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芝罘
中国外交官陈季同将军长年在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工作,致力于中国与欧洲的政治外交。同时,他撰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法文书籍,内容十分丰富有趣、引人入胜。在欧洲,很多人都拜读过他的著作。在少数几个被欧洲所熟知的中国名字中,“陈季同”是其中之一。起初几年,有人在柏林看到过他,那时他正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担任武官。
中国一向没有向其他国家派遣军事专员的传统,不过,由于中国当局把大使馆职员的任命权交给了驻各国外交使臣,所以,只要外交使臣同意,任何愿意担任军事专员的人,都可以被任命。陈季同将军就是以这个方式获得了外交职位,之后,他便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官阶不断晋升,最终他快速地上升为将军。
陈季同将军在柏林的美好光景并不长。俾斯麦首相揭露的臭名昭著的比利时文件丑闻,其中的文件是由法国的特务人员德蒙迪翁伪造的,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事就和陈季同将军扯上了关系,他因此不得不离开柏林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住了好多年,终究在那儿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了一个“优秀的巴黎中国人”。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好几本法文书籍,但是,他从不放过可以为自己增加收入的机会。因为文学毕竟只能带来心灵满足,现实生活还是需要经济上的富足,尤其是在巴黎这个事事都要花钱的大都市。陈季同将军是巴黎最有名望的中国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能靠自己的名气来赚钱的话,那他就不配称中国人了。
他在巴黎做了一笔很大的生意,为他带来了好几十万法郎的进账。这个过程说来还很简单,他只需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就好了。那时,陈将军显然已经准备好随时签名了,唯一比较麻烦的是,陈将军在纸上签的并不是他本人的名字,而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签署——他就这样未经授权地以中国政府之名让自己挣得了这笔钱。当然,被他代表的中国政府一个子儿都没有分到。这件事情终究还是传了出去,陈将军便被召回了北京。一个优秀的将军允许自己做出这么一种“欺诈”行为,让政府损失了几十万法郎,把他立刻打入“冷宫”则在情理之中了。
一般说来,中国政府对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要比那些肯做事情但欺诈国家的官员要宽容许多。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多少会利用一些手段来获取钱财,因此,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中,对这种情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如果因为贪占行为把这些官员都抓起来,那还有哪一个人会是清白的呢?还靠谁继续治理这个国家呢?陈将军是自己先犯了错,接着又被他的政敌撞见,这就导致了他无法获得原谅。他长时间代表国家在柏林及巴黎担任中国将领,但在北京政府里,偏偏有人看不惯他这种把自己塑造成欧洲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样子。
陈将军在欧洲的政治生涯因此事而画上了句号。他被召回北京,并且被要求必须搭指定的船回北京,自此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有一些从远洋传过来的谣言指出,他卷入了一项案件审查中,军衔及功绩也全部遭到废除和抹煞,最后,甚至连他项上的人头也不保了。在巴黎生活多年之后,回到北京竟然被处决,这无疑是最悲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运。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陈将军还是顶着他的项上人头活跃着,我甚至还在中国亲眼见过他。那是在芝罘“家庭旅舍”的酒吧里,陈将军正喝着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要是他没有了项上人头,可绝对做不到这件事。就如我前文所提到的,芝罘是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特别喜爱的海水浴场。到了旺季,这里所有的旅舍都会被订满,特别是那些来自上海的旅客。有一天,在“家庭旅舍”用来登记住宿旅客的板子上,出现了陈季同夫人的名字。当天晚上在旅馆酒吧里,我站在一位身穿蓝色中式传统长袍的中国人旁边,正想着要向这个人点杯酒来喝,旅馆经理突然拦住我说道:“天啊!那不就是那个陈季同将军吗!”
我和陈将军在巴黎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我很快就有了与他在海边谈天</a>论地的机会。陈将军讲得一口带着特殊口音的、流利的法语,这口音也让他说话的时候带了点忧郁,不过这与他的气质完全相符。因为,今日的陈将军已经不再为官了,所以,他基本上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他看待世事也有着十分郁闷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还愿意描述自己的心情,只不过他所描述的和他与世隔绝的现状完全不相符。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得出来,陈将军虽然已不再为官,但却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个遭到撤职的官员,基本上都还抱着一丝丝希望,期待着有一天朝廷还会再次召唤他为国家服务。尽管陈将军大大小小的官衔都已经被废除了,但他似乎还是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将军。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聊起中国的政治为妙!
“我已经不理政事很久了!”他说道,“我现在在种空心菜。”
这就如同伏尔泰[2]作品中的憨Chinesischen Bund-Arbeiten),其实,算是某个欧洲联合会的延伸,陈将军是上海这个联合会的领导[4],是他把上海街道上的电子照明设备给安装上的。
也许是因为他在公共福祉方面的能力,才让他目前所居住的小乡村别墅也有了点特别的样子——无论如何他现在总算又拥有了一些财产。在芝罘度假几天以后,他又要动身前往北京。如同之前我所提到的那样,只要官员有能力发现时局与钱在何处,那清政府就会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挥,但是,在睁只眼闭只眼的过程中还是要有原则。一个官员可以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不过一旦他做得太过火,便会被从地方征召到北京,到那时他就要诚实地把赚到的钱全部吐出来给国家。也许那些有权势的人还是认为,可以从陈将军身上再挖点钱财出来,我在芝罘遇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北京的。
他带着夫人和女儿一同来的芝罘,在他回来之前,夫人和女儿会先在这里等他,她们可以享受一点海上清新的空气。陈季同的夫人是一位法国人,可想而知,他肯定是在旅居欧洲的时候认识了她。陈夫人是一位白发苍苍、胖乎乎的女士,为人健谈,但容易上气不接下气。除了这位欧洲夫人之外,他当然还有一位中国的陈夫人,因为在中国,男人娶女人做正室,绝对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位欧洲妻子,他也可以再娶一个中国女子为妻。据说陈季同甚至又纳了两到三个小妾,他的女儿便是中国妻妾所生,其中一个已经嫁了人,另一位近日就要与一位政府高官的亲戚成亲, [5] 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是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的百货公司,位于第七区的塞夫勒路(rue de Sèvres)24号,以及巴比伦路和巴克路转角。它有时被认为是世界第一个百货公司,它是巴黎第一个特别设计的商店建筑。创始人是阿里斯蒂德·布西科。
[6] 陈将军发表这番言论的几星期后,中国发生的事情证明,就连皇帝本人都没有能力做任何改革。
[7] 《邸报》,又称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报纸,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最早出现于中国的汉代。
[8]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旬刊,书册式,每期20余页,约三四万字,从创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维新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中国人自办报刊。报纸总理汪康年,早期主编为梁启超</a>。梁启超在其上发表《变法通议</a>》,提出了“喉舌论”,影响极大。
[9] 文中提到的大学是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由光绪帝谕令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是现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