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侧近政治_明帝国与倭寇

和平的到来

帝国终日深陷于血腥的肃清行动和内外征战，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仁宗深孚众望，肩负起了守成之业。但是他即位不久就去世了（1425年），这份事业将由其子宣宗加以实现。

宣宗是一位文武兼优的明君，就像祖父成祖（永乐帝）期待的那样。

宣宗首先解决了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题——叔父汉王高煦。成祖没有遵守承诺立汉王为皇太子，因而他心生怨恨，夜以继日地策划阴谋，在侄子宣宗即位不久后就揭起了反旗。这简直就是靖难之役的重演，但是这一次角色完全调换了。侄子皇帝率领大军亲征，叔父身着白衣投降，被幽禁在北京城。

在那之后，宣宗向宗室下达了禁令，不许他们离开封地进京朝觐，甚至连出城扫墓也要获得批准，而且亲王之间不准会面。如此一来，宗室就完全沦为食禄寄生虫，太祖让他们承担边境防御重任的构想也从此化为泡影。而几代之后，宗室数量猛增，庞大的王室费用变成了国家财政的毒瘤。

其次，宣宗收拾了外交上的烂摊子。当时明朝在安南的战争已经深陷泥潭。成祖在位时向安南出兵，设置了交趾布政司，将其并入了中国本土。但是派驻当地的宦官为非作歹，招致了安南人的反感，又再一次演变成了内乱。安南的抵抗出乎意料地顽强，这让明朝甚感棘手。

朝廷分裂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宣宗认为这项军费实属白费，于是不再拘泥于面子，废撤了布政司，就此引兵回朝。

正在此时，北方兀良哈又现变数。他们大举进攻大宁，于是宣宗率领三千精兵北出喜峰口，对其进行镇压。同时他还抓住这次机会，将孤悬于长城外的开平卫迁回内地，让长城地带化为帝国的防御线。

南北的国防线都得到调整后，人民的负担和国防费用也大大减轻了。

宣宗像

终于，大明的内外都恢复了安宁，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后，和平终于到来了。在这之后，宣宗为了继承祖父的荣光，接连干了几件大事业：派郑和下西洋，派亦失哈招抚女真，此外还积极谋求恢复明日之间的外交关系。

税金之诗

此时，大明的内政也到了一个转折点，宣宗在这个问题上也下了许多功夫。

首先是要广求人才。 由于万贵妃最后的争取，宪宗晚年又打算废掉皇太子，这时候又是怀恩站出来与宪宗据理力争。结果怀恩被流放到了凤阳。

继承了少数民族血脉的孝宗，同时也是由宦官加以抚育和守护的皇帝。

明君的局限

孝宗即位后，将宪宗宠信的道士、僧人、恶宦官等一扫而空。曾经保护过孝宗的宦官怀恩被召回京城，当上了影子内阁的首席，孝宗在他的指引下完成了新的人事任命和人才提拔。

孝宗罢免了与万贵妃勾结的阁臣万安，又起用清廉的王恕</a>为吏部尚书，负责管理人事。因为王恕，朝廷聚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此外，孝宗还将身在南京的名臣马文升召回中央，任命其为左都御史，掌管监察工作。这些都来自怀恩的建言。

王恕上任后立马就直率进言，他认为自正统年间以来，皇帝与大臣之间只剩下形式上的会面，因此皇帝的侧近之人嚣张妄为。他觉得皇帝应该像以前那样与大臣促膝而谈，然后推行政治。这一建议被采纳了。因此，享有诗人宰相之名的李东阳在后来深深赞叹这个时代，说这是天顺末年以来三十年未曾有的局面。

马文升像（出自《三才图会》）

此外，孝宗还广泛征集臣下的直言，尤其是遭逢天变、旱灾等时候，更是强制臣子们进言。但是，这些上言的内容都集中在对皇帝私生活的非难之上，比如要求节约宫廷费用、削减宦官数量，或是指责皇后亲族等，实在是数不过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些意见孝宗都尽力采纳了。宦官们对此扼腕切齿，这点自是不必多言。

深谙帝王之道的孝宗给明面上的内阁赋予了更多权重，同时尽力压制自己汹涌澎湃的人性。

奇怪的是，明君也会祈愿自己长生不老，为此痛饮种种不明药物。唐太宗</a>是这样，明孝宗也不例外。而抓住这个弱点进而侥幸获得帝宠的，便是孝宗朝唯一的恶宦官李广。

宪宗时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当时皇帝可以不经过吏部，直接随意任命官员。这种官员被称为传奉官。这项任命乃是影子内阁的特权。李广就以此为诱饵，从士大夫那里收受贿赂。后来李广自杀，在他家中发现了贿赂的账本。大家一看，发现上面满是文武大臣的姓名，还写着收到黄白米百石或千石等。震惊的孝宗问臣下：“李广收了这么多米，到底是吃了多少啊？”臣子回答道，所谓的“黄白米”其实是隐语，“黄”是金子，而“白”则是银子。

猎官这种行为，一定会跟着结党和贿赂。李广的案例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一切都固化了的社会，只凭一时的措施，是绝不可能轻易改正的。这便是明君的局限。

丘濬及夫人墓（海南岛琼州）

有影响力的大臣一旦分成朋党，就会造成感情上的对立。王恕就曾突然向孝宗请辞。原因是孝宗宴请重臣以示慰劳的时候，大学士丘濬坐在王恕的上座，王恕咽不下这口气。丘濬写了《大学衍义</a>补</a>》这部名著（《大学衍义》中缺治国平天下部分，所以丘濬对其进行了补充），由此获得孝宗的信任。此时的丘濬虽是阁臣，却只是礼部尚书。依王恕的看法，自己是吏部尚书，应该坐在其上座才是。另一方面，丘濬则批评王恕直言不讳不过是贪图名声而已。明君也为此苦不堪言。

宣宗心忧农民，而孝宗则在意人民的劳役负担过重。国家机器一旦变得复杂，就会过度要求人民为国家服务。孝宗希望将这种负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于是在全国推行了均徭法。每年都要出劳役，对人民来说这种负担实在难以承受，所以朝廷将种种劳役都归并到一起，仿效里甲法，原则上十年征收一回。但是为了避免和里甲法重复，所以将时间定在了里甲役后的 ⑥ 《万历野获编</a>》卷三。——译注

⑦ 《明通鉴》卷四十一：先是，尚书韩文以八党用事，每朝退与僚属言辙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泣何为？比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人易易耳。”文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即令梦阳草疏。既具，文读而删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遂合九卿诸大臣上言。——译注

⑧ 《明通鉴》卷四十一：于是八人者夜伏上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喂狗矣。”上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擢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