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春秋时代_京都中国通史

《春秋</a>》之经、传的形成

平王迁都洛阳后为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是鲁隐公元年，这之后的两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在《史记</a>》中，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时代结束四年后这段时期用《十二诸侯年表》来表示，虽然是《十二诸侯年表》，实际有十三诸侯，此外，还包括周朝本国。实际上就是十四国年表。燕国不计算在十三诸侯国内，因此通称十二诸侯国。

如果问起哪些史料有记载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春秋》。《春秋》在当时的记录基础上经过编纂而成书进而成为“经”。但是《春秋》内容并不若后世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记述了整个国家的沿革，而只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将一些重要的事件进行了汇总。我们现今看到的《春秋》是鲁国的记录，但是《春秋》作为一国的记录，也对别国之事情进行了记录。这种情况，实际与日本平安时代以后，各种个人日记年表中，也记录了别人的事一样。尤其是日本寺院的记录，与《春秋》非常类似。《春秋》中主要记载的是诸侯的会盟聘问。其原因是当时天子的中央统一式微，诸侯的会同盟约变得重要，自然以这类事为中心进行记录。但“传”中的记录不限于此。《左传</a>》是主要的传，所记内容不限于会盟。清朝的汪中</a>认为，《左传》中所记载的事不限于人事，还专门记录了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幻类等。这些事情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掌管，并负责进行记录。后来因为周朝东迁，导致部分官职缺失，而各国中又无能够代替这些官职之人，故而这些职务逐渐落入史官手里，由史官将所有事情记录在简册中。后来史官也被撤销，转而由儒士承担这项工作，儒士们因此编纂了《左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事实。《左转》除了记录政治上的事，还记载了与宗教相关的事，但不确定这些最终是否都记入了简册。原本《春秋》中的经、传是分别记述的，传是比较晚的时候写成的，将二者进行汇总则是更晚的事，战国中期才形成资料式的《左传》。传记式书籍的编成是从史学的立场出发的，在此之前的《春秋》并不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进行编纂的。《礼记</a>·经解》中也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尚书</a>》具有史学价值，《春秋》则不具备史学意义。“属辞比事”是把类似的事汇集在一起便于了解，《春秋》中汇集关于“礼”的例子，并不是基于史学的考虑。司马迁</a>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文中说</a>：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

很明显，司马迁上述的话运用的是史学的思考方式。司马迁知道儒者依赖《春秋》，驰说者依赖《国语</a>》《左传》和天文、五行、宗谱等，还没有一种书籍汇集了所有材料。

《春秋》的各种传记中，《左传》除了记录“礼”之外，也记录一些政治上的事。但是《公羊传</a>》《穀梁传》相对简单，只记述了“礼”。所以，最初的时候，儒者利用《公羊传》《穀梁传》，说明其中还存有《春秋》最初的意味。《公羊传》中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表明公羊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礼进行。但是春秋时期持续的时间很长，对这一期间的事情进行记录有疏密的差异，所以写《公羊传》的人做了上述说明。汉代的何休</a>将《公羊传》中的上述内容加上了对应的时间，认为“所见”指的是孔子</a>和孔子父亲那个时代的事，对应鲁国昭、定、哀三公的时代；“所闻”指的是王父即孔子祖父时代的事，对应文、宣、成、襄四公时代；“所传闻”指的是孔子高祖父、曾祖父时代的事，对应隐、桓、庄、闵、僖五公时代。何休还将这段时期划分为衰乱、升平、太平三个时代。但是何休的这种划分方式有失妥当。但是他以春秋时期义理通畅的程度来划分衰乱、升平、太平，这种方式十分有意思。何休认为，《公羊传》最开始的时候所记仅为国内之事，后来记录了一些与夷狄的关系，最后记录夷狄进入国内，接受当地文化并与诸侯并立的事情，因此可以把《公羊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考虑。然而汉代才有这种理想的历史观，编纂《春秋》的时候未必有这样的认识。《公羊传》建立了“所见”“所闻”“所传闻”三原则，这是其伟大之处。即使到了现在，面对古代的事情时，习惯上仍然想将之立即归纳成整体，用三原则来表述这种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确实是既有趣又深刻的认识。

对于《春秋》的成书，孟子</a>最早有明确的想法。他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a>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里的“王者”可以理解为君主大一统的政治。君主大一统时期有采诗官，从各地收集诗，判断是否符合风俗以作为施政参考。一旦大一统的君主没有了，采诗官也就没有了，采诗一事也就消失了。因此创作了以道理褒贬诸侯的《春秋》。《春秋》的素材来自各国的国史，楚国的《梼杌》、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这些书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大多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内容多为诸侯会盟方面的。孔子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故事整理后定书名为《春秋》。根据赵岐的说法，《乘》是根据田赋、乘马等军备记录编撰而成的，所以将之用作书名。“梼杌”原本是一个恶人的名字，因为历史多书写坏人之事，所以将“梼杌”作为书名。另外，“诗亡”的“诗”所指为《诗经</a>》中的《颂》《大雅》《小雅》及《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等。这些诗描绘的都是君王的活动。《国风》中其他十一个诸侯国的诗写的是诸侯国的事情，称为“变风”，这一名称是相对于“正风”的《周南》《召南》来说的。其中也有春秋时代的诗。总而言之，通过孟子简单的语言可以了解《春秋》是怎样编纂成书的。十一个诸侯国的“变风”基本与《春秋》相对应，几乎是直接套用了《春秋》的形式。所谓十一个诸侯国指的是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其中两个不是国）。邶、鄘、卫三国为殷之旧地，周王将旧之殷地划分为三部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卫地，其他两地分给管叔、蔡叔治理。王都所在地是东周，豳是西周旧地，魏、唐合为一体相当于晋地。孔子一派的人认为这时的君王与列国的王是一样的，等同视之。虽然可以说《诗经》中已有《春秋》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周王因为没有权力，处于与诸侯同样的地位。对“变风”进行研究之时，需要注意到它所唱的大概是春秋中期的事情。在春秋时期里，隐、桓、庄、闵、僖时期是一个特殊时代。

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和楚的崛起

在东周初期大约一百年间，君王完全失势，各诸侯国都忙于解决内乱。大多数诸侯国的内乱类似日本的“御家骚动”，起因是女人和家业的继承人。十二诸侯国中比较重要的国家基本都发生过内乱。这种内乱持续了百年的时间，结果出现了在内乱中受到锻炼的人物，这一时期，齐桓公成为了霸主。总的来说，各诸侯国的内乱与周幽王灭亡的原因一样，一半在于王室的内乱。大体来说，从周宣王以后，周开始富有起来，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富裕起来，由此出现了内乱。这种富有起来的现象不同于日本德川初期的诸侯。日本的诸侯在最初的时候就拥有财力，虽然内乱一直存在，诸侯的经济实力也能应对长时间的战争消耗，自天正年间统一后，各国因为没有了战争一下变得富裕。德川幕府致力于抑制诸侯的发展。在这之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幕府以及诸侯各国要么忙着解决“御家骚动”，要么沉醉于奢侈生活。这一情况十分类似东周初期诸侯的情况。内乱促使各国产生了贤明的君主和丞相。日本也有同样的例子，德川时代的享保年间以后，幕府和各诸侯国中都出现了贤明的君主和丞相。这一时期中国贤明的君主和丞相以齐国的桓公和他的辅佐者管仲</a>为最。这时候，其他各国也出现了与桓公不相上下的明君。鲁国在经过不断的内乱后，出了僖公，与齐桓公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晋国的献公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杰出人物，晋国后来又出现了文公。这些诸侯国中多少有共通之处，即明君之后又出现了得力的辅佐者。齐国的管仲，鲁国的三桓，即桓公之后的孟孙、叔孙、季孙（这几人后来成了国家的祸害），季孙后的季友，辅佐僖公建立了国家。

上述人物中最出色的是齐桓公，因采用管仲的良策，使齐国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管仲的政策是否如《管子</a>》所言那般杰出是个疑问。《左传》中所记关于桓公的事，也有必要思考其真实性。《左传》中详细记录了有关齐桓公的事情：向北征伐山戎收复燕地，向西南方征伐召陵，召见楚国使臣，指责其不向周朝贡，以及其经历的“九合一匡”等。所记很多，不能确定哪些是真实的。《春秋》中也记载了讨伐山戎的事情，但燕国是周国的亲族，不存在被山戎侵犯又收复的说法。《公羊传》中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只在《左传》和《穀梁传》中有记述。《穀梁传》对此事的记述非常模糊。另外，《韩非</a>子</a>》中说，讨伐山戎的时间是从秋天到春天，但《左传》认为时间在冬天，认为从齐国到燕国，为讨伐山戎进军到孤竹，冬天行军非常艰难。其中所记录的翌夏将捕获的东西送回鲁国也值得怀疑。后来注解《公羊传》的人说，讨伐山戎后，在归来的路上顺便去了鲁国。山戎与燕国没有关系，好像是在中国曾经存在过的夷狄的一支。《穀梁传》弄不清楚这类记述，在对“献戎捷”进行解释时，将“戎”说成是“豆菽”来敷衍了事。总的来看，帮助燕国的事情不实，可能是为了夸耀春秋时代齐国的霸业才编造的。另外，召楚国使臣至召陵，《公羊传》中并未记载责备楚国不向周王朝贡和昭王南征不归的事情，只是《左传》和《穀梁传》中有记述。这同样是让人怀疑的夸张记录。这些说法类似于说书先生讲的战争故事，不能完全相信。当然，这一时期楚国已经崛起，基于此，作为接触政治家的管仲必然会考虑做些什么，我想基本事实或许存在。

齐桓公的真正事业，在于邢国、卫国遭到狄（翟）人侵略，几乎快要亡国时使其复兴。在中国，历来颇受赞赏的王霸之业是“继绝兴废”，特别看重继承绝国的功绩。且不说文王、武王之后的姬姓诸侯，就是一般诸侯也被看作神圣的后裔，要消灭它是极大的罪恶，反之，如果使之复兴，则被认为是极大的善事。尤其不是让邢国、卫两回故地，而是在别处另立新城使其复兴。齐桓公为达成此事召集各路诸侯，运用了同盟的力量。差点使得邢国、卫国灭亡的狄人大致住在太行山脉附近，防御狄人入侵也是齐国自身的大事。因此，不可能发生为了燕国跨越此地征伐山戎之事。再说平息周国内乱，保护王室的事。周朝东迁后国势已经非常衰弱，这一时期，与周朝距离最近的郑国也向东迁移，迁到东周的东边，郑国是分封时期（厉王时期）新生的国家。“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可以说明周对郑国的信赖。但是郑国与周朝的关系最糟糕，最先与周朝开战，甚至有郑人用箭射中周王肩膀的故事流传。周朝向东迁移不久，刚尝到国家灭亡的痛苦，此时王室紧张，才刚刚得以缓一缓，国内就发生了动乱。 另外，春秋时代末期，还盛行针对春秋时代所发生灾祸所做的预言。当然，这当中很多都不能看成是当时确实存在过的事物。尤其是《左传》或《国语》中所引的《易经</a>》预言，很多都直接照搬了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易经》家的记录。《易经》各家为吹嘘自我而编造了一些事情，这是根本不能相信的，但春秋时代中期以后，与术数相关的东西似乎有了很大发展。新城博士认为春秋时代中期以后明确了历法。而《左传》中所记录的四到处散布灾祸论的梓慎、苌弘等人，也是春秋时代中期以后的人。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在拥有很多文献却又面临衰败的国家里。纵然《左传》所记不可全信，但应该可以确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人，并且成为了术数的始祖。大体而言，从周朝初期开始，延续到春秋时代，重视祭祀的风气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灾祸的预言。也就是说，从以古代祭祀为中心的信仰转变为相信预言，这是宗教发展的必然过程。

春秋时代末期出现了依靠术数建功立业的趋势。此外，孔子门下的人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孔子的门人均跟随孔子学习周朝作为治国工具的礼乐。这无关乎人的地位，而是专门研讨学问。学问需要找到用武之地，孔子在世时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样的地方。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去了卫国，冉有效力于鲁国的季孙氏，这些都不是孔子满意的地方。据说后来子夏</a>去了魏文侯处。这些人运用自身的学问，成为诸侯的老师或者辅佐诸侯，成了到处奔走谋生的官吏。这些人与前面所说的不被自己本国接纳而出走他国的申公、庆封的流亡相比，虽然情况不同，但从实际功用的角度来看，结果几乎是一样的。可以说，他们在文化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与官职相伴的文化从官职中分离出来，官吏也由过去的国人变成上面所说的流亡者。这是新出现的局面，是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的过渡时期的情况。春秋末年之后的两年，孔子去世，其后的数十年间是孔子弟子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缺少详细记录和传说，是一段十分模糊的时期，但姑且可以将之认为是孔子弟子的初期教会史的时期吧。

在此期间，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儒者的说法，周朝爵位中有非常严格的尊卑之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国家的盛衰，实际上爵位发生了改变。且不说从夷狄进入中原而获得爵位的楚国和吴国，即便是中原的诸侯，也面临着僭越的问题。像楚国君主自称为王，其臣下称公的也很多。在周朝，公仅用于称呼三王之下的人，而这时出现了诸侯之下称公的人。春秋时代“公”是内部的称呼，对侯称“公”仍被视为僭越。《尚书》中有“文侯之命”的记述，这表示使用谥号应当与爵位相匹配。另外，滕、薛、杞是从高位变为低位的例子。杞属于公一级的国家，但最开始的时候将其记为“伯”，滕、薛属于侯一级的国家，却记为“子”。这说明爵位的登记随着国势的下降跟着下降。在春秋时代的诸侯会盟中，不能提供相应数量的玉、帛、币的国家，只能列入低爵国家之中，依照的是实力本位制。大夫中随意称“子”的有鲁国的季文子</a>、季平子、季康子等。到这时为止，还与爵位无关。用伯、仲、叔、季等做谥号的，有齐国的管敬仲、鲁国的臧僖伯、臧文仲等。带有这几个字的谥号，大概已经难以与爵位分出高低了。这个时候，礼乐也逐渐下移，传言特别允许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后来作为臣下的季氏也使用了王的礼乐（《左传》《礼记》）。从春秋时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大夫享受华夏礼乐的例子。这意味着下位者已经能够享用原本上位者所用的器物和礼法，上位者日益颓靡，中位者获得了财富和势力。崔述详细研究了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得势的情况。不知三桓肆虐乡党、六卿横行都鄙的说法有多少可信度，需另外考虑但中间阶层得势是确定无疑的［殷代以来的古国旧族灭亡（例如颛臾、阏伯、实沈、台骀等），周朝同姓诸侯（十二国中的大部分）进入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