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战争的目的时,必须明确地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之间的差别弄清楚。这两种目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又紧紧地彼此联系着,因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
“目标”这一术语,尽管应用得非常广泛,但并不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名词。所谓“目标”,既有物理性的含义,也有地理性的含义,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所以,在使用时最好有意识地把它区分一下:当问题涉及政治范畴时,我们用“目的”这个名词,当问题涉及到武装力量的使用时,则改用“军事目标”这个名词。
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己一个方面的观点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即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对于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国家和仅为自卫而战的爱好和平国家来说,这一点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对于“比较好的和平状态”的看法,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负责解决战争问题的人,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往往忘记了国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军事目标。结果,在每一次战争爆发以后,政治目的反而会常常受到军事目标的制约。人们把军事目标当作是最终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手段。
而且还有更坏的情况。由于不理解政治目的与军事目标之间的正确关系,不理解政治和战略之间的正确关系,军事目标往往被曲解了,变得过于简单化了。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最近200年来军事思想的发展,了解一下有哪些观点,以及其变化情况。
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这是大家普遍公认的,在所有的军事条令中都写了这一条,在所有的军事学校里都教着这一条。人们把它当作是军事学说的基本规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对此提出怀疑,担心军事目标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去适应国家的目的,那么,他马上就会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认真研究各参战国家的官方文件,阅读一些军界领导人物所写的回忆录,特别是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由于有了最新的经验和现代化的条件,现在又到了重新审查某些观点的时候了。例如,关于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这类术语的概念,需要加以修订。我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应由陆海空三军联合组织力量来进行,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是因为,当前对于军事学说的各种观点,是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的。
经过重新修订的理论,应使其基本原则适应于现代条件的需要。因此,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使理论的概念更加充实些。基本思想就是:以“战略性战役”这一术语来代替“会战”这个术语,因为“会战”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现时代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有可能发生会战,但它已经不是目的本身了。在这里,我要重复早先作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得到了充分肯定的。这就是:“战争中的真正目标,不在于寻找敌人进行会战,而在于建立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说,这种态势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取胜,那么再继而进行一个会战,就可以很有把握地保证夺得胜利。”