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政治
制作遗诏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驾崩,年仅十岁的皇太子登上了帝位,这就是神宗。皇帝驾崩自不用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更何况当时穆宗不过三十六岁,春秋</a>正盛却溘然病逝,朝廷出现了只相当于如今小学</a>四年级学生的幼帝。因此对于皇帝身边的重臣们而言,此时正可谓是危急存亡之秋,但同时也是一展拳脚的绝佳时期。特别是大学</a>士张居正</a>(生于1525年,是明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在各方面都施展了独裁手腕)和高拱</a>,他们确有一种国家重任在肩、舍我其谁的自负。
皇帝驾崩之际,遗诏会起到重要的作用。用俗话说这就是遗言,我们当中也没几个人平时就准备遗言,更何况是那些梦想着长生不老、与天同寿,祈望永远君临天下的皇帝了。他们大多数都不会认真准备遗诏。既然如此,那么到时候就只能由身边的人根据情况适当写一写了。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难找到先例。明朝负责制作遗诏的一般都是大学士,因此张居正和高拱等人趾高气扬也是情理之中。而且,这两人早在穆宗即位之时就结下了因缘。
穆宗像
大体上说,张居正跻身于政治的枢纽,也是始于遗诏的制作。明朝后半期的政治基本上由内阁左右,而内阁成员就是人称大学士的几位人物。六年前穆宗即位时位居大学士之位的有徐阶、李春芳</a>、郭朴、高拱四人。
其中身居首席的是徐阶,在先帝世宗末年,他曾将贪婪无度、弄权舞弊的严嵩</a>赶出内阁,是一位被天下誉为名相的人物。严嵩倒台之后,他深受皇帝信任,一肩担起国家的重任。由于他多次请求增加阁臣,于是李春芳也入了内阁,郭朴、高拱两人也通过他的推荐跻身于大学士之列。
但是随着世宗驾崩,穆宗时代来临,阁臣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穆宗还是储君时,高拱就负责其教育,所以他总是抬出自己穆宗旧臣的身份,屡屡反对首席大学士徐阶的意见,而郭朴也从旁协助,内阁当中的权力斗争已经表露无遗。徐阶对此简直怒不可遏:“这些人都是我提拔起来的,摆什么谱!”而李春芳此人则是个好好先生,根本靠不住。
因此有关世宗驾崩之后要颁布的遗诏,徐阶最后还是倾向于与穆宗原来的老师张居正商议。徐在张的协助下完成了全部文章,恢复了由于嘉靖“大礼议”(参见“侧近政治”一章)等事而获罪的许多官员的职位,受到朝野上下一致称颂。而以此为契机,张居正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被任命为大学士,成了内阁一员。自此,内阁形成了徐张派和高郭派的对立局面。
徐阶和高拱的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当时弄倒对手的手段是指使类似于日本行政监察厅的官员去揭发对手,这些人一般被称作言官。最后,这两派言官互相揭发、弹劾对手,弄得朝廷鸡犬不宁。高拱眼看己方形势陷入不利,于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辞去了大学士之职。而徐阶也在 ③ 《张居正大传》 ④ 《明史</a>纪事本末》卷六十一:(隆庆)六月甲子,皇太子即位,年始十岁。时太监冯保方居中用事,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闻之俱骇。一日,内使传旨至阁。拱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为,吾且逐若曹矣。”内臣还报,保失色,谋逐拱。——译注
⑤ 《明史纪事本末</a>》卷六十一:六月既望,庚午昧爽,拱在直,居正引疾。召诸大臣于会极门,促居正至,拱以为且逐保也。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拱即日出朝门,得一牛车,立而附载,缇骑番兵踉跄追逐,丧厥资斧,大臣去国,以为异闻。拱去,居正为乞驰驿,乃传归。——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