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天津武备学堂[1]_1898年的夏日

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天津

天津武备学堂位于白河河畔，欧洲租界的正对面。清晨，学员们在鼓声与号角声中进行演练之时，作战般呼喊的噪音便会横跨河流，把“利顺德大饭店”的旅客们从睡梦中吵醒。这间学堂是由一位比较年轻的满洲人领导，其官阶相当于道台。这位道台的邀请卡上，有着以下的文字：

荫昌[2]，字午楼

满洲军官学校总办

天津武备学堂监督

荫昌先生在德国及奥地利待过六年，有两年在德国 这位矮小精瘦、穿着朴素中国服饰的学堂总办，走到门前来迎接我，友善地打招呼。在房间里，他热烈地以德国人的方式同我握手，因为在这里没有其他人会看见我们。一旦有旁观者，荫昌先生又会变回中国人。拜访结束时，他随我走到屋外，在庭院与我告别。另一侧有几个士兵朝这里望过来，现在，荫昌先生并不想在道别时也握手，于是他站在那里将交叠的双手举起又放下，以中国的方式道了声：“请！请！”

荫昌先生热忱却又不无伤感地谈及他在德国的生活。他对每一位在利希特菲尔德有过交集的老师，都留存着感恩的回忆。当谈到维也纳时，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口吻说道：“哦，这座可爱的城市呀！”此时，我们是坐在满洲学校的衙门内，交换着对维也纳的共同记忆。挂在墙上的李老先生向下注视着我们，而我们则聊到了狂欢节、卡伦堡[4]以及德国 奥古斯特-施密特先生，是前普鲁士王国的中士，他受托替中国皇帝培养佩枪的军官。奥古斯特-施密特先生站在他们右侧，从几何上来看，军士排出的直线已经相当完美了，也许都能让数学家感到满意了，但却不能让这位德国士官接受，他还是需要一些调整，直到没有人的鼻子会超过另一个人的。施密特先生过来同我握手。在他的军帽下，一张友善的脸散发着军事热忱感染出的红润。这位军事教官认真地执行任务，并努力与中国军事学员诚实往来，与他在帝国的普鲁士军营里无异，虽然，身着中国将军或元帅服饰的他，也许没必要这样做。

我们在离军人队列稍远之处坐下，一位通译跟着我们。他手里拿着一把象征地位的雨伞。但是，施密特先生并不需要通译，在演武场上所需要的中文他都是会说的。口令以孔老夫子的语言从他的浑厚嗓音中发出，声音穿越过广场并撼动着肢体，就像著名的普鲁士雷鸣——原来，中文也可以做得到。

“军官与士官、出列！”

被点到的人从队伍中脱离，踩着小碎步跑向前。他们将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形，我被引介给他们。当这群军士清楚我的名字、职称与出身之后，便以相同的步伐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因为，他们即将进行持枪练习，就像是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演习场[6]看到的那样。这座军营的运转就像时钟般准确。最后，有两个鼓手及两个号手出现在军队的最前方，并为军队的行进提供军乐，后者像是对奥地利步兵铜管进行曲的模仿。这首中国的军乐听起来仿佛战争时的火花出现在眼前，演奏的人随兴地穿插入行进的队伍之中。如同施密特先生所言，并没有“踩着相同的步伐”。中国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每个人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军队就是用来行军的，而音乐则是用来演奏的，两者不能并行。

但是当军士队伍进场时，出现了真正豪壮的一幕。这群一百五十人或两百人的队伍，如今已成一体，并以一致的步伐行进，一种摧裂地表的巨大步伐。施密特将军对此仍不满意，在军队后方踩着步伐并用中文的“一、二”喊着行军的节奏：

“挺胸、抬头！不要挤到 [2] 荫昌（1859—1928），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早年毕业于同文馆。后留学德国，习陆军。清末民初军事政治人物，清末陆军大臣。归国后历任天津武备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尚书</a>等职。武昌起义时，奉命率军赴武汉镇压，屡败。民国成立后，曾被袁世凯</a>任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参政院参政和参谋总长等职，袁世凯死后，荫昌在北洋政府仍任高职。其学生有：段祺瑞</a>、冯国璋、王士祯</a>等北洋系军阀。

[3] 利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是德国柏林的Steglitz-Zehlendorf市镇的所在地。直到2001年，它与柏林—斯特格利茨（Steglitz）和兰克维茨（Lankwitz）一起都是前柏林—斯特格利茨行政区的一部分。

[4] 卡伦山是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座山丘，海拔484米，位于德布灵区。卡伦山位于维也纳森林，是维也纳人欢迎的休闲区之一，在山顶观景台可远眺全市乃至下奥地利州部分地区的景色，旁边是奥地利广播公司165米高的铁塔。

[5] 中国皇帝的这个访问计划并没有被施行。

[6] 滕珀尔霍夫公园是柏林最大的城市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城开放空间。位于新克尔恩区和滕珀尔霍夫区。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是德国第三帝国机场，关闭以后空地开辟为滕珀尔霍夫公园，占地355公顷。公园从日出到日落均可进入，共有十个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