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般历史和美学方法_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

最近莫里斯·曼德尔鲍姆提请注意一个“相当奇怪的事实”——“有些人曾经关心史学方法中存在的一般问题，【164】却很少探讨‘特殊历史’（比如哲学史，或艺术史，或技术史，或法律史）的研究方法与所谓的史学实践典型案例之间有什么关系。”(1)当我们把历史粗略视为知识分支时，这些典型案例是最容易记起的一种陈述</a>；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便是人物史或时代史。总之，这种叙事方式自成一类，据曼德尔鲍姆的定义，被称为“一般历史”或“通史”（“普通”[general]一词最初用于政治历史，后者在鼎盛时期受到特别的重视）。无论今天是否取得了极大发展，一般历史都是现代史学的主要类别。

一般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性：其覆盖领域广，本质上不同于特殊历史。【165】特殊历史学家关注同一领域内发生的历史现象——而且是相对同质化的现象——而通史学家则关心构成整个时间序列或某个场景的几乎所有事件。显然，这种差异必然会带来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般理论陈述很少揭示细节的方方面面。因此，审视通史的实际结构不仅有回报，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原则上通史学家会调查时空单位，不论其大小；但他们未必都赞成对历史叙事过于铺陈。实际上，通史属于宏观历史研究。而且，这两类历史在实践中界限模糊。几乎所有的专门历史调查都会超出设定的界限。如果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事件无法与外部活动和变化分开，那这种“越界”就显得更有必要了。斯塔布斯的《英国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和梅特兰的《英国法律史》（History of English Law）被誉为中世纪英国（通）史中的佼佼者；(2)艺术史居然获得如此殊荣，在我看来简直难以置信。至于其他领域史，即使在所有方面模仿通史，仍会保留其特殊性。其身份明显，是因为研究意图不同。专史学家介入相邻领域，而通史学家则试图整理不同领域中的大量史实。前者旨在补充自己的特殊见解，后者在研究之初就以综合为目标。

的确，必须把通史的研究主题视为对整体的呈现。【166】如果没有统一的参考框架，通史就不复存在。通史的存在正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有可能从相关素材中发现共性。他寻找的共性是发现的还是被强加的？毫无疑问，史学家往往相信共性为历史现实的固有共性。而这个共性又包含什么呢？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曼德尔鲍姆认为，通史总是围绕社会的整体生活，通史学家因而“关注社会环境中的思想和行为及其社会启示……”(3)这一说法显</a>然受到了当前青睐社会史研究的启发，既片面又狭隘，因而并没有回答上述问题。共同的基础可能是指经年累月形成的民族身份，也可能是指帝国或有着普遍信仰的团体。任何基础都可以，都有望产生统一的编排和解释，这是基于不同元素形成叙事的前提。如果通史学家不能将这些元素关联起来，突出其连续性和连贯性，那么他最好还是放弃。但是这意味着其整个工作都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之上。他需要的统一——不管是通过寻找还是通过假设——都无法得到保证；他难以驾驭自己收集的事实。然而，通史仍一直存在。那么这种令人费解的历史类型何以成为可能呢？

不管通史学家知不知道，他已陷入困境。他必须解决一个棘手的难题——时序时间的本质矛盾。(4)一方面，时间流逝无疑对整个人类活动产生了部分影响。【167】只有结合某些限制和环境，谈论某段时间内的发展和已选定时期的共性才有意义。这似乎一定程度上为通史学家的探索找到了理由。当他打算描写和解释历史事实的一般趋势，顺风可使得航行相对顺利。另一方面，他又屡屡受阻，因为他试图关联起来的事件分属不同的领域，无法置于统一和重要的时序中。之所以很难把它们融入共同的研究中，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分属不同的序列，有着对各自领域独特的时间计划。空洞的媒介——由虚假单位和一堆琐事构成的时间流——是时序时间完全不同的方面，但是同样有影响力。在理想情况下，时间曲线由系列现象构成，现象之间相互连贯，专史学家正是沿着这样的曲线展开探索。相比之下，通史学家则处于劣势，陷入了纷繁复杂的时间中。（因为时间的对立性常常遭到忽视，至今很少有人关注综合化与专门化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这不足为奇。）

回到原来的问题：通史何以成为可能呢？答案很简单：历史学家设法消除注定使研究失败的障碍，才能实现这种类型的历史。当然不是让他去弥补暂时存在的分歧，更不是消除这些分歧；他也不可能将遇到的许多随机事件转变为真实的历史单位。他只能尽力减弱这些永远存在的干扰。为此，通史学家必须求助于旨在操控的计策和手段，【168】从而自信地推进其历史叙事。这让我们（及历史学家本人）忘记了时序时间这条高速公路实际上并非坦途。

以下两种情况可以促进史学家这方面的研究。其一是“视角原理”效应。通史学家与证据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宏观层面上对它们进行检查。在他站立的地方，细节变得模糊，空气变得稀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独自一人——而且比他在宏观维度上面对铺天盖地的史实时还要孤单。但是受到史实的压力越小，就（越能）更自由地塑造历史。自然就能放开手脚使用各种计策，做出各种调整。(5)

其次，史学家讲的故事具有较强的一般性，做出的概括似乎可以脱离最初的语境，能轻松用于其他任何情况，这种假象帮了历史学家大忙。这些概括一旦被接受，就会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可用于诸多场合。它们普遍适用，对擅长综合的历史学家而言可谓梦寐以求。为什么史学家不应该借助这些概括，继续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呢？当然不能，因为这么做冒着一定的风险。概括是脆弱的，须谨慎对待。一旦脱离原来的土壤，服务于陌生的环境，就失去了声音，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意义。在《欧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中，皮雷纳对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的形势做了如下总结：【169】

众所周知，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学院……但是，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为追捧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辩证法数百年以来都保持着希腊思想特色。基督教一出现，东方就充斥着异端邪说；大都市内发生激战，议会之间相互攻击……(6)

追捧辩证法？充斥着异端邪说？概括的蒙太奇特色晦涩难懂，表现得最为充分。为了故事的连续性，这些概括会遮蔽本该唤起的场景。

毫无疑问，通史学家最关心叙事中难以驾驭的内容。为了满足需要，也许最明显的做法就是改编这部分内容，以适应历史的表现方式，反映那些假装涵盖和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宏大哲学观念。（还需要我重申哲学观点与历史观点互不相同吗？）(7)很多通史似乎不是充斥着进步或发展观念，就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观点好像不是被叙述者硬塞到历史材料中，它们无处不在，对叙述者而言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天赐之物。事实上，叙述者依赖这些观点寻求本质上的一致性时，可能看不出它们只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这通常可在历史著作的典型用语中找到佐证；J. H.赫克斯特是当代历史学家，眼光独到，认为“趋向、发展、趋势、进化、增长”等词语是历史著作中经久不变的习惯用语。(8)【170】（受这些概念的实质影响，历史学家有时把民族史及其他历史描述成延续至今的系列历史事件。最终讲述了一个差不多完整的成功故事，这个故事依赖目的论，不仅产生了大量虚假的事后之见，强化了叙事元素之间的联系，而且消除了所有现存的裂隙、遗漏、徒劳和矛盾。）

哲学不仅提出许多观点，均支持进步、完善和／或不同形式的达尔文方案，还提出了呈周期性变化的模型概念。哲学的生物学版本——针对自然发展和衰变这一循环过程的形象化描绘——同样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得以成功地把过去尽可能包装成既连贯又清晰的事件序列。这种形象化描述的内化程度不亚于进步概念，甚至在原本无涉生物学类比的叙述中也会提到前述形象化描述。“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尼尔森（Nilsson）说道，“世界就已疲惫不堪。”(9)很明显，哲学观念起初只是对阐释的勇敢尝试，后来往往转变为麻醉剂和危险物标识。

我提到过这些以观念为导向的历史，只是为了从一开始就把它们排除在外。因为思辨回避问题的实质，认真负责的历史学家对思辨小心翼翼，试图在没有此类意识的支撑下继续摸索。事实上，很多一般性叙事都避免对历史方向和意义作出先验假设；它们既不将其等同于进步运动，也不将其假定为循环运动。例如，皮雷纳未曾想过接受哲学总体看法的引导或误导。【171】可以说，这些未经篡改的叙事特别有趣，让人们能够认识到推进故事发展所需要的一般手段——作者必须利用这些手段，才能讲述他们希望传达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有责任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希望操控故事的内容；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出适当的调整，整个故事架构就会轰然倒塌。因此，他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违心地从事不得不做的一切。这类历史就是这么迫使历史学家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调整时犹豫不决，而且修整的幅度非常小，施加的压力也很轻微——就像玩魔术一样让人几乎觉察不到。

然而，毕竟做出了调整。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修整旨在加深有关时间连续性的印象。现在时间序列随时都有可能分解成不同类别的事件，因此维持前述印象存在着可想而知的困难。难怪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连严谨的历史学家也只能使用想象出的论据，以支撑统一的序列。随意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保罗·文德兰（Paul Wennd）在他的经典著作《希腊罗马文化》（Die hellenistisch-roemische Kultur）中，对罗马帝国时期迷信的兴起描述如下：“在帝国时期，严苛的宗教生活狂热地转向了东方的迷信，这是有征兆的。外因促成了这一变化。”他简要地列出外因，然后补充道：“文化的衰落和科学的衰退产生了各种迷信。”(10)

文德兰显然渴望描绘出各种历时影响的支配作用，完全虚构了一种生活经历——这种迷信很大程度上因“教化”（如沃纳·耶格所说）和科学的衰退而产生。【172】是这样吗？的确，多兹在《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中做了类似的论证：他认为古代晚期“勇气的缺失”（吉尔伯特·默里的说法)使人们接受了占星术，现代人和古人一样——更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心理疗法的干预使我们摆脱任何新式的古迦勒底教，我们也将对占星术深信不疑。(11)但恕我冒昧指出，也有理由支持相反的解释，现代意义上的希腊占星学以伪科学计算和指示为特征，与今天流行的心理疗法一样，都算不上让人头脑清醒的矫正方法。与文德兰不同，或许有人相信：科学的进步导致迷信的增加。

有时，连马克·布洛赫也对线性发展强调过度。在《封建社会》中描绘了阿拉伯人、匈牙利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所带来的灾难后，他宣称“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恐惧中而不受到惩罚”，还加上如下这段话作为过渡：“然而，这场浩劫不单造成了破坏。这种混乱导致西欧内部组织发生了某些改变——其中一些影响深远。”(12)

反过来讲，这段话介绍了对浩劫结束后法国和英国发生的变化展开的粗略调查。所有这些一定程度上积极的变化都是入侵带来的直接后果吗？布洛赫认为的确如此，他讲到侵略者给欧洲带来的那场灾难并非只是造成了破坏。但他还是以这种方式果断地让侵略背负了过多的意外责任。

时间连续性与意义的整体性不可分割。【173】通史学家不仅强化这种连续性，而且习惯性地尝试将自己关注的任何历史时期组织成一个整体。这就要求对故事内容进行调整，使他可以模糊共存事件之间的差异，将焦点转向它们之间的共性。他出于自身的目的，对自己杜撰的历史相互影响所体现出的清晰区域序列视而不见，这几乎不可避免。

从兰克到现在，上层领域不乏这样的例子。每当兰克透过政治历史去审视如艺术、哲学、科学等邻近领域时，都会坚持结合某个时期的国家或民族整体去解释这些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叙述的正是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命运。换句话说，为了让我们觉得该时期的文化事件符合常理，他制定了一个临时方案，努力把这些事件融入其中。但他迫切想找到这些事件的共性，把它们纳入变化的整体中，这妨碍了对事件的本质及其真正的历史地位的调查。兰克虽然主张历史应当“据实直书”，但他呈现的却是历史事件的扭曲画面。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日耳曼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中，伊拉斯谟的形象如同熟练的宫廷画家笔下的画作，虽然惟妙惟肖但又毫无生气。(13)他在《教皇史》（Die Geschichte der Paepste）一书中，对圭多·雷尼（Guido Reni）、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意大利16世纪晚期文化的其他倡导者做出的评论，不仅无关痛痒，而且用词浮夸、业余，连今天的大学</a>生都不屑于阅读。(14)尽管如此，布克哈特年轻时能够背诵书中的部分内容。(15)（无论壮观的景象多么无用，谁也无法不受其影响。【174】我记得年轻时完全迷上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oeger]，书中表达了对金发碧眼的仰慕对象的思念，哀伤又有些荒谬。事实上，整整一代人都对此感到痴迷。）

兰克模式一直为后人沿用。事物原本相距甚远，讲述者往往情不自禁，试图从其中发现关联，然而不夸张地讲，其陈述最终却相当牵强。幻想的统一性只能靠空想出的证据去验证。在《早期教会史》（History of the Early Church）中，汉斯·李茨曼（Hans Lietzman）详述了晚期古代艺术的衰退。他指出彼时的雕塑已丢失了传统面貌，然后以如下这句话开始了下一段：“3世纪后半叶，经济不景气也破坏了文学精神。”(16)为了统一历史，他把经济状况和艺术表现联系在一起，做出的前述论断不过是即兴发挥，缺乏现实依据。 这种个人主义倾向，把科学分成专业部门，使各个领域产生劳动分工，限制研究兴趣并把它们相互分开，这种倾向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也很明显。(17)

一种真实化了的概括——“个人主义倾向”——在这里得到提升，成为各种现象的主因，虚构因而变成了现实。然而，看一看这些现象本身，【175】就会发现该“原因”不可能导致科学专门化等。文德兰不仅因果颠倒，而且找错了原因。（此外，他的《希腊罗马文化》一书中就充斥着这类调整，最著名者当数他那句精辟但错误的话：“凭借神奇的力量，奥古斯都在他的时代烙下了统一的印记。”(18)建立起时代的统一性，再也没有比这更绝对、更模糊的方式了。）

然而，所有的调整自然而然都受到与之相关的史料的限制。历史变幻莫测，事件支离破碎，与一般历史所要求的连续性格格不入。如果史学家试图改变故事内容，只是为了适应于通史，那么后者可能因缺乏实质而岌岌可危。为了维持通史的连续性，史学家不仅做出前述种种尝试，还必须辅以历史的结构和内容。几乎没有通史不诉诸历史的结构和成分。叙述者在内容层面上无法实现的，就期待在审美层面上成功。

这让历史与艺术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议备受关注。这一极端观点深受古代修辞学家和古物学家的关注，至今仍很典型也很重要。在小说《我，克劳狄亚斯》中，罗伯特·格雷夫斯介绍了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和波利奥（Pollio）——正是这位波利奥在小说中声称“历史是年长者的游戏”——让他们为相互矛盾的思想流派代言。罗伯特·格雷夫斯就是这样巧妙地概括了这些观点。尽管李维指责波利奥保守，但后者坚称不能把诗歌和历史混为一谈：

“难道不能吗？但事实上，我可以，”李维说道。【176】“你是说，我不可能用叙事诗写出一部历史，因为这是诗歌的特权……？”

“我就是这个意思。历史真实地记录了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生活和死亡、行为和言语；叙事诗只会扭曲历史记</a>录。”(19)

在对话设定的框架中，这个争辩一直延续至今；总的说来，模糊态度在分析和争论中占了上风。伯里对修昔底德的看法摇摆不定：修昔底德否定了希罗多德对叙事诗的设计，倾向要求文学像历史一样精准，伯里对此表示赞赏；但替他的“演讲”辩护，认为这满足了“动作暂停的艺术目的”。(20)这种不确定性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在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的普遍观点中。(21)历史学家即使现在强调科学方法和社会变革，依然从这种遮掩而非解决紧要问题的准则中得到慰藉。(22)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区分艺术在历史作品中所发挥的两种不同作用。其中一个作用至关重要。迈内克对该功能语焉不详，(23)布洛赫补充了细节，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详述了艺术的关键作用：

“人类活动，”他说，“本质上非常微妙，很多方面都无法精确测量。为了讲清楚、弄清楚这些现象……有必要使用精准的语言和语调。”他还总结道：“对物理现实和人类现实的表述有着天壤之别，【177】就像凿岩和造琴一样：两者虽然都精确到毫米，但前者借助精密工具，而后者依靠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度……还会有人否认可以不靠文字和手指去感受吗？”(24)

如果艺术不是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而是其结果的话，那么艺术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本质上讲，历史学家的探索要求使用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审美语言；而语言独特的美仅表明了他理解的深度；语言是衍生品，不是既定的目标。历史学家只有创造艺术时，才是完美的历史学家而非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纳米尔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艺术家或医生”相比较。(25)重点就在于医生的高明医术；之所以如此比较，是因为医生和历史学家都在生活世界中处理人类的现实问题；为了理解和影响这些问题，历史学家需要具有医生一样的审美情感。布克哈特知道这一点——他也一定会知道的。在1847年给戈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的信中，他写道：“真正的历史作品要求写作者生活在完美的知识之河中，这条河流从遗迹、艺术和诗歌甚至历史学家……开始，流向研究者本人，而这是这些人以及其他少数人无法认识到的。”(26)

艺术的另一个功能对媒介无关紧要。从这种意义讲，艺术是附加物，是装饰。因此，艺术依然可以满足合理的外在目的，使专家的描述更容易被外行人接受。历史也是公共事务；其风格上的技巧未必妨碍学术上的准确性。美国历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of American Historians）表彰那些融“学术和文学造诣”于一体的历史作品。(27)如果追求“文学造诣”仅仅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密切关注其行文，【178】那么仅有专业人士对协会的做法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忽视行文方式才能算得上博学。(28)然而，历史学家对美的追求并非不受限制，如果超出这一限制，其追求往往变成了偏见。（已故的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和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故事就接近这个极限；我怀疑这些故事时而超过这一限制。）一旦历史学家渴望获得艺术家的身份（除了历史学家的身份）——冒称自己拥有和艺术家一样的自由，根据想象塑造历史素材——那么调查中获取的意外之美就会被刻意追求所取代。其艺术成绩往往战胜历史成因。因此，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只有当它把艺术视为内在品质而非外部元素这种说法才成立——这种艺术之所以无名，是因为它主要体现为历史学家的自我消解和自我扩展的能力，及其诊断式探究的意义。

如今，通史学家不能充分设计叙事，除非他特别关注历史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争取或者真正实现“文学造诣”；事实上，他可能是蹩脚的作家。但这确实意味着他必须模仿一心塑造历史素材的艺术家，使用专门的文学手段。【179】也就是说，就通史而言，艺术的非本质功能变成了本质功能；对素材的美学安排由外在修饰转变成了内在要求。连同故事内容承受的压力，这些设计出的美学安排形成模式，把无关的内容关联在一起，建立了虚幻的语境，最终加强了时间序列之间的整体性。读者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引导，安全走完时光之旅。与在欧洲各地遇到的度假游客情况几乎一样，他们无小路可选择，没有机会偏离各自旅行社预定的路线。一般叙事完全取决于这方面的形式调整，即使是最敏锐的工匠也无法不受其影响。维尔纳·卡埃基指出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包含着构想，“你无法确定，它们是因为对主题的精心思考，还是因为对形式描述的造型需求而成形。”(29)

虚假的过渡转折是权宜之计，肤浅但受到偏爱。它们让人产生连贯的错觉，用克罗齐的话讲，“用表现上的美学连贯取代了难以实现的逻辑连贯”。(30)以下例子引自尼尔森：

奥古斯都时期的艺术重返古典主义，在以下皇帝治内都出现过各种趋势，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哈德良统治时期出现了浪漫的复古风……(31)

除了摆弄毫无价值、千篇一律的概括外，尼尔森在前述引语中还架起了桥梁，把属于前后不同时期的艺术运动连接起来。然而，这是一座纯粹的语言桥梁，靠的就是一个词——并不可靠的“与此同时”（while）。【180】至于轻信的读者可能幻想他们正跨过一座真正的桥，则是另一回事了。

皮雷纳的《欧洲史》中满是类似的托词——也许是因为该著作粗略评价了多个话题，而这些话题又必须以某种方式整合到一起。

在讨论意大利走向文艺复兴的种种发展时，皮雷纳首先阐述了意大利北部的资产阶级——全段满是对佛罗伦</a>萨城的赞美。接下来谈到教皇国（Papal State）。他是这么引入这个话题的：“教皇国无论财富，还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都与伦巴 (5)　参见本书 (6)　皮雷纳：《欧洲史》，纽约，1955年， (45)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关于纳米尔作品的这一特点，引用了A. J. P.泰勒（第70页）和巴特菲尔德（第111页）的评论。

(46)　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第一卷，第175页[1929]。

(47)　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第一卷，第271—272页。

(48)　参见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第七卷，第192—208页。

(49)　伯林：《历史与理论》,见《历史与理论》，第一卷，第1期，第31页。

(50)　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第22—23页。

(51)　即将出版的《人类的历史》（History of Mankind），由联合国教科文（UNESCO）组织编写，是国际团队合作的成果。从第一卷可以判断，其内容组织方式稍显灵活。但是即便如此，全书仍留有妥协的痕迹——更不用说，有些方面还颇具争议性。

(52)　默顿：《站在巨人的肩上》（On the Shoulder s of Giants），纽约，1965年，第163—164页。

(53)　斯特恩：《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纽约，1940年（奥德赛平装本），第36—37页。

(54)　正如我在别处提过的，追随“崔斯特瑞姆时尚”（Tristram fashion）的历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引用我自己的话，即“可以想见，真正的电影艺术家大抵如是：原本他要讲述一个故事，然而当他真正开始描述这个故事，却在拍摄过程中被自己与生俱来的欲望所淹没，以至于所有的物质现实都被掩盖——为了站在拍电影的角度来讲好这个或者任何故事，即便被欲望缠绕，他仍须奋力克制——竭力深入到物质现象中，如若他不付诸努力回到原处，那么很有可能他会迷失自我。”（参见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