深为痛惜（武帝偏爱霍去病，他死后，方士进言霍去病之姿可以在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身上见到，于是李广利被任命为贰师将军出征大宛[1]，与匈奴交战，战败被杀）。由于此时战术战略的变化，缺乏弓马素养的卫青、贵公子风范的霍去病均立下战功，李广这样的将军却遭失败，《史记》对此显示出不满的情绪。司马迁青睐类似日本乃木将军的李广，钦慕其育于历代将家的武士风采。对李广之孙李陵也偏爱有加，以至当李陵征讨匈奴失败而降敌时，他因为在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而受刑罚处置。因此，他对人物的评价是有偏颇的，因此对卫青、霍去病这样立有大功的人不加以褒奖。但武帝的用人、赏罚方针也有贯彻始终之处，即用人不问出身而得以奏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天运。故战争的结局虽然损耗巨大，出征时十四万匹军马，归来时仅剩三万匹，但终于以数量压倒匈奴，屡屡追击匈奴，将其驱赶到外蒙古一带，匈奴日益疲弊，以致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伊稚斜与其子於单互相争位，其子最终降汉。这是武帝最为得意的时期，国防守备严整，取河南即今鄂尔多斯，设朔方郡，从长安到此郡亭障烽燧相连，匈奴一旦入侵，信号声响起，即可应声出击。武帝曾亲率十八万骑至河南，向单于派遣使者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此时南至南越，即今安南，北至大漠，尽收入汉朝版图。

武帝时代的对外关系

武帝时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这项政策最初是出于牵制匈奴的考虑。武帝初年，自匈奴降汉的人告诉汉朝：“因匈奴打败了月氏王，月氏逃往远方，时常怨恨匈奴。”据说月氏原居住在敦煌、祁连一带。其地在今甘肃西部的通往沙漠的道路上。月氏是什么种族，仍是个问题。如果月氏原来就居住在此地，则应是汉时的羌（后之唐古特）。但他们是土著，还是移民，以前的情形很不清楚。总之，月氏从甘肃西部被匈奴驱逐，逃到中亚的妫水一带。汉朝认为若与之联盟讨伐匈奴，便可削弱匈奴的势力，于是打算向月氏派遣使者，但去月氏必须通过匈奴的地盘。这项任务非常艰难，朝廷募集使者，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在百余人伴同下奔赴月氏，但途中被匈奴俘虏。匈奴不允许使节通过本国前往他国，因此张骞在匈奴艰辛地度过了十余年，之后逃亡到大宛国（今俄属中亚地区。关于其都贵山城，是白鸟、桑原二人争论之处）。大宛国人素闻汉朝富强，于是礼遇张骞。张骞讲明情况后请求大宛人将自己带往月氏。于是大宛人作为向导携张骞自康居（多为吉尔吉斯族）到达月氏。月氏为大月氏（甘肃边界残留的居民称小月氏）。这时的大月氏居处在妫水一带，受周边大族大夏族（巴克特里亚族）支配，安居于这片沃土，加上汉朝远在一万数千里外，所以并不愿意与汉朝联手向匈奴复仇。张骞未得到月氏的支持，于是返汉。张骞打算经羌人的地方归汉，因此沿南山而行，却又被匈奴捉捕，羁留一年多。这期间匈奴发生内讧，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与其子争战不休，张骞于是乘其内乱逃归汉朝。一往一返间已是十三年，同行者百余人中仅有两人生还。经过十三年羁旅的张骞，向汉朝输入了很多有关西域的知识，如大宛出产葡萄酒、良马，其城郭与房屋证明他们不是游牧民族。其北面为康居，是游牧民族。西边为大月氏，也是游牧民族。其他还有西南的大夏，东北的乌孙，东方在相当于今葱岭一带，有扜罙和于阗等。又大月氏、大夏的西边为安息，安息以西有条支。又说帕米尔高地以西的河水都向西流，东流的河是当时还未取名的塔里木河，流入盐泽即今罗布泊。当时的说法是盐泽经地下向南流动而成为黄河源头。这成为黄河复源说的根本。塔里木河产玉和宝石，武帝以其地为昆仑，将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

张骞足迹所到之处，似乎都夸张地宣传汉朝的事情，受此影响，产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乌孙与汉朝的联合。张骞归汉后，跟随卫青讨伐匈奴，一时被封为博望侯。后来因失去封号深感苦闷，便同武帝谈论乌孙之事。乌孙被匈奴攻打，首领因父亲被杀，很痛恨匈奴，月氏从前的居所祁连、敦煌一带，因汉战胜匈奴而成为空地，可与乌孙交通，然后让他们进入此地，羌人与匈奴的交通路径便断绝了，这等同于是切断了匈奴的右臂。若乌孙归附汉朝，自此西部诸国都可以仿效乌孙归附。于是武帝让张骞带领三百人，携马、家禽、金帛等大量赠物出使，并向乌孙承诺，若能按汉朝的指引迁往原浑邪故地，汉便派遣公主和亲。当时乌孙因内讧分裂为三，不能直接回答张骞。张骞于是以乌孙人为向导，向大宛、月氏、大夏、身毒等国派出副使，赠送许多宝物，乌孙惊异于汉朝的富足。张骞归汉不久便去世，但他的活动产生了效果，这些国家之后都开辟了同汉朝的交往。乌孙最终没来浑邪，所以汉在此设置了酒泉、张掖、武威（后加敦煌）等郡。这里是黄河上游土壤最肥沃的地方，汉在此设置行政官，与内地实行同样的制度。其后汉将公主嫁给乌孙，又向南北两道入口的楼兰、姑师发动征伐，西域三十六国先后归附，又在新郡筑长城，置驿站，直通玉门关。始皇时的长城止于临洮，而新长城延长至玉门关。

二是张骞在大夏时</a>即考虑到的开辟西南夷，从武帝初年就有此计划。前述的闽越（福建）和东瓯（浙江温州一带）发生战争时，汉帮助东瓯将其百姓移至内地，闽越和南越（广东、广西、安南北部）发生战争时，汉又救济南越，后来把闽越与南越一同消灭。南越之事使汉开始注意西南夷，后在张骞时代因物产的传播而发现了交通道路。赴南越的汉使者唐蒙见到了蜀地特产枸酱，发现没有其他通路，只有从长江上游的牂牁江进入夜郎（云南的一部分），再从这里通往广东珠江的道路。据此开辟的通往西南夷的道路，相当艰险。尽管如此，开辟西南蜀地，并在最后征伐南越时，汉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然而由于交通极为困难，每三十石军粮仅能送到一石，汉最终放弃了此路。张骞在大夏时见到邛竹杖（邛即今日雅州）、蜀布，问其由来，才知道大夏东南方有身毒，从身毒可达中国西南，路途并不遥远。张骞认为经此路可不受匈奴妨害地与中亚往来。武帝采纳其说，派人开辟与西南夷的交通，虽然没有成功，但因此开辟了通往滇国（云南府）的道路。这样，闽越、南越的领土全部成为汉郡县，汉在南越置九郡（秦时为三郡，跨越广东、广西、安南）。这就是汉向南开辟扩张的大致情况。

东北的朝鲜也被纳入了汉之版图。朝鲜在战国时已有一部分并入燕版图，其语言也与燕相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区域一直到列阳（列水即大同江）附近。秦汉之际的燕王卢绾后来因反叛高祖而逃至匈奴。燕人卫满率一千人出塞（始皇时代的边塞，不清楚具体位置。京畿道与黄海道之间有慈悲岭，是京城、开城与平壤的分水岭，边塞似已延至其周边），渡过浿水（白鸟、箭田二氏认为是鸭绿江，今西氏认为是清川江），向当时的朝鲜与秦塞（双重塞）之间逃亡。当时的朝鲜是号称箕子后代的箕准为王。但箕子后代的说法是后世附会，根据的是乐浪郡韩氏所作伪系图。后来国王被卫满追击，逃至木浦附近的岛屿，卫满占领了朝鲜。武帝时期，卫满之孙卫右渠代为朝鲜之王。此时朝鲜以外还有真番（忠清或全罗？）、辰国（庆尚道，以后的新罗），两国有和汉朝交往的打算，但受卫氏妨碍，汉警告卫氏不要干涉，后来卫氏拒诏，汉于是发兵征讨。当时朝鲜以王险（也有说法指今平壤，存疑）为都。汉军一路经陆路自辽东渡过鸭绿江，一路经海路，自山东进击王险，但二军因失去联络，一度被击败。后围其都城，王在内乱中被杀，朝鲜于是灭亡。汉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真番多半为今忠清、全罗地区，临屯在东南方，乐浪在大同江两岸，玄菟为鸭绿江以北）四郡，后来废除真番、临屯二郡。

当时统治朝鲜的方法，可以说是汉朝治理新领土的标本，其法在《汉书</a>·地理志》中有记载。即主要官吏由汉朝派遣，人民皆土人，汉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当地。不过中国商人在这里的活动并非此时才开始，大概从燕就有了。最近在朝鲜的西南部康津便发掘出燕赵所用的明刀。此地最初是原始村落，没有国家的形态，而中国人的进入对其形成刺激，各种知识传入后也使得其风俗恶化，由此渐渐产生凝聚力，从而开始了对土地的开发。在新统治的地方中，没有人会怀疑南越直至安南边地为汉县。但是到不久后的东汉及三国时期，朝鲜土著中的韩族抬头，建立了众多小国。也有说法认为武帝征伐时，没有把南方小国纳入汉的统治范围内。但据汉朝的记载，当时汉支配了朝鲜的全部土地并实施统治。其间，在朝鲜南部的倭人，与日本人是同一种族。日本一般认为崇神天皇时代派遣盐乘津彦往三已汶之地为宰时，日本人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但实际上倭人本就居住在朝鲜半岛，在有史料记录之前逐渐渡来日本，其剩余的人至汉时仍在半岛，而武帝时并不承认半岛上这一种族有自己的国家。到西汉末王莽时期，汉朝的统治力减弱，在中国人的刺激下，朝鲜土著开始组织小国家，从此初具国家形态。王莽时代，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汉在玄菟郡置三县，其中高句丽县在汉朝被视作县，但到西汉末期统治力减弱后，在王莽时期土著建立了高句丽国。王莽时高句丽侯騊（在国内称王，騊为驺之误），可以说是高句丽的 * * *

[1]此处叙事似有误。据《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武帝因为宠爱李夫人，所以任其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李夫人去世后，“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正文所说方士称李广利的姿容与霍去病相似，不知是何依据。——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