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秦楚时代_京都中国通史

秦代的相关史料

秦史在古代历史中是采用比较准确的史料书写的。在始皇以前就已经留有一些确切的记录。虽然因为被秦灭亡，六国的记录没有遗存，但《史记</a>·秦本纪》是根据留存下来的《秦记》编撰而来。《秦记》的写法与《春秋</a>》相同，司马迁</a>在写《史记》时，为了便于理解进行了一些改动。《史记》中关于六国及其他的记事，主要依据《左传</a>》《国语</a>》《战国策</a>》等，其中很多是依据真正的史料来写的，不能断定是取自传说。到编写《秦始皇</a>本纪》时更是依据确切的史料。《史记》成书的时间去秦未远，所以相关史料应该多有留存。如《史记》提到的“金匮石室之书”，大概就是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又金石文字特别是碑文等作为史料准确性非常高。始皇本纪中包含的很多诏令奏议，可以作为《史记》取材于原始书籍的证据。甚至其他记事，例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张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的事，被写作“为盗所惊”，这显然是根据秦始皇时代的记录书写的，且应该是秦的史官记录的事件。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抛下原始记录而凭着历史家的喜好来书写，但司马迁着笔不尚修饰，如果当时的记录并非如此，他就不会这样写。以金石之文作为写史的依据，现在仍可以通过一些从当时留存下来的实物得到证实。现存的秦碑中，泰山碑仅有十字，保存在岱庙中。二三十年前，琅邪台刻石还残存着一部分，后因雷击而沉没于海。好在琅邪台刻石年代不算久远，往往有确切的拓本。又邹县峄山刻石今已不存，但有宋时所刻摹本全文。此后因为秦统一了度量衡，今天也常见所传衡，即秦权，其后量往往也有留存。它们大体都有刻文，将其与《史记》的文句相比较，几乎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得知秦朝史是采用当时正确的史料书写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的记录在古代历史中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秦始皇和天下一统

秦把以往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开创了新局面，实行统一的始皇是顺应时势的人物。他非常聪明、精力充沛，不交权力于臣下。当时的学者侯生、卢生评论说，天下的事无论大小，皆由天子直接定夺。文件奏折用衡石作为计量单位，不问日夜，有文书皆上呈给天子，若不见文书则官吏不得休息，对权势的执念到了如此的地步。他在十三岁时成为秦王，在位 至于行同伦，《史记》中虽无确切记载，但事实上存在。始皇好立碑刻文，而从会稽碑开始，记载发生了一种变化。顾炎武</a>《日知录</a>》最先注意到，碑文对男女关系做出规定，为了防范淫乱之风，有儿子的女子，丧夫后弃子改嫁为不贞；男子去别人家行不义的，杀之无罪；妻子弃夫逃跑而改嫁的，儿子不以其为母亲。按顾炎武的说法，会稽昔日属于越国，越国是新兴国，经三十年“生聚”而破吴。当时越国政策重视繁殖人口，对淫乱之风不加制止，所以越与其他地方相比淫乱成风。为移风易俗，秦特地在会稽山刻写相关规定。当时的儒者认为始皇做出了亡国的行为，然而这样施行人伦教化，可作为美事赞赏。且不提六国仪礼</a>伦理的异同，这显然是一项志在统一、去除弊风的举措。从这点来看，《中庸》也是为始皇申辩的史书。

其后《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年）记载了封域之事，写了四至以及领土的大小，这在琅邪台碑上也有记载。此例表明记述前代之事时中国人一定会标示“四至”，我认为可能是以始皇为范的。暂不论秦始皇的其他事业，仅论其疆域的异常广大，就给当时的政策增赋了特别的意义。

再往后，发生了始皇将十二万富户迁徙至都城的事情。这也是始皇为后人效仿的创举之一。汉以长安为都，周围有五陵，于是将南方的富豪安置于此。这不仅能繁荣都城，也有助于都城集中资本，提升财力，对于大一统政治是必要的措施。此举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后来却形成一种风俗，使人为之自得。如唐诗屡屡提及的五陵少年。这是由秦始皇开创的范本。日本在以奈良、京都为都以及丰臣氏建设大阪时，江户开府时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这在政治上是相当重要的大事，后世的君主也纷纷效仿。

始皇的统一事业中，还有一点尤为重要，即统一货币。最近中国学者特别是罗振玉认为，货币自古就有的说法并不可信，货币始盛于周，这在古代史书中能找到证据。《说文》提到，“古者化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这清晰地显示了古代货币的变迁。十三四年前罗振玉发表上述观点的时候，贝币尚未被发现，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贝币 秦朝灭亡，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走向崩溃的过程，因此值得后世君主引以为戒。汉初贾谊</a>的《过秦论》详论此事。《过秦论》凡三篇，论说秦如何才能避免亡失天下；秦亡根本在于不施仁政，对叛乱采取守势（“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二世时尤其应有的作为。与后世学者将暴虐之政作为秦之亡因的陈腐说法相比，贾谊的议论显然更有价值。然而聪明的君主能否持续出现是无法预期的，中国各朝大多是最初两三代君主贤明，不然国祚就无法延续。秦始皇是比较聪明的，相比之下其子孙暗愚，这是秦室的不幸。

布衣白身的抬头

如前所述，秦亡始于谪戍之人延误期限将被处以死刑，所以引起暴动，但这不单是普通的谪戍骚乱。此时秦刚刚统一天下，战国末期以来养成了一种民间风习，即游侠与货殖富者广布，人民不安于太平政治。更有一群不逞之徒伺机起事。这是因为战国末期以来，王侯将相常起自民间，风习犹存，显得和一统政治的规则不相适应。谪戍中最先起事的是陈胜，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而举兵。其口号反映了战国末期的习俗，即战国时，谁都可能出将入相，称王封侯，而不论家世出身。或许只有陈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项羽见始皇巡幸，说要取而代之，汉高祖说大丈夫当如此，实际上是后人附会之言。陈胜举兵后的七八年间，中国的局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赵翼</a>的《廿二史札记》巧妙地论述了此事。如其所言，汉初臣子中出身最为尊贵是张良，他是六国时韩国宰相之子。次一等中，张苍曾任秦御史，叔孙通是秦博士，萧何是沛县主吏掾，曹参是沛县狱吏，这些人地位居中。然后是王陵、陆贾</a>等无官职的平民，称为白徒。在此以下，樊哙是杀狗的，周勃是办丧事的，灌婴是卖缯的，娄敬是车夫。然而这些人最终都出将入相。这种事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秦汉易代是天地间一大变局。赵翼解释其由来道：“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a>、白起</a>、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亡命无赖之徒多的原因在于秦的一统政治没有深化，百姓还没有因习惯太平而惧怕动乱，所以经常引起动乱的情绪。赵翼接着说道：“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换新局。”

赵翼的议论大体上得其要领。秦朝兴起的动乱，始于以陈胜为首的谪戍之徒，但此后六国残余相率起事。当时楚国 * * *

[1]此处叙事有误。《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说：“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可见项梁受狱掾关照和后来杀人逃亡是两件事。——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