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在中国的德国军事教官_1898年的夏日

中国试图通过德籍军事教官的协助对国家军队进行改革，实际上这个愿望没办法达成，因为中国军队的基础条件太差。甚至可以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军队可言！中国不缺少军人，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要把精英分子集结到一起，让他们能够服从于中央的权力，这个现象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央权力和机构都只是形式上的，由中国清政府的衰败，使得所有的上下关系都变得十分松动，就连北京最高军事指挥单位也是如此——就算勉勉强强有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也没有什么好指挥的。

中国的军力是由每个省的总督来支配的，如果哪一天某个总督突然心血来潮，对军事改革感兴趣了，并且他能够很理智地意识到，射箭和举重已经不再适用于军官考试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让几百名他的士兵接受国外军事教官的操练，或者自己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让一些知识分子和士兵能够从欧洲军事教官那里，恶补一下如何赢得一场战斗的知识，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军队改革”了。

这些尝试军事改革所用的方法，施行到最后都是徒劳而无功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好中央集权问题。中国年轻的皇帝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决定要由他自己来重组军队（不过由于他在一八九八年秋天进行的一项大型改革，使他丢掉了皇位的事，这个愿望也没有达成）。这就证明中国清政府的集权实际上还是不够强大！他们根本无力对国家军事进行改革。如果皇帝这个时候突然想振作起来，他就要亲自对抗老旧难改的弊端，然而，消失的将不是这些弊端，而是这位年轻皇帝的皇位。

截止到目前，中国所有的军队改革还只是几个总督个别零散的实验，其中就包括李鸿章</a>。他在被调任北京之前，曾经在天津担任总督几十年；另外一个就是先前提到过的张之洞</a>，目前，他是居住在武昌的地方大员。如果说德国的军事教官对一些省的武装起到了作用的话，那铁定就是跟这个省的总督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也仅限于某个总督自己的部队，仅仅是展现一下总督个人的才能而已。在北京给予的权限里，即使是总督也没有充分的权力，虽然他们的改革已经展现出了军事训练获得的成果，但是，最终由于清政府的不理性，还是会将其毁于一旦。（最大的成果展现在一九〇〇年夏天，中国军人在天津之争的冲突中，充分展现了从欧洲军事教官那里学到的军事技能，以此来与欧洲军队进行对抗。）

我们倒不必将这件事看得太过哀伤，那些来到中国的德国军事教官，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对中国的责任，许多人仅仅是为了中国允诺的、非常诱人的高薪而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遵守着他们的承诺，每个月准时发放他们的报酬。这样一来，搞不好中国还吃亏了，因为这些招募来的有才能的军事教官，并不能随意指挥自己训练的军队。为了补偿这些军事教官对无法施展才华的失望，他们还要得到一些补偿金。尤其是那些跟随着长官来到中国的德国下级教官，由于置身于从来没有想过的物质环境中，他们的自尊心也有了些许的提升，逐渐地，他们不再把上级当上级了。双方发生纠纷时，德国总领事还得亲自从上海到南京进行调解。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德国的军事教官在中国这段时间的工作已经结束，虽然在南京、武昌及天津的军事学校里，还有几个在任教，但只是庞大德国军事教官体系中仅剩下的几块残砖破瓦而已。那些最后还愿意留下来继续待在中国的教官，早晚都得放弃他的职位，因为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他们积极地找了些生意来做，最后，有少数人成功地在欧洲—东亚贸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些以往为普鲁士军队传统左右的将领们，曾经藐视平民老百姓和商人，但在这个世界贸易的集散地里，这些旧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上海虽然距离波茨坦[1]非常远，但是军队将领们的个性已经变得十分中立和自由了。他们甚至乐于在中国成为一介平民，他们或许希望，有一天东亚可以变成某些普鲁士军官的教化之地……

中国和德国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教官合作，始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结束。但是，早在一八九三年，就有许多德国军事教官带着他们的下级来到中国，替中国政府训练军人。其中，最高位阶的是普鲁士的施坦尼斯坦（Reitzenstein）少校（这位施坦尼斯坦先生和另一位有名的马术专家，于一九〇〇年夏天跟着探险队伍来到中国的斯坦尼斯先生并非同一人）。施坦尼斯坦先生和其他军事教官的经历，我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报道。我于一八九八年的六月在上海与他相遇，那时候他正准备要返航回德国。

德国军事教官正式来到中国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的，他们参与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军事改革。由于那里的某些地区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因此，他们决定暂时移师到上海，静观中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不久后，他们就在南京见到了张之洞。那时候，张之洞在南京担任两江总督。有一天，在聊天的过程中，张之洞对施坦尼斯坦少校提到的军事改革十分振奋。他极力地游说施坦尼斯坦少校，让他留在南京一展才华。张之洞甚至要马上发电报给北京的皇帝，他希望施坦尼斯坦先生对中国新的军事机构的建设，提出一些最好的建议！他特别希望施坦尼斯坦先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军队在李鸿章聘用德国军事教官的教导下，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施坦尼斯坦先生回答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天津的军事教官只是负责训练，对部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甲午战争中军队是由中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官自身指挥能力不足，导致无法展现出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中国军队想要在未来作战中实施正确的军事指令，就势必要把这些军事教官看成是部队的上级长官。”张之洞听完，对此说法表示完全可以理解，并且，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指挥权的提议。于是，施坦尼斯坦少校便来到了南京，担任张之洞军队的指挥将军，跟随他的其他德国教官以及下士，也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军衔。

中国的一个军团大致会有十万人，施坦尼斯坦少校提出异议：他没有办法一次训练十万人。于是，张之洞首先要求训练好自己的侍卫队。最后，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施坦尼斯坦少校一开始先训练两千五百名士兵，这一批训练完成之后，再接着训练 吴淞兵营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士兵的杰出表现，很快就在整个中国到处传开。政府许多高阶长官闻讯而来，都想亲眼看见这里新训士兵的风采，就连光绪皇帝的御医也慕名前来。施坦尼斯坦少校要风风光光地举办一场训练汇报表演。士兵们情绪高昂地走在阅兵队伍中，他们向官员们行军礼。等到实地演练的时候，现场更是鸦雀无声。这样的场面估计是前来观看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张之洞虽然远在湖北无法赶过来，但他满心祝福地发来了恭贺电报，各种荣誉和奖章也特地从北京送了过来。部队训练的表演还要再加演一场，这次整个上海租界里的人都受到邀请前来观看。英国人看了心里颇不是滋味：“这支部队确实是行进得很好，但是，谁知道在紧急状况发生时，他们是否也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呢？如果，他们对抗的人是自己的同胞，又会是什么状况呢？”一周之后，吴淞军营的士兵们就有了机会，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疑虑。

长江上游附近有一处堡垒叫狮子林[6]炮台，中国的总bang将军和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德文里的“bang”字不是个适合将军的好名字[7]，至少在德文中是这个意思，不过这看来倒是很符合一个中国将领的名字。这个总兵将军有非常多的优点，可惜胆子小了一点，尽管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有敌人的踪影，他居然还对自己的士兵心存畏惧。就在吴淞军营的阅兵大典结束之后，所有军队的事宜都必须依照德国的方式重新组织。这个总办将军也接到了命令，他需要让一部分士兵退役，剩余的人日后安排到德国军事教官那里学习。总兵将军承诺会给退役人员发放已积欠的四个月薪饷。他的部队觉得这是趁机敲诈将军的好机会，这在中国也是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于是，他们便声称还有六个月的薪饷没有发而不是四个月。将军说，他只能发四个月这么多，而且，现在也没有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要退役的士兵便开始砸毁身旁的一切，还将这个将军抓了起来，胁持到囚禁叛乱者的北营里，并拿枪抵在他的胸前质问他：“现在觉得十个月的薪饷怎么样？”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些枪到底子弹是否上膛，但是，总兵将军已经吓得发抖了。他试着和这些暴徒讨价还价，几个回合下来，最后，他允诺支付七个月的薪饷才被释放。

施坦尼斯坦少校接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询问总兵将军是否需要帮忙。得知将军已经答应七个月的薪饷，施坦尼斯坦少校认为总兵将军不应该做出这种承诺。将军反驳说，他虽然同意施坦尼斯坦少校的说法，但他充其量也只是个可怜弱小的角色，不答应他也无能为力。施坦尼斯坦少校说，总兵将军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刻寻求他的帮助。入夜之后，狮子林炮台再次动荡不安起来，隔天早上，内心害怕不已的总兵将军立刻打电话到吴淞请求协助。施坦尼斯坦少校出动了他的步兵枪炮部队，每个大炮带上可以击发三十次的炮弹。由于缺少马匹，军队就自己拖着大炮。到了狮子林炮台后，大炮马上对准了北军营入口，里头聚集了那群叛乱者。施坦尼斯坦少校和一支部队进入了北营。少校让他的军队在前方排成一列，敦促总兵将军的士兵们将手上的武器全都交出来。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任何动作，还龇牙咧嘴地嘲笑他们，这时，少校命令他的部队子弹全部上膛，一秒钟后子弹已经稳坐在枪支里等待射击了，就跟在军营练习时一模一样。接着少校再度转向叛乱者：“那么现在呢？”他们哪里还敢不听话呀！只见枪支瞬间就堆成一堆了。有几个人被选为苦力，每人扛十把抢，从北营里运出来。过了不久，衙门郑重其事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总兵将军是罪魁祸首，当场被处决了。施坦尼斯坦少校带他的部队回到吴淞军营，让这些当苦力的士兵从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把大炮拖回来。他们已经被重重地羞辱了一番，行进时尽管夜晚已经到来，但没有一个人再敢暴动了。

这支由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出来的部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他们的英雄事迹光速般传遍了整个中国。但是，随着名声的到来也出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同伴妒忌”，中国将军特别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德国军官的影响。为了招募新兵，中国的将军们会从清政府那里领到一大笔钱，这笔钱亦是他们最大的收入。因为，他是不是招募或者招募得很少，没有人审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把这笔钱偷偷放进自己的口袋。如今德国人在，将军们纷纷意识到政府花钱募兵，总会有验收的那天，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作势，要对抗这群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到处散布谣言，宣称中国士兵们该学的都已经学会了，是时候该由一个中国将领把军队从外国人手里拿回来了。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将军的阴谋竟然真得逞了——德国军事教官被中国政府解雇。这次阴谋和前几次发生在欧洲的类似事件不同，并非由俄罗斯人在背后主导。

施坦尼斯坦少校要将他的部队移交给李将军，两个人就部队交接典礼的内容交涉了许久。施坦尼斯坦少校坚持部队要持续地、以欧洲的军事习惯继续训练下去，李将军本人要亲自到吴淞来交接，部队当天在练兵场上就位；典礼上，即将卸任的指挥官会最后一次下达“举枪致敬”的命令，接着新上任的指挥官要喊出“右肩扛枪”的指令，代表着他正式接下领导一职。但这个大典对于李将军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能就待在轿子里不出来吗？”李将军问道。

“当然不行！”施坦尼斯坦少校回答着他，“在轿子里你不能下‘右肩扛枪’的指令。”

李将军只好叹了口气，答应骑着马出席大典。到了约定的部队移交的日期，部队从一大早就列队在练兵场上，但等到傍晚都未见李将军的身影。后来证实，当天早上李将军的确已经搭上了前往吴淞的船，不过一路上他看到一些征兆，使他认为当天是不吉利的日子，于是，他立刻下令返回。

但是， [6] 清朝乾隆</a></a>年间（1747年）张金惠考中举人，是年被选派去福建为官。上任那天长江口突发大潮，长江口的石狮子被卷入长江不知所终。张金惠在福建福安县居官清正，刚正不阿，为民拥戴。卸任后回老家常吟诗作文，他在屋前屋后栽植了十三棵银杏和无数松柏翠竹。十三年后银杏松柏均长成，张金惠却一病不起。死后家属依其嘱咐将其亲手栽的银杏松柏翠竹移植于坟旁，遂称“狮子林”。道光六年（1826）后，狮子林成了指行长江口来往船只的标志。光绪十五年（1889），两江总督曾国藩</a>在此修筑炮台称狮子林炮台。现在狮子林已划入宝钢厂区，原来的十三棵银杏在抗战时被日寇毁掉三棵，翠竹松柏同时被毁，余下近250年历史的十棵银杏，为国家二级古树名木，依旧苍劲，傲然见证宝钢的发展，几棵雌性银杏依然能结出银杏果！

[7] 这里应指职务“总兵”的意思，由于发音，作者误认为是姓氏。应为班广盛总兵。

[8] 《万岁！胜利者的桂冠》是1871年到1918年间德意志帝国的非正式国歌，此歌曾为普鲁士国歌，旋律来自英国国歌《天佑吾王》，故此国歌并未在德国全境流行，如巴伐利亚及巴登符登堡并不接受这个国歌。

[9] 《我是普鲁士人》是普鲁士王国于1830年至1840年间的国歌，本为一首爱国歌曲，由德意志音乐家奥古斯特·耐塔特（1793—1861）作曲，德意志诗人伯尔尼哈德·提尔什（1793—1855）作词。这首歌的正式名称是《普鲁士之歌》，在普鲁士时期乃至德国统一后都非常著名，其衍生作品《我是德意志人》后来成为统一后德国国歌的备选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