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王道台[1]的招待会，广东总督[2]的秘书_1898年的夏日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广东

广东总督本人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了，而他的继任者是李鸿章</a>）。他是一位非常虚弱、脑袋也不再灵光的先生，当他去沙面欧洲租界进行公务访问时（由一百五十个护卫陪伴，装备着木制的战戟，他们的到来使沙面充满了可怕的噪音），有时候会为突然忘记什么而惊讶，他会突然停止谈话并问：“我到底在哪里啊？”……

这对于德国领事柯纳粕博士来说可是非同小可，要跟这位白发苍苍的虚弱老者，协调海因里希亲王的外交访问，难度可想而知。所有的事情都因为双方的意愿错位和费用问题而陷入迷茫。之前早已在谈判时谈妥的细节，总督大人在拜访的当天，突然派信使给德国领事送信，说他不想在接见海因里希亲王的招待会上穿他的官服刺绣袍子。领事不接受这样的要求，按常理来说，德国皇帝的兄弟不应当被中国当局以随便的形式招待，总督老先生应该穿他的官服刺绣袍子。

这次拜访最后以相当完美的方式进行，海因里希亲王进入了黄色的轿子，这是只有皇帝和皇子才有的资格（道台级以上的公务员轿子是蓝色的，之后官阶的则是绿色）。从分隔广州及沙面的大桥开始，一直到总督官邸都有士兵驻守。在士兵背后，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上，有数以千计的乡民，他们对黄色轿子如此敬畏，鸦雀无声地肃立两旁，一直到总督衙门，人龙都是一片死寂无声。

全世界都知道，总督在广东其实是有名无权的，他不引导政府具体施政，事实上的行政首长和真正的领导者是王道台。王道台这个层级大约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他是广东总督的秘书以厘金[3]局长之名管理税收的官员。以《天津条约》为基础的海关，被罗伯特·赫尔特（Robert Hart）[4]先生和他的欧洲官员所拥护，但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否认，事实上已经逐渐背离了条约，产生了中国 中国村庄的私人冲突已经爆发过好几次了。一方是天主教徒〔主要是法国人〕，通过传教士及其背后的领事馆要求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则是新教徒〔主要是德国人〕，他们一直硬碰硬。现在，天主教传教士去法国领事馆告状，抱怨受到基督徒的迫害；而新教传教士则去德国领事馆告状，结果村庄中两派传教士的不和，就变成了德国与法国领事馆之间的外交事件。双方官员在事情发生后，因为不了解情况拒绝解释，这就使得这些法国传教士对国家报告说：法国领事馆不打算维护法国利益，德国领事馆却是热衷于保护自身的权益。德国传教士却对德国领事馆不能保护他们心生抱怨，他们把法国人的方式当成自己的榜样。

关于传教士的事情可谓罄竹难书，你看不出来用武力把一群已经浸淫在儒释道中的人改信基督教的必要性何在？有个在广东的人跟我说，他听到一次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国人对传教士说：“你们到底在这里要什么？我熟读你们的《圣经》，它包含了所有孔夫子教导过我们的观点。你们的宗教就像我们的一样，都是劝人为善；不过，我们孔夫子比你们基督教主还早了五百年……”台奥多尔·冯塔纳[6]也说过不中听的话：当我读到有传教士又被杀害时，我会为这帮家伙感到可怜；但是，原则上我并不同情他们。我觉得一个鞋匠的儿子，想要让四万万中国人改信基督教，这是相当的自以为是……）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王道台吧。当我让他把对法国的看法倾诉完后，我问他：“那德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他回答得很简洁：“中德关系相当友好，德国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不是像其他的列强一样，你们是以友好的方式考虑自己的要求。”“那日本呢？”我问，“中国会忍辱负重默不作声吗？有没有可能会有报复？”这时，道台显得有点尴尬。他沉思了一下，接着公开地说：“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严重落后，我们还无法对日本展开报复之战。不过等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我们再来看看吧！”

“我现在知道，中国的高官对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想了，我很高兴听到许多您的原创见解，以及你们的智慧！（王道台微笑，点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知道中国普通大众是如何看待中国与欧洲关系的？”

王道台看起来相当吃惊，甚至，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又让翻译重新说了一遍。然后他思考良久，最后回答道：“中国大众对于最近的事件所知甚少，并且没有很多机会对公共生活的议题形成意见。不过，大众有什么想法也是多余的，官员们有意见就够了。官员做事，人民听从！”

当我最后听到如此饶富意义的治理国家的理术后，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我想要从座位上起身，这似乎是拜访结束的征兆。只是我们拜访开始时的茶杯还动也不动地放着，茶被装在瓷杯里，杯子在金属碟子上，每个杯子都有一个倒置的陶瓷碟子盖着，这样茶一直到访问结束都是温的。当然，这里面没有加糖或是牛奶，位于茶杯底的茶叶是浅绿色的，清新芬芳，虽然有一点儿苦味。把盖着茶叶的杯盖稍微打开，我一点一点啜饮着，这样就不会让茶叶跑到嘴巴里去了。

我们同一时间喝茶，也在同一时间喝完；我们同时从座位上起身，接着就是鞠躬，微笑，中国式的握手。王道台陪我们来到大门口，我们陆续都上了各自的轿子。道台来到每个轿子前面，对着我们一一挥手；接着他和所有人一起站在庭院中，跟着我们的轿子一直到把我们送出大门口。

我们没有回头。想必他还在那里，一直对着我们挥手。

* * *

[1] 王存</a>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杭州人，清末政府官员、藏书家。光绪十五年（1889），担任清朝广州府南海县知县，王存善是著名的贪官。他善于理财，担任海口厘金局总办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获得数百万资产，大量购买房产，被称为“王半城”。1899年3月，广东补用道王存善被两广总督谭钟麟委派到香港勘探新界。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与骆克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1900年移居上海，获盛宣怀赏识，加入招商局。1907年至1908年任招商局总理，以后历任邮传部会办、总稽核，招商局董事等职，清朝灭亡后王存善仍然拒绝剪辫，其子王克敏专长财务，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死于狱中。

[2] 此处应为两广总督，应是作者不了解情况所致。指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原名谭二监，中国湖南茶陵人，清朝末年政治人物，中华民国政治家谭延闿之父。曾任两广总督，任内镇压了杨衢云、孙中山</a>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下令当时的南海县知县审理陆皓东等革命党人的革命事实。

[3] 厘金，从清朝太平天国之乱开始至1931年废止的一种商业税，因初定税率为一厘，“百分之一”为一厘，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

[4] 此为德语音译，英语译为罗伯特·赫尔特。

[5] 指门神。

[6]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1819年出生于胡格诺教徒家庭，6岁成为药店学徒，20岁写出处女作，在莱比锡进修。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1849年从药店辞职成为全职作家。代表作有《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