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世界的结构_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

对社会阶层的不同类别，【104】从上到下进行缜密的分析，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推动科学逻辑和历史哲学向前发展的了。

——雷蒙·阿隆(1)

历史涵盖的时空单位大小不同，其范围或量级也互有区别。范围相同的历史其概括性处于同一级别。一本关于洛伊滕（Leuthen）会战的专著，其体量或一般性均不及对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描述，后者又包含在更大的叙述中，比如18世纪欧洲政治史。历史间的包容关系可以层层推进。不同历史形成的整个序列让人想起中国的工艺品——空心象牙球，球中含球，其尺寸依次变小，每个球都能在外层大球中自由滚动。不同的历史可形成一个连续体，一端由高度概括的综述（即普遍历史）形成，另一端则指向对具体事件的调查。

范围的差异标志着距离的差异。任何大型史——比如民族史——要求讲述者后退至足够远处，与数据保持距离，【105】从而使该民族的命运变迁进入他的研究视野。(2)当然，在概述某一段历史时，他难免忽略让他产生整体印象的诸多情况。相反，也只有与史实保持相当的距离方可窥见汤因比那“不证自明的研究领域”——整个文明。“短视的”历史学家只顾埋头爬梳，忽略了历史的全貌。谈起这些作家的时候，汤因比言语中透着不屑。(3)

量级相同的历史具有某种共性。因此，历史学家研究某个世纪，从众多资源中选择数据，与专注于某个十年的历史学家不同。在描述和说明各自研究对象的发展时，也不要指望他们采用类型或顺序相同的比较方法。可比较的单位因历史学家选择的概括程度而不同。

不同的历史就形成了历史世界。为了简便，我将把这些历史分成两组——微观历史和宏观历史。不言而喻，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前文曾提及一个关于微观历史的范例：中世纪中后期使用了从古典艺术和文学中获取的模型，潘诺夫斯基对此进行了分析。(4)此类解释型的小型历史可称作“特写”，因为小型历史与电影中的拍摄方法相似，挑出并放大某些视觉细节——脸、手、某件家具——旨在让我们熟悉其特别的外貌。【106】特写研究属微观维度，接近大量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描述——历史学家探索过去的初级产品——而且与后者一样，都专注于细节，偏好专题形式。但是又与历史描述不同，特写对资料进行充分的探究，而不只是清点这些资料。特写直接拓展了历史描述。一般而言，作者希望补充、完善或否定被宏观历史学家一直奉为圭臬的概念和阐释，因而产生了特写。耶丁（Jedin）对康斯坦茨和巴塞尔议会的缜密分析具有以下双重目的：首先，普遍认为这些议会对教会的内部改革没有意义，耶丁的分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其次，它们的法令宣告了大公会议至高无上的地位，耶丁的分析突出了法令的持久意义。(5)传统看法主张封建贵族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堕落，赫克斯特则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陈词滥调，他援引详实的证据对此进行证明。(6)与特写相比，他们对高级别观点的评价往往让人感到宽泛而不准确。

如此一来，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作者托尔斯泰和路易斯·纳米尔爵士——捍卫体现在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名言中的信条。他们都宣称微观维度是历史真相的基础和源头。

许多研究都认为，只有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之类的人才能够创立或毁灭大型帝国，托尔斯泰对此进行了嘲讽。他认为这些历史研究都过分夸大了个人力量的范围和影响。此外，只有当我们相信统治者受上帝之托，而人民必须服从其意志时，这些历史才具有坚实的基础。(7)然而，神学阐释已经过时。【107】既然现代史学拒绝神学阐释，就必须重新审视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导致了民族（或国家）的变迁。在探讨这个基本问题之初，托尔斯泰不仅拒绝考虑英雄、国王、将军和大臣，而且反对一切在他看来源自宏观思维的观点。他否认观念影响历史变化，不相信所谓的社会学规则有效，也不认为它们与历史相关。在他看来，大部分历史学家执着于抽象的解释，却回避了他们口口声声信奉和描述的史实。(8)他本人的回答表明，他对每一现象的后果都极为敏感——他细致刻画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捕捉飞蛾的律师，体现的就是这种细节意识。他说，不应该在国民之外寻找导致运动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力量存在于历史进程中个体参与的无数活动中。(9)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反复拿小说人物——如博罗季诺会战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那破碎却真实的经历与同时期历史和官方记录片段比较，突出了空洞概括和直接印象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凭借艺术家对具体的追求，托尔斯泰把历史现实想象为由微观事件、行为和互动形成的连续体，它们汇集在一起，才产生教科书所竭力渲染的宏观意义上的动荡、胜利和灾难。（顺便提一句，并非只有托尔斯泰设想过如此微小的连续体。法国画家和导演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梦想拍摄一部超长电影，【108】24小时不间断拍摄一男一女的生活：他们工作、沉默并相互展示爱意。拍摄应巨细无遗；片中男女也不应知道自己正被拍摄。莱热意识到这部影片肯定会令人震撼，因其展示了真实存在中的纷乱，而后者原本无意示人。“我想，”他说道，“这太可怕了，人们会受到惊吓，边跑边喊救命，就像大难临头一样。”(10)）

把宏观事件分解为最小的要素，托尔斯泰认为，从逻辑上讲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尽管无法完成）。对于这些历史微小单位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表明他对19世纪科学的依赖。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决定论者。他认为，受理性驱使，我们把微观层面上发生的事件想象成一个个过程，这些过程受到永恒规律的控制。(11)他进而指出，若有可能，重建微观层面上的因果链将能够揭示整个历史规律。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是必然性的领域——是自然世界的延伸。（有趣的是，他采用微积分及其相关方法对微观单位进行分解，然后加以整合。(12)就像是他早就预示了现代计算机的应用。）

托尔斯泰笃信因果关系，这使他陷入了困境。该如何在必然规律与人类自由体验两者之间加以调和呢？他提出的方案不过是蹩脚的权宜之计：仅仅把自由降格为我们意识的一种现象，成为 我主张，为了使宏观历史更全面，必须包含微观历史，这里的包含不是表面上的包含。这要求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待在原地，要真正地回到过去，全身心投入他们的发现中，而不应该过多考虑其宏观假设。微观分析本身未必能证实这些假设。历史学家从事微观分析，或许因为临时原因违背基于宏观证据建立起的宏观语境；或者发现偏离事件总体趋势的例外情况虽然貌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蕴含的寓意有可能推翻他对总体趋势的评估。想一想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吧。(39)

正因为如此，眼光敏锐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书写完整历史时，偏好打通宏观和微观历史。虽然马鲁相信宏观现实的真实性，但是他认为，如果历史学家探究过去的时间跨度大，就最好“先详细精确地调查细节”。(40)因为对纳米尔持反对态度，巴特菲尔德同样被迫承认仅仅宏观史是不够的，【122】他相信理想的历史可能是“结构与叙述的结合”，即“故事与研究”合二为一的历史。(41),(42)

这与电影惊人地相似：大场景必须从不同的距离观看才能被理解；相关分析和阐释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的一般性之间来回移动。《电影的理论》一书中引用普多夫金（Pudovkin）的一段话放在这里可谓切中肯綮：

为了获得关于游行的清楚和确定的印象，观察者必须遵循以下步骤：首先，他必须爬上房顶，从上边看到整个游行队伍，估量其规模；然后，他必须从房顶上下来，透过一楼的窗户观察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最后，他必须走入人群，以了解参与者的外部特征。(43)

正如我指出的，从整体到细节，再回到整体，如此反复切换才有可能充分描绘大场景。(44)这对历史中的大事件同样适用。宏观历史学家将歪曲其研究对象，除非他加入从微观研究中获取的特写——把它们当作构成整体画面的固有要素。

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处于一个切当的位置，从而在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之间自由转换。这提出了历史世界的结构这一问题——这是历史学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中的一个。历史世界的结构是否同质，这样历史学家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宏观历史的内容和有效性——其现实性品格——依赖于不受妨碍的双向交通。

这里的交通受控于实质逻辑（material logic）的两种原则或原理。(45) 这是为什么呢？在微观层面上，拼凑在一起的给定数据多少显得密集，制约着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阐释意图。随着距离的增加，数据变得分散和稀疏。证据也就失去了其粘合力，让位于不那么强烈的主观性。（如前所述，大型历史往往呈现出存在主义的特点。）皮雷纳和巴克（Bark）对中世纪起源的看法相互矛盾，这的确与视角效应有关；(48)但是在某些特写式描述中，人们并不是马上就能想到视角的影响，譬如潘诺夫斯基的“分离原则”和耶丁对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分析等。(49)这里我们又一次注意到历史中间区域程度不同的重要性，【124】这一点之前已经提到。(50)

普鲁斯特在其小说中的评论突出地说明，历史记录的范围越大，其内容愈加受到视角原理的制约，还受到自上而下理解微观层面的影响。有一次马塞尔乘坐马车（比Martin）在《文艺复兴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1932）一书中试图从综合方面进行新的尝试，正如弗格森（Ferguson）对冯·马丁可能碰到的问题的评论，【125】进行同类尝试的作者“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综合，以此处理好冯·马丁没有意识到的许多麻烦和棘手的事实。但是如果有所得，就可能有所失……”(53)轻视也罢，忽略也罢，这些内容注定不会出现在历史描述中。宏观历史学家无法看到自己没看到的，因为没看到的被他所看到的遮蔽了。

对视角原理的讨论还可以加上两点补充性评论。 针对电影中的电影化与舞台化两者之困境，《电影的理论》一书论述了“格里菲斯听其自然的妙策”，前述构想使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这一妙策高度类似。《电影的理论》一书是这样论述这一妙策的：

一方面，他（格里菲斯）肯定是力求建立戏剧连贯性……；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插进一些不只是为了推进剧情或传达与此相关的情绪，而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情节从而涉及物质现实的画面。他的 为了解决汤因比的“数量问题”(72)，或许此处可以讲点题外话，探讨一下特写的重要性。在《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中声称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公正对待收集到的海量历史知识时，汤因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绝对数量本身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功用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历史知识需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但是该怎么使用呢？

可以有两种方式考虑历史知识的数量。其一是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将历史作为需要仔细审查的独立现实加以对待。犹太—基督神学源自与过去之间的存在主义关联，【133】它产生的历史朝着超越历史时间的未来延伸。在神学角度看来，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拯救史——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这一字眼。重要的事件既在历史轨迹之内又在其外。某种程度上，伟大的历史哲学也是这样。尽管历史哲学依然没有摆脱世俗时间，但是受关于神圣规划的神学假设之影响，历史哲学是根据某一原则解释整个过去，这一原则至多与部分事实相符，并且通常情况下是其意欲实现的某项善好事业的代名词。

另一种方法与当前时代的科学精神更为一致。在努力处理我们积累的大量历史知识时，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一样，把已知材料加以组织，形成更大的单位——诸种文明或者斯宾格勒的文化灵魂——分析其发展以揭示其规律性。(73)然而，如此确立的规律性不仅非常笼统，而且只把历史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汤因比意识到这一点，坚持认为这些规律性完全没必要；相反，西方文明的进程可能完全无法预测。但是他的这一看法与他对规律性的强调几乎背道而驰。

为了论证，请允许我假定经追溯而来的规律性与历史整体真的有所关联。那么它们必须更加契合一般性级别较低的历史记录。汤因比事实上认为，宏观和微观历史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贯通是不可或缺的。他说道，“数量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把全景视角和近景视角结合起来。”(74)【134】这里产生了新问题：一般性级别不同的历史记录是否真的有可能相互贯通呢？根据“层级原理”，建立在每一层级上的语境对该层有效，但并不适用于其他层面上的发现；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像汤因比那样依托微观历史提供的事实和解释，总结出宏观历史的规律性。因此，汤因比力图在数量上掌控历史知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发现的规律性实在是无关紧要，更别提他对自由意志及历史不可预测性的坚持更是让这些规律性成为无稽之谈。

总而言之；试图充分解释累计的海量历史知识，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大体而言，如此产生的规律性既无关紧要也不切实际。这些规律性仅“涵盖”标志人类退回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最后，它们所代表的观察结果，充其量只能从鸟瞰视角才会有效。从人类居住的开阔区域所观察到的东西，历史专著中的微观事件对此既不能予以证实，也无法直接否定。

毫无疑问，可资利用的海量历史知识似乎要求我们应该尽量用某种方法对之妥善处理。但是响应这个要求需要付出代价吗？截至目前，任何撰写全球史的尝试，其结果都是些无关紧要、太过笼统的陈述，做出的解释也显得随意——都是一厢情愿和存在主义需求的产物。这些尝试所得到的是关于历史进程的琐碎堆积与沉淀，反映的只是历史进程的细枝末节，并非其真正的转折点和深层次的内涵。我担心的是，普遍历史的观念可能只不过是一片海市蜃楼，是一种戏弄我们的痴心妄想。

在我看来，我们掌握的广博知识对我们也提出了如下挑战：我们不应该沉迷于片面的综合，而是要专注于特写，进而拓展到整个历史，以概要的形式对其做出评估。【135】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相比，历史整体更难抵御零星冲突。

历史世界斑杂的非均质化结构产生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趣味倾向。 (40)　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载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 (43)　引自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 (46)　与术语“距离”一样，“视角”概念也有两层含义。它可能解释的是远古历史和当下历史如何节略或缩短过去以详述现在，或者用于描写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某种偏好。本书只对 (49)　潘诺夫斯基，参阅前文Sancta decree）的分析。

(50)　参见本书 (51)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56)　参阅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 (59)　参阅汤因比：《重新思考》，纽约，1964年，尤其是 (65)　上述所有内容请参见布鲁门伯格：《现象学视野下的生活世界和技术化》（Lebenswelt und Technisierung unter Aspekten der Ph?nomenologie），收入《当代哲学家》（Sguardi su filosofa contemporanea）， (69)　哈纳克：《教义史》， (72)　参阅汤因比，《重新思考》，纽约，1964年，《人类事物研究中的数量问题》（The Problem of Quantity in the Study of Human Affairs）中的各处。

(73)　参见本书 (76)　譬如，参阅布洛克（Bullock）：《史学家的目的：历史和元史</a>学》（The Historian’s Purpose: History and Meta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293页：“精通于枯燥无味的历史是一种荒废”。

(77)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6页。

(78)　赫伊津哈：《历史的魔咒》，第12页。

(79)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75页。

(80)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75和273页。迈内克的立场，属于阐述历史的一种技巧，就阐述同一主题来看，他所持立场与格思里（Guthrie）相似：“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他们倾向于研究某个特定的作者或者围绕他提出一些问题；然而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更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从而评估他们在古典传统中的地位以及与时代的相关性……我能说，当前，我们更需要阐述型的吗？”格思里：《人民与传统》（People and Traditions），收录于格思里、冯·格罗宁根（Van Groningen）：《古典中的传统与个人成就》（Tradition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 in ssical Antiquity），伦敦，1960年，第9—10页。

(81)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6页。

(82)　参见本书第85页。

(83)　伯里：《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History as a Science），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19页。

(84)　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第246页。

(85)　参见马鲁：《论历史知识》，第235页：“……显然，正如每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一样，历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8页：“叙述越多，无限的现实就越能从它的面纱中解脱出来，真相也就为人所知。”——克里斯特勒：《历史知识的若干问题》，载《哲学杂志》，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97页：“打破现有知识的局限，推进知识的进步，减少不确定观念的范围，是历史学永恒的追求。”——赫克斯特，同前引，第190页：“……关于更明确的时间限制概念，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一段时间之后，某些概念会被过滤掉，然而剩余的大部分概念并未受到影响，依然留存下来。”

(86)　参阅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9页：“比较的方法允许历史以其真面目现身。”源于布洛赫的观点，请见前页注。

(87)　布洛赫认为，比较历史需要团队合作。在谈论欧洲之外的社会历史出现了封建阶段时，他在1964年于芝加哥出版的《封建社会》第二卷的第446页中说</a>道：“这绝非不可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某些社会在建立之初本该经历相似的阶段。若果真如此，其间称它们为封建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是其中的比较工作却远非一个人可以完成”。——马鲁在《如何理解历史学家》（收录于萨马朗：《历史与方法》）一文第1515—1516页说道：“即便是由一位研究者构思的个人历史著作，也必然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在我们看来，史学家又犹如建筑师，既要各自具备精湛的手艺，又要讲究团队协作。”——克里斯特勒，《历史知识的若干问题》，载《哲学杂志》，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88页：“不同的历史分支就像不同种类的科学一样，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知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又受个人、民族、宗教、制度或者职业利益所支配。有些地方交叉重复，有些地方还未被开发。只有通过不断积累、不断扩展的知识和日益提高的各方的协作水平，才能够趋向统一的历史。”

(88)　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9页。

(89)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0页。

(90)　凯尔：《什么是历史？》，第165页。

(91)　瓦莱里：《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收录于《历史与政治：文集》（History and Politics: Collected works），第十卷，纽约，1962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