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革前夜_明帝国与倭寇

群雄竞起

元朝的灭亡远不如其他王朝颠覆时那样剧烈，极少令人热血沸腾。虽说汉人挑战蒙古帝国这种事情很让人期待，但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正如此前所述这是一场马与舟的战争，因而恐怕并不会像短兵相接地对抗那样扣人心弦。倒不如说，骑马的一方，是丧失了成吉思汗</a>时代的精悍，终日沉湎于酒色而肌肉松弛的蒙古贵族；驶舟的一方，则充满着林语堂</a>所说的商人味道。因而他们的战争只是一个劲儿地磨磨蹭蹭，让观者心焦。

不过，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色：相继兴起的群雄一个个地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运气终了又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人，而接过最后一棒直奔终点而去的便是明朝的太祖。

首位枭雄

他在被关押期间接触了朱元璋的军队，这是一支他从未见识过的可畏劲旅。他们衣装简陋，却精悍而军纪严明，抱着不可思议的信念而团结在一起。这大概是因为在他们背后还站着以爆发之势逐渐风靡天下的宗教军吧。张士德似乎由此察觉到，要与之对抗，尚需要与君临北方的威严的元帝国联合。

从张氏政权此后的发展来看，张士德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首先与南方的方国珍达成和议，解除了方氏海军进逼咽喉之地昆山的威胁。其后又与达识帖睦迩合谋，打倒了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的杨完者，并最终成功地架空了达识帖睦迩。

如此一来，张氏政权占领了淮南、江浙两省，其地域南至杭州，北达山东，被称为天下宝库的两淮和江南三角洲地带都归其统治。而且他们还得到元朝的官方认证，洗去了盐贼的污名，并获得了曾对其爱答不理的江南统治阶层的协助。

张士诚的功与过

苏州是由财富积聚而成的市民之都，厌恶杀伐和强迫，热爱其引以为傲的自由和享乐。另外，就像丝绸和美人所象征的那样，这是一座具有柔和气质和纤细美感的城市。胸襟宽广的张士诚来当苏州的统治者简直是天作之合，而他事实上也相当受崇敬。

传闻在这一时期的嘉兴流行着这样的民谣：“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张”指张士诚，“杨”指的就是那个苗军统帅杨完者。张军进攻嘉兴的时候被苗军击退了，但苗军在嘉兴胡作非为，暴行罄竹难书，因此才诞生了这首民谣。即使在战乱中死去也不怨恨张士诚——这里反映出庶民的支持。而且，并不仅仅是庶民支持他。

张士诚喜爱文人学者，对他们十分优待。他甫入苏州，便设立了翰林学士之制，开设了弘文馆。特别是在他降元之后，文人官僚更是公然地出入他的居所。达识帖睦迩在杭州的秘书——享有文人书法家美称的周伯琦</a>受官命来到苏州后，张士诚赐予他宅邸加以厚待，从此周伯琦日夜与苏州的文人和风流之士欢聚，不觉忘返，一待就待了十余年。

此外还有风流政客饶介（江西临川人，号华盖山樵，此时官任咨议参军事），也是受官命往苏州任职，从而加入了张氏的幕府。在他门下诞生了当世首屈一指的诗人高启</a>和杨基</a>等吴中四杰</a>（高启、杨基、徐贲</a>、张羽</a>，其中高启名声最大，而四人均死于非命），在诗坛大放异彩。这些人在此后都被明太祖杀掉了，但不管怎么说，曾有众多文人墨客齐聚在苏州这座城市。

当然，其中多是些奔着张士诚的财力而来的俗流文士，但就算如此，那也是因为张士诚镇守的苏州是个舒适的去处。

文人杨维桢</a>拒绝了出仕的邀请，但对张士诚抱有好感，他曾这样称赞张的长处：“士诚善听人言，持身非常谨慎，他的军队也不好杀戮。”②

但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高启像

他的大气让其无条件地信任人，不疑受降之人，也不咎败战之将。明太祖是这么评价他的：“我对件件事情都绷紧了神经，绝不容忍违法乱纪，可即使这样还会被人骗。而士诚长年深居宫闱，大门也不迈出一步，又不理政事，还不被人骗就太奇怪了。”③

他所率领的运盐工如今都成了国家的元勋和高官。榨油的、做面条的、拉车的成了博士，剃头的成了待诏，下人、奴仆成了次官，代笔人成了大臣，简直宛如一个暴发户的天下。

尤其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愚蠢而遭人嗤笑。他在豪华的大宅里藏了一百多位侍妾，命令她们学跳天魔之舞。据说他家在池塘里采莲用的小舟是用沉檀制作的，一晚的宴会就要耗费一千石米。

正所谓上行下效，他的部将们也是一个作风，将妓女带至战场寻欢作乐，沉迷于歌舞和赌博不能自拔。

就凭这些在战场上是不可能取胜的。张士诚究竟也不过是一介商人，而不是征服者。

《水浒传</a>》的世界

让我们将目光从阳光明媚的江南转向北方。从所谓的中原之地河南，沿着淮水，直到安徽和江苏，这片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但是不同于江南的是，这里土地贫瘠，性情暴躁的黄河频繁地变更着河道，并在金、元时期淹没了山东南部，流入了淮水。

由于这些情况，这片地区常常爆发洪灾和旱灾。又因原野辽阔无边，整治起来十分困难。总而言之，这里有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一旦遇到旱灾就会出现饿殍遍野。农民们不愿离开故乡，只能吃草和土，但那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超出了极限就只能踏上流浪的旅途，也就是沦为流民。人们寻找着海市蜃楼一般的食物，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东边的人跑到西边，西边的人跑到东边。饥肠辘辘的众人之中一旦出现了实施救济的传道者，大家都会侧耳倾听，然后便盲目跟从，这是非常自然的道理。由此这里便成了红巾军兴起的地盘。

但是，即便笼罩在如此不安的气氛之下，要出现暴动，最终发展成起义，也还需要有人去点燃导火索。充当这个角色的通常是仁侠一类的人物。

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换个说法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只有拳头才是真理。因此这里也是以“贼”为名的人齐聚之地，从山贼、马贼到盗墓贼，数不胜数。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世界中，勇于反抗权力而锄强扶弱的人物也一样受人敬仰，他们就是仁侠。著名小说《水浒传》的魅力之一就在于此。在元末兴起的红巾军中也有同样引人注目的人物。

《水浒传》的舞台是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临近江苏北部的徐州。元末占据此地的是芝麻李，他的本名叫李二，因曾在饥荒时搬空了自己的芝麻仓库以救济他人而得名。他便是一位仁侠。某日，他与邻人赵君用聊天，说道：“在上之人忙于他事，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有传言说南边的颍上已经竖起了香军（红巾军）的旗帜，而官军毫无应对办法。如此说来，现在就是男子争取富贵的绝佳时机！”④赵君用是赵氏的社长（元代为劝农而组建的地方自治团体，五十家为一社，以懂得农事的年长者为社长），他立马就推荐了好几名同党。当中有一位叫彭二的男子，勇悍而有胆略，赵君用表示要亲自登门邀请。彭二当时正在磨斧，准备砍些柴火进城换米，一开始听说要造反颇感犹豫，但知道其中还有芝麻李后，立马就答应了。

然后八人就以芝麻李为盟主，歃血为盟。这就是游侠的仁义世界，这就是他们团结起来的办法。

决心起义的八人在夜半时分攻入了徐州城，天一亮就竖起大旗募集勇士，瞬息之间就召集了上万人。他们的势力转眼就从徐州的近郊发展到安徽北部，最终汇入了红巾军。这样的党徒在各地涌现，此前提到的饥民群体也和他们同声共气。这就是红巾军如燎原之火一般急速蔓延的原因。

弥勒</a>佛下凡

在华北民众中风靡一时，改革了社会的宗教之本尊是弥勒佛。“弥勒”是梵语当中“慈悲之人”的意思，人们认为这尊佛会在佛灭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现身世上。他的使命是重整这个污秽之极的浊世，将其变成乐土。

在日本提到弥勒佛，大家脑袋里都会浮现出其面带神秘微笑的端坐之姿；但在中国，弥勒佛则是一个肥硕的、带着福相的布袋神，这是一个民众亲近喜爱、从心里认可的形象。那么，这些人打着这位伟大布袋神的旗号，声称要重整人间，具体来说又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应该就是打倒那些将民众逼迫至悲惨深渊的贪官污吏，以及那些敲骨吸髓的有钱人吧。然后，发展下去，最终必然是要打倒这一切的背后元凶——政府和国家。

这种弥勒信仰认为未来必有乐土出现而对现实进行着破坏，实在是危险的宗教。

说到视现世为秽土从而向往净土的思想，其中有一种叫阿弥陀信仰。这种信仰主张，在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上，人们应一心一意地念佛修行，祈求在死后能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往生其所在的西方极乐净土。但是无知的民众很难具体地想象出极乐的样子，因此就需要人工地将其展现出来。因此，其信徒便会在神秘的夜晚，将善男善女召集于一堂，在明灯之下燃香、念偈，直到清早才解散众人。这是因听闻佛法而心生喜悦的法悦世界，完全能让人感觉到这是通往极乐的入口。

从南宋到元代，以此净土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有白莲教和白云宗。他们主张禅与净土教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弥勒信仰，甚至还引入了摩尼教的因素。

中国人将摩尼教称为明教，这个宗教被认为是3世纪前后由波斯人摩尼所创，糅合了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的要素。其教义主张世界分为善的光明和恶的黑暗，而摩尼自己是来自光明世界的预言者和拯救者，为了改变世界而现身于当世。这种异国的信仰与弥勒信仰颇为相似，也被白莲教吸收了进来。

信徒为了确保能够前往极乐，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不食荤腥，不饮酒，还有不杀生，不蓄金钱，积极地将财富捐给教会。

因此，在宋元时代，白莲教屡屡被当成“喫菜事魔”的邪教，遭到打压。也就是说，这是侍奉恶魔的素食主义宗教，所以不能存在。政府方面担忧如果士兵信奉了这个宗教，会成为老实本分的人，一个劲儿地只想攒薪水，军队可能就会丧失锐气。当时被白莲教徒指责为堕落的禅宗对其非常敌视，士大夫官僚也与禅宗同声共气。士大夫官僚接受的都是“男女七岁不同席”的教育，他们叱责男女通宵同坐的行为是扰乱风俗。但实际上，其真实原因是他们的女儿和侍妾一个个都变成了信徒，所以他们无法再坐视不理了。

政府、官僚、御用宗教就是这样结成了利害一致的同盟，共同打压白莲教。元朝是支持信仰自由的，但却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对其进行压迫。举例来说，白云宗等宗教在某个时期曾一度拥有江南良田两万顷，元朝就慌忙将其禁止了。

但是，一旦打压宗教迫使其转入地下，就成了法难，结果反而是火上浇油。此后百姓信仰的重心就由温暾的阿弥陀信仰转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弥勒信仰。

虽然在富饶温软的江南是阿弥陀信仰势力强大，但是贫苦荒凉的华北，则是弥勒信仰的天下。

最终，元末时期，河南到安徽北部一带爆发了以弥勒信仰为背景的宗教暴动。

红巾军兴起

动摇天下的大乱在爆发之前，大体上都有预兆。

后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东部爆发了弥勒信徒动乱。领头者是一位叫“棒胡”的使棍高手，他带领门下百余人造反，远近的志同道合者也与之呼应，但是不久就被官军镇压了下去。从缴获的物品看来，这并不是一起单纯的宗教暴乱，而是一次高举着反元旗帜的行动。

翌年，江西的白莲教徒周子旺举起了反旗，自号周王。这次毫无疑问是以反元为旗号的宗教暴乱。

在背后掌控一切的是僧人彭莹玉。他的预言十分灵验，还能施展奇迹，民众崇拜其为活佛。根据他发出的神谕，信徒们在寅年寅月寅日发动了暴乱。为了不为刀剑所伤，他在信徒们的背上写下“佛”字符咒，据说其党徒有五千余人。他们的势力不久之后也被平定，彭莹玉潜逃到了淮西。此前一直就很仰慕他的淮西民众将其隐匿起来，官府完全没办法插手。

他在潜藏十四年后又再度出现，成了西路红巾军的指挥。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华北的天地笼罩在弥勒信仰的浓云之下，汉人之间激荡起了打倒元朝的狂潮。随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起义。

此起义一般被称作“红巾起义”，起义军被称为“红巾军”。其党徒的共同标记是头上都缠着红布，所以有了这个名称。红巾军又被称为“香军”，因为他们烧香拜弥勒佛。

红巾军的首领叫韩山童，是河北南部人，其祖父一辈就是虔诚的白莲教徒。他召集了众多信徒，发出神谕称“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此条神谕瞬间从河南蔓延到江淮地方，人心动摇不定。韩山童为进一步营造气势，又进行了如下表演：

这一时期，元朝为了使南流的黄河回归原来的河道，动员了沿岸二十万人夫进行大型土木工程。这是一项苦役，再加上工钱和口粮还遭到官吏贪污，因此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弥漫开来。看到这点，韩山童便雕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几个字，将其埋入河道中。果不其然，这尊石人引起了巨大的骚乱。

韩山童在背后偷笑，最终决心发动起义。而为了扩大组织，他们还需要重量级的军师。其中一位就是曾在元枢密院任掾史的杜遵道。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曾向当时的宰相伯颜建言开武举以征募天下勇士，得其另眼相看而被授官，但当他得知此志无法实现后，就弃官在河南颍州隐居了。另一位是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人的刘福通。

这两位怪才加入之后，宗教暴乱更增添了政治色彩，管理也进一步强化。韩山童本已被视为弥勒佛和明王的化身，此时又进一步被塑造成宋徽宗</a>皇帝的八世孙。灭于元的宋朝，在其悲剧性落幕的同时，也成为江南人民的精神故乡。他们在此时搬出宋朝来，乃是为了煽动民族仇恨。

根据五行说，宋朝属于火德，因此推崇红色。他们用红布作为同伙标识，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他们召集了同伙三千人，向天地起誓，举兵起义。但是，其计划不久就被泄露了，教主韩山童被捕，其妻子和儿子韩林儿被迫逃亡。此次行动实际上已经落下了帷幕。

“梦幻强国”日本

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红巾党徒还曾搬出过日本的名字。教主韩山童曾以宋代皇帝子孙的名义颁下诏敕，其中的一节中提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

元末学者叶子奇</a>（浙江省龙泉人，从王毅学宋学，官至巴陵主簿，著作有《草木子</a>》四卷）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指的是南宋广王被元军追至广东南部崖山投海自尽时，侍奉广王的丞相陈宜中远赴日本搬救兵一事。他还认为，红巾军借用这个传言使天下为之动摇，因而穷苦人都抱着归家一般的想法响应红巾军。由此可见红巾军压倒性的声势。

但是，叶子奇所说的与真实的情况不符，陈宜中并不是去日本，而是去占城求的援兵，由于并未成功而逃亡到了泰国。

不过，且不管事实如何，连叶子奇这样的学者都相信南宋曾向日本请求援军，这显示出当时日本的实力是被南宋人士认可的。日本之强为中国所知，不用说是始于元军，而这一问题在元末显得愈发严峻。这一时期的学者吴莱</a>（元末的文学家，浙江省浦江人，他十八岁的时候作了《论倭》一文）说过：“如今的倭奴不能和以往的倭奴相提并论。以往的倭奴，即使已经非常衰弱了，还能抗拒中国的士兵。如今的倭奴更是十倍于此。”⑤这些越来越夸张的描述，也让中国人越发恐惧倭寇的劫掠。

而另一方面，也有汉人为元军被击退而拍手称快。痛愤于元朝灭南宋而隐居的郑思肖</a>（福建连江人，反元遗民，墨兰画的大家，画兰不画根，著有《铁函心史》）在听说元朝大败时感觉积郁全消，他还作了一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

这样来看，红巾军是想在指明皇帝象征物玉玺的所在，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的同时，抛出虚构的日宋军事密约以恫吓元朝廷。

尽管如此，他们将连见也没见过的日本搬出来壮声势，这一招也是相当奇绝，而作为当事人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的幻象在中国如此大显神通却一无所知。而且更为讽刺的是，这些强悍可怕的日本人，也就是倭寇，此时已经盯上了大陆。

宗教王国

早已风云密布的中原地区有了红巾军振臂一呼，立马一片大乱。徐州的仁侠芝麻李与之呼应，发动了起义，此事之前已经提过。而此前潜藏在淮西的僧人彭莹玉也拥戴湖北东部荆州的徐寿辉起兵。徐寿辉本来是一个布料行商，什么优点也没有，就因为看上去高大伟岸，便被推举成了首领。

韩氏一派被称为东路红巾军，徐派则是西路红巾军。

红巾军的起义引发了下层民众对元朝统治者的抗争。元朝为征讨红巾军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南人（淮水以南的汉人）自不用说，就是长久以来一直追随元朝的汉人也被疏远了。最后元朝向天下发出命令，让身在各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全部撤回大都，要将黄河以南的汉人统统逮捕起来。这道命令让黄河以北的汉人几乎全都成了红巾军的支持者。

就这样，红巾军在弥勒信仰的加持之下，其作为争取独立的宗教革命军</a>的色彩变得更加浓重了。此后其势力就有如燎原之火一般迅速蔓延，如奔腾的骏马一般横冲直撞。

元朝派出了讨伐大军，但是百年来的荣华富贵生活让蒙古将军堕落了。他们在军阵中也沉迷酒色，而军队则热衷于掠夺。某位大将在遭受敌袭之后不见了， 红巾王国就这样建立了。不过此后很快，教主韩林儿就专信杜遵道一人，因此刘福通便将杜除去了。红巾军赶上了好风好浪，三年后就进驻了宋故都汴京（开封）的旧皇城，享受到了短暂的荣光。

此时龙凤朝廷的势力范围囊括山东、河北、淮西、河南，特别是以山东为据点的猛将毛贵降伏了元军，其势力直逼大都。大为震惊的元廷甚至开始讨论迁都。此外，关先生率领的军队从山西越过长城远征元上都，焚烧其宫殿，又取道东北长驱攻向高丽。

在另一边，兴起于湖北的西路红巾军南下攻占了湖南，又东进夺取了江西，最终进入浙江，攻陷了杭州。在那两年中杭州著名的钱塘江海潮都不见了，这个异变让人心惶恐不安。

此时西路红巾军的首领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为天完，年号为治平。他们定都于蕲水（蕲州），因弥勒信仰而将中央政厅命名为莲台省。

在此，我们来看一下东、西红巾军用兵的特点，向北进军的东军以骑兵和游击战为特色，而西军则是依靠长江水军来压制江南。

① 现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译注

② 《国初群雄事略</a>》卷七：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译注

③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译注

④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朝廷多事，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译注

⑤ 《渊颖集</a>》卷五《论倭》：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虽至弱，犹敢拒中国之兵，况今之恃险且十此者乎？——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