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历史学家的旅程_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

麦考利（Macay）将历史比作国外旅行。(1)【80】诚然，历史学家与普通游客所处的境地极为相似：他们都希望对看到的景象有所感知。但这绝非易事。事实上，很多人去往国外什么都没看到。他们一旦确认，譬如说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就坐落在旅行指南书中指定的地方，就会立即在某一古老的圆柱前面为所爱之人拍照。回国后，这个圆柱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托词。至于其他，这些照片猎人远不如那些动物猎人幸运，因为他们甚至不能“享用”自己的猎物；在拍摄看不见的物体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忽视它们的存在。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同样如此。不管怎样，皮耶特·戈耶尔认为麦考利就像这样一位旅行者。他说，麦考利对进步（Progress）的痴迷，对现实当下的优越感，使他“以自以为是的傲慢态度看待早已消逝的年代”。但是这种心态，戈耶尔继续说道，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它“必定引导历史学家借助一些完全无关的措辞看待过去，而这些措辞产生的是缺乏任何亲密真相的图景”。(2)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成功获知“亲密的真相”呢？当然不能身处现在而探访过去。【81】如果他依然保持原样，即便到达事件发生的现场，他也很难看透遮挡在眼前的迷雾。因此，为了达致真相，他必须放飞思绪，改变思想。观光工作需要一可移动的、非固定的自我。我将提出一个心理运作的大致框架，借此历史学家踏上回到过去时代的旅程。

兰克最著名的一项声明中，声言要将自我抛却，从而让事物自己说话。他要悬置个人的倾向和判断，以此展现“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他所追求的这种客观性颇为奇特，一定程度上基于这一信念，即上帝会在徐徐展开的普遍历史（university history）中显现自身。宗教情感驱使着兰克。他同时宣称，历史编纂学如果能顾及整个世界，了解其秘密，就能实现自己的最终使命。(3)那么，历史学家竭力抹杀自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冷静地还原事件发生的过程，而且是为了能够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专心观察世界舞台上演的一幕幕独特的重要景象。在兰克理想的历史学家中，渴望如其所是揭露事实而不受束缚的研究者，是不可能与那些净化自己心灵冥想神圣智慧之奇迹的敬拜者混为一谈的，即便这些敬拜者并非神秘主义者。(4)因此，他所达致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产物；既来自缩减为一片空白的头脑，又来自范围上比之既丰富又广泛的精神心灵。我不妨顺便提一下，狄尔泰认为兰克寻求的自我废除（self-extinction）是不可能实现的。【82】与兰克的想法相反，狄尔泰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洞悉过去，除非他能以自身的整个存在全面地掌控它；历史学家不是徒劳废除自我，最好能释放自我、扩展自我，以一个普遍性的自我全面理解过去。(5)确实如此。然而，与诗人不同，历史学家有义务从给定材料中建构学说，因此，他主观性的理想延伸取决于之前的缩减。那为何他不可能对主观性影响的推动力加以核查呢？事实上，他的自我要比狄尔泰意识到的似乎更为灵活、更具操作性。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可能会竭力将自我悬置起来或将其彻底抹除——无论如何，都会达致某种程度以便对某些信号做出应对，否则他将无法理解这些信号。在历史的中间维度，程度上的差异和相似是绝不可以忽略的。兰克的想法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普鲁斯特在其小说的某段中，将照片的中立客观性与摄影师的情感抽离联系在一起，清楚地描述了这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一个人的自我发挥全部效力，另一种是从场景中抽离。这段话描述了在长时间分别之后，马塞尔拜访他深爱的祖母时的场景。一进入祖母的房间，他立刻感觉到看着她的人并不是自己：“关于自己……站在面前的只是一个见证者，一个戴着帽子、穿着旅行外套的观察者，一个并不属于这个房子的陌生人，只是一个叫来给某个地方拍照的摄影师，这地方再也不会来 数据材料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不能或不能完全以科学的方式加以细分——可能会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诉诸带有形态学特征的解释。因此，他常常感觉到有必要参考某种支配性的力量或信念，来对人类活动不同领域同时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加以理解，人们认为这些事件归属的那段时期受这一力量或信念的支配。沿着这一思路所作的尝试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证据的可信度。有些尝试——例如，马克斯·韦伯关于加尔文主义（Calvinist）伦理学权力制约的理论，皮雷纳关于欧洲中世纪起源的观念——既灿烂辉煌又空洞不实，闪烁着虚幻的光芒。(32)如果无法找出某一共同特征，只能变戏法式地虚构出一个时代“精神”，那这些尝试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克罗齐的时代精神似乎依然念兹在兹地追求某一崇高愿景。【95】同样地，形态描述将自身作为对诸历史观念体系进行探索的工具——例如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的融合、中世纪的基督教等等。的确，每一体系都需要对构成这一体系的不同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动态互联加以深入探究。想一下巴兹尔·威利的《十七世纪之背景》一书，或者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汉斯·布鲁门伯格对现代社会早期思想体系的变化所做的卓越研究。(33)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发展青睐类似的解释方法。有些前后相继（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艺术成就，根据某种内在逻辑可归于一类，艺术史家知晓这些艺术成就的接替次序，原因在于它们相继证实了开启这一系列艺术成就的工作或问题之蕴含意义和发展可能。(34)

可是，虽然这些解释方法（可能包括其他方法）对历史学家了解过去大有裨益，然而仅凭这些方法，历史学家也不足以在完全的意义上真正理解过去。确切说来，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包含或者促成了这些解释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方向与意义。真正的理解本身即是一种阐释模式；它的存在归因于历史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视这一特征就会导致历史的终结与灭亡。作为一种必然性、随机性和自由性的产物，这些现象——这些极其具体且几乎用之不竭的现象——界定某一领域，并充斥其中，这一领域与“生活世界”（Lebenswelt）在很多方面有共通之处。正如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对应物，这些历史现象耸立突兀，如斯芬克斯般神秘莫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评判（往往是凭一时冲动）某人的品格，争论某一政治决议，以及权衡某种个体危机或社会危机之后果等；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不能遵循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将无法了解它们。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引领自己穿越错综复杂的丛林。历史学家冒险进入事件之迷津，也会面临相同的窘境。因此他也不得不征用各种价值判断、意见看法、特定假设、隐含预示等——这些持续不断或同时发生的评论构成某一特殊类型的解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理解”。为了“理解”逼近他的诸种现象，历史学家将会如此这般对其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注释。这些特定的解释绝不是科学或形态学阐释的粗浅翻版或简要总结——也就是说，这些解释不能与因果关系、结构形式等方面的陈述</a>混为一谈，或统而化之。它们也不轻易地认可自身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它们相对独立；它们源于与晦涩存在（opaque entities）的独特偶遇，并对之做出回应。

但是，将自己交托给这些解释时，我们会不会陷入无法控制的主观性呢？它们无疑是主观的，尽管如此，它们仍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均对自我消解和自我延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简要说来，首先，理解必须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初步认同【96】上。其次，理解的有效性与历史学家的经验和智慧（能将善于思考的性情和被动观察的技能结合在一起的才能）成正比。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精辟地讲道：“历史是年长者的游戏”(35)——他是借令人尊敬的罗马历史学家阿西琉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巧妙地暗示了历史理解的发展取决于这些才能的培养。【97】除了极力主张对才能的需要外，以赛亚·伯林还简单考察了历史学家如何做出具体解释，这些解释对理解而言是独有的：“历史解释很大程度上是以令我们满意的模式对发现的事实进行编排，因为它们与我们所知道和</a>所想象的生活相符。”(36)换言之，理解产生的见解常常会影响叙事的式样。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模式反映出他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往往受到过去透露给他的信息的滋养。(37)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即是他做出的阐释。

有可能——虽然概率较低——具备理解能力和判断力的历史学家提供的阐释不同于事物的实际状况。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个体觉醒的见解就是如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说同样如此。这类解释的显著特征是，它们似乎超出了由之而来的那些物质材料的限制，指向另外的东西。它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原则；它们——似乎顷刻之间——揭示出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尚未注意到的诸种背景和关系；并且总是涉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这些特定类型的阐释可以被称为“观念”（ideas）。拥有了这些观念，历史学家的旅程毫无疑问会渐渐走向终点。历史的观念标志着历史的最终目的地。

它们具有某些独特之处，这可由如下事实推断出来，即洞察力强的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出现感到惊奇，并试图对达至这些观念的过程加以描述。以赛亚·伯林宣称（在强调历史的非科学性背景之下），一旦这种类型的解释呈现在脑海中，我们即刻就意识到“那些一直以来隐于暗处、毫无争议且根深蒂固的基本问题突然之间得以澄明，或者为了进一步检验从其原来的框架中脱离。”(38)【98】就赫伊津哈而言，他杜撰出“历史感觉”（historical sensation）一词来描绘我们触碰某一观念或受其影响的那一瞬间。他谈道“头脑明晰之瞬间，精神乍现之时刻”。另外，他认为，我们与某一观念的接触“伴随着的是对真实、真诚和真理的坚定信念”，即使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它“可以是由一份文件或年代记中的一句话、一份印刷品或一首老歌的几个音符所唤起”。(39)我还可以补充说，它不仅可由最初应用其上的材料来源唤起，还可由“与调查主题相去甚远且毫无关联的事项”(40)唤起。历史学家可以从其一生的经历中汲取灵感。

历史观念在概念层级中占据何种地位？费斯图吉埃（Festugière）确信，他将希腊化时期宗教神秘主义的盛行追溯至希腊理性的枯竭和自我废止的时候（反过来，他将希腊理性的枯竭归因于希腊人缺乏实验研究）(41)，已经将其实证发现加以概括了。在我看来，以如此的方式将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实际上远远多于某一观念实质——辨别为某一普遍规律和法则，他是在自欺欺人。可以肯定的是，历史观念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一般化的概括总结，因为它们来源于对所发现数据的核心部分或重要问题的探讨，也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反馈。但同时，它们也应被看作某种深刻直觉和敏锐洞察的产物，这样看来，它们超越一般的概括，因为它们通常伴随着诸多不稳定的内涵和意义摇摆不定，这些内涵和意义无法在产生这些观念的材料中被发现。基于对事实的吸收，观念同时也有事实之外的其他根源。这些观念是真正的普遍概念（universals）。(42)虽然总是可能从观念向下回溯至产生这一观念的基本材料，然而反之，从材料中总结观念却绝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99】观念绝不是递加式研究和细节的积累，你必须通过纵身一跃才能捕获它。

这些奇异的阐释也不应与那些成为传统哲学之支柱的观念相混淆。任何意欲实现人类总体愿景或提出人类总体目标的哲学——这难道不是西方哲学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吗？——都会在某种臆断和规范中达至高潮，这些设想和规范不仅自称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同时有力地宣称控制整个现实。与此不同，历史观念有着清晰的界限：其内在意图在于解释过去的这一幕或那一幕。布克哈特眼中觉醒的个体仅仅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型，不多也不少。在实践中，跨越边界的交通则异常拥堵。向往综合的历史学家渴望哲学的慰藉，历史哲学家则构思出整体模型用于低级领域。进化的哲学观念已经渗透主要的历史著述。历史学家已经厌倦这种居高临下的施舍，这或许是实证主义精神更为幸运的结果之一。例如，赫克斯特告诫他的同伴注意太过笼统的概念之危险，因为这些概念模糊而非澄明了某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定状况。(43)

赫伊津哈谈及布克哈特，认为他“早已加入那些超越对与错之对立的大师行列”。(44)在这一对立占据的维度中，任何历史观念都不应被认为是完全充分的。每一个名副其实的观念均涉及相当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推动这一观念的历史学家必须与他所阐释的事件保持一定距离。但从这一较远的观察距离出发，他既不能感知到所有可能相关的事实，也无法避免将它们置于某一视角之下，这一视角必然会掩盖部分事实。【100】人们已经注意到，布克哈特未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和哲学考虑在内。此外，如果正在验证某一观念的历史学家从更近的距离检查这一观念应用其上的材料（这一距离要比他构思这一观念时与材料保持的距离更近），他将会发现那一材料的诸多更小单元；这些单元可能会传递某种启示，而这些启示则有可能使他所关心的那一观念化为泡影。赫伊津哈反对布克哈特的观点，“试图描述某种文艺复兴人，这是一项徒劳的抱负。在那一丰富多彩的时期，相较于利用某种个体特征将众多不同类型统合在一起，从其他特征出发将这些类型加以细分才是更为基本的。”(45)这一批评异常严苛，颇具颠覆性，我不太确定这是否公平。那么，赫伊津哈又做出哪些贡献呢？他改变了与主体之间的距离，并且利用微观事实来反驳有理有据的宏观假设。(46)

如果说历史观念是一般化的、笼统的概括总结，那它们并不是“非对即错”。作为概括总结，它们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对现有证据的忠实度。历史领域中，一切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反复重申的主题之一。吉本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论点已然幻灭，但仍能使人回想起那些废墟，正是那令人悲怆的景象曾一度触动他的直觉；另一方面，在当代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看来，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事实，能够彻底颠覆布克哈特的著名阐释。(47)

对与错的维度之上还有另一维度。赫伊津哈将布克哈特置于这一维度，意图让我们明白，无论他的观念正确与否，都将流芳百世。(48)【101】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事实准确性问题，以赛亚·伯林也展现了相同的豁达姿态：“即使所有的具体结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它在创造一种对待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全新态度，并因此开辟获取人类知识的新途径方面的重要性则不损分毫。”(49)他和赫伊津哈肯定明白，某一阐释的成败基于它与既定事实的（相对）充分性如何，因此，他们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毫不在意，这可能源于他们希望突显历史观念惊人的生存能力。即使某些观念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对于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所蕴含的意义，马克斯·韦伯设想得过于偏离实际——但这些观念难道不是永远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并保持着某些最初的辉煌吗？

历史观念似乎具有持久的意义，因为它们以一种清晰而又独特的方式将特殊与一般联系起来。任何此类的联系都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它们如一束束光芒划亮黑夜。这就是为何人们将它们在历史学家脑海中的闪现称为“历史感觉”，称其“冲击了整个系统……一种认识的……冲击”。(50)它们是诸种节点——具体和抽象在这里相遇并融为一体。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不确定的历史事件之流突然停滞，接下来需要揭示的事物被置于某一意象或概念之下加以观察，这一意象或概念将这一事物从瞬变流动中提取出来，将之与一直凝视我们的某一重大问题或疑问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和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看法不仅是“正确的”一般化概括：它们侵入了普遍真理（包括那些我所谓的哲学观念）的领域——这些即便空洞的真理拥有绝对有效性，或如鬼火般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念虽然与它们难以融合，却会出现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102】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学家旅程的结束，它们为历史学家追求普遍性设置了一个限度；超出那一限度，他将无法感知那些他收集的材料。这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真理能否唤醒它们逻辑上涵盖的特殊细节，这确实是个未知数。这些极端的抽象具体化为某种如此粗略的陈述，那些细节——一系列历史事件——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历史学家将这些细节硬拽入某一历史观念中，于他而言，这一历史观念即为最一般的命题——这是一个他可能会逾越的门槛，其风险在于他不再能够将其发现带回到理解的港湾。

尽管历史观念源于整个自我，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并非主观，虽然这将会对其潜在的真理价值产生影响。恰恰相反，于历史观念而言，主观性绝非一个限制因素。其原因我已作过说明；它们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自我之动态特征。简要说来，历史学家的自我有两方面过程，一是历史学家在其自我消解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二是伴随着自我的扩张历史学家所经历的诸种体验。这一自我所获取的完满状态，其客观性效应为这一自我参与其中的运动所加强——这一运动使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所在的时间位置。历史观念似乎就是不断强化的动态化自我（dynamized self）的产物。但是“产物”这一说辞颇具误导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酝酿历史观念的过程中，如何最合理有效地解释他的数据，一千种可能性从历史学家内心深处闪过。因此，他必须做出选择。正是由于其精神心灵的完满及相对的灵活，他才能从这些可能性中选择出最有深度、最为详尽全面的一个可能性。观念与其说是自我的产物，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自我在其中充当探测杖的角色；观念是一种探测发现，而不是外向投射或由内及外的推测。【103】越是得益于历史学家本人之所是及其认知和想象，这种发现就越为有效——也就是说，更少“主观性”。布尔德曼（Bultmann）在声称“对历史最主观的阐释同时也是最客观的”(51)之时，说的正是此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被存在主义前景之虚假的深刻所蛊惑。主观性在最强烈的意义上超越自身。历史观念之所以是客观的，正是由于它们受惠于这种全然的主观性。与自我消减（self-reduction）阶段所达至的“被动的”客观性相比，历史观念所获得的这种（近似）客观性可被称为“积极的”。假如有一扇屏幕将我们与真理分隔开来，这种具体—抽象的历史观念则非常可能刺穿此屏幕。

在跟随历史学家的旅程中，我特意没有提及路途中要遭遇的两大困难。他逡巡于一个非匀质化结构的世界，这让他不得不绕过很多障碍。另外，这也是一次穿越时光之旅——作为介质，时间的复杂性进一步阻碍了他前进的步伐。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历史并未存在过？有人可能会说探讨这一问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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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斯特恩编：《史学集锦》“引言”， (6)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25)　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 (35)　格雷夫斯：《我，克劳狄亚斯》（I, udius），纽约，1961年（经典读物），Vorrede）（ (47)　人际传播由克里斯特勒教授提出。

(48)　赫伊津哈：《文艺复兴和现实主义》，第288—289页。论及布克哈特投身某位主人名下，赫伊津哈认为，“人们不再询问这些人的观点是什么，而是探究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49)　伯林：《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纽约，1959年（银河书系），第43—44页。

(50)　伯林：《历史与理论》，第24页。

(51)　布尔特曼：《历史与末世论》（History and Eschatalogy），纽约，1962年（哈珀火炬丛书），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