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前趣味_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

“在我们冒险驶入的这片汪洋大海上，”【62】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首段中写道，“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相同的研究材料，如果由别人处理的话……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布克哈特在如此重要之处所作的评论证明，他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学家的个人看法和性情在描绘与理解过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严格的科学知识相比，历史知识更大程度上涉及主观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事实：不同领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研究者的造型力量提出挑战。科学世界的确立，从自然中提取或强加于自然之上的诸元素之间的关系网络，需要的是数学想象而非道德智巧；但历史学家的世界不可以简单地分解为可重复性单元，对其透彻理解需要某种自我的努力，这一自我的某些方面就如加以检视的人类事务那样丰富异常。(2)也有一些可能某种程度上受到严格的科学检验，这应另当别论。）

由于历史学家的自我具有认知功能，【63】似乎更有必要对其本质加以界定。难道不可能最起码将这一捉摸不定的实体锚定在理性可控制的条件下吗？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种理论，它——用这一理论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紧随历史主义而来。由于历史著述本身即为历史的产物，该理论认为，这些著述传达的观点依赖于作者的时空位置。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历史学家的精神受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塑造，反过来他对时事问题的思考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及如何研究过去。因此，鲜活的当下就被确定为历史的源泉和目标。这种“当前趣味”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倡导者是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在关注历史学家所处环境的制约力的同时，他们重点强调历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道德或其他方面的介入。大家都知道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他补充道，“只有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对过去事实展开调查。”(4)（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名历史学家，他本身对自由事业怀有巨大兴趣，受其驱动。）同样，科林伍德将历史学家看作“他所处时代的儿子”，(5)正是出于对当前时代的关切才会意图“复兴”过去。(6)另外，两位思想家都认为有必要赋予当前以形而上学意义，从而论证他们强调现时当下的合理性。这让他们陷入困境，因为尽管两者拒绝或假装拒绝接受任何支配人类整体历史的原则，但却不得不重新引入这一原则来解释当前时刻的独特性。我们只须提及这一点即可：克罗齐将当前时刻设想为辩证进步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暂时性的最终阶段。【64】科林伍德将历史极端简化为（更容易处理的）思想的历史；诚然，他并不赞同克罗齐对历史总体进步的信念，(7)但也认为对过去的不断思考形成一条可索解的链条，导向现时当下，并在当下达到顶点。对两者而言，理想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最终意志的喉舌，或如克罗齐所言，是“精神”的代言人，这一精神本身就是历史，“镌携着它的一切历史记</a>录”。(8)每当哲学家思索“历史的观念”时，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会出现。最后，两位思想家坚持认为，历史学家除非按照科林伍德所谓的“先验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来建构历史，否则他们无法对历史有关键性的洞察与发现。根据其前提假设，科林伍德提出的“先验想象”是为了适应他所处形势的需要。的确，诚如科林伍德和克罗齐理所当然认为的，如果现时当下囊括所有现在之前的时刻，那么只有对现时当下有鲜活体验的人才能够通达过去生活的核心。按照这种观点，历史真理是当前趣味的一种变量。作为时代之子，历史学家身上不仅承载着所处时代的喜好和偏见；同时由于其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作为奖励，当前时刻也会为他在过去黑暗时代的冒险之旅提供指导。

这一命题无疑有值得称道之处。它包含两个假设，其一是指历史学家所处的“环境”对其无意识思想产生影响。许多实践历史学家赞同这一假设。(9)实际上，这听起来几乎不证自明。在时间的长河中，民族、社会和文明通常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这限定了同时代人的视野，唤起他们的想象力。思考一下当今的一系列议题：譬如民主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霸权争夺，西方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民族国家向全球体系的转变，闲暇时间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大众文化”前所未有的需求，等等。【65】不管是否明了，我们的希冀与恐惧皆与这些议题紧密关联。它们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思想；由于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织，空气中一直萦绕着关于这些议题的混乱喧嚣。从表面看来，这都是些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些议题表面的必然性支持凯尔的下述忠告：“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你需要对他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进行研究。”(10)就这类研究而言，致力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多观察，其内容大抵是，历史书写如何体现它们由之而来的那一时期人们对诸多固定主题的反映。比如巴特菲尔德颇有见地地指出，在当时关于支持奥地利人还是普鲁士人的激烈政治争论中，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所持的立场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他们对德国中世纪君主政治利害后果的看法。其结果是，“德国中世纪历史问题成为19世纪普鲁士与奥地利之争的背景，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误置。”(11)有大量试图展示历史编纂学这种时代投射特征的努力。现在随便挑选出这种研究所带来的一些发现：康德的伦理学来源于德国虔敬主义的道德信念；(12)尼布尔（Niebuhr）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是稍加伪装的斯坦因（Stein）或费希特（Fichte），他眼中的喀罗尼亚（Chaeronea）对应于耶拿（Jena）；(13)吉本（Gibbon）的著作揭示出他是伏尔泰（Voltaire）的信徒，是一名“启蒙时期的欧洲人”；(14)当然，人们也注意到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反映了1848年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15)【66】（蒙森对他历史叙事的“现代腔调”有明确的意识，特意使用当代政治术语“将古代人从其虚幻的显赫位置拽入现实世界”。）(16)

这一类的研究发现立刻就打动我们，使我们相信其合理性，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于认为环境因素等能够影响思想的走向。因此，我们自然会认为历史学家就是时代之子。但我认为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实际上是错误推理的结果。除非我们接受克罗齐的学说——即某一历史时期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单元，任何单元都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历史进程必须被设想为一个辩证发展运动，这一辩证运动的前后阶段意图明确地相互连接在一起——否则上述假设就站不住脚。（不言而喻，科林伍德关于“当前思想”统摄一切、无所不包的观点与克罗齐的学说不谋而合。）另外，确实有可能按照其在时间中的位置对历史学家的自我加以界定；如果这一自我与它所属的时代精神相符，那就可以实现其本性。然而，克罗齐—科林伍德的学说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其前提假设将时序时间之流看作所有历史之载体；其次，它明显地与大量人们关于时期之结构的体验相冲突。我后面会处理时期划定和历史时间的相关概念，(17)现在只限于给出一个暂时性的评论，讲一下这一学说对人们关于时期之体验的不当之处。与克罗齐的假设相反，某一特定时期并非是拥有其独特精神的统一实体，而是不稳定地混杂着通常相互独立的诸多趋势、愿望和行为。这并不是要否认，在某一特定时刻存在某些普遍接受甚至占支配地位的信念、目标和态度等。【67】我大胆猜测一下，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而非形而上“绝对”，它们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本书 这正是我希望阐释清楚的地方。如果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并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整体，而是脆弱地混杂着通常情况下相互矛盾、变化流动的各类努力，那么认为这种环境塑造历史学家思想的假设就并不成立。某些哲学，譬如克罗齐所主张的，将时代精神视作现实，宣称我们依赖于它，从而居高临下或从外部决定着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只有在这样的哲学语境之下，上述假设才讲得通。从内部来看，精神思想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即便我们假设当代影响要比实际上更为清晰可辨、更好界定，这些影响依然会受到人类精神自由开创新局面、确定新关系系统的能力的制约。【68】哈佛大学</a>古典学者芬利（Finley）出色地推导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对修昔底德（Thucydides）思想形成的影响，但他对自己的推论也持有顾虑。他宣称，“某一世界对处于其中的任何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复杂的，决不允许任何粗暴简单的分析。”(19)芬利的严谨细致要比史学专业学生所青睐的那类观察结果更为可取——后者不厌其烦地表示，某一历史学家对过往历史的描绘会无意识地受到所处时代观念的映射。诚然，这样的映射确实存在，但也绝非必然。举例而言，梅特兰（Maind）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映射，他对同时代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理论提出修正，后者不假思索地提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是“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货船从德国北部的森林进入英格兰”。(20)尽管如此，关于这一点，可能会出现某种反对意见，来确证时间与地点的影响。难道我们不是通常将档案文件、文学作品或艺术创作追根溯源至它们产生的那一时期吗？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可以这样做。可是，经进一步仔细检视，这一反对意见会不攻自破，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对过往事迹的追溯仅仅基于那些与其内在意图和固有意义无涉的诸种特征。线索往往来自文体特色，对其他熟悉事件的参照，对某种知识的依赖（这种知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之前难以获取），等等。此外，如同所有间接证据那样，从这些次要特征得出的结论绝非不可辩驳的事实真相。总之，这里检视的整个假设，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坚信人们实际上“隶属于”各自所处的时期。情况绝非如此。譬如，维科就是时序之“治外法权”的杰出例证；人们也绝不可能从其所处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出发，将布克哈特复杂、矛盾的多重面向归结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形象。【69】如同伟大的艺术家或思想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怪胎：他们既是时代之子，又是时代之父——他们既受时代的孕育，又开创、养育了时代。或许，对于群众运动、革命而言，也是如此。(21)

根据当前趣味理论的 然而，我无意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历史学家跟我们一样也是凡人，通常受到当前兴趣的驱动，否认这一点委实愚蠢。这样说是公正的。我们只能活一次，这一事实涉及对生活着的人的一种道德义务。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关切——他想要更好地理解现时当下——激励他更多地调查亡者的生活。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他甚至会根据当前的需要对过去进行探查，并获得某些秘密。(38)布克哈特急于强化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突显在我们当前时代和文化中依然能感受到其影响的那些过去的事实。(39)【76】

难道有历史学家与他的看法不同吗？发现我们何以成为今日之所是，一直都是历史学的宏伟计划之一。(40)

然而，这些惯常的做法都不能归结为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当前趣味是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所有通往过去的大门，一切都围绕着这一轴心旋转。每当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给予当前以应有的肯定时，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正如迈内克（Meinecke）所言，这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目标，但绝非唯一和最高的目标”。(41)他们不会梦想着将现时观念和某种方法论要求混为一谈。举马克·布洛赫为例：为了将历史转变为一种科学，与科林伍德一样，他坚持历史学家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具备科学家的勃勃野心和进取精神；借助来自他“先验想象”的那些构念和模型，或者延伸开来借助他的现时观念，反复盘查过去。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布洛赫马上补充道，这些模型只不过是临时性的脚手架：“自然地，反复盘查的方法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即使他已经定下了路线，这名探险者也会清醒地意识到，他并不会完全遵循这条路线。”(42)（不过，我怀疑布洛赫建议的这种弹性方法是否总能够随具体情况而调整。如果过度拉伸，松紧也会断裂的。(43)）

那么，最重要的是区别作为历史研究起点或终点的当前趣味与克罗齐等人定义的当前趣味。(44)目前， (18)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芝加哥，1964年，第2卷，第307页。

(19)　芬利：《修昔底德》，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74页。

(20)　引自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第2页。对梅特兰和斯塔布斯的参考文献，非常感谢西格蒙德·戴蒙德（Sigmund Diamond）教授。

(21)　在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一书“前言”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拉斯利特（Laslett）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问道：“对于英国17世纪中叶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整个解释框架是否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呼吁一个长时段、整体的解释这种设想，就跟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否是正确的呢？”他补充道，“伟大的事件总要伟大的原因，这种假设或许并没有正当性可言。”（第xiii页）

(22)　参见本书第56—57页。

(23)　此系法朗士·斯科尔斯（France V. Scholes）教授提供的个人信息，他非常善意地允许我使用这一信息。

(24)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69—270页。——布鲁门伯格在《望远镜和无能为力的真相》第21页，强调伽利略作为科学家的侵犯性和进取精神。作为“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布鲁门伯格说道，他“不是那种只是简单地观察事物，然后耐心地将自己交付给观察对象的人；他所做的，总是预示着一个理论的背景，它包含组成这一理论的复杂命题”。（我自己的翻译。）

(25)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43、266—268页。

(26)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者注

(27)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81页。

(28)　麦克唐纳：《疯狂杀手》，纽约，1965年（埃文图书），第39页。

(29)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304—305页。

(30)　可参阅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关于此主题的评论，转引自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220页。也可参见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收录于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21页。

(31)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被称为“最了解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人”，以《杰克逊时代》和《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还提出了美国政坛30年左右就会来一次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轮流坐庄理论。1965年曾被评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译者注

(32)　拉特纳（Ratner）：《作为调查的历史》（History as Inquiry），收录于霍克编：《哲学与历史》，第329页。

(33)　瓦莱里：《历史与政治》，第8页。（也可参阅瓦莱里：《著作集Ⅱ》，七星文库，1960年，第917页：“L’histoire alimente l’histoire”。）

(34)　弗雷德里希·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莱比锡，1930年，第137页。

(35)　《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莱比锡，1930年，第156页。

(36)　弗雷德里希·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第177页。

(37)　参见本书第24页。

(38)　可参阅阿隆（Aron）：《历史意识的纬度》（Dimensions de conscience historique），巴黎，1961年，第13页。

(39)　布克哈特：《历史断想》（Historische Fragmente aus dem Nacss），收录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225页。

(40)　譬如，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的理论》（慕尼黑，1960年，第285页）中将“说教性陈述</a>”看作一种合理的历史叙事形式，并称其为历史叙事之目标，“是要从当下视角理解过去的本质和要旨，并且……借助过去的发展去解释和深化当前之事”。

(41)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Historicism and its Problems），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67—288页。引用请参见第411页，注释14。

(4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纽约，1959年，第65—66页。原文如下：“Naturellement il le faut, ce choix raisonne des questions, extrêmement souple .... L’itinéraire que l’explorateur établit, au depart, il sait bien d’avance qu’il ne le suivra pas de point en point.”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第5版，第26页。

(43)　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引发了同样的疑虑。

(44)　为了反对克罗齐—科林伍德学派的追随者，赫克斯特在前引书第8页十分清晰地定义了这一差异：“我并非要暗示当前的困境没有为历史调查提出问题。很明显，这种困境是历史研究的众多且完全合法的起点之一。然而，真正的问题与历史研究的起源无关，而是与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关。”

(45)　参见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收录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13页。

(46)　譬如，可参阅戈耶尔：《与历史学家辩论》（Debates with Historians），纽约，1958年（子午线平装本），第196和221页；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纽约，1958年（多佛平装本），第246—247页；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收录于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05、1506页；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历史意识的纬度》，巴黎，1961年，第24页，及第11、13、172页。

(47)　布克哈特在前引书第206页高度评价了“我们已经消失的未实现的渴望”（“unsere unerfuellte Sehnsucht nach dem Untergegangenen”）。

(48)　赫伊津哈：《历史的魔咒》（Im Bann der Geschichte），巴塞尔，1943年，第92页。

(49)　参见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关于纳米尔的评论，转引自梅塔（Mehta）：《钩爪鸟的飞行》（The Flight of Crook-Taloned Birds），《纽约客》（The Hew Yorker），1962年12月15日，第93页。

(50)　哈纳克：《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纽约，1961年（多佛系列著作），第一卷，第39页。

(51)　洛夫乔伊：《现在的立场和过去的历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52)　《现在的立场和过去的历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80页。——戈耶尔（同前引，第196页）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53)　电影领域里此类类似现象可参见克拉考尔的《电影的理论》，第151—152页，名为《重温音乐》（Music recaptured）。

(54)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牛津，1926年，第541页。

(55)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纽约，1932年和1934年，第一卷，第543—545页。

(56)　格雷夫斯（Graves）：《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s），巴尔的摩，马里兰，1955年，第一卷，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