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然_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

一定程度上，【17】现代史学已经从旧式的关于总体历史进程的哲学—神学思辨中解脱出来——尽管困难重重，代价巨大。但它与科学的关系如何呢？这是一个古老且严肃的问题——曾使19世纪的历史学家分为两派，持久地论战：他们竭力摆脱黑格尔形而上学及根深蒂固的神学偏见，同时反对孔德（Comte）和巴克尔（Buckle）将历史“提升”为一门科学的主张。(1)还记得狄尔泰（Dilthey）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地将这种反科学的态度归属为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正如他声称历史科学门类在方法和进路上有别于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前者渴望“理解”历史“生活”，后者则聚焦于控制自然进程的各类规则。(2)他将自己看作历史学中的康德；某种意义上，他是一名历史主义哲学家。然而，尽管他的观点影响巨大，但他并未解决上述争端。李凯尔特（Rickert）当然也没有，他认为个别化、价值关涉的历史学方法与一般化、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之间存在根本区别，【18】这与狄尔泰更具包容性、更为深刻的洞见有异曲同工之处。(3)诚然，关于历史是否为一门科学的争议将继续充斥各类专业刊物，依然方兴未艾。(4)纵观这一争论，当前出现了一种明显趋势，试图将历史编纂学归属为各类精确科学之范畴。这种趋势的倡导来源颇为奇怪：瓦莱里（Valéry）沉迷于科学方法的透明度与清晰性，责怪一般历史学家的出发点基于各类不加批判的混乱设想，要求他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精确性明确提出他们的公理和假设。(5)他的建议与流行的各类偏好颇为合拍，可以从当前大多数理论和实践中发现其端倪。就此，汉斯·蒙森（Hans Mommsen）教授在1961年一份有关历史学方法的声明中宣称，狄尔泰和李凯尔特重点强调历史学家关注个别化、独特性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们的见解已经失去效力，他说道，因为他们并未正确看待历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历史学家必须确立类型，必须诉诸一般化；与科学家类似，他们也须力图确证某一研究假设。(6)上述对历史学方法的修正反映并承认了历史探索方向的变化。二战期间，马克·布洛赫关注其事业未来之走向，他希望历史——“法国的一门科学”——应该丢弃传说和修辞，从“一种初步的叙述形式”成长为一项“理性分析的事业”。(7)历史会遵循他的这一进路吗？不管怎样，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叙事体裁渐失吸引力，而分析论证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旨趣的变化很明显使渐趋高涨的社会历史学研究获益匪浅。【19】不管原因何在，这一从叙事向论证、从描述向启发式探究的转变成为有益于知识界的一种风尚。科学的威望如日中天，只会强化布洛赫与瓦莱里所预想的那一趋势；确实，我猜测很多历史学家因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本质、因其位置的无法确定倍感愧疚。为了丰富这一图景，不妨提一下如下这一滑稽可笑的画面：某些敬业的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得意扬扬于科学的威望，纡尊降贵地对传统史学表示轻蔑与不满。有人声称“历史书写……正如目前为止一直进行的……是一种半理性活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从事这一活动的人与“欠发达民族的游吟诗人”加以比较。(8)历史学家靠什么工作，再也没有比这所知更少的了。这里，你们可以看到斯诺（Snow）的“两种文化”说：文人可能错失核物理学的要点，但物理学家在这一点上完胜前者。

如果可以表明人类事务受某些规律的支配，而这些规律涉及可重复的历史现实元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很明显，游吟诗人转变成科学家的概率将大大增加。注意，这里的“规律”一词是在非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包含自然科学之规律，可使我们做出预测；它还指譬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学等所渴求的那一规则，这些科学领域探究人性和人类行为的诸多方面。这些所谓的“行为科学”（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总称）之规律近似于纯粹的自然科学之规律。这些规律适用于各类事件模式，这些模式能否永久保持尚不明朗；它们宣称能够支配未来，不过是自吹自擂的虚伪。【20】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来，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可以合为一谈，因为后者也是要探求并构建一种（貌似）不变的相似性。(9)当前，行为科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材料有重叠之处，不可否认可以产生大量“规律”，涉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各类数据——人们经常参考社会生活的统计学规则来佐证这一事实。(10)历史书写应该充分利用行为科学研究结果的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早就赞扬过人类学对希腊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性，那时他的很多同事仍然拒绝跳出传统古典学的藩篱。(11)不久前，深度心理学宣称自己为重要支撑。纳米尔（Namier）坚持认为，只有借助心理分析术语人们才能充分阐释人类行为；(12)多兹（E. R. Dodds）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正是出于无意识“恐自由症”才会拥护星体决定论，自城邦消亡后，这种心理症状一直萦绕在希腊人心头。(13)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界限越发不明朗。不只是历史学家借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家也会偶然入侵历史学家的领地，似乎意欲将历史学归属社会学名下。

就表面看来，历史现实充满各种规则，与自然科学探求的宇宙规则类似。【21】相应地，人们必须假定人类事务应该归入自然领域，或是自然领域的一种延伸。原则上，这种交融也可反面论证；我们可以想象，自然也具有人的历史性特征。这种可能性在马克思那里得到强力支撑。马克思将人看作自然的产物和动力；同时他将历史确定为一辩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劳动不仅驯服外在自然，还通过调整自然适应自身目标的方式改变自身，改变自己的存在属性与存在方式。(14)因此，自然是运动的，其在时间中的同一性让位于在时间中的生成性。最近，有人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巩固这一观念。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冯·魏茨泽克（von Weizsaecker）教授认为，这一观念来源于热力学“ * * *

(1)　譬如，可参阅德罗伊森（Droysen）：《历史知识的理论》（Historik），慕尼黑，1960年， (45)　参阅洛韦（Lowe）：《论经济知识》（On Economic Knowledge），纽约，1965年， (48)　转引自斯宾格勒：《作为历史的世界》（The World-as-History），收录于加德纳编：《历史的理论》，同前引， (57)　赫伊津哈：《文化史的任务》（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收录于《人与观念：赫伊津哈随笔》（Men and Ideas: Essays by Johan Huizinga），纽约，1959年，第54页。在其中一个精彩的段落，他将历史学家与过去的接触称作“进入一种气氛之中……是赋予人超越自我、体验真理的诸种形式之一。”——伯林在《历史与理论：科学史的概念》（“History and Theory: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载《历史与理论》，第一卷，第1期，第23页）中宣称，历史学家应该为我们提供“满足公共生活构想的足够充分、足够具体的东西……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和尽可能多的层面来观察，包括多种组建、因素、方面和最广泛、深厚的知识，这样，最强大的分析力量、洞见、想象才会出现”。

(58)　引自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The Diversity and Unity of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Meyerhoff）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纽约加登城，1959年，第315页。

(59)　参见前页注3中伯林的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