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与经济_帝制时代的中国

晚期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史、经济史错综复杂且众说纷纭，前一章提及的官僚中央集权主义导致的制度规范化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人口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导致许多地方组织模式的转变是另一部分原因。但自宋朝至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却无疑是清晰的：一个非世袭的文人管理阶层成为社会秩序中的新中流砥柱——他们基本上是地主阶级，但经济来源不全是商业投资或是土地出租后的有偿服务。宋朝是一个在人口、城市化、商业化、货币化和技术方面急剧发展的时期，但这种趋势却因蒙古人的入侵和明朝初期的紧缩政策而暂缓了。到了16世纪，这些趋势又卷土重来：人口规模日渐庞大，密集地分布于整个中国本土；乡村充斥越来越多的中等规模的市集，无论对于富裕还是贫困家庭来说，从商都是一个比种地更诱人的选择。早期对工匠和商人的法律限制和社会歧视逐渐消失，社会整体变得更加公平、公正。但人口的增长还是抵消了其他各类事物的发展，造成了19世纪初期的严重社会经济动荡。特别是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本土传统并未衍生出工业革命。中国史无前例地发现它在技术上落后于外部世界。而在国内，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赤贫人口盈千累万。

人口

由于此时的税主要基于土地而非人头来征收，也由于常备军不再依靠从百姓中大量征召，晚期帝国时代的政府对精确的人口数额并不感兴趣，因此，宋朝及之后的人口统计数据极不可靠。不过，在结合了其他种种证据后，官方给出了一个合理的人口概况。国泰民安、新粮食品种的引进以及技术进步都促成了人口在11世纪的激增，五代时期的人口为五六千万到一亿不等。但是，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似乎使明朝初年的人口数量减少到了唐朝时期的水平，约为六千万人。明朝的长盛久安使人口在16世纪初期再度增长到了一亿或一亿以上。而到了1600年，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达到了两亿之多。除去明朝末年的叛乱造成的人口减少，中国人口在1750年膨胀到了三亿，到了1850年更是有了四亿之多[1]。人口增长背后的部分原因将在此章后文中加以探讨。

北宋年间，南北方的人口分布大致均等。12世纪女真人在北方的征战使得人口重心 商业

晚期各朝代在日常执行中基本上沿袭了早期帝国时代制定的、针对商业剥削的限制性措施。官营工坊大致能够满足政府的商品需求，并在产量上持续增长。至于它需要的其他商品，则通过半充公形式的“和买”（采办）从商人或工匠行会索要。国家依旧把控着大型的建筑工业。晚期政权在建筑、建造、经营方面的成就——造船、水道维护、宫殿和陵墓修建，以及得益于爆炸性武器的新砖石结构的围墙建筑——往往是巨大的。国家工程需要成百上千的工匠和劳动力。国家持续批准并管控着食盐等“垄断性”商品的生产和分销，而对外贸易也在持续且紧密的监管之下。汉朝的常平仓制度以某种形式继续成为官营经济中的标准化模式，以稳定粮食供给和物价。然而，在私营企业主导的经济领域中，放任主义前所未见地成为政策的主流，私营企业空前繁荣。通常，官员、宦官、皇家贵胄以及乡村地主至少算是兼任的商业企业家和投资家。城市化的中国逐渐成为小商户的国度，城市和城镇间尽是小贩、依靠工薪生活的工匠以及各类散工。

唐朝末年，随着城市中市坊之间的隔断被打破，国内贸易也从紧缩的国家把控中缓慢脱离出来。到了宋朝初年，商店和工艺品店遍布每一座城镇的每一条街道，混在民房中间，特别是集聚在城门附近。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开始集聚，最终，晚期帝国时代的城市中有了颇有特色的专营某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一整条街道。古汉语中对街道的称呼为“行”，于是，商人和工匠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会”或“商会”也被称作“行”，主要用来规范贸易并平均分配政府的征用。政府常需要依赖这样的“行会”来向社会最底层贯彻国家的财政方针，这一点类似于族长、士绅在乡村维持秩序的作用。

在中华帝国的最后几百年间，特别是从18世纪起，商人和工匠行会数量急剧增长，功能也愈加强大。它们类似于当代的工会，为成员提供社会性或商业性的多种服务，比如提供社会保障基金、资助娱乐项目、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险方案等。行会之间的合作产生了一个类似于当今商会的组织，使之成为帝国层出不穷的市集的实际管控者。通常，每一省的众多商会都会在都城或是主要城市联合建立会馆和总部，为通商在外的行会成员提供落脚之处。如此，一名江西商人便可以放心地前往北京，因为那里会有行会的工作人员欢迎并接待他。

在晚期帝国时代的小城镇中，贸易活动通常都是在商业市集上进行，游商时常出现并在街头或是开阔的地方分销货物，在附近城镇的协商下，游商们会轮替出现在商业市集之中。宗教组织也常常在逢年过节之时资助集市，其间，商人和参加花会的人群将聚集在寺庙周边进香拜神。

帝国早期市坊界限的消失导致了一系列多变的新贸易税目的出现。在整个晚期帝国时代，商铺基本上都要缴纳某种名目的库存税。在周期性的市集期间，殷实者常常需要承担收缴销售税的职责。运输商品的过程中通常也要缴税，政府在道路和河道的恰当位置设立关口，以征收运输税。

在官营经济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北宋时期国家垄断业的扩张。这一扩张史无前例，但又昙花一现。当时北宋政府已经让出了冶铁的专营，但还垄断着盐、茶、酒、明矾以及一些特定的进口香料和奢侈品行业。源于官方专营的国家岁入从997年的11 000 000贯钱增长到了1076年的55 000 000贯钱。改革家王安石——前文已然提及他试图通过“青苗法”来抑制私人借贷者对农民的盘剥——颇为野心勃勃地试图为国家赢得更多商业利润（但这个利润实际上并非通过垄断获得）。在所谓的“市易法”中，国家建立一个仓库网，用于大量买进和卖出各类商品，与私营商人进行竞争。但这样的机构过于庞大，以至于成本要远远高于获得的利润，于是“市易法”在施行了十三年后就搁浅了。

盐是明清时期唯一显著的一项官营产业。明朝长期要求盐商向边境运送粮食以换取盐引，以此保证戍边的粮食供应。灵活多变的商人于是在边境贫瘠的土地上建立了私人资助的农庄，用来种植边境所需的粮食并减少运输成本，这或多或少使北方人口和经济得以恢复。然而，从长远来看，“纳粮换引”并不利于政府。它减少了官营盐业的收入，同时又没有从本质上解决边境长期缺粮少米的困难。于是，“纳粮换引”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向边境戍卫直接拨款，由戍卫购买市场上可得的食物。明朝末年，政府减少了对盐业的干预，将一部分食盐分销移交给了一小群作为大户批发商的盐商。这些盐商成为清朝中国最著名且最富有的一群商人。

就海外贸易而言，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态度消极，但宋朝政府却积极鼓励，甚至还向海外派遣了特殊使节，以寻求新的贸易机会。新型中国船只与阿拉伯商船在南海纠缠不清、频繁竞争，而后者长时间把控东西之间的海上贸易。中国人用丝绸和陶瓷换取香料等奢侈品，政府收取利润的30%作为关税。中国船只利用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依靠由多年经验沉淀而成的优秀航海图，最远行至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国家在广州、泉州、宁波以及杭州设立了市舶司，用来监管贸易和征收关税。到了南宋时期，贸易关税成为政府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外贸易上，明朝一反宋朝时期的积极策略。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是外交行为，而非贸易活动。比起公开的贸易往来，明政府更倾向于严格管控下的朝贡活动，它禁止中国人与外国人私下通商，外国商人则逐渐退居到了广东一隅。如 在私营方面，北宋兴旺蓬勃的钢铁产业是晚期帝国时代颇为卓著的一项成就，而这特别得益于优质铁矿和煤矿所在地与最大的国内市场开封极为接近。政府在开封积极地生产钢铁盔甲和武器，以供军队配备。在开封独立经营大型煤、铁制造的商人常常会雇用数百名工人。在11世纪末期，开封周边的煤铁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一半之多。位于河北省齐村的一座大型煤矿综合体中雇用了超过700名煤矿工人、1000名铁矿工人以及1000名烧炉工人，每年消耗近35 000吨铁矿和42 000吨的煤矿，生产出超过14 000吨的生铁。全国的钢铁产量急剧增长到了每年125 000吨，较9世纪翻了六番。除了生产军事装备，如刀剑、箭镞和十字弓以外，制造商还生产非军事用品，如钉子、犁头、耙、锄头以及铁锹。在北宋之后，中国的钢铁产业开始走下坡路，部分原因是在距离铁矿如此近的半径内再也没能形成一个优势市场了。

纺织是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的主要产业之一，从很早开始，布料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物之一，我们从如下的英语词汇就可看出：shantung（山东绸，源于中国的省份名称）、nankeen（南京布，源于南京城）以及satin（缎子，源于福建港口泉州，马可·波罗以及其他早期西方人称泉州为Zayton）。尽管纺织品是重要的出口物，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销量仍远远超过出口量，与粮食一同构成了区域贸易中的大宗货物。在晚期帝国时代，纺织成为东南大都市，特别是苏州和杭州的专长生产领域。元明时期，棉花的发展自然改变了纺织的市场格局，尽管丝绸的产量依旧巨大，但逐渐只被当作奢侈品使用了。

铜钱依旧是晚期帝国时代常用的货币，但8世纪之后，中国遭遇了难以摆脱的铜钱短缺。这部分是由于唐宋时期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和区域性、全国性的市场扩展，二者都需要流通中的钱币的持续增长。但这种情境进一步恶化是因为许多邻国都开始用中国铜钱作为它们的统一货币，特别是越南、朝鲜和日本。因此唐朝以降，政府定期禁止私人用铜。（正因如此，陶瓷才成为晚期帝国时代的一项主要产业：人们生产碗、盘以及大量日常陶瓷用品，以代替以前的铜或青铜器皿。）由于铜的短缺，铁制、铅制甚至陶瓷质地的钱币也用来流通。

钱币的短缺不仅仅是商业增长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经济渗透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体现。有时，政府会试图阻碍这一渗透进程——例如，政府会规定必须要用丝绸等商品来支付私人债务。但在宋朝，货币化进程已然势不可挡了。1065年，政府岁入中的现金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商品收入：现金收入占政府当年岁入的51.6%，而这一比例在749年时还只有3.1%。钱币供应的浮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显著波动，高瞻远瞩的宋朝政府在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方面已经有了深刻的思虑。1073年，政府每年铸造六百万贯钱（每一贯一千钱），是唐朝时期的二十倍，但还是出现了流通钱币短缺的情况。

为了缓解长时间的钱币短缺，也为了减轻管理大量钱币的负担，中国纸币随即诞生了。大宗跨区域贸易在唐朝末年开始发展，商人们需载着数车的钱币穿越整个国家，但纸币的发明使商人从此摆脱了这种负担。商人们开始把现金存在广受信任的铺户（铺户是银行系统的鼻祖），甚至放在政府机构中，将凭据看作方便携带的存款证明，并将其用于商业贸易之中。最终，在宋朝初年，政府开始自己印制“官交子”（面值单位为“贯”）。到了11世纪初，流通的纸币已经多达一百万贯。为了预防通货膨胀，政府试图将纸币的数额控制在一百万贯以内。但应对女真人入侵的军事开销使金钱需求日益增长，这导致了12世纪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一发不可收拾。南宋时期，流通中的会子（南宋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多达上亿数额，但其背后却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支撑。物价自然也就薪贵于桂了。

蒙古人继续使用纸币，一开始十分小心谨慎，但最后比南宋还要不着边际。明朝政府进行了新的尝试，但这时的中国百姓已经学会了不再相信纸币。明朝政府只有通过强制用纸币支付某一种税目才能保证纸币的流通，但大众基本上倒退回了以物换物的经济模式。银锭成为受信赖的用来交换的货币，一两（约一盎司）银子在理论上等同于一贯铜钱，也等量于一石大米。尽管实际市场中的白银价值未能保持恒定，但银锭还是逐渐被接纳成为标准的货币媒介。16世纪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的巨大意义就是将所有税款从商品转化为白银。一直到清朝，银两都是标准的货币媒介和财物单位。到20世纪以前，中国政府再未启用纸币。

自宋朝起，中国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比世界其他地区都要高，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渠道都有大量的投资资金，那么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自己衍生出工业革命？这一问题困扰了几代的专家。我们逐渐清晰地发现，早至宋朝时期，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为彻底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少在特定制造领域是这样的。是不是中国的国民心态或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中有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从而在工业革命这一步上裹足不前？迈出步伐或许很难，但并非天方夜谭。连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都不曾是抑制性因素，至少它没能阻碍中国人发明诸多节省人工的设备，诸如利用牲畜、风能和水利。可以确凿地说，官方对大规模营生的步步紧逼式管控扼杀了关于发明创新的私人投资，而这些发明创新也许能够极大地改变经济秩序；或者说，晚期帝国时代的技术和制造力已然远远超过了当时市场对于这种创新的需求。然而，没有一个自然法则规定社会必须要从前工业化状态向工业化状态推进，因此，比起解释中国为何没有工业革命，分析导致或触发欧洲工业革命的特定综合原因总是更容易一些。

明清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在本质上止步不前，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迎头赶上并为19世纪爆发式的工业化摩拳擦掌。就整体而言，这一特征无疑也是中国晚期帝国史中最浓重的一笔。毫无疑问，在宋朝，甚至晚至16世纪，中国经济都足够成熟、高效，全世界没有一处能与之相比，这使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也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但到了19世纪，在表面的繁荣和自鸣得意的保守主义之下，中国内部的经济矛盾正将它转化为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桶，随之而来的政治腐化也将它暴露于正在强势扩张的西方以及正在高速西化的日本面前，而后者的欺辱最令中国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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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对比，试想1800年美国只有约四百万居民，比中国最小的省的人口还少；英国和法国的人口约为六百万；整个俄罗斯的人口总数估计也只有三千万。

[2]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至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印刷于7世纪初。——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